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伪之外，演化心理学为什么是对的？
导语 / Introduction
这篇文章提出，研究者需要将具体假设和产生这些假设的理论与元理论区分开。考察某个具体假设是否正确时，波普尔的证伪策略是合理的；但考察产生这个假设的理论（中层理论，Middle-level theory）和元理论时，使用证伪策略则是不恰当的。具体假设被证伪不会立刻导致中层理论和元理论的失败，具体来说，元理论比中层理论更不容易被证伪。这是因为具体假设和产生这个假设的理论、元理论之间并不是紧密无间的。从元理论到具体假设之间存在着安全缓冲区（Protective belt）。在理论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下，如果安全保护区可以不违反元理论的前提，通过修改和调整自身的辅助假设，从而使得理论与事实相符，那么便可以保护学科体系的核心假设不受挑战。
论文题目：
Are Evolutionary Explanations Unfalsifiabl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he Lakatosian Philosophy of Science
DOI：
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101_01
证伪策略、累进性策略
与安全缓冲区理论
在波普尔（Popper）看来，科学由一系列可验的假设组成，并通过实证数据来检验（通常采取证伪策略，strategy of falsificationism）这些假设取得进步。举一个经常使用的例子：如果你想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那么最好寻找非白色天鹅（这种策略被称为证伪），而非花时间寻找更多的白色天鹅。波普尔将检验假设的证伪策略同样使用在检验产生该假设的理论上。如果假设被被证伪了，那么产生这个假设的理论也会随之被认为是错误的；如果假设没有被证伪，那么产生该论断的理论也就暂时通过了检验。这意味着，具体的假设和产生假设的理论之间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假设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理论的失败。
认知科学家艾伦·纽厄尔（Alan·Newell）批评波普尔科学哲学指导下的科学，只会是一个去伪但不存“真”的学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科学进步只能通过不断舍弃那些被证伪的理论（否定性知识，negative knowledge），并且积累那些尚未被证伪的理论（暂时未被否定的知识）来实现。这就给人感觉好像是研究者仅仅通过排除谬误，就可以整合剩下“尚未被证伪”的论断来获得真理。在波普尔眼中，追求真理就像是飞盘射击运动，各式各样的理论像飞盘一样堆积成山，然后被甩向空中，一款名为证伪的枪发出砰的一声，这些可怜的理论就被证伪的子弹所击落，故事便到此结束。
所有的理论模型都是对现实的近似。认识世界与追求真理是一段漫漫长途，而这个过程是研究者通过主动修补、完善、扩展旧有理论慢慢达成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更像是培养博士生，他们一旦被录取，指导者就要努力保证他们不被学术界所淘汰。理论需要被培养和完善，而不是直接施加严苛的标准，这要求研究者不断修订它们，使得它们变得有用。
- Karolis Strautniekas -
纽厄尔（Newell）认为，采取彻底性证伪策略的最终结果是——生产一些暂未被证伪的、未成体系的只言片语，且这无益于提高我们对复杂的现实世界如何运作的认知程度。因此，他呼吁科学界采用与波普尔同时代的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提出的累进策略（Approximating approach）来取代波普尔的证伪策略。
在拉卡托斯科学哲学的指导下，科学的目标应该被重新表述为：不断改进当前的理论，以便更好地贴合现实。科学家的工作则被视为：根据坚实的元理论（Metatheory），不断提出更符合现实的新理论。这些理论一般已经经由学术界详细讨论，可以作为坚实的基础，而不必担心在短时间内被动摇；元理论与核心假设的含义等价，可以互相替代使用（Basic Metatheoretical Assumption）。比如，物理学家都同意将牛顿的四大假设作为元理论，在这些原理的基础上不断构建中层理论，逐步贴合现实，从而推动科学发展。
尽管纽厄尔的论调听起来像是要和波普尔主义彻底决裂，但我们大可不必如此极端，我们将拉卡托斯的累进策略视为对波普尔证伪策略的必要补充：研究者需要将具体假设和产生这些假设的理论、元理论区分开；考察某个具体假设是否正确时，波普尔的证伪策略是合理的；但考察产生这个假设的理论（即，中层理论，Middle-level theory）和元理论时，使用证伪策略则是不恰当的。
