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再见七伯

作者简介   

周尔均 周恩来的侄儿，国防大学原党委常委、纪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获得者；1988年我军恢复军衔制后，首批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职；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文化协会副理事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会顾问。

意外的北京之行

自从1946年我在上海离开七伯、七妈，有9年没有见到他俩了，思念之情虽殷，但却无缘谋面。

要知道，那时候到首都北京，看一看天安门、逛一逛王府井，可是全中国人民的衷心向往和美好憧憬。不过，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就像改革开放前走出国门一样，大多数人都可望而不可即。

说来有趣，当那么多人向往北京时，我们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杨景星却死活不肯调到北京去。他当时是正师职大校军官，红军干部，奉命调任总后勤部丰台仓库管理处政委，他一听说就去找政委，希望上级收回成命，因为在他看来，让他一个大校去干仓库保管员，丢人。

政委一听，哈哈大笑，说：“老杨呀，你真是井底之蛙！你以为是让你到北京去当仓库保管员？北京是什么地方？天子脚下！就是一个仓库，也比咱们全机关院子还大，听说里面可以满院子跑火车呢！”总后丰台仓库是从日军侵占时期到国民党军队接管后，都被用作军队总部的联勤总仓库，设有火车支线和多个车站。

政委一番话，打消了杨景星的顾虑，他听后马上扛起行李北上，高高兴兴地去当“大校仓库保管员”了。那次谈话我在场，至今想起忍俊不禁。

在军比我幸运得多，我俩谈恋爱没多久，1955年她就因部队整编调到了北京，七伯、七妈很快接见了她，还让她常去西花厅玩。说实在话，我在为她庆幸的同时，多少也有些“羡慕嫉妒”。幸好，我的运气也来了，就在这年9月，领导派我去北京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而且因为时间紧迫，特地批准我搭乘飞机前往。这在我们单位可是破天荒的，就连我们的一把手那时也没有坐过飞机。

• 20世纪50年代，作者在西南军区后勤部工作期间与战友的合影。

原因是当时西南军区已撤销，本应一并撤销的军区后勤部由于承担对西藏地区繁重的供应保障任务，肩负支撑边防的重任，而新组建的成都军区一时还接不上手。为此，中央军委决定，把我们单位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简称总后“渝办”），保留正军级建制，下辖单位概不变，同时兼负重庆警备区的职责，由总后勤部直接领导。这样，我就留在了政治部，仍任宣传干事。

单位刚整编完，我们单位就按照中央军委统一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我被任命为临时组建的肃反办公室秘书组组长。9月下旬，总后勤部来电，要求我们派专人去北京总部汇报运动情况，限期3天内报到。

那时重庆到北京的火车运行不畅，时断时续，根本赶不及。领导研究决定由我去北京汇报，并且“奢侈”了一回，特批了一张民航机票。民航都是飞机，机舱里只有两排面对面的座位，能够坐上一二十人，从重庆唯一的市驿小机场起飞。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坐飞机的滋味，虽然飞越秦岭时颠簸厉害，胃里不好受，但从舷窗能看到窗外的蓝天白云、山峦湖泊，仍让我觉得兴奋。

有趣的是，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后，我意外地享受了一回“贵宾”礼遇。这天正逢节日前夕，乘坐飞机的大多是重要人物，有些人估计是赴京参加国庆活动的。

我哪想到这些，舱门打开后，我第一个走出舱口，站在最前面迎候的那个人，满面春风地向我伸出手来。我当时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一边同他握手，一边想他应该不是来接我的，但又很面熟。忽然想起，这不就是我素来敬仰的文学泰斗郭沫若先生吗？我拜读过他的《革命春秋》《女神》等多篇名著，印象很深。这时，负责礼宾的同志上前介绍我身后贵宾，这件事也就将错就错地过去了，成为我后来津津乐道的一次美好的误会。

到京后第二天，我去总后机关报到。总后勤部领导对新接管的重庆办事处很重视，总后副政委李耀亲自听取了我的汇报。我把有关材料交给有关部门后，就迫不及待地去西花厅看望七伯、七妈。

七伯赠我刮胡刀

我急着见七伯、七妈，他俩也期待着同我这个多年未见的侄儿重逢。由于这次出差是临时决定，来不及事先写信告知他俩。但七伯的消息何等灵通，我刚在总后开完会，就有人让我接国务院打来的电话，原来是卫士长成元功通知我，七伯、七妈知道我到了北京，让我和在军现在就去西花厅，他俩等着见我们。

