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 | 文秋芳：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应用语言学科的思考

文秋芳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北外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国家教材委员会外语学科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亚洲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先后4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8次获省部级教学成果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担任学术期刊《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中国外语教育》)、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中国应用语言学》）主编，多家国际语言学杂志编委会委员。

本文刊于《外国语文研究》第9卷

编辑部授权发布

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应用语言学科的思考

一流学科；本土化；创新性；国际可理解度；产出导向法；辩证研究范式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应用语言学科的思考，拟从五个方面来讨论这个话题：一、关于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发展的简况；二、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标准；三、国内学者国际论文发表的创新性分析；四、我国应用语言学理论国际化的标准；五、北外在建设一流应用语言学学科所做的努力。发言内容主要是根据我今年发表的四篇文章：《我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国际化面临的困境与对策》、《我国应用语言学理论国际化的标准与挑战》、《“产出导向法”的中国特色》、《辩证研究法与二语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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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发展的简况

应用语言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西方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由桂诗春先生率先将应用语言学引入我国并获得迅速发展。现在的硕士点、博士点的建设、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的出版，等等，都有了相应的发展，应用语言学在我国的学科地位已牢固建立。但是，应用语言学还未跳出“仿效”阶段。中国的应用语言学，在国际学界“失声”，在理论体系中“缺位”，研究者本土意识弱，成果创新性低，与我国现有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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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标准

QS世界大学排名基于六个计量指标，其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占40%；教师学术论文的引用数，占20%。一流的科研，应该能产生一流的成果。一流的教学，应该能培养一流的学生。这两点大家都认可，即科研成果和人才培养。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有个很重要的支撑，那就是应该有一流的学者。一流学者的培养，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科当中要有学科带头人，一个是要有学术团队。一个学科要能立得住，需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我认为，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人文社会科学应具备如下的基本要素（见图1）。

图1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人文社会学科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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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国际论文发表的分析

目前，如果我们仅看学术研究，我觉得问题有点严重。国内高校对发表ssci的文章有高额奖励政策，因为有些人认为，如果我们连数量都没有，怎么可能有质量。也有人认为，数量跟质量应该是同步发展的。我们做了一个研究，将2001年到2015年间国外八本应用语言学杂志上国内学者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统计，一共有39篇。我们先做了一个质性的分析，看看这些文章在做什么。我们发现，文章可分为五种类型。一种是验证型，即从西方理论出发，找中国的研究对象来验证西方的理论，大概占51%。第二种是问题型，就是拿着中国的问题，找西方理论的框架去套，套完之后说，“这个西方的理论不错”，这种文章的比例大概占26%。第三种是描述型，就是把西方的理论拿来，在中国找一个现象来解释，解释之后，得出结论说“这个西方理论能解释中国的现象”，这类占15%。第四种是演示型，就是运用西方的理论，用中国的案例又是质性研究来演示。最后一种，稍微高级一点的，就是用中国的理论来解释西方的理论，说“它跟我们的这个理论还有很契合的地方”。如果我们以创新度来看，理论创新，这39篇当中应该是一篇都没有；内容创新，也比较少。这里所谓的创新，我认为就是研究对象，因为国外的文章都是研究外国人，我们研究的对象是中国人，那么这个或许是一点创新，对世界有点贡献；而方法创新呢，几乎没有。就如刚才我说的，用中国的理论、哲学思想来解释西方的理论，或许是有一点创新，但这个创新度也是很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如果光凭我们在SSCI上发的文章，就想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学科，我觉得还是有很远的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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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标准

我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应用语言学学科的标准，首先是要解决本土问题，第二是要能够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第三是这个方案要能与国际话语体系对接。简言之，标准就是本土化、创新性和国际可理解度（见图2）。

图2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应用语言学研究标准

为什么要说本土化？可能有人说，应用语言学是要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其实，从应用语言学本身的定义可以看出，它就是要解决你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中的问题。它最为广泛接受的定义（Simpson，2011）是，应用语言学是一个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以语言为核心的现实世界问题的学术领域（Brumfit，1995）。那么，什么样的问题是现实世界问题呢？我想，美国的问题肯定不是我们的现实问题，英国的问题也不是我们的现实问题。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是中国，所以我们也要研究我们的中国问题。如果细看应用语言学的所有理论，提出理论的这些人都是为了解决他们所生活的那块土地上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现在要想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当然是应该解决我们的本土问题。