拉卡托斯认为具体假设被证伪不会立刻导致中层理论和元理论的失败，元理论相比于中层理论来说更不容易被证伪。这是由于，具体假设和产生这个假设的理论、元理论之间并不是紧密无间的。从元理论到具体假设之间存在着安全缓冲区（Protective belt），而这个缓冲区便是累进性策略所研究的内容。
安全缓冲区的第一个功能是代替元理论接受实证证据的反复检验，因此，一旦出现了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情况，先进行调整、甚至替换的就不是元理论，而是处于安全缓冲区中的理论了。例如，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器发射失败后，科学家们不会质疑物理学的基本定律，相反，他们会认为是自己将这些物理学原理应用于制造航天飞机的过程中的理论模型不够完善。
- Karolis Strautniekas -
元理论层次上的
学科体系构建
以心理学为例，元理论是区分心理学各种流派最鲜明的标志。这是由于元理论提供了特定流派的核心假设。例如，自然选择理论作为演化心理学的元理论，将演化心理学与其他心理学流派明显地区分开来。考虑到心理学家不可能花心思考察全部心理学理论，因此，元理论还可以为心理学家提供一些研究价值上的初步判断。心理学家一般不会花太多时间在和自己所取信的元理论有明显冲突的理论问题上。这是因为双方观点偏差过大，以至于讨论也被认为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情。心理学家的兴趣一般只集中在元理论框架内的派内争议，不论派内争论谁对谁错，这个流派总还是能够存续。
比如，演化心理学家不会考虑深究那些不以自然选择理论为基础的心理学学说。所有的演化心理学家都会对“相互接触假说”（Interpersonal violence）嗤之以鼻，因为这个假说认为人际暴力发生的概率，主要由个人之间的接触频率与物理距离决定。犯罪学家提出这一假设，以解释为什么家庭是所有人际暴力最可能发生的场所。他们发现人际暴力往往针对的是与施暴者有密切接触的人，正是施暴者和朋友、配偶之间足够近的物理距离，给人际暴力的发生提供了客观条件。“相互接触假说”进一步认为，无论孩童是继子女还是亲生子女，只要孩童与父母之间的物理距离是能够允许人际暴力发生的，那么儿童都面临着被父母虐待的风险。
这明显不符合演化心理学关于提高自身繁衍率的核心假设（元理论），该假设认为，自然选择会保留那些有利于促进直系后代和近亲生存、繁殖的心理机制。因此，自然选择会促使人们善待自己的后代与近亲。在控制同等程度的物理距离和社会互动（接触频率）之后，相比于继子女，父母应该更加克制自己不伤害亲生子女。
当然，如果“相互接触假说”得到了证实，即，家庭暴力背后的心理机制是不同遗传关系同样适用的“物理距离越近，人际暴力越有可能发生”，而非自然选择指导下的、对亲生后代的偏爱。那么，这种已经被证实的假说，将立刻证伪掉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元理论，也就是对演化心理学的整个流派完成了颠覆。这意味着只有元理论框架内部的理论争议才适用于安全缓冲区理论，而如果是在不同元理论冲突的情况下，某个具体的假设被证伪将直接导致产生该假设的中层理论和元理论被立刻摧毁（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 Richard Solomon -
中层理论层次上的
学科体系构建
大部分科研工作者一般不会浪费精力去挑战已经成为学科流派共识的元理论（除非有越来越多的异常现象提示元理论不再可信），因此，他们主要的学术活动是在元理论的指导下构建和评估中层理论。如前文所述，中层理论作为产生假设的理论，是元理论在更为具体领域的阐述，它将元理论和更为具体的假设联系起来。尽管中层理论在底层逻辑上受元理论指导，但在大多情况之下，它们之间并非分析判断的关系（并且，我们无法由元理论直接推论中层理论），而是综合判断的关系（相较于元理论，中层理论一般会包含更具体的理论）。比如，演化心理学领域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比如交配、合作等），我们无法通过作为元理论的自然选择理论推导出演化心理学的全部内容。
通常情况下，演化心理学家会根据不同的证据构建几个相互竞争的中层理论。然而，这些理论都不会违反自然选择理论。不同的中层理论竞相为同一现象提供最佳解释，实现抽象的元理论向具体领域的发展。因此，中层理论的提出和评估扩展了更为具体领域的知识（这是安全缓冲区的第二个功能）。例如，在解决“雄性照料后代的动机”问题上，研究者提出了两个都符合自然选择前提但互斥的中层理论——“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Parental investment and sexual selection）和“互惠利他主义理论”（Reciprocal altruism）。我们将以此为例展示在演化心理学元理论的框架内，相互竞争的中级理论是如何被提出和评估的。