果然，当我俩匆忙赶到时，七伯、七妈已迎上前来。这是9年后我又一次看到七伯那英俊潇洒、充满魅力又亲切慈祥的笑容。他凝神端详了我一会儿，高兴地说：“尔均，有9年没有见面了吧！”又转身对七妈说：“你看，这些年没见，这孩子已经认不出了，我们家出了个年轻军官，这是好事啊！”七妈也笑着说：“尔均、在军，快过来坐下，让我和七伯好好看看。我俩连声回应：“谢谢七伯、七妈！”我参军以来，还没有回过家，这是第一次见到最亲最亲也最尊敬的长辈，心情万分激动。

说实在的，我这时的心情也有点复杂，既兴奋，又紧张。和在军不同，她已经多次来西花厅见过七伯、七妈，又是从事文艺工作的，见的事多，在这种场合下当然很自在、很活跃。我的情况不一样，9年前见七伯、七妈时还是少年，在长辈面前天真无邪、无知无畏，言谈举止比较随意。

这回不同了，经过几年军营生活的锻炼，深刻体会到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和应有的规矩。我是一名军队基层干部，伯伯却是国家领导人，是我上级的上级。坦率地讲，由于所处地位的重大差别，我在满怀亲情和仰慕的同时又充满敬畏之心，变得很拘谨。

这种拘谨让我闹了个笑话，吃饭时太紧张，不小心把嘴唇咬破了。这件小事居然被细心的七伯发现，“尔均，你嘴里怎么流血了？可不要大意啊”，嘱咐卫士快把医生请来。医生很认真，挑破我唇上的血泡又涂上碘酒消毒，直到止住了血，七伯、七妈才放下心来。七伯还不忘特别叮嘱我：“你们年轻，要加强生活中的自理能力，小事也要注意。”疼爱之心溢于言表。

阔别多年刚见面，我就在七伯、七妈面前出了洋相，很过意不去，但内心里却很温暖。

吃饭后开始交谈，我紧张的心情也慢慢放松。

七妈问我：“你入党时，我要求你争取按期转为正式党员，现在转正了没有啊？”没想到七妈还惦记着这件事。“没有辜负七伯、七妈的期望，按时转正为正式党员，已经快1年了。”我如实报告了情况，七妈很满意。

• 周恩来总理送给作者的刮胡刀

七伯注意地瞧了瞧我的嘴巴，我以为又流血了，下意识地摸了一下。七伯却说：“上一次见面，你还没有胡子，我看你现在也长胡子了。今天我和七妈送你一样东西。”他走进房间，拿出一个精致的金属小盒，外表光洁，亮闪闪的。

七伯递给我说：“这是我用过的刮胡刀，很好用。今把它送给你，记得要刮胡子。”原来，这是把吉列牌（俗称老头牌）刮胡刀，盒里衬有红色丝绒，还有个固定刀架，存放有六七个刀片，从刀架容量看，七伯已经用了两三片。我正为长了胡子犯愁，七伯的珍贵礼物就像是及时雨，正合我意。

谢过七伯，我在欢喜的同时，也暗暗打量七伯的双鬓和两腮。早年听父母说过，七伯的眉毛和胡子都很浓重，在上海避难期间，为了防止被特务认出，曾经留过胡子。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时，就是蓄着长须冒充牧师出行的。

多年后，听张宗逊和张震等老同志说，他们在中央苏区初见周副主席时，他都是留着一把大胡子，人们尊敬地称他“胡公”。七伯的大胡子是什么时候剃掉的呢？七伯秘书何谦告诉我，1937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委派七伯代表党中央去西安处理事变的一切事宜，他在会见张学良、杨虎城之前，礼貌起见，找把剪刀将一把美髯给剪掉了，此后就再也没留过胡子。

七伯的胡子和刮胡子的故事，在他投身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也可谓一段传奇。

至于七伯送我这把刮胡刀的来历，我问过当时一直在伯伯身边的卫士长成元功。他回忆说，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曾托大使馆买过一个老头牌刮胡刀，但七伯觉得不太适用，又退回给使馆。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十分钦佩周总理的过人风采，会后不久，英国工党专派代表团访问中国。英国人知道七伯胡子的特色，特地准备了一把比较讲究的刮胡刀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总理。从时间上推算，七伯送我的刮胡刀应该就是这个。

