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基于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
点击上方“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可订阅！
【本文作者】
杨天宏，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付天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杨天宏
摘要
巴黎和会召开后，国人对苏俄的认知曾经历巨大变化。由于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基于苏俄“平等待我”的认知，对应“反帝”“反军阀”的现实需要，“联俄”成为多数国人的选择。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初期成长及国民革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其历史作用值得充分肯定。但“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疏离，使时人思考这一外交及政治决策的利弊得失。稍后中国知识界发生“仇友赤白”论争，表明部分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已发生变化。中苏建交后苏俄未能完全履行承诺，导致中东铁路危机，中苏之间发生战争，改变了国人对苏俄的认知，“仇俄”情绪急剧上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到苏联诸多切实的援助，国人的认知才周而复始，逐渐回到“友俄”的轨道。
关键词
民国时期；民意调查；苏俄崇拜；认同转移
中苏国家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内中外之间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苏俄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涵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历久不衰，直到苏俄自身的存在已成历史，仍可明显感受。
近代中俄及中苏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近代前期，在国人的国际关系认知中，俄国威胁中国的“北极熊”形象一直存在。林则徐于鸦片战争之后发配新疆，对西北地理及边疆政治进行考察，深感西北边防须未雨绸缪，认为中国虽面临西方列强威胁，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1]林氏这一思想，为晚清众多政治家、思想家继承。[2]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巨变。李鸿章为抵制日本，玩弄“以夷制夷”外交，一反林则徐以来的“防俄”主张，推进“联俄制日”，与俄签订“密约”，两国秘密结盟。但此时反清革命已开始发动，革命党人选择的是联络欧美及日本的外交路线，尽管此后梁启超声称“自美洲归而梦俄罗斯”，主张效法俄国实施“开明专制”，但政治及外交上的西方路线仍是清季国人的主流选择，中华民国的建立则使这一选择成为现实的存在。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两年后作为“一战”善后的巴黎和会召开。这两大事件导致中苏关系发生重要转折。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以及因认定美国“背信弃义”而产生的对西方的心理排拒，加之因苏俄承诺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换取的对苏俄的好感，为“联俄”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以苏俄为依托的国共合作由此展开，国民革命期间，国共两党竞相联络苏俄。随着国民革命逐渐展开，影响所及，“联俄”与“反帝”一度成为中国外交思想的主旋律，列宁则取代曾经的“世界上第一个好人”[3]威尔逊，成为国人心中的“世界第一伟人”。同期大量民意调查清楚印证了中苏关系史上这一重要变化。
不过友俄、联俄的状况并未维持多久。其原因在于，“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的疏离使部分国人对“联俄”进行反思，导致认知变化。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宁汉合流，国民党政府对内反共，对外排俄，中苏之间又因中东路危机一度触发战争，直至断交，国民政府遂调整外交政策，开始向美、英等西方国家靠拢，中苏两国关系一度恶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得到苏联众多切实援助，对俄民意才重新朝着“友俄”方向，逐渐回归。
中苏关系是近代最重要的中外关系之一，极具研究价值，曾引起学者高度关注，所作研究堪称具体深入。但既有研究亦存在明显缺憾，主要表现为重视国家间的利益之争，却相对忽略促成国家关系变化的观念及社会心理的因素。中苏早期关系史上呈现的近乎周而复始的变化，除了作为国家关系基础的国家间利益冲突在发挥作用之外，民众观念及社会心理的作用不可低估。[4]然而，既有研究注重依靠传统意义上的“史料”做事实重建，却殊少注意到在中苏关系变化过程中国人对苏俄的认知与心理变化所起的基础作用，致使既有研究虽在事实重建层面取得较多成果，在解释层面却明显缺乏宽度和力度。
本文拟以北洋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两个时段各地民意调查提供的数据为依据，[5]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维度，研究斯时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为同期中苏国家关系的亲疏合离，提供社会心理的研究基础及历史学的解释。
巴黎和会
一、由美徂俄：北洋时期问卷调查中的与国认同变化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遭遇东、西列强连续不断的侵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传统“宗藩关系”维系的周边“与国”除外，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大多对中国怀抱政治、经济野心，是中国的“敌国”。能够被国人视为“与国”的国家甚少，美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之一。[6]
近代中国实施“联美”外交与国人对美国的认知有关。早在1861年1月，朝廷征询疆吏对“夷务”的意见，曾国藩在复奏时特别谈到对美国的认知，指出“驭夷之道，贵识夷情。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吉利狡黠最甚，法兰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米、法，尝与英夷争斗，为英夷所惮。米唎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或且输诚而忄匿就于我”。[7]曾国藩这一思想，奠定了晚清“联美”外交路线的“夷情”认识基础。稍后清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第一批公派出国的国家确定为美国，乃是曾国藩“联美”外交路线最早的尝试。
对于中国的示好，美国回馈积极。美国是首倡庚款办学的国家，此举曾博得国人的极大好感。虽然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因拒绝废除《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条款》，一度引发中国广泛的“抵制美货运动”，但威尔逊当选总统之后国人对美国的观感为之一变。[8]在威尔逊主持下，美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西方国家。作为回应，中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决议，感谢美国政府对中华民国的承认。[9]中国代理外长陆征祥甚至呼吁中美两国建立“更密切的盟友关系”。[10]良好的关系使美国成为中国亟欲在政制上效法的国家。辛亥之后中国政制转型，按照孙中山等人自兴中会创建以来一贯的政治理念，就是要建立像美国那样的“合众政府”。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的榜样是美国。”[11]在现代国家建立初期，美国对中国新政权的政制示范，甚是明显。
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之时正值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一段时间内，中国舆论掀起一波“威尔逊热”。《东方杂志》充当了威尔逊及其思想的吹鼓手。1913年，该刊登载一篇《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的译文，称威尔逊总统为“美国伟人”，赞其“尊崇美国法律，常独居深心，抱乐观之主义”，说他任新泽西州州长时，“令闻所播，全国倾心”。[12]同年，《东方杂志》连载威尔逊的《新自由论》，极力渲染威尔逊新自由主义“政府者本属于人民，故各项政策，人民皆有权以断定之”的核心思想，强调其要义在于“还政于民，让人民参预政治”。[13]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曾购买威尔逊这一著作，认真研究。[14]1915年，《民权素》杂志在介绍威尔逊轶事时慨叹：“美国大总统威尔逊，近世列强元首中之卓著者，固为世界所共知，无待赘言。”[15]民初中国舆论中的威尔逊，已俨然一位“公正无私的伟大政治家”。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1918年11月2日在众议院演说中表示，中国要“以美国威大总统所主张为主张，亦即以世界人类共同之主张为主张”。[16]11月30日晚，北京学生举行提灯游行，不少人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17]对美国的仰慕，可见一斑。
然而，国人对美国的认同在巴黎和会之后骤然改变，苏俄取代美国，成为国人认知中应当首先联络的国家。这一时期大量的民意调查可以清楚说明这一变化。
近代中国民意调查依托社会学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始于1920年代初。中国最早的民意测验可能是日本人在中国所办《顺天时报》1922年8月举办的“理想政府各员选举”民意测验。[18]该报举行民意测验后，《密勒评论报》《京报副刊》《南洋周刊》，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东南大学、湖南妙高中学、湖南长沙湘江学校、武昌高师，以及旅京湖南同乡会等，均陆续组织民意测验。[19]在所有这些民意测验中，北京大学于建校25周年之际举办的民意测验，因其参与者众，设问范围广，有诸多具体提问涉及中国民众对苏俄的认知，具有社会史与思想史两个维度的参考价值。
北大民意测验的问题包括：1.你对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2.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3.你对于此次政府颁布宪法，应取什么态度？4.下列各种方法，你以为那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制，外国共管，国民革命？5.俄国与美国你以为谁是中国之友？为什么？6.你心目中（当今）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那几位？7.现在中国的日刊、周刊，你最爱看那种？8.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那一种？9.你对于目前学生运动有何意见？10.你最爱做何种消遣？[20]
以上10个问题中，第5、6、8三题直接关系国人对苏俄及美国的认知。兹将这几个问题的投票结果列表展示并分析如下：
由表1可见，主张“俄国为中国之友”者共得497票，占该问全部有效票数842票的59.0%；认为“美国是中国之友”者为107票，占该问总票数的12.7%；认为“俄美均非中国之友”者共226票，占总票数的26.8%；认为“该二国均为中国之友”者12票，占总票数的1.4%。比较俄美两国得票数可知，俄国已远超美国，获得中国各界人士的高度认同。[21]
如果说北大民意测验第5问直接反映了国人对苏俄的认知，那么第6问则从伟人认同角度，间接透露出国人对苏俄的看法（见表2）。
表2所列得4票以上（含4票）者凡20人。另有得票不及4票者21人，其中许斯、爱罗先柯、大杉荣、牛顿、达尔文、释迦各3票；布拉雅惹克、布利克斯基、多士多娃斯基、纳尔逊、福禄特耳、岌诺维耶夫、卢森堡、里布克内亚、爱迪生、尼采各得2票；基玛耳、葛利普、詹姆士、马丁·路德、亚里士多德各得1票。
合计入围“世界大人物”者共41人，投出有效票521张。从票数上看，国人心中的“世界大人物”数量众多，票数分散，惟列宁独得227票，占全数之43.6%，遥遥领先其他入选者。国人心中曾经的偶像威尔逊退居第二，得51票，仅及列宁票数的22.4%，其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已明显被列宁取代。[22]以国别论，俄国入选9人，共263票，占总票数的50.5%，美国入选9人，得142票，仅及苏俄的53.9%，合计美、德、法、英及印度数国所得投票，尚不及俄国一国，以致主持这次民意测验的朱悟禅也感慨说：“然则世界头等大人物，不能不算出在俄国矣。”[23]
