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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 董洪杰、周敏莉、Visar Sylaj：国外语言多样性与贫因关系研究
国外语言多样性与贫困关系研究
作者简介：
董洪杰（1982—），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周敏莉（1980—），广东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Visar Sylaj（1985—），阿尔巴尼亚斯库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社会语言学相关问题。
内容提要
语言与贫困的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论题。本文梳理出国外学界关于语言与贫困关系的3种核心观点，即语言多样性会加剧贫困、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之间不存在必然关联和语言多样性有助于脱贫。从研究结果看，语言多样性与贫困的直接相关性尚未得到完全验证；从研究数据看，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历时纵深数据对语言与经济相关性研究的重要价值；从研究方法看，通用的宏观跨国比较法难以有效确定及控制变量，无法精确预测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应吸收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实验方法。关键词
语言与贫困，语言多样性，相关性
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政策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语言多样性和贫困的关系（Williams，1970；Harbert & McConnell-Ginet，2009）。学界以不同国家的经济数据为依据，探讨语言在脱贫中的作用，提出了不同分析模型。这些研究尚未得出公认的结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科学合理的语言政策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是语言本身（Nettle，2000）。本文从语言与贫困的关系出发，梳理和反思国外学者关于语言多样性（语言异质性）与贫困之间关系的争论，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一
语言多样性会加剧贫困
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学者从语言经济学视角探索语言的经济价值（Grin，1996；Grin，2003；Arcand & Grin，2013）。经济学家雅各布・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1965）最早将成本和收益概念引入语言研究（Grin，1996；Ginsburgh & Weber，2016）。在众多研究者中，较有影响的是约书亚・菲什曼（Joshua Fishman）。他1966年的开创性研究《语言同质和语言异质国家之间的一些对比》（Some Contrasts Between Linguistically Homogeneous and Linguistically Heterogeneous Polities），以亚瑟斯・班克斯和罗伯特・泰斯特（ Banks & Textor，1963）的《跨国调查》和布鲁斯・B.拉塞特（Russett，1963）的《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中有关国家经济数据汇总以及全球经济指标为依据，从语言同质国家和语言异质国家视角探讨语言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他用两个标准定义语言同质国家：使用单一语言为母语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85%以上，且不存在显著的少数民族语言社区。不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国家则为语言异质国家。他分析了这两类国家的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指标，包括人口、经济、教育、意识形态、政治、利益表达、利益集合等15个变量，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和语言之间存在相关性。比如，语言同质国家人口平均密度较高，农业人口比例较低，社会城市化程度较高，女性预期寿命较高，婴儿死亡率较低，经济发达或中等，高等教育入学率较高，识字率较高，思想观念先进，政府稳定性较高，社会融合度高；语言异质国家则相反。菲什曼（1966）认为，语言同质性往往与“良好”和“理想”的国家特征相关，即语言同质性更有助于经济发展，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培养和推动语言同质性，特别是欠发达国家。通常情况下，语言同质性高的政体经济更发达，教育更先进，思想更平和，政治更稳定。在语言同质的国家里，原始的社会纽带和情感更加可控，文化和宗教的同质性高，较早实现思想启蒙，能够通过社团、制度和政治群体培养社会多样性，使更多民众致富。乔纳森・普尔（Jonathan Pool，1972）的一项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菲什曼的结论。他们的观点合起来被称作“Fishman-Pool假说”。威廉・英斯特利和罗斯・莱文（William Easterly & Ross Levine，1997）的研究得出了与菲什曼（1966）类似的结论。在他们的代表性研究《非洲的增长悲剧：关于非洲伦理多样性影响的政策和民族分裂》（Africa’s Growth Tragedy：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中，借用查尔斯・泰勒和迈克尔・汉德森（Taylor & Hudson，1972）构建的“民族一语言”异质性指数（EFL）回归分析模型，综合分析了20世纪60—80年代非洲国家“民族一语言”多样性对经济的影响。研究显示，从长远看，社会经济表现的确受民族语言多样性的影响。非洲国家经济落后除受“教育普及率低、政治不稳定、财政资源不发达、外汇市场扭曲、管理不善和基础设施不足”等因素制约外，也与“民族一语言”多样性密切相关。如果实现“完全异质”向“完全同质”转变，可使“生产率提高2.5倍、人均资本提高9倍”。上述研究表明，语言多样性与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相关性，语言多样性会导致经济贫困，他们的观点后来被称为“Easterly & Levine假说”。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支持语言异质性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毛罗・保罗（Mauro Paolo，1995）认为，种族和语言的分裂会降低制度效率，加剧腐败。阿莱西那等（Alesina et al.，2003）声称，种族和语言分裂会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阿莱西那等（2012）进一步指出，语言多样性和经济不平衡之间的关联，可能阻碍区域的发展。德斯梅特・克劳斯、伊格纳西奥・奥尔图尼奥奥尔丁、瓦齐亚格・R（ Desmet，Ortuño-Ortín，Wacziarg，2016）的研究也认为，“对经济数据的精细分解显示，语言多样性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他们同时指出：“这些发现揭示了语言异质性影响政治经济结果的机制，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准确了解语言异质性和社会经济的关系，需运用多种方法，不仅是跨国比较法，还要参考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实验方法。目前，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学术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
