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瞬间，我突然崩溃了，嚎啕大哭起来。我觉得自己像只丧家犬，连个容身之处都找不到。哭过之后，我一字一句地对阿明说：“下一次，要么是搬到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去，要么是离婚。”
征 稿
不论是作为焦虑、执念、或是被无数人称为“刚需”的资产，还是作为回忆，港湾、灵魂能得以休憩的那一片小小天地，房子一直与我们息息相关。或许你也曾关上那扇门，却忍不住回头凝望，曾第一次打开一盏灯，推开一扇窗。或许那处地方只是一次短暂落脚，很快就又要再打包离去；或许那方寸之地是一场长久的困顿，不得不囿于的一隅。或许那里只是这么近又那么远的梦想，是长久的渴望。我们总会渴望一种踏实的安全感、结束飘来荡去的日子；也总会回头张望，因为房子里有故人、有故事，有让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们的日日夜夜。我们会因为它有“获得”的欣喜，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也会有安宁，念着“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慨……所有的这一切，都围绕着房子、围绕着我们的“居所”展开。在这个焦灼的夏季，人间再一次启动大型长期征文「住在人间」。不论是曾被现实困住、急切地想要出发的心情，还是安居于某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小世界；不论是在城市、乡村、高楼、村舍反复流连的生活轨迹，亦或是租、是买、是抛弃、是拥有的那处屋檐。每当夜深人静，每个人都会回到一处，坐下、继而躺下，闭上眼睛，等待天亮睁开眼睛，再重新出发。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住在人间」。初稿字数建议：5000字以上稿费标准：单篇不少于3000元期待你的来稿。2002年，我从广东回到老家。这是一个十八线小县城，破旧闭塞，狭小荒凉，步行围城绕一圈，不会超过2小时。一条新街和一条老街贯穿县城西东，临街的商铺组成了县城的中心，热闹的地方还有县里唯一的汽车站、一个稍微大点的超市和人民医院。除此之外，整个县城少有活力，本地人只能去城南的歌厅和河边的几家夜宵店休闲娱乐。这样的地方留不住年轻人，稍微有点野心的，都跑去大城市追求更好的生活了。留下的人，要么是有正式的工作单位，要么甘于平凡，要么就是有所牵绊。那时候的我20岁，一心想逃离父辈那一身汗水一身泥的生活，没想过要在县城扎根，只把它当作一个过渡——彼时，电脑职业教育正风行，县城里有大大小小的培训学校。我在广州打了2年苦工，想学门技术再出去施展拳脚，于是就拖着行李走进了一家电脑培训学校的大门。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选择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培训学校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阿明。他是名计算机老师，比我大1岁，跟我一样，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只不过他的家在更偏远的乡下。半年后培训结束，我为了爱情背弃了不回老家的初衷，没有再外出打工，而是进入县城里的一家茶馆做服务员。茶馆工资很低，一个月只有400元上下，阿明的工资高一点，但也只有700多。恋爱期间，手头拮据的我们与别人合租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这套房子位于一栋陈旧小楼的顶楼，房中间有一条昏暗狭窄的走廊，紧挨着没有窗户的厨房和卫生间，两端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小客厅。阿明的同事辉哥，一个人住大的那间卧室。辉哥大学毕业，年长我们几岁，性格随和、厚道。他来自农村，家里条件不太好，老父老母住的还是破烂的土砖房。我们去他家玩，那房子用“破烂不堪”、“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问辉哥怎么不去大城市找工作，他无奈地笑笑，说自己父母年纪大了，总得有人管。相比之下，我和阿明的境况要好很多。我们住小卧室，房里除了一张床和一张桌子外，其他什么家具都没有。虽然条件简陋，但那时的我并不觉得寒酸。