与国人认知中的“友好国家”判断形成支撑关系的是政治思想主张的变化。北大问卷调查第8问为：“现在中国流行关于政治方面的各种主义，你相信那一种？”结果信社会主义者最多，共291票，占该问有效票数622票的46.8%，信三民主义者次之，共153票，占该问有效票数的24.6%。由于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存在内涵交叉（孙中山曾多次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而实际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应超过直接表示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数。尽管“社会主义”鱼龙混杂，但各种社会主义蜂拥而至，毕竟壮大了苏俄实施的“社会主义”的声威，使之在中国赢得众多支持者。
无独有偶，《密勒氏评论报》稍早做了一次名为“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民意调查，其中一些数据，可从另一角度印证北大的调查数据（见表3）。[24]
在当选的12位“大人物”中，主张“联俄”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独获1315票，排名第一。位列第二的冯玉祥思想激进，与苏俄暗通款曲，接受其军政援助，也得票甚多。排名第4的王宠惠、第6的蔡元培及第7的王正廷，都是“联俄”外交的推进者。甚至此时的胡适，对苏俄也表现出善意。《密勒氏评论报》此次选举，除前12名及次12名当选者之外，还对其他被选举人做了分类统计和排序。政治类有40人得票在4票以上，其中国民党有12人入选，包括汪精卫、徐谦、胡汉民、马君武、孙科、于右任、居正、许世英、廖仲恺、张继、戴季陶、马素等，大多亲俄。在此40人中，积极主张“联俄”的汪精卫和徐谦排名第一与第二，尤其引人注目。在文化教育类入围的48人中，已经走上“联俄”路线、接受苏俄指导的中共领袖陈独秀独得148票，排列首位。[25]
《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在华办的英文报刊，被认为具有亲美倾向。其选举结果出来后，引起各方关注。《民国日报》以《密勒氏报十二名人选举揭晓》为题，报道该选举的结果，称这次民意调查“孙中山之裒然居首，独获最大多数，尤足征为民意所归，非偶然也”，并以《孙中山先生居首，得1315票》为副标题，加以报道渲染。[26]此时的孙中山已公开走上“联俄”路线，能在美国人所办报刊的民意测验中夺冠，获得最多支持票，说明国人已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孙中山的政治与外交选择。
如果说《密勒氏评论报》的民意测验系外国报刊举办，且提问未直接关涉苏俄，北大的民意测验虽涉及苏俄，却系学术最高殿堂中人的问答，未必能反映其他知识界人士的意向，我们不妨看看长沙湘江学校的情况。
该校于1924年周年纪念日举行民意测验，共出4个题目，其中第4题的题意是中国外交应如何开展。测验结果共收回有效票130张，包含4种答案，票数如下：甲、赞成“远交近攻”者38票；乙、赞成“联美制日”者16票；丙、赞成“联英美日法抵抗俄国”者7票；丁、赞成“联俄及印度朝鲜等抵抗英美日法”者65票；其他4票。其中甲、乙两问答案与苏俄关系不大。直接涉及苏俄的答案为丙、丁两项，从中可见，赞成联合英、美等国抵抗俄国的只有7票，占全部票数的5.38%，而赞成联合苏俄等国以抵制英、美等东西方列强者有65票，占50%。参以其他问题中诸如“赞成打倒军阀及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者”，“赞成废总统制改为委员制以免纷争者”，“赞成打倒军阀之后台老板帝国主义者”一类答案，可见该校师生联络苏俄的倾向。主持人说，以上所录“是此次民意测验答案之统计，由此也可知道湘人的心理了”。[27]虽以一校之测验推知湘人心理，未必恰当，但“略见一般”的认识效果，也是可以产生的。
这一亲俄政治倾向随着南方国民革命向北推进而有所发展。1926年《京报副刊》所作“新中国柱石十人”民意测验，进入前10名的大半都是“亲俄”或是有“联俄”政治倾向的国民党人。其第1到第10的排名为蔡元培、汪精卫、蒋介石、吴稚晖、冯玉祥、王宠惠、陈独秀、李烈钧、于右任、徐谦。女界得到一定票数入选分类“柱石”者共3人，分别为何香凝、宋庆龄和刘清扬。[2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对民意测验批评较为尖锐的人也参与了此次投票。例如张申府就投了票。他选的“柱石”分别是徐谦、蒋介石、吴稚晖、鲁迅、蔡元培。[29]这些人大多亲俄或一度主张联俄，可见不同的投票人对苏俄已有逐渐趋同的认知。
北洋时期的各种民意测验受到各方广泛关注。很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在民意测验中占据上风，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对民意测验结果的报道尤为起劲。《密勒氏评论报》民意测验的结果出来后，《民国日报》立即大肆渲染，指出从选举结果看，在进入“12个大人物”“次12名”及位列25名以下40个“政治类大人物”中，国民党共有16人，占三个档次“大人物”总数的25%；共得6372票，占64人所得总票数16166票的39.4%。报道中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对北京大学的民意测验，《民国日报》评论说，北大于建校25周年之际举行的“民意测验”，有三件事有为读者报告的价值，其中外交方面最值得报告的是“民众对于苏俄极表亲密的态度”，这次测验参与者众多，“最可观处，是军界的同胞、警工界同胞、商界的同胞，都要和俄国相友”。至于“你心目中世界的大人物是谁”一问，列宁得票共227张，几乎占全数之半；“以国别论，俄国共入选9人，全数497张票中，让他们把263张占去，足征民众对苏俄非常表示好感”。[30]
《民国日报》的报道分析，虽带有政治宣传色彩，但指陈的国人越来越明显的“联俄”“友俄”倾向，与调查数据完全吻合。
南京国民政府
二、苏俄崇拜：印证调查结论的认同变化事实
不过北洋时期的民意调查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民意调查主持人的倾向性有可能对民意形成诱导；另外，调查覆盖面相对狭窄，也难以借窥全体民意。
北大民意测验的主持人朱悟禅说：“此次（调查）所发诸问，多偏重现在中国政治方面，于以见一般人观念如何，固非专为某一方面而发者，故诸问不敢稍含暗示之意，以存其真。”[31]然而要避免调查中的倾向性却十分困难。以北大的调查为例，此次调查是由北大学生会负责人金家凤、朱悟禅等主持，当时的北大学生会已呈现外间批评的“赤化”倾向，党派活动活跃，其中一些党派直接或间接接受苏俄和共产国际指导。在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文件中，有很多指令相关党派从事政治宣传的文件，提示由北大学生会主持的民意调查可能带有宣传性质。[32]《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人在华办的英文刊物，读者群与一般报刊不同，选出的“大人物”偏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和基督徒，当时就曾遭受各种批评。《京报副刊》民意调查也因主持人的政治取向影响调查结果，受到批评。[33]虽然主持人做了辩解，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而参与者有限，亦影响到民意调查的代表性。[34]
由于调查中存在这些问题，研究者便不能单纯依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数据，而要结合历史学素重的事实材料，对调查反映的民意倾向，加以印证。一旦研究者做此努力，便可发现，相关印证材料可谓俯拾即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比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更具吸引力。毕竟美国是新兴世界大国，美国的参战直接促成了协约国的胜利，威尔逊描绘的世界新秩序更是激发了世人无穷的想象力，吸引了全世界政治精英的关注，无论这些政治精英彼此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有多大差异，都无一例外地拥护威尔逊主义，对列宁主义则不屑一顾。[35]奥古斯特·海科谢勒说：“通过在所有方面去完全彻底地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威尔逊已经成为西方的斗士——反对列宁主义的威尔逊主义的斗士。”[36]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显示，1911至1919年《申报》中“威尔逊”的检索结果为1527条，“列宁”的检索结果仅3条，[37]说明威尔逊的影响远超列宁。
然而在巴黎和会召开后威尔逊与列宁的角逐中，曾经受到国人疯狂追捧的威尔逊遭遇空前惨败。中国社会各界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之后，很快倒向亲苏立场，列宁领导的苏俄取代威尔逊担任总统的美国，成为多数国人心中的理想圣地。
以北大为例。当时正在北大读书的罗家伦从世界潮流变迁的角度讴歌俄国革命，称其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他认为世界革命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政治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这是世界潮流，不可抵挡，中国迟早会被“世界新潮卷去”。[38]另一位北大学生傅斯年对俄国革命寄予无限希望，认为苏俄式的“社会革命”必将取代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和政治革命，成为新的世界文明趋向。他表示：“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他做引子。”[39]北大历史系教授陈翰笙则从国际关系现状的角度论证中国“联俄”的必要，认为“联俄”对中国利多害少，因为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处处被不平等条约束缚，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苏俄在“主义”上与帝国主义者对立，在“利益”上希望中国能牵制英、美各国，故中国与苏俄有着共同利益。[40]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认为，俄罗斯的革命立于社会主义之上，是社会革命并带有世界革命色彩。与此前的革命明显有高下之分。[41]曾经留学法国、此时在北大任教的张申府也感觉“一战”之后，“欧洲一时是无望的，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认为“最好的希望是中俄之联合”。[42]
清华校园文化迥异于北大，因系美国退还庚款所办，有一定的亲美倾向，但在对苏俄问题上，仍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表现出亲善立场。当时在清华执教的钱端升就极力主张“联俄”，认为苏俄是英、美等帝国主义者的仇人，不管其实际状况如何，“它对于中国打倒帝国主义总是多利少弊”，“所以只消他一日反对英、美等几个头号帝国主义者，我们要一日同他好，即使吃了他几个小亏，我们也得忍耐些”。[43]另一位清华教师张春彭则敏锐地发现，因实施联俄，国民党开始在北京得势。由此他预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44]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载文从进化论角度对主张联络“激进的”苏俄作了理论说明，指出人类社会是进化的，没有激进就没有进化，因人类都有惰性，如果没有“激进派”帮助克服人类天生的惰性，社会就不能进步。今日人们把苏俄式的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样视作洪水猛兽，“安知这何尝不是后日的安乐窝呢”？作者“默祝”主张苏俄主义的人，“独排众议，勇往前进”。[45]
对苏俄的关注及认知并不限于知识界。一些政党团体也试图领风气之先，做出亲近苏俄的政治姿态。以国民党为例。该党的民生主张与苏俄的社会主义具有内涵交叉，这使国民党人很容易在思想上倾向苏俄。[46]孙中山曾说，在自己身处逆境的时候，苏俄是他“唯一的朋友”。[47]顾维钧注意到，孙中山与苏俄之间已建立“实际上相当于联盟的关系，由苏俄提供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援，供孙中山博士进行第二次或第三次革命，夺取政权”。[48]正因为与苏俄存在特殊关系，孙中山才按照苏俄模式改造国民党。列宁逝世时，孙中山下令广州城哀悼三天，[49]并发表演说，认为俄国革命的奇功伟绩，为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称列宁为“革命中之圣人”。[50]孙中山在同期国内的各类民意测验中稳居榜首，其对苏俄的立场以及对列宁的高度赞誉，直接影响到他的众多追随者。
后来被说成是国民党“新右派”、此时立场还有些偏“左”的蒋介石，也极力主张“联俄”，他曾结合广东革命的实际分析其好处，认为国民政府能够存在发展，“可以说完全是从我们总理实行中俄联合的一点成效。时代变迁的影响，中华民族的觉悟，本党同志的决心，和群众的力量，固然对于革命党进步的地方很多，但是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51]蒋介石甚至表示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和德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52]至于汪精卫，其对苏俄的亲善更不待言。
由于孙中山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积极推进“联俄”政策，刚厕身“革命队伍”的李宗仁一到广州，便感受到浓厚的“崇俄风气”。他说当时“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大有一识荆州便足骄人之慨”。[53]