亲代投资理论和性选择理论认为，在哺乳动物中，相比于雄性，雌性天生倾向于向后代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比如妊娠、分娩、哺乳和更长的照料时间；与此相对，雄性则只须付出精子。这种对后代投资的巨大差意味着，对于雄性而言，其繁殖成功率主要取决于与可育伴侣交配的次数。因此，在自然选择下，雄性会比雌性在求偶过程中更加具有冒险倾向及攻击性，且会花费更多精力与雌性建立排他性关系（monopolising sexual access）。
此外，在采取体内受精作为生殖方式的物种中，由于雄性无法确保雌性所生后代是自己的血肉，故面临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养育他者后代的风险，因此，只有当雄性无比确认后代遗传有自己的基因时，雄性对后代的投资才可能成为一种符合自然选择规律的生殖策略。这意味着，雄性只有在对待遗传有自己基因的后代时，才会成为尽心尽力的父亲。所以在长期的自然选择下，雄性养育后代的策略会朝着减少对他人后代照料的方向演化。有研究者认为，这些策略在人类男性身上体现为“性嫉妒、不惜使用暴力威胁来实现对女性的独占与控制的永恒本性”。
- Jotaká -
相比于侧重于求偶和养育行为的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互惠利他主义更侧重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的合作。事实上，这两种理论也有重合之处，由于“照顾后代”这一行为是由没有血缘关系的雄性和雌性合作完成的。但互惠利他主义进一步认为，在自然选择的前提下，向并无血缘关系的他者提供好处的行为是可能发生的，只要在此过程中，相较于非合作，双方可以通过合作得到更佳结果。而且，利他互惠的交换往往并非单次同时的，而是一方在某个时间点施手相助，以增加另一方在未来某个时候回报的可能性。
根据该主义，斯玛茨（Smuts）进一步提出雄性灵长类动物可以演化出一种“通过保护和照顾婴儿及其母亲，以便日后从雌性和婴儿身上获得回报”的行为。这些回报包括获得和婴儿的母亲进行交配的机会、在与其他雄性竞争时获得被自己庇护的雌性的支持。
斯马茨的互惠模型表明，只要满足以下两大前置条件：（a）雌性能够显著区别对待其他雄性；（b）雄性是否照料这一变量将显著影响后代的成长，雄性对后代的照料将会变得非常普遍。这与泰维斯（Trivers）提出的关于亲代投资的观点相反，因为在斯玛茨的互惠模型里，雄性照料后代的动机是改善与其母亲的关系，以提高和其发生性关系的成功率，至于后代是否亲生则无关宏旨。而泰维斯则认为雄性照料后代的动机是自己与后代的亲生关系确信无疑。
亲代投资、性选择理论以及互惠利他主义，为“雄性照料后代的行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模型。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尽管这两种模型之间存在冲突，但二者仍有如下共同点：第一，两个模型都以自然选择理论为基本前提，并且都认为参与照料的雄性能够从照料后代的行为中获得收益；第二，两个模型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它们并非对一般雄性本能演化的研究，它们主要关注演化史上增加雄性繁衍几率的特定环境中雄性对后代进行投资（照料）的行为；第三，两个模型都认可雌性的态度会极大决定雄性在照料后代上的表现——在前者，雌性出轨的可能性会引发雄性的性嫉妒，并让雄性怀疑后代是否是亲生的；在后者中，雌性如果没有强烈的回报意愿，会导致雄性开始担忧自己为求爱所作出的努力会付之东流，因而尽早放弃止损。
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决定哪个中层理论更好的依据，是在不违背元理论的前提下，哪一个理论对特定领域所发现的现象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更强的预测力意味着当一个新现象被发现时，这个现象未来的动态发展过程能否被理论模型所预测。中层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可以从通过证实成功（confirmational success）和证伪成功（disconfirmational success）两个方面进行评估。
证实成功是指理论模型的具体判断和假设直接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证伪成功是指被检验的理论指定了可以将证伪的可观测现象后，却未能找到这种可观测现象将其驳倒的情形。例如，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指定了这样一种可以将自身证伪的现象，即在任何物种中，对后代付出更多的性别（通常为雌性）在选择配偶时通常会比付出更少的性别更加随意。这种现象具有很强的可观测性，而且一旦被观测到即可证明这种理论的错误。但是，目前研究人员还没有在任何物种中发现这种现象。