住下以后，我们慢慢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这栋老楼底下是一个小菜市，每天清早，我们躺在床上就能听见各种卖菜的吆喝声，像准时的闹钟。晚上下班回来，要侧身穿过一个个摆满蔬菜的摊子，那时还觉得挺方便，能顺便挑点菜。可是到了夏天，顶楼的缺点就彻底暴露了。被烈日暴晒了一整天的楼板源源不断地释放着热量，厨房里没有窗户，煮餐饭出来，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头发尖尖都在滴汗。我们的卧室更像个闷热的蒸笼，无论风扇开多大档，衣服都能瞬间湿透。晚上睡觉翻个身，皮肤会被热烘烘的凉席黏住，有时一晚要起来洗几次澡，实在睡不着，就睁着眼睛等天亮。然而我和阿明并不觉得苦，反而乐在其中。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有情饮水饱”吧。熬过一个夏天，我们仨果断搬家。有了先前的经验，租房子就不再考虑顶楼。第二次租的房子位于3楼，的确凉快，可那栋楼临大街，白天晚上都十分嘈杂，吵得人睡不了觉。我们只住了很短的时间，又搬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这套房子在2楼，户型跟第一次租的房子一样，凉快，也不吵，唯一不好的地方是房子里总有一股鱼腥味挥散不去——房东夫妇是卖鱼的。然而我们没得选择，好地方的房租太贵，我们负担不起。没多久，我从茶馆辞职，用我们微薄的积蓄在县城中心的广场附近租了一个门面，打算卖电脑书籍和光盘。第一次去长沙进货，为了省车费，我和阿明就坐朋友的大货车。驾驶室里没有位置，我们就坐在车顶上。那时正值深秋，我们半夜从县城出发，凛冽的冷风吹得我浑身哆嗦，度秒如年。天微微亮时，一路颠簸的卡车终于停下来，我拖着冻僵的身体爬下车，看到了省城的第一道曙光。当时，电脑城里的光盘批发价卖8毛一张，阿明嫌贵，就蹲在门口。我不解，他说这些店子肯定也是从别的地方进的货，他要等送货的人。不多时，一些身挎大包的人真的出现了。阿明等他们送货出来，就上前攀谈询问，后来他们在角落里成交，每张光盘的进价比店里便宜2毛。阿明进了第一批货，得意地对我说：“不要小看这2毛钱，卖100张就多赚20块。”我们的店子很小，书和光盘的利润也不高，每月赚的钱刚够糊口、付房租。为了维持生计，阿明继续在培训学校上班，我就负责守店。每天进店的客人少，无聊的时候，我就在电脑上玩游戏，玩久了头晕脑胀，就对着阿明发无名火。那时候我们没什么做生意的经验，店子刚开张时，就听信一个熟人的游说，花了几千块钱从他那里盘下一堆积压了很久的文具，然而这批文具一点都不好卖，砸在了手里。为了方便我守店，也为了节省开支，我和阿明决定告别辉哥，住进店里。我们的店堂后面有一个空置的小房间，里面没有窗户，大白天也要开灯。由于常年没有阳光照射，又是一楼，房间里潮湿憋闷，常常有不知名的虫子横行，甚至会有老鼠肆无忌惮地爬上床铺。过去我们经常搬家，没有置办任何家具，连个简陋的衣柜也没买。为了在店里住下，我们买了一张床，然后把泡沫箱子垒起来当桌子，把纸箱当衣柜。再在房间里扯一条绳，用来挂湿衣服和毛巾。到了冬天，洗衣服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厚厚的衣服要一件件手洗，冰冷的水刺痛我的双手，那痛感从指尖一直蔓延到心里。整个冬天，我的手都是红肿开裂的，涂什么冻疮膏都不管用。当然，生活里也不全是苦。年轻人无论处在怎样窘困的环境里，都能给自己找到乐子。阿明的一帮同事跟我们年龄差不多，他们时不时来店里怂恿我，拉上卷闸门跟他们一起出去玩。春天，我们去蚊子山上摘艳山红，夏天去湄水河里游泳，还去溜冰场溜冰，去城南唱1元一首的歌，去夜宵摊吃小龙虾……2004年，我跟阿明订婚了。对于这场自由恋爱，我母亲一直持反对态度，她想让我和大姐一样嫁到县城里，还曾四处找人为我物色相亲对象。可无论他们怎么反对，怎么劝说，我都无动于衷，母亲终究拗不过我。订婚那天，母亲第一次去阿明家里，车子从我家驶出，经过县城，跑了20公里后才到达阿明家所在的镇上。然而车子没有停下，又走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左转右拐，上山下坡，阿明的家还没到。母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当着一车子人的面数落我：“看你找的什么好地方，比我们那里还不如，山冲冲里。我看你不是瞎了一只眼，是瞎了一双眼。”车里还坐着我的朋友，我感到难堪，委屈得眼泪直流，辩解道：“我是嫁他这个人，不是嫁他的家庭，也不是嫁这个地方。我们一定会在县城里安家的。”母亲“哼”了一声，不再理我。那时候，我十分不服气，认为凭我们的努力，难道还不能在小县城里买套房子？