通过知识界人士的论证及国、共两党的宣传鼓动，对苏俄的亲善情感很快形成强大的社会心理共振，在中国南北各地迅速弥漫开来。1924年，威尔逊和列宁先后逝世。胡愈之发表《李宁和威尔逊》一文，对这两个世界性人物在国人认知中地位的转换，做了如下分析：
李宁（列宁）与威尔逊同为二十世纪的大理想家，大政治家，但是这两大伟人的同时陨落，却使我们生无穷今昔之感。在五年前，威尔逊挟了他著名的十四条，到巴黎和会出席，那时是何等的风光，大家都在那里想，以为有了“摩西再世”，人类的平和幸福是不用忧了，欧战终了后，各民族都得享太平的福了。便是远在东方的我们中国人，也把威尔逊大捧而特捧。那时的李宁呢？还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便是知道的，也不过说他是‘过激派乱党’的头领，……可是过了五年，只有五年，情形却已大不相同。威尔逊死后的声名远不及以前的煊赫，世间再没有一个疯子把他当做摩西看待了，他的十四条，毕竟还是骗人的，现在已没有人再上他的当了。……李宁呢，可就两样了，他现在成为无产阶级的救星，成为亿兆人民所膜拜的偶像。[54]
国人对苏俄的热情集中表现在促成“无条件承认苏俄”的努力中。稍有国际政治常识者都知道，对于存在利害关系的国家而言，外交都应该是有条件的，但中苏建交谈判却成为一个罕见的例外。[55]1923年底，加拉罕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来到中国，交涉中苏建交谈判。中国国内友俄、联俄的呼声再度高涨。《晨报》发表社论，呼吁中国无条件承认苏俄，主张中俄之间的局部问题，如中东铁路问题、外蒙古问题，“尽可于承认之后，从长磋商，万不可抄袭帝国主义外交之蓝本，以此为卖买”。[56]北京大学教授蒋梦麟等47人致函顾维钧、王正廷，要求“即行恢复中俄国交”。在1924年中俄交涉期间，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干事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民权运动同盟、各团体联合会等20余团体联合给北京政府外交部施压，试图促成北京政府承认苏联。3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开会讨论中俄交涉，给反对无条件承认苏俄的顾维钧发出警告函，指责他受政客指使，为法、美拨弄，丧失独立的外交精神，声称“一息尚存誓必力争，赵家楼故事可为殷鉴”。[57]
一些军阀也纷纷接近苏俄并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吴佩孚就一度对苏俄表现出极大热情，早在1920年苏俄发布《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表示要取消帝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吴佩孚就派出3名使者前往苏俄，会见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商谈两国关系，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优林使团也派代表与吴接触。[58]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59]直皖战争之后，通过白坚武在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李大钊介绍，苏俄代表曾多次前往洛阳，与吴达成相互理解，促成了苏俄代表策划的京汉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合作，允许中共在其辖区、特别是铁路工人中展开活动。[60]冯玉祥的亲俄立场更是人所共知。[61]按照颜惠庆的判断，冯的“后台”是俄国。[62]故冯甫到北京，京城内外便有“赤党”散布传单，苏俄式的委员制主张也在这时为人提出。[63]甚至奉张方面也主张从速承认苏俄。[64]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国家民意机关北京国会的议员，也表现出明显的反映或顺从民意的倾向，主张与苏俄接近、从外交上承认苏俄。参议院议员雷殷、众议院议员胡鄂公等曾直接提出议案，主张“无条件承认”苏俄。国会议长吴景濂对“联俄”也十分热衷，在会见加拉罕时曾表示希望中俄两国“携手抗击侵略主义国家”，并说中国虽不统一，但在外交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不尊重多数民众的意志。[65]
一时间，亲俄或“联俄”的空气四下弥漫，不分南北，无论东西，近乎举国一致。加拉罕到北京后，所受欢迎大大超出其意料，曾表示：“环顾中国，愿与俄国了解者，不独北京一隅，全国各派皆具此意。”[66]这一亲善的氛围，给中苏建交谈判提供了便利条件。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对此深感忧虑，他说：“当时，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的中心和堡垒而著称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多次为加拉罕先生举行欢迎会和宴会。因此，他是在十分有利的气氛中，于1923年底出现在北京的。”[67]
可见，民意调查反映的国人认知中“由美徂俄”即列宁取代威尔逊成为国人心中政治偶像这一认同变化，具有相当的可信度。[68]
中国各界主张“联俄”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北京国立八高校师生主张“联俄”，甚至带有争取将庚子赔款俄国未交付部分用于中国充教育基金以解决教育经费拮据的考虑。[69]对当时多数国人来说，“联俄”并不一定是出于对苏俄政制与主义的认同，而是出于抵抗列强侵略、捍卫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反帝”成为国家民族的重要诉求。唐德刚说：“‘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20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70]唐德刚此言，说出了当时多数国人的心声。出于“反帝”的需要，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美国驻华使馆中文秘书裴克（Willys R. Peck）稍后观察到，“在政治中引起民众关注的最简单、最保险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排外，所有的中国政治派别都以此策略来“确保民众的支持”。[71]颜惠庆甚至将民族主义上升到“宗教”的高度，[72]可见其在当时国人思想及信仰中的地位。
但民族主义的既有理论包装（如“夷夏之防”）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反帝”需求，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主张也显得苍白无力。盖威氏的“民族自决”理论上虽可“放之四海”，但真正的关怀却在欧洲，威尔逊最终在巴黎和会放弃中国，除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外，也与其关怀所在有关。而列宁的“民族自决”却关怀到了亚洲。当时国人虽未必在这个层面理解和认识威尔逊狭隘的民族自决论，却都明显感到他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故对列宁的理论更感兴趣。[73]对于亟欲争取国家及民族独立的国人来说，列宁的学说提供了洞察各种形式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为反对外国侵略提供了比既有理论更深刻的理论说明。[7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实政治与社会的“黑化”对苏俄扩大其在华影响起了催化作用。胡政之曾著文讨论“黑化”与“赤化”的关系，认为中国社会及政治严重“黑化”，使国人在改造国家方面急于求成，没有耐心，日思革命，试图躐等，以建设“最新最好”的制度，俄国的“革命性”正好对应了中国急于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的需要。[75]相比之下，西方却总是让国人失望。正如徐中约所言，西方国家的“民主”政制已被杜威所批评的“自利和隐秘的集团”所扭曲，列强在华租界当局对新思想运动的殖民主义态度以及列强对中国野蛮的外交政策，与杜威、罗素、威尔逊等鼓吹的“西方文明”相去甚远。而苏俄却针对中国企图摆脱列强政治经济控制开展的独立运动，指引方向，提供方略。在这种情形下，苏俄自然能对中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的诱惑力。[76]
中国缺乏个人主义传统，也是此时主张个人自由的西方在国人的“与国”选项中被主张“集体主义”的苏俄淘汰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过程中，苏俄对作为现代政治概念的“人民”的强调，激活了国人作为整体而非个体的自我意识，这种被激活的自我意识与民族主义形成相互支持关系，在“反帝”及“联俄”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加拉罕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其对华宣言的名称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加氏在回答苏俄与北京政府缔约是否有效的提问时强调，苏俄是与“中国人民”缔约，既然是与人民缔约，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应承认条约的有效性。[77]这不只是在中国南北政府之间的政治斡旋手段，而且是一种带有“革命”性质的宣传鼓动，其对“人民”而非代表国家的“政府”作为外交主体的强调，虽不符合通行的国际政治原则与外交惯例，却极大激发了国人参与外交的激情，使高涨的“民族主义”找到一个有别于近世史上类似义和团盲目排外运动的新的表达形式。以此作背景，被称为“国民外交”的民众运动勃然兴起，民族主义全面高涨。
随着民族主义全面高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及各阶层、各党派人士接受，列宁的名字“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78]北京大学在建校25周年之际所作民意测验结果，“94%的学生相信，由于实施社会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俄国是中国最好的朋友”，[79]清楚印证了这一点。
孙中山
三、陷入困境：“联俄”与民国法源的疏离
然而让历史当事人始料未及的是，随着与苏俄建交以及国人“友俄”情绪高涨，“联俄”之举在产生诸多正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因与中华民国“法源”的疏离，遭受挑战，面临困境。
问题的出现与国人的信仰状况有关。近代国人信仰缺失，改变这一状况的迫切需求激发出引进“主义”的热望。傅斯年曾指出，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主义”。他曾向国人尖锐地提出5个问题：1.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2.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3.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4.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5.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傅斯年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这种无主义的状况继续下去十分危险，故告诫国人：“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80]这种不管什么主义，有主义总比没有主义好的认知，并非傅斯年独有，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国人的认知。
然而这种近乎“饥不择食”式的“主义”引进不可避免伴随着理解缺失、食洋不化。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写道，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一辈青年，因传统中断，处于社会思想史的“蜂腰时期”。而正好此时，西欧及日本各种新学说潮水般涌入，国人“受之不及”，“理解皮相”。此时的青年，旧的汉学考据、印度因明不知道，西欧的科学方法也浮光掠影，而经济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治思想勃兴，势不可挡。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已知道要自由，要平等，但对所要的东西究竟怎样，却茫然不知。他说蒋梦麟将这种情况描绘为“问题符号满天飞”，就是因为只知道“要”，只知道“拿来”，却不知道所要东西的真正内涵。[81]20年代国人近乎狂热的“联俄”，情况大抵皆存在这种受之不及、理解皮相的情况。
在此背景下的“联俄”不免带有一定程度的思想政治上的盲目性。当事者能注意到“联俄”有利于中国的反帝、反军阀国民革命的开展，这固然甚好，却多少忽略了，由于苏俄的法政体系与民国肇建者追寻的西方“自由主义”法政体系性质迥异，将不可避免导致与中华民国“法源”之间的严重冲突。
中华民国的“法源”（sources of law）惟何？1920年代初，高一涵出版《欧洲政治思想史》一书，用整整一章篇幅来介绍洛克的思想。他特别介绍了洛克的“革命正当论”，称洛克的政治学说为1688年的革命找到了学理上的证据，它证明革命是人民的正当行为，堪称“民党的圣经”。他认为洛克的议论虽部分因袭前人，但却能利用前人学说来为当时人人怀疑的革命找到学理上的正当解释，这正是其学说的价值所在。而他的“自然权利”主张后来得到卢梭发挥，竟成为近世史上“大革命的福音”。[82]高一涵著作的出版，因应了政制转型中中国的现实需要。他称洛克的政治学说是“民党的圣经”，是近代“大革命的福音”，溯及了中华民国赖以建立的政治思想本源。
