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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岁打工,梦想碎了一地

丁燕 人间theLivings 2018-11-04


图 | 李志

 

两个男孩因急着挣钱,脸上浮着雾霾般的阴郁。他们非常非常害怕——我几乎可以听见他们小心脏在承受某种极限时,“怦咚怦咚”的鼓响。


自述

从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两年间,我“扎根”在东莞樟木头镇的工厂路进行田野调查——这条路集中了小镇最重要的几个大厂:电子厂、纸箱厂、塑胶厂、汽车配件厂、服装厂。一溜烟排下去,或港资或日资,或兴旺或萧条,或整齐划一,或毛糙杂芜,让这条路充满乡野、科技、江湖等多重味道。

我的采访对象集中在90后男工的身上。因工人下班多在晚九点后,我便不定期地住在电子厂的女工宿舍。

年轻人很悍——非常、非常悍。我和他们之间,不仅阻隔着性别,还阻隔着年龄。但时间让一切坚硬的最终都被软化。和他们成为朋友后,我发现,同60后70后的父辈不同,90后男工是个崭新的群体——这些乡村男孩大多是留守儿童,大多初中毕业。当他们离开老家出门打工时,会强烈地感受到生活的差距。

他们没有太多的苦难和责任,比父辈更轻松;虽然他们的路比都市青年更窄,但和滞留在乡村的同龄人比,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1


认识这两个十九岁男孩,是在刀削面摊上——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也跟着要了一碗面。

这两个男孩是堂兄弟:高天山比高天水大几个月;都一米七,长着同样獴猫般窄小的脸;身子都格外单薄,细胳膊细腿,连眼神都是细的,像两根针尖;都穿着运动衫、牛仔裤,长发偏分。

堂兄弟间仿佛有着轻松的默契,像能用超低音频嘁哧私语。

堂哥高天山的臼齿有些问题,令他吃得很艰难——头伏在盘子上,每吃一口都要大嚼一通,发出轻微嘶嘶声,似乎每口面都又长又烫;堂弟高天水则更斯文,像被罢黜的小皇帝,维持着礼仪和规矩。


●  ●  ● 

正月初五,两个男孩从四川渠县土溪镇赶到东莞樟木头。

旅途中的一切都令他们惊诧——中国那么大,车站那么挤,人那么多,车厢那么聒噪,——他们甚至都不愿意开口说话了。起初,纯粹是因为嘈杂;而后,他们发现沉默能带来力量,便以此为策略:将身体封闭成一座地窖。

于是一路上,他们静如雕塑般地来到广州,对周遭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直到转乘和谐号到达樟木头。

后来,等他们回忆起这次长途奔袭,惊诧地发现,这次穿越几个省区的大跨度旅行,在记忆里已成模糊蜃景。

在他们心中,大城市璀璨明亮,到处是发光的霓虹灯,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吃着糖果喝着咖啡(细节来自电视剧)。但现实的广州却令他们无语——火车站近乎废墟,有种大火后的焦糊味。

男孩们像闯入巨大梦境,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和自己一模一样。地图也帮不了他们——写那东西的人以为上面提到的地名尽人皆知,而男孩们除知道“广州”外,一无所知。试图在这里“待一待”的想法即刻熄灭。在火车站转悠了几圈,吃了碗泡面,便转车来到樟木头。小站显然和大站没法比,但男孩们对视一眼,心有灵犀。

——就是这里!

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就是这种让穷人显得不太穷的地方。樟木头看上去只比老家高出一两个档次,这难度让他们攀起来有信心。在那个微型火车站,很容易问到工厂区的位置,找到8路车,到达工厂路电子厂。

 

2


然而,两人却结结实实地吃了闭门羹——这一天,电子厂尚未开始招工。

兄弟俩随即产生分歧:是在电子厂旁住下苦等,还是去旁边镇试试运气?

他俩的全部资产共六百元(没有更多)!当获悉正月初七会招工时,两人一阵狂喜,随后又跌入冰窖——工资要“押一付一”(上班两月后才能拿到第一月工资)。用六百元维持两人两个月的开销,显然不够——只能先去附近镇打零工,挣到钱后再回来。

很快,两人在塘厦镇太阳城找到了零时工:QC(品质管理员)。一小时十元。一个月后,各拿到两千多,重返樟木头。


△等待进入电子厂的新工人   图/丁燕

当他们再次看到电子厂,总算破涕为笑,仿佛万劫归来。

“干嘛不在塘厦干,反正都是电子厂?”

