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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女权主义?纪念波伏瓦诞辰113周年
主编按:刚刚过去的1月9日,是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 1908—1986)诞辰113周年的纪念日。不论在存在主义,还是在女权主义(feminism)的发展史上,波伏瓦注定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角色。甚至,我们可以大胆断言,在当今时代,还没有哪个女权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力和洞察力可以与波伏瓦相匹,不管是克里斯蒂娃还是茱蒂丝·巴特勒。
1960年萨特与波伏娃在巴西波伏瓦的思想过时了吗?不,恐怕正与之相反,我们今天更加需要借助她的理论来认清我们的处境。有些人把“中国式女权主义”概括为“只要自由,不要责任”,这固然是不甚严谨的归纳,但这个说法也反映了不论男女,实质上并没有领会存在主义“自由”的内涵。自由本质上和责任是同一种东西,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由而抛弃责任,并非不愿,而是不能,这种不能,不是为长者折肢般的不能,而是挟太山以超北海般的不能。因此,略带悲观地论断,我们目前对女权的理解,并没有超越法国思想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达到的水平,而时不时被舆论所掀起的所谓“性别对立”,本质上也并非源自生命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生存状态的反思,而更像是一种不满情绪的肆意宣泄。真的有“性别对立”吗?可以有。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其他性别,那么其他性别便是你的地狱。“有人以为我的本意是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总是毒化了的,总是地狱般的关系。然而我要阐明的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不管我们所生活的地狱是如何地禁锢着我们,我想我们有权利砸碎它。”(萨特)以下,是波伏瓦在1976年接受的专访节选,她向我们揭示了,女性解放本质上就是人性的解放,女性解放的目的,就是让女性成为人本身,而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性别角色。诸君共勉。
真正的女权主义:重看1976年波伏娃专访
Interview: 约翰·杰拉斯(John Gerass), 1976;Published: Society, Jan-Feb. 1976;Source: Southampton University;节选|翻译:译言网 杯葛德律风
我觉得不是。当代女权运动真正开始于五六年前,那时候这本书还没出呢。之后,随着运动的发展,一些活动领袖就把这本书的某些内容奉为圭臬。但是《第二性》绝对不是这次运动的催产剂。20世纪40-50年代,这本出版的时候,一些活跃的女权行动派还太年轻以至于不能很好理解书的要义,但我很庆幸,她们之后仔细研读了这本书。值得肯定的是,一些有经验的女权主义者如《女性的奥秘》的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就读过我的这本书,书中的思想在某种程度可能影响了她。但是对于其他人,这本书影响甚微。比如,在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的作品中没出现过一句引自这本书的话。她们成为女权主义者的原因或许是我书里提到过的,但她们能发现那些原因是受她们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与我的作品无关。
你说过,你是在你写《第二性》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女权意识的。那按照你的自身经验,你是怎么看待这本书之后的女权运动发展状况的?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意识到我自己在过一种不真实/错位的生活,或者说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得益于父权社会。结果就是,在我早年的岁月,我已然接受了男性价值观,并且循规蹈矩地生活。当然,我非常成功,这让我不得不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女人想要那种平等,那么男女就可能平等。换句话说,这是我作为知识分子的偏见。
女权运动宣传画
说得好。这也是我能理解许多女性主义者坚持“自食其力”的原因吧。尽管今天的主流女权运动(至少在法国,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美国)都是独立派,但如果我们真的分裂成完全独立的群体,那么她们和我们的革命,能成功么?把男人排除在女权运动的抗争之外,她们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么?
先等等。我们必须弄清为什么她们是独立派。美国的情况我不了解,但在法国,有大量女权组织和女权学习班。这些机构的存在的却排斥了男性,因为她们觉得重现发现并理解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及其体验是非常重要的。她们只能通过集会演讲,互相倾诉那些在男性面前(丈夫、情人、兄弟、父亲等其他人)难以启齿的东西。她们想真实表达自己的强烈需求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满足。此外,她们深层次的交流内容是当时25岁的我从没想过也无法理解的。那时我有很多闺蜜,但和她们也没正式讨论过女性自身的困境。所以现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意识觉醒小组的存在以及想和她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的欲望,女人之间真正的友谊才算开始。我的意思是,在过去,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早些日子,女性从未真正和其他女人成为朋友。她们把彼此视为对手,说好听点是竞争者,而不客气的说是敌人。
富裕阶层女性站出来声援
就你这个问题而言,答案是否定的。愿意冒险让自己边缘化的女知识分子和年轻女性,愿意也能够抛弃父辈价值观的富人子女,对她们来说,这种选择余地或许更多。也就是说,因为其所受的教育,生活方式或者经济实力让这些女性能够躲开残酷的社会竞争而活在市镇(译者注:这里只有钱人能到乡下别墅度假,并非本朝的小城镇生活)或者活在边缘(译者注:思想不随大流),并且能与其他对这个问题敏感的并有相似见解的男人或女人处好关系,所以更自由。或者说,作为个体的女性,只要能为自己任何的选择买单,那么她就能更自由。但是作为某个阶层的女性,就像你说的,正是因为她们没有经济实力所以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中的萨特与波伏娃
但是把我们当作模范是很可笑的。人们必须找到他们自己共同爱好和他们自己的相处方式。萨特和我能遇上对方是很幸运的事情,并且我们的成长环境相似,这是很难得的。我们遇见对方的时候都还年轻。他23岁,我20岁。尽管我们已经被塑造成了有相似兴趣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们的意见常常不一致。对我们来说,文学取代了信仰。
对。相似的性格,相似的抱负经常会让对方感到压力。但是我们有其他的共同点:我们早年的生活环境非常相似。我们的童年都非常踏实,与世无争。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会向我们自己或他人证明什么。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从一开始,这就像天注定。我父母的行事原则就是“宠辱不惊“,所以他们做了合格的小资知识分子。萨特的父亲在萨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父亲的教育方式和我家相同,而且他父亲一直坚信萨特会成为一名教授。这就是我们感情能够维持的原因。所以当有事发生的时候,比如萨特的母亲在他12、13岁的时候重新嫁人,或者当我14、15岁的时候知道自己的父亲不再以我期待的方式爱我的时候,童年的踏实让我们能够把这些危机各个击破。是他们变了,而不是我们。我们太过于一帆风顺而没能体验到不安。另外,不论任何小的变数,我们都能按照自己父母所教育的那种方式去应对。他们希望我们成为求知并解惑的知识分子,并且我们自己也乐意成为他们所期待的样子。所以,萨特和我能够相遇不仅是我们的家庭背景有融合的地方,而且我们稳定的生活以及个人的信念都使我们成为我们被塑造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成为对手。然后,随着萨特和我的感情越来越深,我开始相信我们都是对方的唯一。换句话说,知识背景相同的我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完全是安稳的,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完全是牢固的,也是预设的。当然,我们那时会嘲笑这个字眼。当你有这样的安全感,你就不会嫉妒。但假如我知道有另外一个女人和我一样对萨特来讲很重要,那毫无疑问我肯定会嫉妒。
我还没想过呢。我猜的话我会马上开始再写点什么,我会再去工作,但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会继续和女人们同在,和女权主义者及其组织同在。我会继续以某种方式来为女权做些什么,暂且把它叫做”革命斗争“吧。我知道我会一直和萨特在一起,除非我俩有一人先去。因为你知道,他现在70了,我也67了。
我不知道。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不会。或许需要四代人的努力。我不知道”革命“会带来什么,但是女性为自身解放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长远来讲,女权运动会胜利的,这点我非常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