如果说高一涵的述论偏重与“法源”相关的政治思想，那么中西方政治、思想兼通的胡适则直接从根本制度层面触及了民国“法源”。1935年，钱端升在《东方杂志》发起一场被称为“民治与独裁”问题的讨论。讨论的中心是“中国将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独裁还是民主立宪”？陶希圣在讨论中不满胡适议会民主制的主张，声称“如果以议会政治论和国民党相争，国民党内没有人能够同意”。对此胡适公开著论予以批驳，他援引《建国大纲》第14条和24条，“很明白的告诉陶希圣先生和国民党的朋友”：“国民党的‘法源’是一种议会政治论”，这在孙中山的著作里早已明言，“国民党如果不推翻孙中山的遗教，迟早总得走上民主宪政的路”。[83]
对于以议会政治为基本内涵的中华民国的“法源”，胡适念兹在兹，历数十年不能释怀。1959年1月，胡适应邀参加林肯总统诞辰150周年庆典，为此，他制作了《纪念林肯的新意义》录音稿并送《美国之音》播出。胡适在这篇讲话稿中提道：我是1946年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的国民大会的代表，我想说一个故事，让我的美国朋友们知道林肯的思想怎么变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平常说，他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美国林肯总统的三句话是相通的。林肯说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当时还没有适当的翻译。中山先生的翻译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说，他的民族主义就是“民有”，民权主义就是“民治”，民生主义就是“民享”。孙中山死在1925年，他死后21年，这些思想被概括在《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条里，这一条的全文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84]胡适这篇广播稿，连同前引对陶希圣的批驳，清楚阐明了中华民国的“法源”所在。
显而易见，民国的“法源”是基于自由主义思想、遵循权力分立制衡原则、以议会作为政治运作平台、以多党竞争为前提实施民主宪政的法政体系，这与苏俄的政制与观念完全异质。这并不是说民国的“法源”如何完美。事实上，西方的代议制度在欧战爆发前后已暴露出严重问题，世界范围内的议会批判思潮已勃然兴起。[85]但研究者应讲究政治实践与政治理论的匹配。苏俄政制是对既有政制的革命，如果能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在推翻已被证明腐朽不堪的中华民国之后将苏俄政制拿到中国实施，固然可从学理上形成其与“联俄”政治行为的同构关系，但在保留“民国”招牌的前提下“联俄”，就免不了与民国“法源”产生矛盾冲突。
或许有人会说，“联俄”只是一种外交行为，外交不免运用手段方略，不一定牵扯内政，因而“联俄”与中华民国的“法源”并不一定构成矛盾关系。应该承认，“联俄”在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北京政府一些职业外交家那里有可能只是一种单纯外交行为。[86]然而，在外交与内政已“打成一片”的特殊政治语境中，对亟欲援引外力以壮大自身的南方国民政府而言，“联俄”并不只在外交领域发挥作用。张奚若认为，“苏俄最大的功劳，在作我们外交上的与国，他最大的罪孽，在妨害我们的内政”，[87]已注意到“联俄”关涉内政。加拉罕更是毫不隐晦地承认，国民党的改组是鲍罗廷操纵的，他认为这意味着鲍罗廷在起草所有国民政府的法令并领导广东政府的整个“布尔什维克化进程”。[88]加拉罕所言，堪称张奚若言论的最好注解。[89]可见单纯从外交立场认识“联俄”尚不得要领，“联俄”与民国“法源”的矛盾冲突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存在。
随着国民党“赤化”加深以及国民革命北伐节节胜利推进导致“赤化”范围扩大，“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的矛盾冲突日益凸显，因“联俄”而“赤化”的国民党开始陷入困境，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界人士批评责难。
梁启超是较早明确从“改良主义”政治立场对国民党效法实施苏俄政制进行批判的人。1925年11月梁发表《国产之保护及奖励》一文，明确指出：“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是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只有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靡，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绝对的恶政治。”[90]章太炎也对国民党的“党治”保持高度警惕，认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军阀作恶，而是在国民党“党治”旗帜下废除中华民国国体的问题。认为国民党“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其罪状“惟袁氏与之相等”。[91]梁、章所言，明显存在对苏俄政制理解的偏差，但其意在批判国民党，亦不无思想及认识论价值。
对国民党“赤化”批评最严厉的是胡适。1929年，当国民党取消宪法之治完全走上专制集权的道路后，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加以批判。他擒敌擒王，矛头直指孙中山，指出：实施“联俄”并在苏俄指导下对国民党加以改造之后的孙中山已不是13年前的孙中山了，因为他的《建国大纲》已完全取消他以前主张的“约法之治”。胡适认为，孙中山的“根本大错”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根本成见使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他以为《临时约法》的失败是“由于未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即入于宪政”。但这完全不是历史事实。民元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军政时期”，从未真正“入于宪政”。故民国十几年的政治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不是不经军政、训政两时期而遽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脱离扰乱时期之过。胡适明确表示：“我们不信无宪法可以训政；无宪法的训政只是专制。我们深信只有实行宪政的政府才配训政。”[92]与梁启超、章太炎所言相比，胡适的这番言论相对晚出，也同样存在对苏俄认识的片面性，却同样揭示了国民党因功利主义的“联俄”走上专制集权，导致与民国“法源”的尖锐对立。
面对各方责难，极力推进“联俄”的孙中山自己，也多少意识到这一举措与中华民国“法源”关系不协，而千方百计加以解释和掩饰。孙中山“联俄”时曾有一句名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93]在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孙一面积极主张“联俄”，一面又宣称“苏维埃制度不适合中国”。[94]这显然是想化解“联俄”与其一贯思想政治主张之间的矛盾。孙中山的努力当然没能奏效，却于无意之中暴露了国民党因“联俄”而面临的内在思想及政治紧张。
从国际关系角度观察，民国的“法源”在西方，使国民党不可能因“联俄”而断绝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因而虽然与北京政府处于政治对峙状态，但在对待华盛顿会议的态度上，国民党亦不因美、英承认的只是北京政府而拒绝参会。学者肯尼斯·伯恩（Kenneth Bourne）注意到，即使是民族主义意识鲜明的广州政府，“也有一种强烈的亲美主义观念”。这应当不是对国民党的误读。事实上，广州方面经常流露出这样的看法：“假如没有其他列强的干涉，美国就会怀着善意的同情而正式承认广州政府。”[95]就连被国民党“联合”的苏俄，也看出孙中山首鼠两端、试图左右逢源却又无以自适的思想政治矛盾，挖苦他在“联俄”的同时，还不断“同美国人调情”。[96]
这种情况使主张“联俄”者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1925年4月初，美国商会会长杰罗德在一份报告中分析中国政局，十分忧虑地谈到苏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希望中国商界及知识阶级中的多数人能“奋起阻止这种演变”。[97]
杰罗德的希望很快变成事实。随着国民党积极推进“联俄”，中国兴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赤”运动。据维经斯基观察，“这一运动与民族主义有所关联”。[98]当时正在为直系军阀策划如何应对局面的郑孝胥敏锐发现“反赤化”的政治价值，称“此极好题目，惜吴佩孚不解出此”。[99]章太炎亦强调反赤，指出中外矛盾大于国内政争，今日国内问题已经不是护法，而在如何打倒赤化。章认为十余年来之战争，尚系内部之争，今兹之事，则已搀入外力，“偶一不慎，即足断送国家主权，此与历次战争绝对不同”。[100]鉴于孙中山仍在积极“联俄”，他明确提出：“非设法打倒中山，不算好汉。”[101]
一时间，“反赤”呼声甚嚣尘上。在“联俄”“赤化”被指控有违民族主义的语境下，曾经主动与苏俄接近试图得到卢布和军援的国民军将领，也感到公开接近苏俄代表触犯时忌。身为国民党人的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就曾对俄国顾问表示：“不能让你们到部队中去，因为人们可能猜疑我这个直隶督军同情红党。”他明言：“我们在思想上是朋友，但现在不是表露这一点的时候。”[102]
巨大的内外压力迫使“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向着民国“法源”指示的方向回归。站在国民革命立场认知，这显然是对历史潮流的逆动，却解释了国民党“新右派”政治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解释了戴季陶对“孙文学说”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诠释，尽管其诠释不尽符合孙中山学说的本意。[103]
以此为背景，从1925年10月6日开始，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有关苏俄的“仇友赤白”之争，讨论“赤色帝国主义”之有无及苏俄对中国而言是“仇”是“友”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场论争是“联俄”与中华民国“法源”冲突的一种思想外化。作为中华民国建国思想基础之一的民族主义，明显与“联俄”发生了矛盾，至少在认定“赤色帝国主义”也是中国面临的严重威胁一派知识界人士看来是如此，因而他们在论争中刻意凸显苏俄对中国的威胁。
梁启超是论战中“苏俄威胁论”的代表人物。10月23日，“仇友赤白”之争正激烈进行期间，刘勉己致函梁启超征求意见，梁的回复亦庄亦谐，他先讲了“一段笑话”：晚明智识阶级“最会拌嘴”，那时“良知”正是时髦的名词，有人说良知是“赤子之心”，有人说良知像一张“白纸”，于是发生“良知赤白”问题，《朱舜水集》里“我不管良知是赤是白”这句话就是由此而来。殊不知双方争来争去，“良知赤白”没弄清楚，满洲人却已入关。现在打的“帝国主义赤白官司”，恰好和那时遥遥相对。讲完“笑话”，梁启超切入主题，明确指出：“若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梁启超最后指出：要想辨明苏俄不是“帝国主义”，除非苏俄停止“在中国的活动”，否则就别想免掉“帝国主义”的骂名。[104]梁氏所言，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不足为训，却反映了当时一派人对苏俄的认知。
“仇友赤白”之争历时两月，虽胜负难辨，却预示了近代国人对苏俄认识的变化。论争伊始，张奚若曾指出：“在今日人人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不敢有所表示的时代，《晨报》能明目张胆的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和苏俄的主张，不管其原因如何，只要那不为卢布所惑，不为俗见所屈的地方，已经令人非常可佩。”[105]按张氏所言，当时国人对“联俄”问题已经到了“不敢有所表示”地步，说明论战发生前“联俄”主张已居于“话语霸权”地位。然而，随着“联俄”与民国“法源”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随着苏俄损害中国主权、攘夺中国利益的事实在论辩中披露，“仇俄”的声音逐渐抬头。上引梁启超之类激烈反对“联俄”声音的出现，即是变化标志。
四、回到起点：南京政府时期民调中的“仇俄”倾向
不过这只是变化的开始。近代中国地缘政治明显呈南北差异，在对待苏俄问题上，南方激进，北方虽受“赤化”空气影响，毕竟相对保守，由于参与此次论战者主要是北方知识界人士，南方基本无与焉，且南方在苏俄支持下的国民革命正方兴未艾，此时的国民党虽感受到“联俄”与民国“法源”的冲突，内部出现左右分野，却并未与苏俄断绝关系，揭橥“反帝”“反军阀”旗帜的北伐也即将展开，故仅凭论辩中反对“联俄”一方渐呈强势的论辩局面，尚不足以得出整个中国知识界在对俄问题上已发生从“友俄”到“仇俄”这一转向的结论。