高天山像被噎住,嘴唇动了动,嗫嚅道:“那边不太好……”

“怎么不太好?”我知道自己在铆着劲招人厌。

他忍住不多言,似乎多言便揭了老底:“唉,看快了,看不出坏品会挨屌,看慢了,又要堆货!”

拿起刚啤(念bie)出来的塑胶产品(垃圾桶盖或晾衣架),在白炽灯下盯视翻动,查看有无黑点、凹槽、披锋(类似毛刺)。产品源源涌来,让他们像沉船难民,拨开一浪又一浪,直至手臂麻木,双腿僵硬,头脑昏困。这些产品看起来都一模一样,而瑕疵如蟑螂似老鼠,会移动会躲藏,潜伏在眼眶之外。一个动作重复千万遍后,眼涩口干,兄弟俩感觉自己也在变形缩小,直缩成面板上的那颗瑕疵。

我追问:“要不要点眼药水?”

高天山愣怔,这回他说得一字一板,声音也雄厚了。那是急于证明自己强壮的少年都会有的瞬间昂然:“嗨!揉两下就算了!”

然后接着干——九小时或十小时,还曾有过一天干了十三小时。

“刚开始真累,可习惯就好啦……”

话虽由高天山说出,听着却十分熟悉。这些话在珠三角随处可闻,这是这个巨大音箱不断重播的歌曲——“出来打工,累是肯定的哦”,“累一点无所谓,只要工资高哦”,“有的组长达标就好,有的组长还要超标哦”,“一般是连续做三小时,再休息十分钟哦”……

我噤声呆立。

 

3


返回樟木头电子厂,男孩们已做好了干长期工的准备。

一下公交车,便见有人在路边举招工的牌子。一个西装男带到他们走到附近中介公司,说一人交三百介绍费便可进厂。

男孩们觉得贵,拒绝了。

之后,就在旁边小宾馆租了临时房,伺机进厂。这天,他们到厂门口,吃碗刀削面。

他们告诉我,自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工作——临时房一天二十,一碗面五元,坐车打电话都费钱,四千元会转瞬底朝天。这些话说得如此慢条斯理。

刀削面慢慢变了滋味。两个男孩因急着挣钱,脸上浮着雾霾般的阴郁。他们非常非常害怕——我几乎可以听见他们小心脏在承受某种极限时,“怦咚怦咚”的鼓响。

若计划不周,会变得比离家时更穷。等待钱,像等待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小店关门,等待街头醉鬼变成绅士。惶恐袭击着他们,让他们外表干干净净,内里却虚弱得一塌糊涂。


●  ●  ● 

我给劳务公司阿彪打了电话。

此前他说:“拿机枪在村子里扫,都扫不出几个打工的!”听我说有人想进厂,他热情高涨:“来!”“让他们来找我!”。我随即报上男孩们的名字、年龄、籍贯、族别,叮嘱他多照顾。

招工启事上说,作业员(普工)要初中毕业,高天山解释,“有毕业证,放在老家了。”但直觉告诉我,他在撒谎。男孩们无声地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但我知道他们在盯着我看。

我很希望他们能穿过层层障碍,最终获得工作机会。“不行就做个假证!”这话似乎是自行其是,冲口而出,“其实,初中的假证查不出来。”

到了工厂门口见,两个男孩抬起头,直戳戳地看着我,不吭声,像两尊橱窗里展示的僵固模特。

天色一直阴沉,空中荡着细雨。我撑起伞:“我去门卫那问问。”

“招工吗?”

“招!”

“什么年龄?”

“十八到四十岁。”

“四十岁以上招吗?”

保安噗嗤一笑,热心地朝楼后一指:“那个厂,五十都招!”

“普工要学历吗?”

摇头:“只要身份证,二代的!”

返回的途中我异常开心。想到“不用办假证”,简直是消除了某种粗鄙腐朽的趣味,整个人都高尚起来。

我只去了几分钟,返身告诉他们:明天早上九点,拿身份证在厂门口找阿彪,就说丁老师介绍的。笑容是预料之中的——而那在震惊和诧异后显出一丝疲倦的笑容,却让我莫名忧伤。

 

4


高天山约我去租住的农民房“坐一坐”——他们实在没什么拿得出手的礼物。

从电子厂门口朝街对面走去时,马路坑坑洼洼,又是灰尘,又是晒死人的阳光。人行道边的垃圾桶里,满是快餐盒、饮料罐、香蕉皮、皱巴巴广告。街边挺立着一个接一个亚克力灯箱广告,硕大红字扶桑般盛开,“温馨”、“甜蜜”、“如家”飞舞相撞。