创新性指的是什么？我认为是指所提出解决问题的本土方案，要具有原创性。这就是说，你的解决方案既能有效地运用到本国实践中去，又要与西方范式有所不同。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国情、社情、人情，要用同一个“药方”处理不同的病症，让所有人穿同一尺寸的衣服，肯定是不合适的（Long，2015）。

第三，是国际可理解度。所创理论中所用的话语必须与国际相关理论有联系，或者说该理论能够与现有国外相关理论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比较和对话。本土理论，一定要在借鉴和批判国外流行理论的基础上创立，这样，外国学者才能调用自己熟悉的理论图式来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这三个标准，本土化是前提，原创性是基础，国际可理解度是关键。它们互相联系，联动作用，缺一不可。只有同时满足以上的条件，才可能被认为是一流的人文社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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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在建设一流应用语言学学科所做的努力

这两年，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应用语言学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第一，我们创建了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简称POA）；第二，我们创建了新的研究范式，即辩证研究范式（Dialectical research paradigm，简称DRP）。这里，我就从本土化、创新性、国际可理解度三个方面，谈谈在这两个新方法上我们所做的工作。

5.1   产出导向法

第一，在本土化方面，我们直面中国本土问题。中国英语教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用分离”（我这里讨论的是大学外语，不是专业英语），或者是重“输入”轻“产出”，或者是重“产出”轻“输入”，但它们都是“学用分离”。课堂教学效率低，教学时间有限，就难以教好英语。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做到教师教一点，学生用一点，使所学和所用能够有效对接，实现输入和输出一体化呢？如果强求数量和广度有困难，能否在质量上下工夫呢？因为现在大学外语的课时很有限，那么这个产出导向法，就是为“学用分离”的诟病开出“中药方”，我们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地提出“以用助学”、“以学助用”、“学以致用”、“学有所成”。这个创新性之所以重要，体现在提倡教学要从产出开始，把产出放在听和读的前面，同时以说、写、译为重点。这是一个教学顺序的调整。我们提出的理论体系，包括教学理念、教学假设和教学流程，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图3   “产出导向法”的理论体系（改编于文秋芳2015：548）

教学理念是教学假设、教学流程的指导思想，课堂教学的方向和总体目标；教学假设是课堂教学环境的理论依据，需要检验；教学流程，是实现教学理念和检验教学假设的载体，实现POA教学目标的步骤和手段。那么，我们这个理论的创新性在哪里呢？西方的假设，都是凸显了外语学习的某个侧面或者某个环节。比如大家知道的输入假设（the Input Hypothesis），或者输出假设（the Output Hypothesis），或者是注意假设（the Noticing Hypothesis），有无数的假设，但是它们都只注重某个侧面、某个环节，教师难以将其整合，在课堂教学中“落地”。一个个假设，相当于不同的“西药”，治标不治本。而POA综合施策，覆盖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驱动—促成—评价），使得环环相扣，步步相连，便于教师将教学落到实处。

中国的传统理论，是我们提出产出导向法的重要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来自中国最古老的教育专著《学记》。《学记》全文只有1229个字，比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提出的《大教育论》早了大约一千八九百年。它篇幅短小精悍，文字言简意赅，喻辞生动，内容丰富深刻。我们提出的产出导向法的基本教学理念和教学原则，与《学记》的主张一脉相承，特别是《学记》中对教师主导作用的界定与解释，即教师要做到“豫时孙摩”这四个原则，是教学成功的基本保证。细读这四条原则不难发现，教师在教学中要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创新性方面，在国际可理解度方面我们也做了许多工作。怎样才能使你提出来的东西让外国人看得懂？首先，在构建理论的时候，我们与时任北外长江学者的加拿大教授阿里斯特·卡明（Alister Cumming）反复沟通交流，使他能听懂我们的理论，并且请他给我们的方法命名，最后定名为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产业导向法）。此外，我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学者交流，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组织国际论坛，邀请国内外专家评析“产出导向法”。2017年的会议，南京大学的王守仁教授和王海啸教授都参加了。明年的会议将邀请彼得·斯基汉（Peter Skehan）、詹姆斯·兰托夫（James Lantolf），还有中国学者，一起共同讨论。2019年将邀请拉森·弗里曼（Larsen-Freeman），以及其他外国专家。再有，就是走出国门，组织学术会议。2017年10月13—14日，我们邀请了十多位国际学者，在欧洲举办“产出导向法”的国际研讨会。同时，我们还设立了国际的“产出导向法”研究基金，希望国际学者能够参与，和我们一起来研究。总之，我们希望它能够走出国门，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批评、鼓励与支持，希望能够结合他们的智慧，来完善中国的这个理论。