实质性的变化是由“中东路事件危机”引发。如前所述，中苏建交后，双方签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其附件，规定了中俄共同管理中东铁路的暂行办法，但苏俄并不遵守规定，为所欲为，实际上造成苏俄单方面控制铁路局的局面，导致摩擦不断。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苏俄支持已“赤化”的冯玉祥及奉军叛将郭松龄，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张作霖认为事情“与苏联国家无涉”，铁路局官员不过是双方共管铁路局的“雇员”，下令逮捕中东铁路局长伊万诺夫，引发冲突。事件发生后，苏俄集合军队，对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张作霖针锋相对，命令黑、吉两省军队采取“积极军事动作”。事件虽因双方妥协得以暂时平复，但中苏之间围绕中东路的争执并未结束。[106]
1929年5月，东北地方当局接到密报，称第三国际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秘密集会，中东路沿线共产党组织成员多有出席，认定此举违反“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有关苏俄不得在中国从事共产主义宣传的规定，遂派军警前往领事馆搜查，拘捕参会人员及领事馆职员数十人。不久东北地方当局又派兵占领中东铁路，解散铁路工会，逮捕工会领袖和铁路职员200余人，导致中苏关系决裂，引发战争。战争期间，苏俄出动海陆空军，深入中国境内，实施轰炸，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107]战争持续6个月，最后以中方战败，损兵折将，张学良被迫与苏俄签订《伯力协定》，将已宣布收回的中东铁路管理权再次还给俄国人而收场。[108]
中东路事件原因极为复杂。对此，学界相关研究已经很多，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此次中国主动向苏俄发难未免过于鲁莽冒失。当是之时，无论东北当局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中东路的处置都明显是基于对苏俄国内形势和可能反应的误判，也是基于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可能反应的误判。[109]在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相继发生，日本侵华野心严重暴露的背景下，挑起中东路事件，导致中苏军事冲突，尤非明智之举。其直接后果是，对外暴露“易帜”之后的东北当局与南京政府并未真正形成血肉相连的军政一体关系，也暴露出东北在军事与经济上的脆弱，不堪一击，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东北全境，提供了时机上的选择判断依据。这是不必讳言的。
然而无论事件的直接诱因和后果如何，对发动事变的东北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两者都有意识利用了“大革命”以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主张废约并收回路权。7月17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会后国民党中宣部举行记者会，叶楚伧在会上报告中政会对中东路事件的态度，明确强调收回中东路，对中国而言是“理所当然”之事，原因在于根据中苏协定，“路归我有，权属我操”，苏俄表面虽已订协定，而实际仍以在未协定前之态度对我，“纵有协定，迄难履行，长此迁延，此后对外废约等事，更属困难”。故中央最先须致力者，即为向俄收回中东路之主权，必待此权利收回，然后对其他各国废约等事，自可较易措办。[110]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中苏绝交宣言》，明确声称：“此次中东路事件之发生，乃由苏联政府违反中东路协定精神之全部及指使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与利用中东铁路机关及其人员名义，为其宣传共产主义、图谋颠覆中国政府、假造各国使馆信号、扰乱东省治安所累积之事实而起，是不仅为单纯的中东路权问题而已。”[111]南京政府列举的事实，揭露了苏俄政府违反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说明了中国方面希望收回中东铁路的原因所在。
然而事情并未终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苏联为在中东路问题上脱手，竟于1933年以约5000万金卢布的价格，把该路卖给日本，这个价格只是铁路真正价值的四分之一。[112]此事引起南京国民政府严重关注，认为苏俄将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让与第三国，显违中俄协定，万难承认。蒋介石亦“极为震怒”，指示外交当局筹措应付之法，向苏俄政府切实声明我方立场，如果俄方甘冒不韪，密与日方授受，中国政府将“取异常严重之手段以相抵制”。[113]苏俄最终将中东铁路出卖给日本，说明中苏建交谈判开始以来国人对中东铁路中国权益丧失的忧虑，并非杞忧。
在外蒙问题上，苏俄的立场更是暴露无遗。苏俄不仅不按照中苏协定规定从外蒙撤兵，而且支持外蒙独立。政治上，在苏俄的参与下，1925年11月蒙古完成制宪。[114]经济上，俄国在蒙古开办俄蒙银行，发行纸币。[115]军事上，苏俄也极力扶持外蒙。1936年4月，苏联与蒙古签订《苏蒙军事互助协定》。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明确指出，苏俄此举损害中国主权，违反1924年《中苏协定》，中国政府绝不承认。[116]苏俄在蒙古问题上偷换概念，用“宗主权”来替换“主权”。对此胡石青揭露，苏俄以兵力占据外蒙，交涉结果，仅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但宗主权之为物，在国际史上空无一物，毫无价值。他责问主张“联俄”者说：“前俄及英国假此名义对蒙藏施行侵略政策，我们说他是帝国主义，苏俄如今原样照抄，为什么诸君要说他是反帝国主义？”[117]江绍原痛感苏俄在蒙古势力的发展，认为所谓“赤色帝国主义”并非空穴来风。[118]甚至极力主张“联俄”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也因此对苏俄的用意产生怀疑，他曾对毛以亨说：“循苏俄发展之迹，怕它要走上沙俄的旧路。”[119]
受苏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诸多事件的刺激，中国的“民意”发生重大变化。1929年元旦，国民党上海市宣传部举行民意测验，共有五个题目。其中“那一个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这一问题，投日本的有1841票，投田中义一的有35票，共1875票。投俄国的有955票，投英国的549票，投法国的60票，投美国的只有32票。从投票结果可知，日、俄已取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国人认知中的两大主要敌国。[120]其中苏俄的“敌国”地位上升，尤为明显。上海民意测验出台后，天津《大公报》曾以《民意测验：革命领袖孙蒋，中国之敌日俄》为题，加以渲染。[121]
同年7月，因中东路事件发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练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反俄民意测验”。这次民意测验设计了11个题目，登在7月26日的《党务》上。[122]为广泛采集民意，组织者进行了五次登记，测验总结果于8月8日统计完毕，共收回11000张有效票。兹将这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制表展示如下：
从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在对俄问题上，国人经历与苏俄建交之后两国国家关系的实际，在看清苏俄在中东铁路上的立场之后，仇俄的态度已渐趋一致。对测验的第一个问题，“苏俄假中东路宣传赤化，中国应用何法对付”，63％（6930票）的民众要求收回中东路；16.6％（1830票）的人认为应根据东铁协定取缔赤化宣传；9.2％（1010票）的人要求运用革命外交收回中东铁路；11.2％（1230票）的人要求驱逐中东路俄人。可见尽管主张运用的手法不同，绝大多数民众都要求收回中东铁路。这一立场在第二问“中国收回中东路的办法是否适当”上反映最为明显。投票显示，100％（11000票）的民众认为中国收回该路适当。在回答第五问“中国此际站在和平的基础上取自卫的手段是否适当”时，98.5％（10830票）的人认为适当；1.4％（150票）的人认为不妨与苏俄一战，两项相加也接近100%。在回答第七问“中国今后对付各国的策略应当怎样”时，34.6％（3810票）的人认为可对俄采取强硬政策；33.6％（3690票）的人要求绝交；26％（2860票）的人要求和平自卫；5.8％（640票）的人认为可对俄宣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九问“俄国若用武装夺取中东路时，中国应否与之作战”，100％的群众认为中国应该与俄作战。不仅如此，民众还普遍表示愿意参与抵抗苏俄的战争。在回答第十问“若对俄作战，你愿意如何为国效劳，作何种工作”时，60.4％（6640票）的人表示“愿意从军”，可以清楚看出民众敌视苏俄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在民意测验反映国人普遍转向“仇俄”的背景下，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态度也在变化，出现对美国友好甚至一定程度的亲美倾向。在回答第六问“你对美、法等国的态度”时，45.4％（4990票）的人认为应该亲善；42.9％（4720票）的人认为对待美、法应取友好态度；11.7％（1290票）的人认为应该与美、法加强联络。[123]结合上引国民党上海市委宣传部所作民意测验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一变化。该测验共投出仇敌国家票3471张，其中法、美两国总共获得92票，在全部敌视票中仅占0.8%，加上英国，三大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仅有5.8%的敌视票，而日、俄两国，一个高达54%，一个高达27.5%，可明显看出国人心中的主要敌人已从欧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转向日、俄两国。[124]
与此相匹配的是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事实上，相关调整早在此次调查之前便已开始。1927年4月“宁汉分立”后不久，伍朝枢被任命为南京政府的外交部长，中美关系就已出现变化。10月，南京政府赴美代表李锦纶与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詹森（Nelson T. Johnson）正式见面，开始了南京与华盛顿的官方接触。值得注意的是，李锦纶的使命首先是使美国了解国民政府的事业“与苏俄布尔什维克无关”，而是“为实现已牢固植入美国精神中的同样民主理想而奋斗”，其次才是谋求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承认。[125]此时距离北伐期间排外的“南京事件”发生不久，国民政府便已开始转向。济南事变之后，为对付日本侵略，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很快得到修复。凡此种种，均印证了问卷调查中英、美不再是国人心中主要敌人的民意变化。
当然，由国民党上海宣传部和训练部举办的“民意调查”不可避免带有国民党的诱导和宣传的成分。就宣传而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可谓竭尽全力。在中东路事件发生期间，该部曾颁布反苏宣传标语共18条，内有“收回中东路，是国民政府的正当防卫”“打倒破坏国际交通的赤色帝国主义”“全国革命的武力一致为中国民族作正当的自卫”等内容。[126]在国民党的指导下，官方的南京《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广州《民国日报》均连篇累牍，大肆渲染反俄仇俄。《中央日报》7月20日社评的标题就是《中国国民正严阵以待》，宣称要“不惜以最大之决心与世界之公敌相与周旋”，所说的“世界之公敌”就是苏俄。[127]《民国日报》宣传的基调是：中国已有实力与俄国一战；中东路对于我们政治、经济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中国有权采用任何手段将该路收回。受宣传教化思想影响，“民众的答案也正是如此观点”。[128]
从投票结果看，国民党中央的意旨得到很好的贯彻。以训练部的测验为例，在11000份答案中，民众要求强制收回甚至不惜以战争手段收回中东铁路者竟达到100％，如此一致的“民意”，如果没有宣传训练的因素参与，是很难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民意调查受到了国民党上级机关的表彰。[129]
但在国民党指导下做出来的民意调查结果并不完全虚假。盖国人对苏俄的警惕并非始于此时，早在1926年1月第一次中东路危机发生时，反俄“民意”便开始激发出来。当时国民党尚借助苏俄从事国民革命，即便是“右派”，也并无有组织的宣传鼓动参与到民意调查之中。事件发生后，浙江国民外交协会发表《为苏联近来对华态度告世界各被压迫民族书》，对苏俄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实作了揭露，呼吁国人“纠正”对苏俄的“错误”认知，明确指出：“自中俄两大伟人列宁、孙逸仙先后逝世，苏联对中国之态度渐趋恶化，试举事实言之：其对于外蒙也，本以扶植其独立为名，乃收唐努乌梁海以入于苏联之版图，后垄断外蒙之农产品，使外蒙人民感受生计上之困苦。其对于中东路也，不顾其为中国人民劳力所筑成，效前俄国政府之所为，强握所有权之一部。……苏联对华态度之恶化，中国人民自当起而纠正其错误。凡我各被压迫民族亦当共负规劝之责任，断不容苏联将已放弃之侵略主义重复自手中。”[130]这份文书由浙江社会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出，应能反映当时相当一部分浙人对苏俄的认知。
