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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官亲历 | 发生在非洲的一桩人命案

李同成 外交官说事儿 2022-07-19




作者简介:

李同成,曾任中国驻黎巴嫩、利比里亚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人命关天!在大使馆工作,谁都怕处理人命案。来到利比里亚后,不少外交官警告我:千万要防止发生车祸!处理此类问题非常困难。

北欧某国驻利使馆一位司机到机场接人,回程时将一个在逆行道上骑自行车的青年人撞死。按理说,死者违反交通规则是有责任的,但当地居民却不管这些,只管将司机扒光衣服,反手捆绑,拳打脚踢,关押起来。


该国大使馆来人探视,必须先交钱,每次不得少于50美元,看一次交一次钱,不交钱不准见面,一连关押了5天。大使馆心急如焚,担心这位遍体鳞伤的司机被折磨至死,不惜花钱请客,托人说情,最后用两万多美元的代价才了结此案,将司机赎回。

作者李同成(右一)在非洲农村

和利比里亚青年在一起

可就好像怕鬼的人,鬼就在半夜来敲门一样,我在利比里亚工作期间,偏偏遇上了一桩人命案。

1985年8月21日中午,我刚从使馆餐厅出来,迎面看到我国黑龙江省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的史大夫。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医疗队的吴队长和翻译刘峰外出办事时,不慎撞伤了一个利比里亚8岁小男孩。孩子送到当地的海岛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之后,死者所在村庄的一些年轻人在出事地区等候,手持棍棒,扬言要对中国人进行报复。我听完,急忙乘车前往海岛医院处理此事。海岛医院距大使馆约半个小时的路程。坐在车里,我心急如焚:吴队长和刘峰是否已经被关押起来?我们需要花多少钱才能了结此案?该如何处理这一事故呢?

我到达海岛医院,只见吴队长和刘峰满脸满身全是血迹,简直吓人。他们一看见我便放声大哭,呜呜咽咽说不出话来。海岛医院的院长招呼我进会议室。会议室有20多人,个个表情严肃。待大家坐定,警察局官员起立说道:“现在死者家属的代表、医疗队所在医院院长和中国大使馆的代表都已到齐,请大家到警察局处理这一案件,死者的家属正在警察局等候我们。”

我们来到警察局门口,在进门之前,我想:即将出现在我面前的一定是一副凄惨而又愤怒的场面,死者的母亲一定由人搀扶着连哭带喊地向我要她的儿子,在场的利比利亚人一定会向我们表示出不友好的态度和行为……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当我走进警察局会议室时,只见10多个妇女和4个男人都静静地坐在那里,他们之中无一人流泪,我甚至弄不清哪一位是死者的母亲。

警察局长起立示意,让我在他的左侧一把椅子上就座。会议室约有20平方米,室内挤满了人。我环视周围,他们的眼光中充满了怀疑、审视、愤怒。

这时,警察局长手指着坐在我前面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这位就是死者的母亲。”我急忙起座,欠身向她致意。警察局长转身指着坐在我右侧的一位年约60多岁的老年人说:“这就是他们的族长。”然后向大家把手一挥说:“这些人有的是死者的亲属,有的是邻居。”

局长征询我的意见:“死者家属提出,你们先拿出2500美元,安葬死者,然后再谈善后事宜。你的意见如何?”我当即表示同意,遂将随身携带的1500美元交给警察局长,并告:“其余部分马上派司机去取,大约一个半小时便可取回。”

他过目后,即转交给死者的家属。在他们一张一张清点时,我在想:我该怎么说呢?他们是受害者,对中国人有情绪,我说的每一句话,一定要使对方听了说“是”,尽可能使对方避免说“不”,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们的愤怒情绪,把他们引导到最终解决问题的目标上来

警察局长要我表态:“现在请中国大使馆的代表谈谈他对解决此案的意见。”随着局长的话音,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

首先,我说:“我想,在座的朋友都知道中国人是利比里亚的真诚朋友。”我说完这句话,停顿了一下,注意大家的情绪,我发现有人默默点头。

我接着说:“中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利比里亚。中国人在利比里亚不仅有医疗队,还有建筑队帮助贵国修建体育馆,还有农业队帮助你们种植水稻。他们告别家乡和亲人来到你们的国家,已经三年了,尚未回家,每天不分昼夜地埋头工作,表示不完成任务决不回家。”

