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船长”乐济世为长城捐款

作者简介

朱青 1924年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沪江大学，1942年参加新四军，1946年担任过陈毅军长的翻译；上海解放后，曾任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的秘书；1953年进入外交部，曾任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副司长；1981年被任命为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1994年11月22日，于北京病逝。

如果你去八达岭长城游览，你就会在长城脚下，发现一个好似轮船上轮舵一样造型的石碑。石碑上面刻着这样一些字：“拉脱希斯先生热情赞助修复长城，为增进中国和希腊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这块碑，就把拉脱希斯（按希腊文的发音应译作“乐济世”）这个名字和中国的象征——古老的长城联在了一起。而这块碑在我的眼里，又有一层特殊含义，因为它同时还记录着我们和这位希腊老人之间的友情。

朱青 

（《女外交官》图）

那是在我和田进去驻伯尔尼大使馆以后的事情。1984年10月，我们举行到任后第一次国庆招待会时，在收到的花篮中间，有一只十分惹眼的特大号花篮，仔细一看，发现在五彩缤纷的花束中间，还散放着一组绢制的中国古装美女，她们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其中一位还手捧线装古籍，仿佛在一边赏花，一边阅读。透过这样一番精心的设计，我们不难体会到花篮主人的一片情意。不用说，这样一只花篮一定价值不菲。礼宾司长还特意走过去看了一下花篮名片上的落款，那是一个很有趣的称谓：“约翰·乐济世船长”。

直到招待会结束，人群开始散去时，我们才得空同这位“船长”和他的夫人交谈。站在我们面前的乐济世先生有着粗壮的身材和宽阔的脸膛，一副黑框眼镜，使他在健硕之外又多了几分儒雅。他和夫人的着装大方而不奢华，让人感到亲切和平易。

半个多月之后，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午宴。盛情难却，我们便准时赴约。餐桌上，我们谈起了中国，谈起了长城。我们告诉他说：中国的长城非常壮观，它是从太空上唯一能够看到的人类创造的伟大奇迹之一。不仅如此，它的修筑还有许多奥秘，至今都令人极感兴趣，比如石块之间使用的粘合剂，以及把庞大的石块运送到山脊上去的方法等等。我们还把那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传说——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引起他们好一阵慨叹。我们又顺便讲到长城正急需修缮，为了保护这个人类共有的财富，我们正在多方募集资金。

1984年8月，“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北京八达岭长城北七、北八两个城台的修复工程正在施工。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餐饭后，乐济世便把我们拉到一旁，悄声问道：“我是不是也可以向长城捐款呢？你们看，我捐100万怎么样？”我们说：“那当然欢迎啦！”但是回到大使馆以后，我们心里又有些将信将疑起来，那么大的数目可能吗？“100万”是指人民币，还是瑞郎？

谁知，第二天乐济世秘书的电话就打来了，他问：“能否告诉我100万美元的捐款应该汇到哪里去？”原来这100万是“美元”！但是秘书先生提出的问题连我们也不知如何作答。于是，我们赶快请示了国内有关部门。事后有人问起此事说：“你们是不是修复长城委员会委派在日内瓦募捐的？”乍一听，觉得别人问得有些突兀，可细细一想100万是个巨款，容易引起各种想法。其实集资的事情，我们只是读了国内报纸上登出的消息才知道的。仅此而已！

1988年，一些为修复长城捐款的外国来宾高兴地在纪念碑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叶用才 摄）

收到乐济世先生的捐款以后，我们去找他商量在长城为他树碑的事情。开始他执意不肯，并且一再申明捐款决不是为了个人扬名。后来他同意在石碑上刻上他的子女和孙辈们的名字，他写信给我们说：“我的想法是，把将经历今后百年生活的我的子孙们的名字，与希腊人对你们伟大国家为希腊文化所作的各种贡献的感激之情联系在一起，也是为了继续我们兄弟般的亲密合作，使生机勃勃的精神胜过憎恨与破坏。”看来老人的捐款是另有更深层、长远的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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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女外交官》

作者 | 朱青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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