望着前面曲折的山路和褐色的土地，我第一次萌生了在县城里买房的想法，不仅是因为房子能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我还要用房子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可是，现实与梦想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存在。那一年，我们这个小县城里还没有开发商建造的正规小区，一般是由私人建好房子出售，100多平方的房子要4、5万，再加上装修，一套房弄下来最少要7、8万元。当时，我的同龄人大多没有买房子的想法，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遥远，很不切实际。我跟阿明提出在县城买房时，他瞪着眼睛，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我说：“哪里有钱？而且我家有房子，何必要到这里买。”“你家那房子离县城有40多里路！”我能反驳这点，却无法反驳没钱的事实。当时我俩的月收入加起来只有1000多块，除去生活费和各项支出，每月存下几百块就很不容易了。双方父母又无法给予任何经济支持，所以买房子的钱对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的小店勉强维持了1年多就转让了，我和阿明又去跟辉哥合租。没多久，我跟朋友小志合伙做生意，在人民医院对面开了一家打印店。房东把一个正常的门面分隔成了两边，我们的店面非常小，里面塞了复印机、打印机、桌子和电脑，满满当当。这些机器都是从长沙淘来的二手货，唯一的新东西，大概就是那把椅子和墙上的大镜子——镜子能使小店看起来开阔一点，不那么局促压抑。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把买回来的复印机直接插在电源上，烧坏了。到处找维修师傅，好不容易才修好。老旧设备多少有故障，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有时生意来了复印机却坏了，每天收入几十块钱还算生意好的。一次，我们接到一个大单，一位客人需要打印上千份资料。由于我们没有大型设备做不出来，就放在别的地方印，可到了交货时间，材料却没有赶制出来，客人来到店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我和小志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还得强挤出笑脸赔不是。小志家住县郊，从小被父母宠爱，是个连饭菜都不会煮的娇娇女。她原本在电脑培训学校教书，却违背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家境也不好的丈夫。父母对这门婚事万般阻挠，他们几经曲折才在一起。我们合伙开打印店的时候，小志正怀孕，还跟着我们去长沙进货，在店里吃盒饭，熬夜打印资料。后来，她的肚子越来越大，身子越来越笨重，不能来店里帮忙。我一个人坚守了几个月，实在搞不过来，就将店面关了。闲下来的这段日子，我和阿明帮他姐姐看房、装修——姐姐姐夫在上海工作，他们花了4万多元在城南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的房子。这房子在5楼，除了难爬、位置偏远一点，其他什么都好。到了那年年底，姐姐一家才回来看新房，年后又出去打工了。在他们的授意下，我和阿明搬进了姐姐的新家。这房子宽敞明亮，有规整的客厅、餐厅、卧室，还有开窗的厨房和卫生间。家具家电样样齐全，跟我们以前租的房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我在这套房子里度过了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于是，在县城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想法就如平静水面下的暗流，不安分地涌动着。小县城在飞速向前发展着。先是城北新修了一条平直开阔的环城路，后是湄水河上在修建一座连接县城与城郊的大桥。那段时间，县里的人会结伴去河边溜达，看施工队紧锣密鼓地施工。特别是小志，常常会去看桥的施工进度，她指着对岸说：“这座桥通了，我回家就要少绕很多路了。”她的娘家和婆家都在河对岸的郊区，原来回去一趟要走320国道，再绕蚊子山，等这座大桥修通就能直达对岸了。除了架桥修路，河岸附近的一片片荒山上还出现了许多挖土机。它们轰隆作响，将荒山挖开推平。听说是为了建小区，到时候会有很多房子卖。我问小志和辉哥：“你们想不想在这里买房子？”辉哥说，以他现在的工资，10年不吃不喝看能不能买得起，“做做梦算了”。小志骄傲地说：“修了这座桥，我也算是城里人了，家里有房子住，何必到这里买。”