浙江国民外交后援会揭露苏俄侵华事实的文书并不孤立。同年5月，《大公报》刊文呼吁国人注意中俄关系，文章指出，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以迄清末，中国失地不下580万平方公里，其中80%是被俄国攘割，其为害中国，过于日本，征之历史，昭然若揭。虽然俄国实验中的共产制度及宣传的共产学说“尚有研究余地”，但苏俄侵害中国主权的事实却“不容抹杀”。文章特别强调，苏俄两次宣言声称取消一切帝政时代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博得国人好感，事实上策划外蒙独立，绝无还我故土之表示。1924年5月成立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只是“骗取中国对苏俄的承认”，利用使领馆地位从事政治宣传，使苏俄使馆成为操纵中国政党之大本营。苏俄的侵华行径，“较之日本二十一条之第五项，酷恶殆无多让”。[131]
可见1929年中苏之间因中东路事件发生战争，国内出现普遍性的对俄敌意，只是将此前已经激发出来的“仇俄”民意进一步放大而已。中东路事件善后谈判期间，国民政府派莫德惠为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谈判中莫以国内舆论与民意为依托，明确表示：“去年事变发动实由东路，中国人民佥以该项问题应先解决，舆情如此，即使此刻讨论他项问题，难有结果，反足使会议前途受其影响。”[132]罗隆基把“俄人入侵满洲”（中东路事件）视为中国的“奇辱极耻”，认为是民国十八年历史上最值得国人记忆的重大事件，[133]清楚说明了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中国对俄民意的变化。
五、结论
截至中东路事件结束，近代国人对俄国的认知和民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与苏俄对华承诺及实际对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中国政府对苏俄政策的调整有内在联系。由于两者在近代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状态，未能定型，国人对苏俄认知也呈现出爱恨情仇的不断转化，中俄两国的关系情愫直可谓“斩不断，理还乱”。
近代国人的内外认知与道路选择常常带有盲目性，斯时民意调查反映的“民意”即便真实，也多少带有“不知所云为何”的性质。胡适在《我们走哪条路》里引用《淮南子》语云：“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得其平易，遇小人则蹈于沟壑。”胡适认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状况”。[134]在对俄问题上，近代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即表现出这种盲目性状：友之，则举国皆如痴如狂；仇之，则妇孺均痛恨切齿。究其原因，乃是源于理性的缺失。勒庞（Gustave Le Bon）说，能够对群众心理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情感而非理性，群体是不受理性影响的，逻辑定律对群体不起作用，他们只能理解那些拼凑起来的零碎观念。那些知道如何影响他们的演说家，总是借助他们的感情而不是他们的理性。因此，尽管存在理性，人类文明的主要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精神、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追求。[135]
胡适、勒庞所言，系指民众心理与行为的自然生成状态，但研究者却应秉持理性。研究近代中苏关系，若作冷静观察和理性思考，首先应当承认，1920年代中期的“联俄”选择是有历史与现实依据的。左舜生对斯时社会主义思潮流行及孙中山“联俄”的分析，最是到位。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的思想界原有其相当的地位。儒墨无论矣，即法家亦不主张财富集中于少数私人，道家则有一种反统治阶级的思想，尤为激烈。清末外来思想输入，社会主义一体系的思想，亦即挟之以俱来。记得四十年前我在高小读书的时候，已经在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见过这类的书籍，有一本姓赵的和一部用章炳麟名义译的讲社会主义的书，我都看过。而日本幸德水秋的那本《十九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的小册子，则对我所留的印象更深。……当时国民党内与党外虽有人对这个政策表示怀疑、反对，但大势所趋，命运所定，少数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能发生何等的影响。平心而论，以苏俄当时那样一副亲善的面孔，加以她那种宣传与组织的巧妙的技术，以中山自身自民元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垂暮心情，又眼见一大群热情洋溢的英英年少正在跃跃欲试，他除掉在预事防闲徐图补救的前提之下，来从事这一因势利导的冒险工作以外，又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136]左氏作为国家主义思想家，坚持敌视苏俄的政治立场，他的这番话，却客观道出了中苏建交前后国人普遍倾向“友俄”并主张“无条件”与苏俄建交的原因所在。
从效果上看，1920年代的“联俄”直接推进了中国的革命进程。站在国共两党共同致力的“国民革命”的立场观察，“联俄”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是正面和积极的。正是因为与苏俄友好并接受其指导，中国共产党才度过了成立初期最为困难的阶段，国共两党才确立了反帝、反军阀的现实革命目标，完善了组织，并通过苏俄援助的武装北伐，结束分裂割据，实现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这一层，就连胡适等被称为“自由主义思想家”中的一大批人，也持乐见其成的立场，遑论其他。
不过“联俄”的负面作用亦不可低估。这主要表现为，高涨的苏俄崇拜使国人对曾经的“北极熊”丧失警惕，为其借机侵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提供了方便。
近代国际关系极为复杂。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主要不是各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而是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如此，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也不例外。就苏俄而言，其支持中国革命的基本立足点无疑是在苏俄自身。近代国人所争的中东铁路权益以及外蒙古撤军等，均被苏俄视为其国家重大利益之所在。以中东铁路为例，该路的修建就包含加强俄国对中国及远东的战略控制的考虑，且随着中国东北地区开发，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利益。1929年，中东铁路第一季度的利润就达到550万日元，一年的利润应超过2000万日元。而中东铁路的资产价值，按照加拉罕的说法，应在5亿元金卢布左右。[137]对此，苏俄绝不会轻易放弃。加拉罕在《奉俄协定》签订后曾表示：“现在苏联在远东站住了脚，占据了帝国主义国家一直试图从其手中夺取的一个最重要的阵地，……除了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好处外，苏联在10月3日（中俄开始共管中东铁路之日）还把铁路的巨额资产收归己有，估计为5亿金卢布以上。苏联可以把恢复在中东铁路上的权利作为收回被帝国主义陆续盗走的苏联资产的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138]加拉罕此言，道明了苏俄不愿放弃中东铁路的原因所在。[139]
限于国门开放程度，近代国人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一开始总是比较迷茫。艾朴如（Bruce A. Elleman）在分析1920年代初中国国民的对外情绪时曾揭示出“两大迷思”：一是威尔逊“出卖中国”的迷思，一是苏俄“平等待我”的迷思。他说正如中国公众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出卖中国”这一迷思背后的真相知之甚少，苏俄“平等待我”迷思背后的真相也深藏不露，鲜为人知。两者交叉形成的认识死结将会在中国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回响。[140]艾朴如所说的两个“迷思”是有关联性的，正因为有威尔逊出卖中国的迷思，才会有苏俄平等待我的迷思。然而两者毕竟都是迷思，因而无论是“出卖”还是“平等待我”，都有部分事实及与之构成悖论的相反事实依据存在。问题在于，近代国人急于改变国家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现状，偏激执质，看问题情绪化，也就往往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只见其表，未窥其里了。
然而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并未停留在1929年中东路战争前后国民党统治区域内近乎全体官民“仇俄”的状态。由于问卷调查资料缺乏，本文设定的时间范围大致在巴黎和会召开至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后。若将讨论时限下移，便会发现，近代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并未固化。“9·18事变”之后，苏俄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出于对付日本所需，南京政府在联美的同时，开始实施“联苏制日”的政策，中苏关系开始和缓，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邦交。[141]“二战”期间，中国加入包括苏联在内的反法西斯国家阵营，抵抗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得到苏联及世界众多爱好和平国家及人民切实的多方面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对苏俄的认知又从1929年中东路事件前后数年内视为“仇敌”开始向曾经的“友好”路线回归。“新中国”建立初期，因西方国家对中国大多持敌对立场，中美之间因朝鲜问题发生战争，中国外交一度朝着苏联“一边倒”，国人也因得到苏联政府和人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量援助，“友俄”的情绪及认知达到近代历史上的最高峰。再往后，中苏关系又经历曲折，一度导致边境战争。直到苏联解体，两国关系仍扑朔迷离，充满变数。
遗憾的是，由于笔者尚未检阅到可以反映193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变化的民意调查，也就不能将这一时段纳入以研究民意调查为基本取径的本文的正文之中。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变化异常重要，反映了两国关系后来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是任何研究近代中苏关系的人都不应该忽略的。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注释】
[1]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下，孟醇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733页。
[2]近代“塞防与海防之争”发生后，左宗棠将这一思想主张提到近代地缘政治的“理论”高度：“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漠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参见《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6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第75页。类似的思想主张很多。如1870年代边疆危机发生后，通政使于凌辰认为，中国的“外患莫大于俄夷”。参见《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122页。
[3]陈独秀：《发刊词》，《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第1版。
[4]国际政治学有“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权力”二元分析框架的分别，但正如摩根索所言：“国际政治的真正性质——权力斗争——往往被意识形态的辩护和理性化所遮掩。”参见Hans J.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Boston：McGraw-Hill，1984，p.99. 韦伯则认为：“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不是观念，而是物资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观念’造就的‘对世界的认知’经常像扳道工一样起到决定方向的作用，使被利益驱动的行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可见从心理认知角度认知历史现象的价值和意义。参见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Translated，Edited，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280.