- Karolis Strautniekas -
假设层次上的
学科体系构建
假设是对研究对象可检验性的论断，这意味着，如果指导假设产生的中层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便可以观察到假设所说的现象。假设在底层逻辑上受到中层理论和元理论指导，但它们之间不是分析判断的关系（即，我们无法将假设从中层理论中直接推导出来），而是综合判断的关系（即，假设通常还会添加更为具体的理论补充）。比如，作为中层理论的亲代投资理论认为，在雄性和后代关系不确定的情境中，如果这个物种的生殖特征是雌性内部受精与后代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的雄性投资的话，那么那些减少照料非亲生后代行为的雄性繁殖策略将更有可能在自然选择中得到保留。
但是中层理论仅仅只是指出大致的演化方向，理论无法推论出要采取的具体是何种策略，这是由于自然选择和性别选择尚不足以决定物种进化的具体路径。物种既可以采取性嫉妒的策略，也可以演化出精子塞（sperm plugs，用于闭合交配后女性的子宫颈，防止其再次受孕）。如果性嫉妒假设是正确的，我们又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推断，比如我们假设雄性性嫉妒可能由雌性出轨的线索触发，而雌性性嫉妒则可能由雄性无法作出承诺和持续投资的线索触发。但这些假设同样无法直接从性嫉妒理论里推导出来，还要综合大量的额外分析。
相互对立的假设可以由同一个中层理论产生，对中层理论的不同解释可以产生不同的假设。例如，巴斯（Buss）和扎克弗德（Shackelford）提出了关于“男方身价高于女方的情况下，女方如何维持与男方关系”这一话题相互竞争的两种假设：一种假设认为，女方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维持与男方的关系，因为失去的成本过大；另一种假设则认为，由于相较男性来说，女性生殖成本更高（男性只需要提供精子），她们更倾向于获得自己最满意的那份配偶资源，而不强求全部占有。例如，一名男性可以同时与三名不同的女性生育和抚养子女（这种现象在一夫多妻制社会中很常见），而一名女性则需要几年时间才能与三名男性生育和抚养孩子。由于男性有能力分割投资，因而女性面临着获得高价值男性的一小部分注意力和资源和获得低价值男性全部注意力和资源的权衡。
相互对立的假设也可以由相互竞争的中层理论产生。比如，作为中层理论的亲代投资理论和互惠利他理论产生了关于雄性对后代投资水平差异的不同假设。作为亲代投资理论所产生的一种假设，亲子关系确定性模型（Paternity certainty model），认为雄性将更多地投资自己的后代，而不是其他人的后代。因此，雄性对于后代的投资程度与亲缘关系的确定性呈正比例关系。与前者相对，互惠利他主义认为照顾后代的行为可以在“两性之间互利共赢”的背景下产生。因此，雄性与其后代的母亲之间关系的质量将是雄性投资后代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非雄性与后代之间血缘的确定程度。
- Michele Bruttomesso -
总的来说，无论中层理论的内部还是之中，相互竞争的假说都可能会产生，但这种“正反说都有理”的科学体系构建过程很容易招致批评，因为这样的过程很可能被认为是暧昧、狡猾与含混不清的。然而，这种批评并不准确。
第一，由于学科自身被认可的理论和实证证据得到不断充实，研究者提出假说时所拥有的回旋余地将被一定程度的压缩。例如，泰维斯的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明确无误地认为，在两性投资方面存在差异的物种中，对后代投资较少的性别（通常是男性）将为获得投资较多的性别（通常是女性）的繁殖机会，进行更多的内部竞争。在这点上，这种理论除了被彻底证伪，将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第二，这种批评混淆了科学探究的过程（假设的提出和评估的过程）和科学探究的产品（最后定论）之间的区别。科学探究的过程往往始于相互竞争的理论模型以及其产生的相互竞争的假设。
第三，最根本的检验标准是实证数据，而每个互相竞争的理论都是可以被检验的，它们被严格提出，以便产生清晰的、可检验的假说。不能被检验的理论，不管它们来自什么角度，都是伪科学。
第四，理论之间存在着良币驱逐劣币的竞争，随着我们的证据和理论知识的增加，更好的理论会通过正常的科学渠道赶走它们的对手。
- zara magumyan -
当理论与现实不匹配时，
对辅助假设的修正
由于假设往往不够具体因而无法直接检验（可检验不等于可以直接检验），人们还会尝试进一步解释假设，即具体预测。预测是基于某个时刻观察对象的特定陈述，如果假设是正确的，人们就应该可以观察到这些陈述，因为它们代表了原假设的清晰版的表述和可测试的方面。甚至有人说，预测构成了任何理论的实质，因为正是在这里，随着具体预测得到证实或证伪，各种各样的理论就会兴亡存废。