阿明听了这话，在一旁默然不语。此时，电脑培训学校的老板在城西买了块地，建了一所正式的学校。我可以进入计算机机房工作，就和阿明离开了姐姐的房子，随着学校的迁移再次搬家。这回我们租的房子比较新，一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还有配套的家具。想来，这应该是我在县城里最稳定的一段日子了。2006年，我跟阿明结婚，我父母没要一分钱彩礼，我们就拿出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办婚礼。婚后没多久，我怀孕了，我的两个朋友，青青和小波也都怀孕了。我们都来自农村，有许多共同话题，3个大肚子孕妇就经常窝在一起。我发现，我们这几个出身农村的80后，都想逃离父辈的生活模式。处在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外界诱惑太多，又对生养我们的那片土地缺乏深沉的感情。青青大学毕业后在电脑学校上了1年课，通过公务员考试，在县里的某单位上班。她的丈夫在一所乡镇高中教书，两人条件悬殊，结合也经历了无数抗争。所以，青青全身心支持丈夫考研，希望他能调到县一中去，这是他们夫妻的共同目标。小波中专毕业时，赶上了分配工作的末班车，分进了县里的某单位。她年轻但清醒，知道自己要什么。她找对象是有要求的，最起码男方得有正式工作。后来她得偿所愿，丈夫是正宗的城里人，在单位上班，婆家条件也好，有房子，不用出来租房。我也想像她们一样，逃离得更有底气。于是一直在坚持自考，追求更高的学历。靠死工资买房，几乎是不可能的。2006年上半年，股市开始进入牛市，不少人炒股都赚了钱。阿明也按捺不住，不顾我的反对去证券公司开了户。我们婚后有一两万元的存款，阿明说他只放一两千块钱进去“炒着玩”，然而一入股市深似海，从此抽身不可能。那时的股市行情确实好，大盘指数一路高歌猛进，阿明赚了一点钱，开始不满足于小打小闹，往股市里投的钱越来越多。我怀孕后没有上班，也被他带得沉迷其中。每天早上9点，我准时打开电脑看大盘行情，有时一整天几乎什么事都不干，就守着电脑，然后守着电视机，看各个专家对股票的分析。由于频繁地买进卖出，在大好的行情下，我们也没赚到什么钱。到了2007年，大盘连续几天大跌，我们手里超过半数的股票天天跌停。几天之内，账户里的钱越变越少，我们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将所有的股票都卖了。等抽身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存款已经所剩无几了。那时我的女儿刚出生，正是花钱的时候，我郁闷不堪，责怪阿明当初不该炒股，他反呛我，“是你一次又一次追加投入的”。我们相互埋怨、指责、争吵。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贫贱夫妻百事哀”了。为了能多赚点钱，我们只能另寻出路。阿明从培训学校辞职后，去移动公司做区域经理，虽然辛苦，但好在工资高一点。我跟小志又合伙开了一家店，卖日用品和水果，还在店外的坪上提供洗车服务。小志的丈夫无业，就跟我一起守店，小志下课后就过来帮忙。我们两家都退掉了各自的出租屋，搬到了店面的2楼一起住。算一算，这是我第八次搬家了。这家店子开在一家小鞋厂旁边，附近有居民区，但人流量并不集中。日用商品还好，卖不动不会变质，可水果过几天就得倒掉一大箱，连本钱都赚不回。后来，我们进水果只进保质期长且价格低廉的，品种越来越少，生意也越来越差。洗车生意一开始还好，但很辛苦，特别是冬天，在寒风中洗车，那滋味太难熬。小志从小娇生惯养，哪里受过这样的苦，她父亲来店里看了两次，每次都恨铁不成钢，阴着脸说：“你当真嫁了一个好男人，做了一份好生意。”小志满腹委屈，忍不住怨怪丈夫，男人也压力大，两人一言不合就吵。他们吵了架，男人就生闷气，谁也不搭理，活儿也不干。我一个人洗不了车，就这样一天洗一天不洗，洗车生意也慢慢差了。有时店里进货的钱都没有，空空的货架上就堆了灰。最困难的时候，我把结婚戒指都当掉了。那段日子，小志夫妻吵，我和阿明也吵，简直看不到一丝希望。对爱情的幻想和对生活的热情逐渐被消磨，我想起曾经对母亲说过的豪言壮语，只觉得满心羞愧。后来，我和小志想把店铺转让出去，然而过大半年，直到房租到期也没能脱手。最后，我们只能把剩余的商品、货架、洗车机器贱卖，才草草收场。关掉店铺的那天，我松了一口气，此时我跟阿明身上只剩下5000元钱。河边的小区已经建成，房价800元/平方。然而，我连想都不敢想了，那些漂亮的房子就像海市蜃楼一般遥不可及。店铺关门后，房东让我们尽快搬家，说他要把两层楼整租，不分开出租了。此时，阿明姐姐在城南的房子已经卖掉，我们一时无处可去，只好草草在附近找了一套顶楼的房子，跟陌生人同住。