在场的人听了这话,面带微笑,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于是我把话锋一转,说道:“你们知道吗?现在已经有两名中国人为你们的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被安葬在蒙罗维亚公墓,将永远和利比利亚人在一起。

他们一听这话,感到吃惊。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事,于是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打破了会议室的沉静。

接着,我说:“中国医疗队来到你们的国家,本来是要救死扶伤,为你们解除病痛,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不幸的车祸,给你们带来痛苦。每一位中国人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心里都感到十分难过。你们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我们完全理解。”我手抚胸口说:“朋友们,我从内心说一句话,我们也有儿女,我们也和大家一样,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女,所以你们的心情我们感同身受。”

这时他们的愤怒情绪逐渐消退,从眉宇间流露出友好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愿意听我继续说下去。

作者李同成(右三)在总统行宫

和利比里亚青年在一起

利比里亚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不论大人小孩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要借上帝的名义,抚平他们悲痛的心灵,并为死者祈祷。

最后,我说:“你们都信奉上帝,我们只能向上帝祈祷,让死者得到安宁,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在上帝面前,我们不能有别的要求。”这话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个个频频点头。

于是我向警察局长示意,我就说这些。

局长说:“你们下去商量一下,有什么要求可以向中国大使馆的代表提出。”

这时大家纷纷退出,室内除我外,还有警察局长和医疗队所在医院杜马院长等人。

我在猜测,他们除提出2500美元的安葬费外,一定要和我算两笔账:养育一个年满8岁的小孩要花费多少钱?孩子长大后,每年要创造多大价值?这些账谁都算不清,只能由他们漫天要价了。我做好了思想准备,若能出一两万美元了结此案,只要吴队长和刘峰不受折磨,就谢天谢地了。

大约过了40多分钟,警察局长招呼大家进屋。男男女女鱼贯而入,各归原位。我提心吊胆,等待他们狮子大开口。只听死者的母亲和其他几位妇女和善地对我说:“费尼士。”(英语Finish,意为完事)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正在发愣。她们意识到我没听明白,几乎同时把双手向外一摆,再次放大声音向我说:“费尼士!”

这太使我感到意外了,我几乎要跳起来去拥抱她们。我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了!中利友谊重于生命。只有我们真诚的朋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时气氛和缓,族长告诉我:“只收你们1500美元的安葬费,再不向你们提任何要求了。”

杜马院长也走向前告诉我:“1500美元安葬费,由医院承担一半。”我紧握他的手,连声道谢。

警察局长好像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了。他站起身说:“问题圆满解决,马上释放肇事者。”

8月28日,我和杜马院长商定一同去看望苦主(死者父母)。当我们到达约定的地址时,苦主所在村庄一青年正在岔口等待。他叫巴拉,是村里人派来迎接我们的。

汽车驶入密不透风的丛林,只见道路平整,黄土铺地,有些妨碍汽车行驶的树枝全被砍掉了。我感到奇怪,问巴拉:“这条路是不是刚修过?”

“我们村上人听说中国大使馆的官员要进村,都十分高兴。为欢迎你们的到来,我们派出17个青年,把这条道路整修了一番。”

“你在村上做什么工作?”

他风趣地说:“外交工作。”听到这话我笑了。他接着说:“我们村里凡是和外界联系的事情,都由我出面。我还是翻译官呢!我们国家虽然是英语区,但是有些老年人和未进过校门的妇女对英语听不太懂,需要由我做传声筒。”

说话间,我们到了目的地。一下车,正像中国农村围观洋人一样,我们周围挤满了大人小孩,他们要看看从亚洲来的人是什么模样。

作者(右一)李同成在非洲农村

巴拉陪同族长接待我们,让我们在村中心一座长宽约6米左右的亭子就座。利比里亚农村都有这样的亭子,这是供村民集会、接待客人和外宾的地方,亭子四周都是座位。

大家坐定,我对苦主和族长说:“今天我是来寻求友谊的。”说着交给他们500元,作为对死者家属的生活补助,并送给他们一些礼品。

杜马院长、警察局的官员、族长和我先后讲话,为使每位村民都能听懂大家讲话的意思,巴拉主动为大家当翻译。全场感情融为一体,友谊之情溢于言表。

族长亲切地对我说:“友谊比金钱更重要。这件事已经了结,你们再不要为此事而分心。”

我们起身告辞,村民们热忱地为我们送行。我们的车已经走出很远很远,仍然看到他们站在村口,频频向我们招手。

- end -

图文 | 李同成  编辑 | 老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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