比如，我们可以从男性比女性更关注处于适育期伴侣的性忠诚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提出更为具体的预测来判断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其中一些预测包括：（a）妻子的不忠将比丈夫的不忠更容易导致婚姻破裂；（b）丈夫为实现对妻子在性上的排他性所使用手段的暴力程度，将随着妻子生殖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其在最适合生殖的时候达到峰值，此后则一直下降；（c）相互竞争的追求者散布谣言说情敌滥交的策略，相比女性，往往更容易在追求男性上奏效（因为这会引发做“接盘侠”的恐惧）。
前两个预测得到了广泛的跨文化数据的支持，而第三个预测没有得到支持。一个预测能否被成功验证影响了人们对产生这些预测的假设的评价，进而影响到了对产生该假设的中层理论的印象。这三个预测中的前两个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因而为这一假设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的直接支持，但第三个预测被证明是错的事实，则引发了对产生它们假设有效性的怀疑。也就是说，最终，假设和理论模型的价值应该由整体预测表现情况的累积权重来综合判断。
演化心理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特定的理论模型和假设是在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提出和发展的，而当实证数据无法支持预测时，研究者要么在元理论和中层理论的指导下，重新调整和修改假设得出贴合实际的预测，要么就认为整个假设都是错误的，并且开始着手调整中层理论。
之前造谣情敌的案例中，预测的失败导致了研究者对亲子关系不确定性问题的重新思考，并认识到了产生错误预测的假设存在一个局限：那就是没有意识到暂时的炮友和长期的伴侣是两码事。如果男性将女性视为长期伴侣，那么他对另一半的占有欲就会很强，而他们却不会把露水情人紊乱的私生活放在心上的。这样做既可以向其它异性传达自己随时可以从这段感情中抽出身来的信息，也能防止被炮友纠缠。
- Mijke Coebergh -
因此，施密特和巴斯预测并随后发现了时间变量在男性对待伴侣策略上的调节效应。在争夺长期男性伴侣的情况下，女性散布竞争对手滥交的谣言被认为是降低该竞争对手吸引力的有效手段；但在与争夺短期男性伴侣的情况下，散布关于同性竞争对手滥交的谣言并不能起到情敌所期望的效果。
因此，施密特和巴斯通过揭示出泰维斯1972年版本的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的局限——没有明确区分短期和长期的求偶情况——并将时间变量纳入中层理论，从而将亲代投资和性选择理论更新到了1993年版本。这使得错误预测得到了重新的解释，并进一步将其转换为了支持原假设的积极证据，巩固了中层理论。
这一过程始于一次预测的失败，而后导致了对其假设的反思和中层理论的调整，最终保护了演化心理学的元理论，并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从而大大提高了我们对人类交配策略的理解。这一过程正是拉卡托斯所表述的累进型科学进步。而所有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理论模型和实证证据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反馈过程，如果实证证据不能支持理论模型，那么理论模型就一定要作出回应，要么修改，要么被放弃。
这个例子说明了，除非这个预测直接检验的是诸如裙带关系一样的元理论（核心假设），否则某个特定的预测被实证数据证伪并不会直接导致在安全缓冲区后方的元理论被怀疑。这是因为预测的提出不仅取决于中层理论以及高层元理论那里继承而来的底层逻辑，还要取决在研究特定的领域时中层理论所提供的辅助假设（例如，短期和长期交配情境之间的区别）。所以，当较低层的假设和预测被证伪时，要么是基本假设出现问题，要么是中层理论所提供的辅助假设出现问题。如果能通过调整中层理论的辅助假设解决预测失败的问题，就完全不用否定高层的元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说中层理论、假设和预测共同组成安全缓冲区，将元理论的基本假设与实证数据的否定隔离开来。这一逻辑与拉卡托斯的累进性学科体系构建过程是一致的。其核心思想是，面对理论与事实不相符的情况下，如果安全保护区可以在不违反元理论的情况下，通过修改和调整自身的辅助假设，从而使得理论与事实相符，那么便可以保护学科体系的核心假设不受惊动。
- Creative Boom -
根据安全缓冲区的表现
来评价学科体系