[5]本文系结合问卷调查展开分析，因尚未找到“二战”期间及之后涉及苏联的问卷调查，故暂未将其列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6]中国在外交上联络美国始于清季。1784年8月，美国商船“中国皇后”（The Empress of China）号抵达广州，在中国官方许可下，中美建立起正式贸易关系。“中国皇后”号是在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正式组成美利坚合众国，面临经济困境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早期对华贸易使美国积累了经济建设所需的必要资金，帮助美国打破了建国初期面临的英、法等国的经济封锁，是中美国家关系的良好开端。从此，“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两个帝国”被一根无形的纽带连接在一起。参见William Speer，The Oldest and the Newest Empire：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Hartfort：S. S. Scranton and Co.，1870，adapted from S. Y. Teng，“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7，1942-43，p.307.
[7]曾国藩：《奏议复俄法助战及代运南漕折》（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68-2669页。
[8]中国时论就此评论说：“美人多年感于共和党之帝国主义，几失其共和之真面目，得此总统，或有转机也。”参见《美国新任大总统威耳孙之历史》，《大公报》1912年11月20日，第9版。
[9]The Chinese Minist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Chinese Legation，Washington，May 12，1913，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13，Vol.1，Washington：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9，p.120.
[10]Lou Tseng Tsia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7，1912，FRUS，1912，Vol.1，p.81.
[11]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0页。
[12]《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朱景宽译，《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第15、17页。
[13]《威尔逊新自由论》（续），钱智修译，《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1913年4月，第2-6页。
[14]邓丽兰：《美国宪政理念与孙中山宪政思想的演进》，《人情世界与中国》（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15]慧侠：《威尔逊轶事》，《民权素》1915年第20期，第1页。
[16]众议院速记科编印：《众议院速记录》下册，1919年，第15页。
[17]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18]参见杨天宏：《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伟人”问卷调查分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65-75页。
[19]霞：《假选举底关系》，《民国日报》1923年1月22日，第2张第7版。
[20]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21]主张“俄国为中国之友”者，学界与非学界陈述的理由，侧重点有所不同。学界主张“以俄国为友”的理由在于：1.苏俄是社会主义国家，以不侵略为原则；2.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中国正好与之联合，抵抗英、美；3.苏俄是被压迫民族，与中国情形相同；4.苏俄的哥萨克马队好，赤军能战。此外，尚有数十位学界人士表示美国伪善，待中国政策恶劣，即便今日可为中国之友，他日亦必祸害中国，且美国抱资本侵略主义，助曹锟盗取政权，助长中国内乱，美国政策之毒，远胜日本，故主张以俄为友。学界外的人士主张“以俄为友”的理由异彩纷呈：军界强调苏俄是中国的邻国，“有好军队”；警界、工界或因其“主义不错”，或因其主张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新闻界强调其不对外侵略；商界则看重其无阶级分别。另有若干人只答“以俄为友”，未说明理由。主张“美国为中国之友”者阐述了4项理由：1.可借助其力抵制日本；2.美国提倡和平主义；3.美国教育发达，可救中国之黑暗；4.美国能时刻帮助中国。也有少数主张与美国友善，却未说明理由。另有少数人认为俄美“均非中国之友”或“均为中国之友”，前者陈述的理由是：该二国均抱有侵略主义，况中国弱小，不配与国际言友；后者未陈述理由。参见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5页。
[22]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近代国人的政治思想认同发生了“从威尔逊到列宁”的变化。这是根据思想和学术眼力的观察，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变化趋势。北大的问卷调查数据可以清楚证明这一点。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70-274页。
[23]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6页。文中各国入选人数及票数统计，均采纳朱文提供的调查数据。
[24]《密勒氏评论报》的问卷调查从1922年10月7日开始，次年1月6日终止。在调查开始这一天，该报在显赫位置刊登公告，并同时发放“选举票”，要求读者投票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一周之后，同样内容的公告和选票以中文形式发表。公告如下：“论中国政事经济者每谓中国乏强有力之领袖人物，盖国中出类拔萃之人才，昔已凋谢，而自共和创始以来，各方之领袖人物尚未产生也。夫中国今日岂乏此项人才乎？为解决此问题起见，阅者之意，以中国何人具有此项资格，可选出十二人，将其姓名填入左方之空白选举票中。”参见“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 The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Formerly Millards Review，Shanghai，October 7，1922，pp.1-5.
[25]“Who Are the Twelve Greatest Living Chinese?”pp.224-225.
[26]《密勒氏报十二名人选举揭晓》，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6日，第1张第3版。
[27]《湖南长沙湘江学校的民意测验》，《学生杂志》1925年第12卷第3期，第118页；《学界消息：湖南长沙湘江学校的民意测验》，《学生杂志》1925年第12卷第3期，第138页。
[28]孙伏园：《新中国柱石十人：两个月征求的结果》，《京报副刊》第435号，1926年3月11日，第8版，第88页。
[29]张申府：《终于投一票》，《京报副刊》第411号，1926年2月10日，第6版，第78页。
[30]《北大民意测量的结果》，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3月12日，第4版。
[31]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32]国民党改组后，受“苏俄经验”启发，已变成“动员性的革命政党”，群众动员成为推动革命的必要手段，青年学生自然成了宣传动员的对象。而其宣传手段之一就是做“民意调查”。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66页。
[33]高佩琅：《发表投票的疑问》，《京报副刊》第407号，1926年2月6日，第8版，第160页。
[34]如长沙湘江中学的调查，参与者不过百余人，以如此有限参与者之意窥知“湘人的心理”，实在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
[35]Erez Manela， The Wilsonian Mo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7.
[36]August Heckscher，Woodrow Wilson，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1，p.667. 转引自马建标：《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第26页。
[37]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tk.cepiec.com.cn/SP/.
[38]罗家伦：《今日之世界新潮》（1918年11月），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罗家伦先生文存》，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9年，第19-23页。
[39]傅斯年：《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9-110页。
[40]陈翰笙：《联苏联的理由》，《晨报副刊》1925年10月27日，第4号。
[41]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42]《张崧年致陈独秀》，《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第2-3页。
[43]钱端升：《对俄问题致勉己书》，《晨报社会周刊》1925年11月3日，第5号。
[44]张春彭：《日程草案》，转引自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6-257页。
[45]陈空三：《怎么才能有进化呢？——要有急进派》，《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6号，1920年1月8日，第6-7版。时间或为作者写作时间，非出版时间。
[46]按照马林的说法，该党领袖大多倾向社会主义。他们在考察日本、法国、美国期间，同各社会主义党派建立联系，试图使社会主义理论去适应中国古代哲学。参见马林：《访问中国南方的革命家》（1922年9月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
[47]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49页，转引自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第143页。
[48]《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8页。
[49]马林：《我对孙中山的印象》（192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249页。
[50]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575页。
[51]蒋中正：《总理实行中俄联合的意义和世界革命统一指挥的必要》，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第264-266页。
[52]《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39页。
[5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第237页。
[54]化鲁：《李宁和威尔逊》，《东方杂志》第21卷第3号，1924年2月10日，第1页。
[55]1924年2月，英、意等国正式承认苏俄，据称一些国家是“无条件承认”。中国国内“无条件承认”的呼声，或与此有关，但中国不能援引这样的“先例”，因为中国与苏俄在外蒙古及中东铁路等事关主权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利益关系，而已经“无条件承认”苏俄的西方国家，不一定与苏俄存在类似的利害关系。
[56]渊泉：《英国无条件承认苏俄》，《晨报》1924年2月3日，第2版。
[57]《中俄交涉破裂后各团体态度，十余大团体分别发布宣言，学生联合会函责顾维钧》，《晨报》1924年3月20日，第3版。
[58]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79页。
[59]《派克斯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98页。
[60]Odoric Y. K. Wou，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Folkestone，Kent：W. M. Dawson & Sons Ltd.，1978，p.203. 另外，吴佩孚、白坚武与李大钊及苏俄代表的接触及赞誉，参见杜春和等编：《白坚武日记》第1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92、361、363、368、385-386页。
[61]《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80页。
[62]《颜惠庆日记》第2卷，上海档案馆译，1925年10月23日，北京：档案出版社，1996年，第276页。
[63]国家图书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1924年11月24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029页。
[64]《苏联代表加拉罕对报界的声明》，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95页。
[65]《众院议长欢宴加拉罕》，《盛京时报》1923年9月13日，第2版。
[66]《各界今日欢迎加拉罕》，《晨报》1923年9月8日，第3版。
[67]《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331页。
[68]“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的检索结果，也可印证问卷调查反映的民意变化。根据1912—1919年各类期刊出现的有关威尔逊的“全字段检索”，可以得到217个检索结果，有关列宁的只有11个；然而在1920—1927这一时段，有关列宁的检索结果为222个，威尔逊减少为93个；1920年之前，尽管有关“俄国”的检索结果达到1486个，但有关“苏俄”的结果却为0，1920—1927年有关“苏俄”的检索结果飙升至1554个。另外，从十月革命发生到1923年底，国内报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300多篇，其中40余篇是从俄文翻译的。可见苏俄已经成为国人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重要渠道。
[69]《八校请拨庚子赔款充教育基金呈文》，《北京大学日刊》第1350期，1923年11月19日，第2版。
[70]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1册，台北：远流出版社，1998年，第161-162页。
[71]参见罗志田、杨天宏等：《中华民国史》第5卷（1924—1926），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2页。
[72]参见《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83页。
[73]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条约体系的文化认知》，《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第321页，注释1。
[74]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计秋枫等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8页。
[75]胡政之：《国民之两种恐怖的心理》（1926年9月19日），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0-301页。
[76]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7页。
[77]《加拉罕之对华态度，俄政府对加氏之训令》，《晨报》1923年8月21日，第3版。
[78]参阅P.Cavenaish，“Anti-Imperialism in the Kuomingtang 1923-1928，” in Jerome Chen and Nicholas Tarling，eds.，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Essays in Memory of Victor Purcell，Cambri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p.23-56.