走进陈旧凋败的暗黑街巷,扑面而来的街景更令我骇异不止。

那种介于瓦房土屋和摩天大厦间的四方火柴盒建筑,是最具当代中国特点——典型的城乡结合地带的样貌。那么多人(其实已少了很多)汇聚于此,形成种强烈的惊悚气场——似乎任何事情发生在这里,都理所应当。


△90后的男工宁可每月花一百八住小宾馆也不住宿舍  图/丁燕

在这里,空间被极度切割和碎化——到处是四五层方块小楼房,无任何特色,背靠背,墙挨墙。这些“贴面楼”、“接吻楼”的建筑群内部,则像曲折迷宫,前后左右皆相似,外人根本无法辨析。楼宇间像建筑工地残骸大仓库:不到一米的楼间距里,胡拉乱扯着各类电缆配线;各角落被污水、垃圾、杂物簇拥;各种面貌的人藏匿于各类窗口。

跟在两个男孩身后,从楼底堆着的破床垫、旧椅子、自行车、三轮车间绕过,穿过玻璃门进入前厅。弧形小桌围起个吧台,转椅里的二房东一头烫成爆炸的黄发,她慢悠悠抬起头瞅着我们,那张浓妆下颧高颊塌的衰老的脸,既不表示惊讶也无显露愠怒。

她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

我们三个依次上楼。即便白天如此明亮,二楼走廊依旧昏暗晦涩,只有微光从尽头射进。通道四处弥漫着暖烘烘、灰扑扑的发霉、汗臭和尿骚味——那是潮湿的青苔、发酵的垃圾、做饭的油烟,男女的汗腥凝结而起的味道,如湿布堵住鼻孔。这味道太过强烈,以致看到墙上的脏污尘垢,拐角的烟头纸屑,窗台成堆的矿泉水瓶,也并不感到意外。

两侧房屋门对门,门梁上红油漆刷着房号。

一扇门打开,闪出个女孩——她被我们吓坏了。

女孩长得很薄很薄——如果走在大街上,阳光仿佛能穿透她:银光白小外套,绷屁股的短裙,腿像母鹿般细长,又像踩着高跷。她的脸出奇得豪华:涂了太多增白粉蜜,像剥了皮的香蕉或日本艺伎。假睫毛浓密夸张,让眼睛和整个面孔完全不配套——大到不可思议,时刻充满神经质的警觉,提防四周变化。

她和二房东虽模样迥异,但眼神却出奇相似——意味深长地瞅着眼前的三人组合,一言不发。随即,她低下头,咚咚下楼。


 ●  ●  ●

打开211,白炽灯下的小屋比楼道更局促。

其实,就是个长方形盒子——四壁青白发黑,双人床靠左墙,另一侧离右墙仅剩一米。白床单发灰——那沦浃了多少别人体味的薄单子,无任何讲究地铺陈着。在床和阳台之间,用水泥墙隔出个卫生间——没有门——就那么敞着,能看到白凹槽边缘发黄。地上错繁累聚着各种物件:两个黑色拉杆箱,两个双肩包,红水桶里装着洗漱用具,杂物中裸出一把吹风机。

三个人一下子挤进,让里面的物件变得超大,我从没发现自己的手脚会占那么多空间。男孩们让我坐塑料凳,自己坐床沿。我们从刀削面聊开,说四川人会做菜,说四川的气候和广东不同,他们说老家工作机会还是少,他们才不得不来到这面食差劲的地方。

而对他们来说,现在最需要了解的,是电子厂的工作情况。他们的眼神柔和濡湿,充满憧憬,我不想用垃圾情绪传染他们,却不得不强调——“站着上班行吗?”

陡然间,两人变得不知所终——那两张脸变得一模一样:都皱眉瞪眼。

我说我曾到过这个厂的内部,看到车间四周到处张贴着“危险”的警示;我说车间里没有凳子——所有的人都站着,穿着代表不同职位的各色工装,都戴着工帽,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埋头苦干,不能说话。

我说长条状的工作台上,刚留出一个空档,马上就被另一个毛坯占据了位置;我说有的女工站得太久,便一只脚立着,另一只脚提起,让身体形成个三角形;我说也许胳膊会卡进转动的轮子,膝盖会夹入活塞间。凡此种种,他们不断点头。