如果学科体系的基础假设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而安全缓冲区又延缓了对核心假设（元理论）的质疑，导致研究者一直在错误的基础上徘徊不前怎么办呢？
拉卡托斯认为，与其让理论被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简单评价为已被证伪的或者暂时未被证伪的，不如根据安全缓冲区的表现将学科理论评价为进步的或者退步，这对评价学科体系而言是更为恰当的。如果元理论的安全缓冲区能够调整自身的辅助假设，生成新的中层理论和预测，去适应那些原本预测错误的现象，那么元理论就可以被视为进步的。相反，那些僵硬的保护带甚至调整自身也无法对事实作出合理的解释，因而无法解释更多的新知识时，那么这个学科体系的元理论则是退步的。
例如，在牛顿革命之前，天文学家不得不对当时的太阳系理论模型——哥白尼系统，以及更古早的托勒密系统——进行了大量调整和修改，然而这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新的天文学发现，最终，这些修改后模型的复杂性最终远远超过了其准确性。任何革命性的元理论都是从一系列旧理论不能容纳的异常现象开始的，而后，使用新的元理论的研究者通过重新评估异常现象，并创建新的中层理论和辅助假设来重新解释这些异常发现。如果仅仅只要额外补充辅助假设就能够解释异常发现，那么这种理论就仍可以被称作是进步的；而如果当保护元理论所需的辅助假设对解释异常发现的贡献微乎其微时，那么该理论就是退步的，并需要被废弃。
另一方面，元理论的捍卫者也可以直接质疑所谓异常现象的有效性性，要求重新举证，比如牛顿提出行星运动理论后，发现之前测出来的地球周长数据和自己理论所做出的预测不符合，牛顿便重新测量了地球周长以此证伪前理论，并自持自己的行星运动理论。所以评价一个学科体系的关键标准，并非其核心假设是否已被证伪，而是元理论有效应对异常事实的能力，以及辅助假设的提出是否导致了富有成效的新发现、新解释、和新研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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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心理学是进步的科学体系
演化心理学是进步的学科体系，因为根据拉卡托斯的观点，尽管存在和现有理论预测相悖的异常现象，但演化心理学仍然可以蓬勃发展，因为它可以通过重新收集异常现象的数据或者提出额外的辅助解释对异常现象进行重新解释。演化心理学经历了相当多异常现象的攻击，但最后都化险为夷，并借异常现象丰富了自身的内核。
比如，演化心理学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异常现象是利他主义问题（Altruism problem），这是达尔文在1859年自己发现的，利他主义问题几乎导致了达尔文主义的破产。一个多世纪后，在1964年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出现了，这是现代演化理论的伟大胜利之一。这一胜利也许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科学中进步性元理论的最佳范例，它消化了一个明显的异常并将其转化为积极的证据。
在达尔文的时代（今天，我们仍处于这一时代）存在着具有这样特征的物种，它们每一代都会产生不育的“工人”（Sterile workers），它们自己本身放弃了繁殖能力而终生为自己种族其他成员的繁衍服务。这种社会结构后来被称为真社会性（Eusociality），真社会性动物是指一类具有高度社会化组织的动物，其不同于其它社会系统的核心特征是超乎想象的永久性高度分工。这种分工在繁殖上体现为繁殖阶级和不育阶级的划分，并因此出现了社会化抚养；在劳动上出现了士兵阶层与工人阶层等。这种高度分工是永久性的，这意味着阶级之间不存在流动，不育的士兵阶层或许某些情况下执行工人阶层的任务，但永远也不会变成繁殖阶级。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广泛的在不同种类的蚂蚁、白蚁、黄蜂和蜜蜂中发现。真社会性组织结构的存在几乎就证伪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
事实上，达尔文在1859年写道，“不育种姓的存在“似乎无法克服，实际上它对我的整个理论是致命的”。这种社会结构起初看来违反了演化论的基本假设，即只有增强个体繁殖能力的生物设计才能通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