这套房子里只有两个房间，连厨房和餐厅都没有。我们就在大厅里做饭，用电脑桌当饭桌和橱柜。折腾了这么多年，还是一无所有。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失败至极。那时候，我们把女儿放在乡里，让婆婆带着。每次回去看她，她那期盼的眼神都会让我自责、愧疚不已。我何尝不想带她在身边呢？可我自己都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两个月后，小波说她领导有一套空置的房子出租，就是离城区有点远。我跟她去看，这是郊区的一处单位房，很旧，房里蛛网密布，地板、墙壁上都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厨房的墙壁器具更是熏得焦黑，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可是这里总比顶楼好，而且价格也便宜。我没有犹豫，迅速租了下来。我在里面打扫了整整两天卫生，用水冲洗地板，在厨房的墙壁上糊报纸，使尽全身力气刷掉厕所里的一层层黄渍。看着慢慢亮堂起来的房子，我轻吁了一口气。自从河边的第一个小区建成后，县城里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各种规模、各样名字的楼盘不断拔地而起。一时间，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的最多的就是房子，“谁谁谁买了房子”“谁谁谁家的装修好漂亮”……小波跟我说，她和丈夫已经从婆家搬了出来，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很惊讶：“你怎么这么想不通？外面租房子哪有住自家的房子舒服。”她却一脸兴奋，说跟婆婆住一起总有各种各样的矛盾，现在租房才体会到什么是自由。“那你以后呢，一直租房子吗？”“怎么可能，我们要买房子的。”小波望着我，眼里闪烁着光。在这团光里，我看到了自己的颓丧与灰暗。此时县城的房价已经涨到1000多一平，而我们的月工资还是止步不前。朋友们每每问起我有没有买房计划，我都摇摇头，缄默不语。郊区的老房子虽然远离城中心，却清静，晚上能听见狗吠虫鸣，早上的空气中还有青草的香味。我原以为能在这里安定一段时间，谁知搬进去不到1个月，房东通知我，她父亲摔伤了脚，要住在这里休养，让我们另找住处。那一瞬间，我突然崩溃了，嚎啕大哭起来。我觉得自己像只丧家犬，连个容身之处都找不到。哭过之后，我一字一句地对阿明说：“下一次，要么是搬到我们自己的房子里去，要么是离婚。”或许阿明也厌倦了这种搬来搬去的生活，或许他看到了我眼里的决绝无望，他终于同意在县城买房了。那时，一家小房地产公司在县城的最西边搞了一块地，建了前后两排房子。由于位置偏僻，价格便宜，只要1200元/平方，低于县城其他地方的均价。我们去看了房，除了远，没发现什么大毛病，阿明就向他的3个姐姐借了5万块，再加上我们自己身上的5000元积蓄，付了一套90多平的小户型的首付。2009年，签购房合同的那天，我出奇的平静。来到小县城的第八年，在搬了11次家之后，我终于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那些激动与兴奋，早在日复一日的期待与失望中消亡殆尽了。1年后，房子装修好，我把女儿接到县城生活。我尽己所能送她上好幼儿园，上各种培训班，给她提供最好的教育。全家人住进新房的第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长长吁了一口气，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安稳着地似的。我已经迈出了逃离农村的第一步，而我的后辈将迈着更大的步子，走得更远。在小波的帮助下，我凭借自考的大专文凭，在县城的一家集团公司找到了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工资不高但稳定，而且办公地点就在我家对面，走路上班不过5分钟。辉哥的父母去世后，他离开了小县城。为了让妻女过上好日子，他跟随同学辗转各个城市的工地；小志和丈夫开了一家食品厂，每天起早贪黑，焦头烂额，却从不说放弃；青青的丈夫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如愿以偿进入县一中教书；小波的日子最轻松，可在买房的路上，在培养儿子的事情上，她未有过一刻松懈。我们全靠自己的一双手，挣来想要的东西。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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