回想这件事，七伯、七妈不仅是在生活上对我细心照拂、关怀体贴，同时也很注意教育我重视仪容仪表、礼节修养。记得他递给我这件珍贵礼品的时候，特意看了看我和在军的着装。当时全军授衔工作刚刚评完，还没来得及换装，这次见七伯、七妈，我俩的穿着还是缀有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徽和“八一”帽徽的军服。我们平时都比较注意整洁，七伯看后点了点头，说：“不错。”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军人要特别注意自身形象，平时穿便衣也要整洁得体。”

对照之下，我不止一次听说，对某些不顾仪容、仪表的行为，七伯的眼里一向揉不得沙子，会立即予以批评纠正。

总政文化部首任部长陈沂老前辈告诉我，为1950年全国英模代表大会举行的晚宴上，他率代表团入场，总理见到他，马上用手指了指嘴。他意识到自己胡子没有刮，赶紧找来刮胡刀，到盥洗室剃了胡子。

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于广华告诉在军，1962年在人民大会堂拍摄宴请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那时，他刚分到台里，对这方面的规矩完全不懂，着装上很不讲究。总理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今天你不能进宴会厅。我不要求你们穿得多高级，我只求整齐、干净。”于广华说，总理的这次批评让他终生难忘，一次批评管了几十年。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如今有些电视、电影的战争剧里，男主角不论是基层干部还是高级指挥员，常常从头至尾不系风纪扣，甚至敞开上衣指手画脚，还用特写镜头予以强化，以为这样才显得豪爽、勇武，其实违背了历史真实，歪曲了军人形象。而在同一部剧里的国民党军官，反倒戎装齐整、礼仪周到。

每当看到这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也觉得奇怪：这么多编剧、导演、审片部门领导，怎么就没人发现这个常识性的问题？怎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这种场景反复出现呢？建议有关同志好好学习历史知识，重温周总理的上述教诲。

在我所见过的老一代国家领导人中，七伯是最注重仪容仪表的。他在同我俩谈话时，曾经提起他青少年时期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每天常见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

讲究仪容归讲究，在生活中，七伯又是俭朴的楷模。这两点在七伯身上毫不违和，反而相辅相成。那天一起吃饭时，因天热他脱下外衣，我们看见，他的衬衫袖口缀了补丁，领子是换过的，但看上去干干净净，平整如新。卫士告诉我俩，七伯的胡子长得快，他每天必刮，一丝不苟。每次接待外宾前他都要刮胡子，有时一天见三拨外宾，他就刮三次胡子。伯伯说，讲究仪容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维护国家和外交形象的需要。要赢得别人尊重，首先要尊重自己。

•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面述（1996年）

七伯的气质风度，不仅受到全国人民的赞佩，甚至迷倒了西方的皇亲贵戚、政界要人，其中就包括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对我和在军说：“你们知道是谁建议我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吗？是杰奎琳·肯尼迪。她说，‘你一定要写好这本书。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他就是中国的周恩来’。杰奎琳没有提她的丈夫。”韩素音在17次长时间采访的基础上，写出了她最崇敬的周恩来的传记。

七伯送我的这把刮胡刀，起初我一直用着，七伯辞世后，便把它作为一件重要的纪念品珍藏在身边。有这件珍品的陪伴，无论是日常盥洗，还是外出参加活动，七伯当年的亲切叮咛总会在我耳边响起：“记得要刮胡子！”

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的故事

快要告别了，七伯问我这次来北京的任务，我回答说，是向总后领导机关汇报本单位肃反运动情况。七伯听后，一下子认真了起来。他问我什么时候回重庆，我说已经买好大后天的机票。七伯思忖了一会儿，说：“我很想听听你们单位肃反的情况，今天，我还有些紧急的事要办。这样吧，后天你俩再来一趟西花厅，就在家吃饭。”

接着，七伯又要我俩再等一会儿，让卫士长拿来两张票，郑重其事地对我俩说：“明天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尔均这次来，我和七妈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这两张运动会的票送你们，明天一起去看吧。”

七伯亲手把票交给我，又特别交代了两件事：“第一，这两张票不要送给别人；第二，一定要坚持看到底。”

我们高兴地答应了，但并没有认真想想七伯为什么要特地强调这两点。

• 1955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会。

这次运动会是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体育活动，开幕式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我们座位很好，紧挨主席台。大会的气氛很热烈，上万名运动员分别做了团体操、军事体育、看台组字等表演活动。可是，我俩算不上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又是久别重逢，相处的时间宝贵，有些坐不住。

看了一会儿，我提出：“后天就要回重庆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咱俩去照张相吧！机关里的同志托我带的东西还没去买。”在军同我想的一样，我俩立马站了起来：“走！”