达尔文预言了利他主义难题的解决方案，他认为，真社会性可能是一个生物可以携带但不表达的性状：只要那些表达它的人对其他具有相同性状但不表达它的个体的繁殖做出了足够的贡献，那么这个性状是可以通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一个世纪后，在基因被发现后，一位演化生物学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人类为两个以上的兄弟或八个以上的表亲献出自己的生命是合理的，因为兄弟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携带着我们的基因，而表亲有八分之一的可能性。这一猜想与后来解决利他主义问题的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 Marcella Peluffo -
汉密尔顿（Hamilton）在1964年提出了亲属选择理论（Kin selection）。该理论认为演化是通过增加基因的拷贝，而不是携带基因的个体的拷贝来实现的。所以，如果某个降低个人繁殖或生存成功率的性状（如真社会性）的基因，能在所属的种群中导致该基因的更多拷贝，那么这种形状就能保留下来。只要这个性状能使个体帮助近亲繁殖，以及个体自身繁殖的成本被这些近亲的繁殖收益抵消（受益的近亲从其共同祖先那里继承了同一套基因的概率），那么这种性状的基因便可以在一个种群中传播。
基于亲属选择理论，研究者能够对群居昆虫如何将其资源分配给姐妹、同父异母的姐妹、兄弟和后代提出一套详细的假设。这些假设已经得到了检验和证实。汉密尔顿的亲属选择理论已为许多先前的利他主义的异常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例如被捕食者发出警报会使捕食者更容易发现它，因而本体面临更大的风险，但这种警报可以帮助其亲属活下去。
根据亲属选择理论，研究者甚至预测出了哺乳动物中也存在真社会性动物，充分证明了演化论强大的预测能力和进步性。早期观点认为真社会性只存在于节肢动物中，但动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根据演化论的基本原则，预言了哺乳动物中也可以存在真社会性物种。
演化论的基本原则认为只要这种哺乳动物的生存环境和真社会性生物（比如白蚁）的生存环境类似，那么其很有可能会趋同演化出相应的真社会性组织形式。所以，与其说是预言一个物种，倒不如说是预言一种生存环境。这种环境首先是非常安全但广阔的巢穴，否则不能保护规模化幼崽生产以及适应不断增加的群体数目；其次，食物是充足供应的，这保证了种群内部不会出现激烈竞争；再次，亚历山大预测，真社会性脊椎动物的窝不可能像蜜蜂、蚂蚁的窝一样建在树上或树中，因为没有哪种树可以大到容纳一个真社会性的脊椎动物群体。这种窝只能全部埋在地下。在所有的脊椎动物中，只有哺乳动物能完全在地下生活（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都不行）。地下生活的哺乳动物以啮齿动物最多，所以真社会性脊椎动物最有可能是啮齿动物。
一般的地下啮齿动物(比如鼹鼠)以草根为食，但这种食物的量太少撑不起真社会性动物所需的种群数量，只适合于种群内部分头寻找食物，否则会彼此竞争。因此，真社会性哺乳动物应该以大型的树根或块茎为食物。少数天敌(例如蛇)将能够钻进它们的地下巢穴中，但是不可能在那里横行，地形因素以及一只或数只英勇的个体的利他主义行为（因为巢穴里都是亲人）将入侵者驱逐出去。理查德作出自己的预测不久后，有人告诉他有研究人员在非洲之角和肯尼亚部分地区，尤其是在索马里地区，发现了这种后来被叫做裸鼹鼠（naked mole-rat）的穴居啮齿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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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演化元理论利用其解决问题的机制来消化一个明显的异常现象：利他主义问题。近亲选择理论的发展不仅保护了演化理论免受反驳，而且使元理论能够将一系列反例（例如，真社会性、捕食者报警）转化为积极证据。尽管现代演化理论仍然面临一些令人烦恼的反例（如同性恋、精神分裂症），但该理论的基本假设已经得到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持，现在在生物界被广泛接受为事实。演化论显然是在不断进步的（不断有科学家发现新证据来对演化论做出补充修正完善），反观近年来反演化论阵营有点后继无人，只能把几十年前的那些陈年老梗翻来覆去的唠叨（比如所谓的不可简约的复杂性），越来越没有新鲜感。
作者：Timothy Ketelaar & Bruce J. EllisM
编译：李泽伟 l 校对：胡夏天 l 编辑：光影、杨银烛
排版：海星 l 封面：Karolis Strautniekas
原文：https://doi.org/10.1207/S15327965PLI1101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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