二
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之间不存在必然关联
普尔（1972）的研究虽一定程度确认了菲什曼（1966）的结论，但他最终的结论是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之间不存在必然关联。普尔对菲什曼调査过的133个国家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再次检验，以证明“语言多样性阻碍经济发展”的假设。他从“语言多样性”和“经济发展”关系出发分析人口规模、人口比例、最大的母语群体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他将“经济发展”和“语言多样性”分别分为高低两组，两两对照，考察其相关性：1a）如果语言多样性程度高，经济发展很慢；1b）如果经济发展很快，语言多样性程度低；2a）如果语言多样性程度低，经济发展很快；2b）如果经济发展很慢，语言多样性程度高。他强调，这种分析方式能更好地描述和概括“语言多样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显示，对语言同质国家而言，“不管语言统一程度高低，都存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即便整个国家只使用一种语言，也可能非常贫穷或非常富有。反之，语言高度异质的国家总是处于不发达或半发达状态，而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相当大的语言一致性”。他进而认为：“语言一致性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经济发展是语言一致性的充分但不是必要的条件（描述性而非因果关系）。”普尔指出，他的研究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定菲什曼（1966）描述的现象，因为在他的四分表中，有一个区域的数据不支持菲什曼的结论。语言多样性与贫困的关系可能存在某种偶然性，语言同质性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这一结论不足以认定语言多样性和贫困相关，无法将贫困归因于语言多样性。因此，普尔警告政策制定者，需谨慎考虑语言多样性与贫困的关系。与菲什曼（1966）、英斯特利和莱文（1997）、普尔（1972）相关的另一项研究是大卫・内特尔（David Nettle，2000）的《语言异质性和国家财富：Fishman-Pool假说的重新审视》（Linguist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Fishman-Pool Hypothesis Reexamined）。内特尔（2000）考察了菲什曼（1966）和普尔（1972）关于语言异质性与贫困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结论，重新测试了他们的假设，并分析了布拉德・利安和约輸・R. 奥尼尔（Lian & Oneal，1997）等的研究。利安和奥尼尔（1997）以98个国家1960—1985年的经济数据为依据，分析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研究表明：“一旦剔除一些显而易见的影响经济的因素，语言异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便不存在相关关系。”内特尔（2000）则认为，利安和奥尼尔（1997）无法证伪 Fishman Pool假说，因为利安和奥尼尔（1997）表明“语言异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非常小，可能需要几百年才可以观察到，且会在某些短期的波动中被平均”，“语言异质性可能通过低入学率、腐败、低起点增长率等干预变量起作用”。为验证菲什曼和普尔的研究，内特尔（2000）利用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的107个国家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使用与菲什曼和普尔相同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语言同质性水平。他还使用了另一个指标，即每百万人口的语言（LPC），以确保准确衡量各国语言的多样性。他的研究虽然证实了普尔（1972）研究的有效性，但认为普尔的研究完全依赖GDP是有问题的，因为“语言异质国家的居民人均GDP低”并不等同于他们的“生活质量低”。因此，他使用世界银行数据，分析“出生时的预期寿命（LE）”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后发现，GDP和LE的两次分析殊途同归。虽然语言异质性与生活质量之间的确存在微弱的负相关，但内特尔在分析数据过程中发现，这一相关性也可能受地理因素制约。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可能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也会影响语言的异质性程度。因此，他的研究并没有为菲什曼和普尔语言异质性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的结论提供充分的直接证据，反而支持了利安和奥尼尔（1997）的结论，即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语言状况会影响经济形势，因此，“将语言同质性作为一个分析变量并不合理”。相比而言，让・路易斯・阿尔坎德、帕特里克・基奥蒙特和西尔维安・吉拉蒙・珍妮（Jean-Luis Arcand，Patrick Guillaumont，Sylviane Guillaumont Jean-neney，2000）重新分析并批评了英斯特利和莱文（1997）的研究，即“在包括非洲的世界范围内，民族分裂导致低经济增长率，而这种分裂更是非洲国家经济困境的主因”。阿尔坎德等人（2000）使用了同样的回归分析法，即泰勒和汉德森（1972）的横截面增长回归模型，指出了英斯特利和莱文（1997）解释数据的一个谬误，即非洲语言状况不是“异质化”，而是“多极化”，而“多极化”才可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他们还指出了英斯特利和莱文（1997）分析模型的局限性，以及非洲国家样本数量不具有代表性，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他们得出结论，目前的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无法证实非洲国家贫困模型的假设，即没有数据证实“民族一语言”异质性与贫困相关。
