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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做社工的人要更加敏锐些，好几位社工师友来问我近况，又不约而同地问：“吃饭睡觉怎么样？” 有这个行当的朋友是幸运的，至少都会一点点倾听，比常人多一点点耐心，明白经历困境的那一点点常识。
每年到了做展览的时候，我都会鬼使神差拿出一些专业书来看。这两天看了一点艺术治疗的，看了一些精神健康的。游离在制度外，站在专业和非专业之间，一方面有很大的自由，另一方面却也十分尴尬。这里就不赘述了。
另外一个这两年很强烈的感受就是许多学科内部习以为常的概念到了民间实践里面可能非常新鲜。比如说同伴支持这个概念，我从三个不同的民间自助互助组织那里听说了，他们都是抱着很兴奋的态度与我分享的。我惊讶的并不是闻道先后，而是惊讶于我自己以为常见和基础的概念在其他实践经验未必比我少的地方并没有得到普及。似乎有个信息鸿沟。另一方面，从具体实践来说，过去其实也有人在做类似的，但没有系统地反思和对实践的优化，也缺乏对效果的评估。这只是一个例子，其他还有很多。
更常见的现象是，一些实践者自己摸索出了些经验，开始自己发明一些理论和概念，去包装去推广。这是信息不对称和行业交流缺乏的结果。最后就会有一种“民科”感，不少细节经不起推敲。但很难去一味苛责，因为在缺少氛围缺少支持下自己做，很可能最后就会这样。反复试错也比那些尸位素餐的要可爱些。如果学科内实践、制度内实践和民间实践的壁垒早一点打通，其实对大家都有益。
颠簸了五个小时来到上海，坐大巴车的乘客们被判了五个小时的有期徒刑，扭曲着四肢试验各种和座椅相处的方式，好让自己舒服一点。出站无需出示健康码，没有测温也没有安检，反而不太适应了，好像偷偷占了便宜一样。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找地铁，又遇一场暴雨，路上不平，连拖带拽，十分狼狈。许多地方没有无障碍设施，只能咬牙上下楼梯。一大片乌云在天上，走在水里像走在海里。有个岗亭像浮岛一样在海里飘着，穿制服的几位兄弟靠在门边休息。望着这些风雨之中有庇护的人，生出一点羡慕。阵雨过去了，还没有找到地铁站。一个拄双拐的男人擦肩而过，突然想到，如果双手都要拄拐，打伞也挺不方便的。我并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象对方的境遇，毕竟此刻我也十分艰难地在挪动。总算来到了地下通道，躲避风吹雨淋的避难所。两边都是做小生意的商铺。一个卖衣服的店主正在对她的客人演讲：“看清楚了这可是棉的，哪有像你这么还的，一些老太太来买精打细算也就算了，年轻人怎么也这样子……”我匆匆过去了。地铁闸机还得用大都会才能扫码，地下网络不好，使劲折腾一番，又下了一段该死的台阶，总算上了地铁。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争个先。比如“第一”“首个”，可是真的做一番调查就会发现许多领域早有先行者。好比最近我要做的影像展映，我想好的文案是“可能是中国第一个精神健康主题影像联展”。为了多一点人来看，也用了第一，但前面加上的“可能”是我没办法确定前面有没有人做过。至少就资料来看，香港就有过一次思觉失调主题的展映。第一个做的人往往比较孤独，能对话的伙伴和机会都太少。垦荒一样在一块地上劳作着。后来看着地里热闹起来，沉寂下去，再热闹起来，能说话的人似乎多了点，但孤独感并没有减轻。但最终都是要看内容的，行业尚未形成，犯不着论资排辈。话说回来，如果是为了和投资人或赞助商沟通，这些夸张一点的说法无可厚非。或者我们这种可怜巴巴求点观众来看的，用一点新媒体话术也勉强情有可原。但假设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先有了这个概念，就显得单薄和浮夸。另外一种策略就是可以为第一加上定语。比如第一个由怎么怎么样的人用怎么怎么样的方式做得什么什么事，就具体且妥当多了。太抽象的第一总给人以拔高之嫌。到这里突然想到了这次合作伙伴的宣传里也有个第一，不过这个我倒真的没什么好指摘的，毕竟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在做事了，而且多年来也一直比较低调。作为前面开路的人，如果能一直坚持着探索和实践，也算对得起这“第一个”了。
明天去看展览场地。上海的伙伴安排了丰富的行程，我们要跑不少地方。最近挺焦虑的，因为场地没定就意味着展品没定。说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的确是有了场地我才能去做展品。担心时间不够用，也担心自己才思枯竭，到时候吐不出象牙。影像部分，现在和导演们要的基础资料都差不多了，还有两位需要催一催。访谈也完成了三分之一，为了大家更好地和影片对话，尽可能多地安排了访谈。找了一些自媒体作为传播伙伴帮忙转发，说起来这也是去年的经验教训。去年宣传做得很一般，处处求人结果求错了人，那些靠流量赚钱的不应该求的，因为人家要靠这个吃饭的，我们没有名气也没有钱，啥也提供不了，去求人是让人为难。今年邀请的伙伴都算是偏公益的，谈起来都还算顺利。去年惨淡的宣传里面比较令人感动的是我的朋友私信了豆瓣上粉丝挺多的一个作家邓安庆，请他帮忙转发我们的活动，结果人家真转了。这对当时四处碰壁的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谢谢他。我清楚有许多人需要我们的活动，但是如何把消息传递给他们，是一个挑战。还是那个感觉，太久没社交，每天和大量的人来来去去说话，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