[79]朱悟禅：《北大25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杂志》第1卷第5期，1924年3月30日，第1-8页。
[80]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46页。
[81]瞿秋白承认：“我第一次在俄国不过两年，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他说自己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在1923年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因此，他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后，“就逐渐的偷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虚名。其实，我对这些学问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参见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饿乡纪程》等四种，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71-172页。所引蒋梦麟所言系瞿秋白文中转述。
[82]高一涵：《欧洲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97-412页。
[83]胡适：《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7-568页。
[84]胡适：《纪念林肯的新意义》（1959年1月29日胡适在台北美国新闻处的录音稿），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第625页。
[85]详见杨天宏：《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41-64页。
[86]有关研究表明，在华盛顿会议前后的中日交涉中，中国政府官员曾有意识地利用苏俄条约去压迫日本废除所谓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北京也很明显是在将与苏联改善关系作为手段，来逼迫西方归还从中国夺取的各种权利。参阅Bruce A. Elleman，“The 1925 Retoration of Soviet-Japanese Diplomatic Relation，” Wilson and China：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Armonk，N.Y.：M. E. Sharpe，Inc.，2002，pp.159-167.
[87]张奚若：《苏俄何以是我们的敌人》，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53-57页。
[88]《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3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第387页。
[89]徐志摩高度关注联俄导致中国内政受到干涉，认为苏俄标榜反对帝国主义，与我反帝的目标一致，虽然可以利用，但干涉我内政，侵害我利益，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是否联俄，说小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则事关中国将来国运，弄不好“国民生活全部”都可能发生“变态”。参见志摩：《〈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前言、记者的声明》，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98页。
[90]梁启超：《国产之保护及奖励（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8-980页。
[91]章太炎：《与李根源书》（1928年5月27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09页。
[92]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新月》第2卷第4号，1929年6月10日。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534-539页。
[93]转引自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277页。
[94]《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页。
[95]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eds.，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From the First to the Second World War，Vol.26，Washington：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p.8-9.
[96]《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1辑，第429页。
[97]《加伦手稿〈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节录，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辑，第665页。
[98]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达标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45页。
[99]国家图书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1925年12月5日，第2075页；马叙伦：《清室优待条件之我见》，《晨报》六周纪念增刊，1925年，第323-324页。
[10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46页。
[101]章太炎：《与李根源》（1923年7月29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679页。
[102]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李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77、104-105页。
[103]戴季陶反对孙中山提出并经国民党“一大”通过的联俄、容共政策，主张以他解释的“纯正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只是一种标榜和掩饰，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是“革命”的，讲究与时俱进，充满实用主义色彩，也难免导致误读。正像孙中山始终没能回到其政治思想的起点一样，戴季陶也没有回到真实的孙中山及其学说，没能解释“孙文学说”的真谛，但他揭示了国民党“联俄”导致的与中华民国“法源”的严重矛盾冲突则是事实。瞿秋白曾批判“戴季陶主义”说：戴季陶氏主义的实质，是要“反对左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CP的跨党，甚至于反对CP的存在”，认为沿着戴季陶的路线走下去，国民党将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瞿秋白的话非常正确，不过当国民党完全变成“资产阶级政党”之时，“联俄”导致的与其“法源”的冲突也将不复存在。引文分别参见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高军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3-476页；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0页。
[104]梁启超：《复勉己书论对俄问题》，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18-121页。
[105]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1925年10月8日，第1286号。
[106]《东北政务委员会暨东三省省政府拟具宣言详述对俄经过情形》（1929年10月），案卷编号：北洋政治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07]《东北法学会对于苏联违背国际法原则宣言及电请各国维持非战公约文》（档案标记时间为民国十三年，疑有误，因文中提到中东路事件，该事件发生在民国十八年），案卷编号：北洋政治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08]鲍威尔记述说：“战争在满洲的东西边境，沿着中东铁路沿线爆发，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大约8000名士兵丧生。位于中东铁路东端的城市绥芬河，几乎被苏联的大炮和飞机夷为平地。而位于松花江口的城市拉哈苏苏，与伯力隔着黑龙江遥遥相望，在被飞机轰炸后成为一片焦土。两艘停泊在江上的中国炮艇，也被苏联飞机炸沉。”参见《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66-167页。
[109]以往的研究大多着眼中国方面，认为事件系中国主动挑起，是张学良的东北地方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共同促成。这样的认知不能说没有根据。从张学良方面讲，宣布东北“易帜”后，亟欲与南京政府发生实质性结合，故借其对内调整政策，对外推动“革命外交”之机，挑起中东路事件。如此不仅可望收回中东路权，获取丰厚的经济利益，提高东北在国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也可促成关内外在政治军事上的一体化，改变长期以来东北单独对付日本威胁的局面。从南京方面讲，要对付冯玉祥及国内亲俄势力，也有支持张学良抗俄的现实政治需求。冯玉祥的国民军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就与奉系对峙，是东北势力进入内地的一大障碍。由于冯以苏俄为后台，支持反苏可以产生一箭双雕的打击效果，有利于对东北地方势力的把控。即便反俄失利，直接受损的也是张学良，在东北与中央的关系尚属微妙的当时，南京方面也算是赢家。外交上，与苏联对抗也被认为可迎合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需要，将中国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由于双方各有所需，东北与南京一拍即合，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权的举动也因得到蒋介石承诺支持，成为双方一致对俄的政治行为。关于南京对东北的支持，相关记载十分明确。据记载，7月10日，张学良曾专程前往北平会见蒋介石。会谈中，蒋介石明确表示了“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俄赤化东省”的态度，并强调，苏联在国际上孤立，不必担心中苏开战，就算开战，中央也会出手相助，届时出兵十万，拨款数百万都不成问题。参见《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卷12，1929年7月10日条，转引自左双文：《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第124页。
[110]《中东路事件与中央对俄外交方针》，《中央日报》1929年7月18日，第1张第1版。
[111]《外交部关于中苏绝交宣言》（1929年7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76-1378页。
[112]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记载：“外交团消息，苏联已允中东路作价五千万金卢布，惟前次晤外交副委员长时伊曾称绝不以中东路为礼物等语。似此消息，尚难取信。”参见《外交团消息苏联已允中东路作价五千万金卢布为与俄副委员长晤谈时似不可靠由》民国22年8月22日，馆藏号：04-02-006-03-01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13]《俄将中东路部分路段让与日本》民国17年3月29日，馆藏号：04-02-005-01-00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14]立民：《蒙兵入新疆》，《东方杂志》第22卷第12号，1925年6月25日，第3页。
[115]抱朴：《赤俄与反帝国主义：答陈启修先生》，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55页。
[116]《呈送对苏蒙议定书第二次抗议照会及附件由》（Translation of Note，April 11，1936），民国25年4月16日，馆藏号：04-02-004-02-00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17]胡石青：《读对俄问题讨论号的意见》，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73-174页。
[118]《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之三江绍原来信，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第104页。
[119]毛以亨：《俄蒙回忆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241页。
[120]测验的五个题目分别是：你信仰什么主义？谁是中国的革命领袖?那一个国家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上海最有名的是谁？你赞成废除阴历吗？这五题涉及的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国情问题，考察人们对国民政府、上海市情、历法的了解和关心程度。参见《本埠新闻二》，《申报》1929年1月13日，第4版。
[121]《民意测验：革命领袖孙蒋，中国之敌日俄》，天津《大公报》1929年1月13日，第3版。
[122]详细情况参见《民意测验征求答案本市执委会训练部第二次测验——中东路事件》，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6日，第4张第1版。
[123]《市训练部发表反俄民意测验总统计收回中东路反对各国调停肃清反动势力努力国防建设准备对俄作战愿为党国效劳——11000人之意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8日，第2张第4版。
[124]《民意测验：革命领袖孙蒋，中国之敌日俄》，天津《大公报》1929年1月13日，第3版。
[125]转引自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第335-336页。
[126]《中宣颁布宣传标语》，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7月21日，第1张第4版。
[127]《中央决定对暴俄方策》等，《中央日报》1929年7月20日，第1张第3版。
[128]参见《市训练部发表反俄民意测验总统计收回中东路反对各国调停肃清反动势力努力国防建设准备对俄作战愿为党国效劳——11000人之意见》，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8月8日，第2张第4版。
[129]《市训练部办理反俄民意测验“中央传令嘉奖并转政府采行”》，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8日，第2张第4版。
[130]《为苏联近来对华态度告世界各被压迫民族书》（1926年），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第3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27-230页。
[131]胡政之：《望国人注意中俄关系》（1926年5月30日），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第285-286页。
[132]《张学良为中苏会议事致行政院等密电》（1930年6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外交（二），第1400页。
[133]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研究党义的心得》，《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亦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564页。
[134]胡适：《我们走那条路》（1930年4月13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第351-352页。
[13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123、126页。
[136]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5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不详，第467页。文中幸德水秋的《十九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中“十九世纪”应是二十世纪，可能左氏记忆有误，写成了“十九世纪”。
[137]中东铁路曾长时间亏损，但1922年之后开始盈利，且盈利额逐年上升。1922年纯收入为567.81万卢布，1923年为637.05万卢布，1924年为1132.59万卢布，1925年为1682.3万卢布。参见刘显忠：《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第44页。
[138]参见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Т7，Москва，1963，с.478（《苏联对外政策（外交政策）文件》T7，莫斯科，1963年，第478页）。转引自刘显忠：《1926年中东路危机后苏联在中东路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及其实质》，《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第47页。俄文资料承张爱和先生帮助翻译。
[139]至于外蒙，作为中国已有领土，面积巨大，资源丰富，是中国发展西北部社会经济的重要国土凭借及对抗西北方面敌人的战略要地，一旦失去，金瓯残缺，中国将遭受永久性的失地之痛，非一时国内政治之变更可比。但“联俄”却使部分国人只看到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面，而忽略了苏俄一直以来策划外蒙独立以便操纵控制其政权的另一面。直到外蒙完全独立，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却为时已晚。
[140]Elleman，Wilson and China，pp.170-171.
[141]李义彬：《南京国民政府的联苏制日方针》，《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37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378-386页。
欢 迎 关 注 本 微 信 号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官方微信平台 SCDXXB-ZSB
长 按 识 别 二 维 码
关 注 我 们
编辑：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