三
语言多样性促进经济增长
班古拉・阿ト杜勒・卡里姆（Bangura Abdul Karim，2000）在《非洲多语种的可衡量的影响》（Measurable Effects of Multilingualism in Africa）中说明了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之间的相关性。依据《语言百科全书》（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s）（David，1992）、《咨询年鉴》（Information Please Almanac）（ Brunner，1998）和《第三世界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the Third World）（Kurian，1992），阿ト杜勒对菲什曼（1966）和普尔（1972）关于“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之间相关性的研究进行了测试，并将表述方式改为“多语”和“经济福利”。通过单双变量分析和SPSS均值以及标准差计算，阿ト杜勒得出了与普尔（1972）一致的结论，即语言多样性和经济贫困的关联具有偶然性。在非洲，“殖民主义及其后期影响”是语言多样性和经济贫困背后的深层原因。要论证语言同质性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需更多的历时纵深数据作为支撑。语言多样性能够从语言政策视角为“民族主义冲突提供临时解决方案”，还可促进教育发展，“民族语言有利于初等教育，进而转用国家通用语言接受高等教育”。总之，语言多样性是非洲各国重要的正向资产，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如前所述，利安和奥尼尔（1997）和科利尔・保罗（Collier Paul，2001）都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语言异质社会的经济状况往往比语言同质的社会更好。阿尔坎德和格林・弗兰（Arcand & Grin Fran，2013）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们定义了“语言”（自变量）和“经济发展”（因变量），侧重分析较为宏观的人均GDP；以54个国家经济情况作为研究样本，选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the UNDP’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即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获得清洁饮用水、传染病流行、赋予妇女权力、识字率或入学率、贫困发生率或获得足够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入量、出生时预期寿命等指标，认为它们是描述经济发展的“最佳”指标。他们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发现，具备与强势语言相关的能力与高水平经济增长无关；语言异质性能增加人均收人，若能在教育领域加大投入，语言异质性对人均收入的积极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不过，阿尔坎德和格林也承认，他们的研究无法“精确地确定语言异质性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具体方式”，同时认为语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严重误判。与内特尔（2000）类似，塞尔玛・K. 桑塔格（ Selma，K. Sonntag，2016）的研究《南亚的语言、地区冲突和经济发展》（Languages，Regional Conflic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Asia）分析了 Fishman-Pool假说以及英斯特利和莱文（1997）的研究，质疑他们在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的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之间负相关的主张。她对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巴基斯坦4个南亚国家进行了案例研究，认为这类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语言和经济条件，具有可比性。桑塔格（2016）指出，南亚4国语言均表现出异质特征，其中斯里兰卡语言异质性最低。如果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负相关，那么斯里兰卡应该是经济最发达的。事实是，斯里兰卡饱受内战困扰，经济状况并不理想。因此，像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这样的案例可以证明，他们的经济发展独立于其语言分裂状况，Fishman-Pool假说无法有效解释语言异质性与经济状况的关系。
四
结 论
梳理国外语言政策领域关于语言与贫困研究的核心文献可见，学者们围绕语言多样性与贫困的关系展开讨论，主要提出了语言多样性会加剧贫困、语言多样性与贫困之间不存在必然关联和语言多样性有助于脱贫3个不同观点。纵观语言多样性与贫困研究的2个核心假说（Fishman-Pool假说和Easterly & Levine假说），以及后期检验这些假说的分析模型研究，以下3点值得关注：第一，从研究结果看，不同模型及其研究尚未完全验证语言异质性与贫困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语言是通过教育、政治方案等途径间接发挥作用，还是与贫困直接相关，仍有待探索。第二，从研究数据看，学者们意识到时间因素在语言与贫困研究中的重要性，即有效论证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需获取历时的纵深数据作为支撑。第三，研究方法层面，目前的研究多采用宏观的跨国比较法，弊端是无法有效确定及控制变量，进而无法精确预测语言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此，应借鉴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和实验方法。正如格林（2013）所言，“考虑到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复杂的、动态的，目前得到的任何结论都是临时性的”。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语言因素会影响经济状况，经济因素会影响语言政策，所以在制定语言政策之前，充分考虑经济因素非常重要。当然，语言政策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因此，语言政策研究者和经济学家的合作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源：本文为作者及出版社授权发布，收录于王远新主编：《语言田野调查实录（15）》，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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