我说上午两小时是最忙碌的时间,那时精力充沛。休息时男人去吸烟室吸烟,而女吸烟者亦越来越多,甚至向宿管抱怨,“为啥没女吸烟室”,他俩跟着笑。

午饭后,到厂外大街溜达溜达,晒晒太阳,嗅嗅飞扬肆意的流动空气;下午的日子难熬,一小时不如一小时,这时候的钟点不像时间,是一级级阶梯,环环相扣,步步相逼;到快下班的最后一小时,车间的模样看起来就和清晨一样,人们照样忙碌,但行动明显迟缓。

聪明的老手知道把省事的活留在这个时候。最后半小时不干新活,只是打杂整理。但并非天天如此幸运。有时,熬过了整一天,到快下班时,又摊上棘手的活——那就必须努力干完再去看表,否则,从上一眼到下一眼,还没过五分钟。

我说等穿上工装开始干活时,所有的一切便一目了然。新工人很快会熟悉一切。不用太动脑子便能把活儿干漂亮。

其实车间的活,太聪明的人反而干不好,如果脑袋愚笨些,便不会讨厌正在干活的自己;时间久了,还会喜欢那个工作中的自己。

他们再点头。

 

5


堂哥高天山的父母四十出头,在福建工地打工,但他并不知道具体地址——所谓工地,大概就是某个未完成的大厦。当大厦建成,工人们便又迁去另一处。所以他没法给父母写信,只能打电话。

“一天打一次,还是一周?”

他愣怔,身体轻微晃动,“那个,其实,一个月,也不打一次……”男孩嘴角下沉,像在掩盖一份难堪的困窘。他很快从窘迫中解脱出来,讪讪一笑,解释道:“父母在工地干活,累得很,没事打电话,只会打扰他们休息……”

三位姐姐都已结婚离家。现在父母出门,“干最苦最累的工地活”,主要为给他攒钱结婚。虽然他才十九,但父母希望这一两年就把婚事办了。

“你还不到结婚年龄啊?”

他耐心解释,“我们那里都是先办酒席,年龄到了再领证。”“生了孩子也没关系,再补办手续。”“只要办过酒席,大家就都认了。”

我突然醒悟:“你家已超生啦?”

他的小脸腾地变红,手指扭结在一起,“我三姐出生时,管得不严,请计划生育的人吃了顿饭,最后就没交罚款。等我出生时,管得严了,交了罚款,但我不知是多少。”

生了三个女孩才有他,他是家里的宝,但他却没条件骄纵自己。和别的乡村男孩一样,春节后,背上行囊出门打工,他要自己给自己找饭吃。高天山说自己家的情形原来在村里属中等,现在已算较差的了。因父母用打工的钱在土溪镇买了套商品房,一百多平,二十多万。

“现在的女孩都希望男方家在镇上有房,村里的房子再好都不行!”

“那,干嘛不在工厂找女朋友?”

男孩再次骇异,像我是八百年前的古人。“哦,那不可能的!”

原来,工厂里的年轻女孩更是宝贝,不是在老家订了亲,就是被父母反复叮嘱“要回来相亲”,很少搭理外乡人。那些打工的女孩,年龄不大,相貌天真,但心眼如藕孔般繁密,处事老辣。

有时,她们会和同厂男工谈一谈,耍一耍——不乏一夜情,或同居一段时间,但等到了春节,该返家返家,该相亲相亲,该结婚结婚。

像高天山这样的男孩,虽外出打工,但要结婚,还是要回到村里,找同村女子。所以,父母只能买下那幢自己和儿子都无法入住的商品房,他们的钱只够首付,余款问亲戚朋友借。“要全部还完,还得五六年。”

所以,这个单薄大男孩大年初三便离开家,踏上南下的火车。他急于找到工作:“多赚一点,可以多帮帮父母。”

而我又忍不住,问出了那句最不讨人喜欢的话——“怎么不好好上学?”