5.2    辩证研究范式

再谈谈我们创建的辩证研究范式（暂定Dialectical research paradigm，简称DRP），我们也从本土化、创新性、国际可理解度三个方面来说。我们用这个方法研究中国的问题，一个是研究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建设的有效性；另外一个是用来研究“产出导向法”的有效性。大家可能问，为什么你要用新方法来研究这个？目前，传统的研究范式，要么就是构建和检验理论，通过检验假说，去证实或反驳假说，或者说建设一个理论。另外一种研究，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像行为研究。还有一种理论，例如现象学或者人类学，就是要阐释意义，去认识或说明一种现象。而我们这个辩证研究的创新性，就在于这个研究既要构建理论，又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还要能够阐释意义，这三者之间应该是互动的。那么它的哲学理念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本体论认为，教育中的任何系统都是复杂的、难解难分的，它是多种因素交织的，但是又有差异性，而且是不断地动态变化的。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一个假设、做一个实验、测一个因素，把其他变量全部控制起来，实际上是不能解决教育问题的。另外，从认识论的角度，理论来自实践，实践由理论指导，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应该是紧密相连的。当然，实践可以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实践、现在和过去的实践。

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的辩证研究范式里面，包括四大要素：第一是问题，第二是理论，第三是实践，第四是合作性的反思（见图4）。

图4   辩证研究范式各要素间的关系

中间位置是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本土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内圈里，它跟理论和实践有互动；在外圈，要跟他人的理论、他人的实践有互动；中间的这个联系和互动就是要有合作性的反思。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循环的过程。首先，要找出现实生活中复杂且本质的问题；第二，要根据以往的实践和理论知识提出解决问题的初步理论框架；第三，是要将初步理论框架应用于实践；第四，要把这个理论实践化，同时优化实践；第五，考察理论的操作性和实践的有效性；第六，再根据前期实践和借鉴他人的理论和实践，修改理论。这个循环是无限的，全过程应该贯穿合作性的反思实践。

评价DRP研究质量的标准，有四个方面：首先，就问题来讲，它应该是一个真实的、复杂的、本质的问题；提出的理论，应该有全面性和综合性；它在实践上应该有操作性和有效性；合作性反思，应该具有批判性、持续性和建构性。这就是我们对DRP的标准。这里我特别想讲的是，我们现在很多课程改革、教学改革，做研究没办法做，投稿没办法投，为什么呢？做实验不行，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一个变量剥离出来去检验它。但是，要是做了一学期很辛苦的教学实践，忙到最后，好像课堂教学有改进，却又没有理论，拿不出成果，这也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实践还要有理论。另外，要有合作性反思，对你所做的实践，所做的理论，你应该能够解释它。所以这三样东西，要合在一起。其实，中国的这个辩证性研究，应该已经在社会科学领域、在国民经济建设当中经过了反复的实践。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我国的医改、房改和自贸区的建设，甚至像我们北京市的医疗改革，都是一步一步这样做的。在做的过程中，理论、实践、问题是同时在做的。一个是真实的问题，一个是理论实践，通过实验，再逐步地循环，然后推广。我觉得辩证研究的这种范式，非常适合解决复杂问题。

那么，这种研究范式跟其他的研究范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第一，研究对象。它是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且本质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不解决，比如说，有人发现，课堂上学生为什么不发言？它是个问题，但它不是教学的本质问题，你可以研究，但它不是我们这个研究范式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的参与者，必须是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合作共同体，他不是单一的老师，也不是单一的研究人员。研究的路径，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互动，同时在互动过程当中，不断地进行合作性反思。关于研究的目标，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理论构建、实践优化、意义阐释，三个都要同时做，这和我们现有的研究范式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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