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访美的礼宾问题（一） | 美国的礼宾制度与邓小平访美

邓小平与卡特握手

中美建交伊始，应美国政府的邀请，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问美国，是20世纪中美关系史上一件“历史性的大事”。

在这一事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莫过于邓小平访美的礼宾问题。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多数学者和外交官认为邓小平得到的是国家元首的礼遇；也有一些学者和外交官认为，美国是按照政府首脑的规格礼遇邓小平的；还有人认为两者兼而有之。

本文对礼宾的外交学意义和美国的礼宾制度及邓小平访美的礼宾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分析了中美关系与国内政治对礼宾问题的影响。本文认为，就当时邓小平访美的公开身份而言，美国给予的是重要国家政府首脑的破格礼遇。这种破格礼遇既反映出中美建交前后两国关系的密切互动，也折射出当时国内政治的微妙影响。

礼宾礼仪既有世界性，也有民族性。“当一位外国政要对美国进行首脑级访问时，其所得到的礼遇主要取决于这位政要的官方级别或私人身份、访问的目的和邀请的性质”。

具体来讲，美国对外国政要的来访主要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基于来访者的官方地位，主要区分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类。其中，国家元首在出访时有权享有，而且习惯上也得到了最高荣誉和礼遇；第二种是基于访问的性质，既区分为“正式访问”和“非正式访问”。传统上，“正式访问”意味着外国政要作为美国政府的客人得到了美国总统或国务卿以总统名义发出的正式邀请，并由美国政府承担访问的费用。

自艾森豪威尔时期以来，随着外国政要来访越来越频繁，美国政府的礼宾规格也逐渐定型。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私人访问外，白宫在实践上将访问分为三大类型：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和非正式访问。其中，国事访问（以1957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来访为典型）是一个外国国家元首应美国总统的正式邀请对美国进行的盛大隆重的访问。

除了可能涉及的讨论外，国事访问的最大看点是礼仪和排场。正式访问也是一项隆重的访问，只不过总统邀请的对象是外国政府首脑。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是应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因此，根据美国的礼宾制度，“正式访问”意味着邓小平副总理的来访被美国政府视同为重要总理对美国的访问。

对于国事访问和正式访问的主要程序和规格，美国国务院当时早有具体规定。“一般来讲，国事访问的主要原则也适用于正式访问，除了后者是由副总统或国务卿负责迎接国宾和取消在华盛顿的游行外”，据当时中方的礼宾官回忆，原来美方安排的是由国务卿万斯负责接机，后来临时提高了接待规格，改由副总统蒙代尔率团前往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邓副总理。

这种礼遇的变化进一步证明美国政府对邓小平副总理的接待规格是将其视为重要国家的政府首脑。

在外交访问的实践中，最能体现礼宾规格的是欢迎仪式，作为国家的代表，出访国的领导人理应受到到访国的隆重欢迎。“对他的隆重欢迎，意味着对他所代表的国家表示的一种尊重。

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南草坪

另一方面，一国领导人亲自访问另外一个国家，通常直接体现着他对发展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给予其隆重的欢迎，往往是到访国对他的良好愿望所作出的一个积极回应。”而破格礼遇的主要表现就是“出迎或主陪的东道主身份高于来访者，安排特别盛大的欢迎场面，举行隆重仪式”。当时正是由美国总统卡特为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华盛顿时间1979年1月29日上午，在白宫南草坪的仪式现场，在美国国务卿、内阁重要阁员、三军参谋长、众参两院议长和外交使节等人的注视下，美方为邓副总理鸣礼炮19响，并由卡特总统陪同邓副总理检阅仪仗队。“此类隆重仪式往往只是为重要的来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举行。”而19响礼炮正是美国对外国政府首脑的正式礼遇。

无怪乎有美国记者事后感叹道：“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如此隆重的仪式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如果我们将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与1984年中国政府首脑和1985年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出访美国相比较，那么邓副总理得到的礼更接近前者而不是后者。由此可见，相对于邓小平访美的公开身份，美国已经给予了高度破格的礼遇。这在邓小平的外交生涯中并非没有先例。

1975年和1978年，邓小平先后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正式出访法国和日本，同样也得到了对方的破格礼遇。至于为什么国内那么多专家学者和外交官坚称邓小平得到的是国家元首的礼遇，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将外交访问中正式的礼宾规格和美方为体现高度重视而采取的一些非正式安排混为一谈。比如，柴泽民大使之所以认为“美国接待邓小平的规格不仅是以元首规格接待的甚至超过了元首规格，其他国家没有接受过这样高的礼遇”，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依据：白宫礼宾官主动询问邓小平的饮食习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亲自就安保工作与中方沟通；美国为邓小平访美举行的国宴规模盛大，而且在宴会结束后还破例安排了大型文艺演出等。

这些重要的“细节”固然体现了美国对邓小平的破格礼遇，国宴和文体招待会本身也是礼宾的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与象征性同欢迎仪式或典礼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也许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论断符合“认知一致”的社会心理。尽管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元首，再加上中美政制的差异，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界限在当时的中国也确实比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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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摘自《从理论到实践》

作者 | 胡勇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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