听到此话,他震颤得嘴唇僵硬半张,怎么都收拢不回。这十九岁男孩在惊诧和不知所措后,转而诚挚地笑了起来,“唉,希望下一代会好一点……我是没有机会了……”

 

6


堂弟高天水只有一个亲弟弟,但还是被罚了款——他和弟弟年龄仅相差两岁(2015年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在农村,若第一胎是男孩便不准再生育)。他家被罚了五千——他记得很清楚。

他的变声期还没过完,声音沙哑略带窘迫:“我们家是轮流生病。”

爷爷奶奶年纪大,各自有病,相继去世;在煤矿打工的父亲被压断腿后,又查出矽肺,不得不放弃当矿工;母亲曾在食品厂干包装,得了喉炎,呼吸困难,最后不得不离厂。父母都没拿到任何赔偿,去医院看病都是自掏腰包。

经老乡介绍,父母到上海干送报纸的活,一月能挣八百。“活倒不累,但存不下钱”;又去汕头印刷厂,用三轮车送货,“那活真累”,而父母已过青春壮年期,再这样熬下去,怕连命都要搭上;现在,父母转战到中山工厂区开了家小音像店,起初生意还行,但现在的年轻人不是泡网吧,就是玩手机,小店门庭冷落,“离倒闭也没几天啦”。

所以堂弟比堂兄忧郁,狭长的瘦脸上总像涂了层铁锈,也更羞涩,我问一句他答一句,间或点头,像认罪一般。

他的父亲比我还小一岁。他将我看了又看,感慨:“我爸看上去像个小老头,皱纹多得很!”

和高天山一直留守不同,高天水自小学起便一直跟着父母——到上海,到汕头,到中山。但他只能进民营学校。“刚开始还行,后来,老师说的话一句都听不懂,只想睡觉。”

求学无望,他并不怨父母生活不稳定,只恨自己“听不进去”。


△刚放学的小学生穿过工厂路走向出租屋   图/丁燕

眼前的他,暮气沉沉地一挥手,简短总结:“想太多也没用,做好现在的事吧!”他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命运,不热不凉地补充道:“我想,我总可以混出点名堂的。”

同样的,他家也在土溪镇买了商品房,也欠了十几万外债。

“啊?”

“别人家都这样。”

同样的,正是这笔债逼迫着他和父母,春节还没捂热被窝,便匆忙踏上南下之路。现在,钱是把熠熠闪光的利刃,高悬头顶。


●  ●  ● 

起身告辞时,两个男孩坚决送我下楼。

穿过门厅时,二房东抬头,闪动着“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沧桑眼神。站在路边时,堂弟高天水面露微笑羞涩道:“丁老师,谢谢帮忙啊。”向我挥手告别时,两个人在小宾馆门前站成两片剪影。

他们的发型那样一致——清清楚楚地偏分,右边拢着大部分头发,左边低而平。其实,无论他们怎么表现得有差异,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点还是让他们像一个人。

他们一点也邋遢,更不寒碜——只要离开昏暗窄陋的小宾馆,他们被严重损毁的尊严便再次恢复,变得年轻而有朝气。

我希望他们能忍受站立式工作方式,能在六十天后拿到第一份工资;我希望他们像块茎植物,没有在腐土中烂掉,反而催生出新绿的嫩芽。


 ●  ●  ●

后记

我总觉得,年轻人最敏感,总处于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迁最前沿。

他们正值生命历程的中间阶段——从青春转型至成年,这个阶段不仅具有个人成长的意义,更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我希望了解他们通过怎样的过程而最终“变成男人”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眼睛观察感官感受,而不是僵化的数据、表格和问卷,来了解当下中国的巨变。

但接近男工的过程常令我从心底泛出一种懊悔惆怅之感。

听着男孩们描述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悲喜,总让我有一种隔着毛玻璃观看的残酷之感。我从外围看到的,不过是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其内部的惨烈惨痛,像海平面下的冰山底座,我根本看不见。


△利用空闲时间打台球的男工    图/丁燕

事实上,那天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高天山和高天水。除第二天打通电话,获悉他们顺利进厂后,我便和他们失联。开始,电话打通没人接,短信不回,后来,电话无人接听。我就这样把他们弄丢了。

后来,在电子厂大门口,看到那种瘦长身条漫晃乱走的男孩,我总会停下脚步,下意识地多盯几眼,期望是我认识的堂兄弟。后来,我逐渐意识到,我们何以失联——工人上班时间不能带手机;晚上九点多下班,吃饭冲凉后,要马上倒头就睡,才能保证第二天七点四十赶到车间。周六下班后在网吧熬通宵,周日大睡一天就算休息。而最初到达工厂路的我,对这个生活节奏并不熟稔,所以,总在错误的时间打了错误的电话。

后来,我从阿彪处获悉:高天山只干了三天,高天水坚持了一个月(他俩都没能捱过“站立式”这关)。阿彪冷笑时颊肉乱颤。“多进几家厂,也许,他们还会回来”。

但如果回来,高天山进不了厂,高天水则可以。电子厂规定,未干满一个月离厂者,不能被再次雇用。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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