到了门外，见有大批群众堵在体育场门口，希望弄张运动会入场券。毕竟这么多年北京还没有举行过这样的体育盛会，机会太难得了。见我俩从场内出来，无数双手伸向我们，有的还拿着人民币要向我们手里塞。群众热情汹涌，等不及我俩犹豫，手里的票就被人抢走了，边跑边高声喊：“谢谢！”

我俩这时已忘了七伯的谆谆叮嘱。

• 1955年，周尔均、邓在军在西单艺术宫留下的合影。

当天下午，我俩在西单艺术宫照相馆照了张相，照片保存了下来，穿着与神态就是前一天我俩见七伯、七妈时的模样。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西花厅。七伯刚见面就笑着问：“你们见到毛主席了吧？”

我俩都莫名其妙：“毛主席？没见到啊。”

七伯说：“怎么，你们没去参加开幕式？”

我突然想起了七伯的叮嘱，立马感到愧疚，但不得不老实回答：“我们没看完就走了。”

七伯苦笑着叹了口气：“你们这些孩子啊！”

七妈在一旁解释说：“你们伯伯对党和国家的机密总是守口如瓶，从来不和我说，我也不问。他知道毛主席要去看运动会，因为有事，中间才能去，但七伯又不能事先告诉你们，只好提前打招呼叮嘱你们坚持到底，就是想给你们一次亲眼见毛主席的机会。可惜错过了。”

闻听七妈此言，我俩又愧又悔，真是肠子都悔青了。要知道那时候能去一趟北京就已经很不易，能见到毛主席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件事让我们很长时间懊悔不迭。

七伯又问我们，退场后票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说门口等票的人很多，送给他们了。七伯批评我们缺乏安全观念，因为我们的位置紧靠主席台，不应把票随便送给不认识的人。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七伯对后辈的爱护，也体会到了他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和对毛主席的尊敬。

七伯、七妈对这次见我的安排格外上心。节日期间，七伯的公务活动极其繁忙，他和七妈连续两天花费不少时间同我和在军促膝谈心，同桌吃饭，亲自准备送我的礼物，亲自安排我俩参观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这其中他想得最细微、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想让我俩能有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机会。七伯事先知道毛主席当天的时间安排，为了满足我俩的心愿，事先嘱咐我们不得中途退席。

从细微处见精神。七伯在这件事上煞费苦心，既是对我俩的特殊关爱，也表明他对毛主席的尊敬和爱戴完全发自内心，这是在中国革命由危难走向胜利的斗争进程中由衷形成的。

再则，七伯十分重视维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全党的团结。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七伯一直作为毛泽东的忠诚助手，指挥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担任国家总理。在此期间，他为维护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的威信，进而保证全党的团结，可谓苦心孤诣，倾尽心力，死而后已。

• 周恩霔书写的周恩来诗作《送蓬仙兄返里有感》，曾长时间在上海朵云轩橱窗中展出。

有这样一件事情。一次七伯同我和在军在西花厅谈话，卫士兴冲冲跑过来说：“总理，天津发现了你当年写的一些诗词，送来请你过目。”七伯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不看，拿去烧掉！”我们当时感到很可惜。后来细想，七伯早年是很喜爱旧体诗词的，而且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创作才华。18岁时写下的《送蓬仙兄返里有感》和19岁时所作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字字珠玑、展现才华横溢和过人抱负的诗词精品。但是，后来再也没有看到他写的任何一首旧体诗词。

如果说，战争年代因军情紧急无暇写诗，可是建国以后二十多年，他在这方面同样没有片言只字，写下的仅有两三篇白话诗。七伯逝世后，我们倒是欣赏过他亲手抄录的李白和沈钧儒的诗句，说明他对旧体诗词的爱好并没有减弱。

• 1964年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迎接。

历史证明，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紧密合作，对我们党和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总统尼克松有句名言不无道理：“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就会烧成灰烬。”

历史同样证明，对党中央、毛泽东作出的正确决定，七伯总是不讲条件地坚决贯彻执行；与此同时，在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失误，七伯又总是从党性原则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尽力予以修正和弥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他也通过所能采取的一切方式，尽可能地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以病弱之躯支撑着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和国大厦，拯斯民于水火，挽狂澜于既倒。

这次，七伯专门拿出时间听取我对肃反运动情况的汇报，并将作出不同寻常的表态，就是一次最好的证明。

-End-

文字 | 《百年不了情：我与伯父周恩来相处的日子》 

作者 | 周尔均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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