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露平｜论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双重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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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双重批判

周露平| 文

周露平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哲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哲学。近5年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世界哲学》等CSSCI期刊独发论文近20篇，被《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全文转载多篇，论文入选《厦大学报》“年度优秀论文”。专著入选“中国经济哲学博士文库”。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与省社科基金等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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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绕不开的时代命题。马克思从哲学批判的视角澄清了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并通过经济学的科学分析论证了虚无主义的存在空间与历史限度，具体展示出虚无主义就是负载于资本逻辑之上的意识形态。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批判并未简单停留于“超感性世界塌陷”的价值论否定或存在论批判，而是深入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现实，以破解虚无主义的发生机制，即消灭资本逻辑与超越虚无主义的辩证统一，从而全面反驳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马克思是最大的虚无主义者”的论断。

关键词：虚无主义；哲学性质；历史限度；实践；资本

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的特殊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摆脱的思想宿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表明，虚无主义作为幽灵般的意识，总是若隐若现地游荡于中国思想界，并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与理论建设构成不可忽视的挑战。立足于马克思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维度，澄清虚无主义的生成机制、本质内涵、内在症结及其虚幻性与历史性，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地看，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未明确提出并直接使用虚无主义的概念，但他却本质性地确定了诊断虚无主义之病症的原则性理论前提、理论路径和理论视域。正因为如此，在伊格尔顿看来，只有马克思的思想才能真正“击穿”虚无主义的本质；他明确指出：“人类不断异化，社会生活愈发商品化，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

 一

问题的出场：

马克思是最大的虚无主义者吗

现代虚无主义的扩张史植根于习俗化向世俗化的转变、血缘性向经济性的变更、宗教性向市场化的跃进等社会发展变迁史；马克思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批判者。正如伯曼所言，“实际上，虚无主义这个术语源出于马克思自己的一代人”。纵观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史，“马克思是虚无主义者的判断”一直存在且具争议。

这种论断大致包含四种批评路向：一是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是思辨哲学的体系延续，这以德勒兹为代表；二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虚无主义的重要表达，这以施特劳斯、罗森为代表；三是认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聚集了虚无主义全部内容，这以海德格尔为代表，他认为“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了”，最终的结果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就是人的无家可归，其生存价值高度虚无；四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是虚无主义的集中展示，这以阿伦特为代表。当然还有其他代表性的论断，如马歇尔·伯曼认为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是“共产主义的虚无主义”，等等。就虚无主义的批判影响与视角维度而言，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其一，海德格尔从“存在之思”的视角批判马克思。海德格尔认为，尽管马克思以劳动作为现实性内容，站在黑格尔哲学的对立面，但这种劳动的现实性或外在性并未回答“存在之思”的终极命题，依旧被形而上思想所规定，以新人的优先性重新定位了形而上学，“人的自身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究其原因在于，共产主义事业中的新人仍然是一种遗忘存在的虚无，“即使是共产主义新人也还是自我生产的生产者，而作为存在的存在对于共产主义新人而言也是一样不再存在，一样虚无”。其二，海德格尔从哲学存在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发出诘难，认为“马克思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因为马克思依然滞留于“意识的内在性”中，并将一切的存在者仅仅归结为劳动的材料，因而仍然延续着思的形而上学路径，从而无法摆脱虚无主义的命运——这种命运乃是作为“西方历史的根本运动”的哲学传统的必然宿命。其三，阿伦特从经济批判或者经济认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时间形成价值”的判断否定了自然的地位，与古典经济学家们一样，将世界的真理性图景转换为商品化的价值系统，落入经济学的理论窠臼。马克思思想并没有脱离合理化的经济学模式的控制，“伴随着这个结论，他也达到了彻底的虚无主义的门口，到达了否定自然给予的东西的境界”。

显然，海德格尔与阿伦特是从“哲学理解与经济学论证”的“断裂式视角”去审视马克思思想的。在哲学的审视中，马克思的哲学具有形而上学的优先性。他们认为，唯物史观是通过劳动驱动的极端精致的虚无主义。对此，尼采也有类似的评价：劳动范式是最大的时代谎言，以劳动来“谴责整个世界都是假的，并构想出一个位于此世彼岸的世界为真实世界的替身，然而，一旦人们明白了，臆造整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心理学上的需要，明白了人根本不应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了虚无主义的最后形式”。在经济学的审视中，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具有社会逻辑的形而上学优先性。在他们看来，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呈现出资本全面否定世界的本质以及扬弃资本原则的社会逻辑，但它仍仅限于概念演绎的自我展示，其本质形式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因此，以资本批判为特征的《资本论》反倒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发育的强大理论注脚。似乎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与资本逻辑遥相呼应，以致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人的根本是人的本身”这一命题，就是马克思虚无主义的全部理论基础，因为“全部马克思主义都以这个论题为依据”，故“海德格尔说道，人自身的生产带来了自身毁灭的危险”。

如果说尼采启动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批判模式，即从“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出发提出了现代形而上学的价值危机，那么海德格尔、阿伦特等恰恰延续了尼采的批判路向，还原存在被遗忘或遮蔽样态的“存在虚无主义批判”——因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考，都是在“存在虚无主义”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之内。无论尼采的“价值虚无主义批判”抑或海德格尔的“存在虚无主义批判”，都抓住了虚无主义作为社会思潮的理论实质——以抽象或理念为原则的超感性世界现已塌陷，虚无主义便蔓延于全部感性世界。

可以提前做出如下判断：尼采只是以权力意志的非理性形式提出现代虚无主义的时代症候，以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当代命运，并提供了当下人类所处的历史生存图景，“‘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代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但问题在于他并未有世界观的革新，故仍然从属于形而上学的领域；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缺失对虚无主义生成的时代背景的考察，特别是对市民社会的利益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得尼采的批判只是在抽象领域起到一种启蒙作用，不可能切入现代经济关系，特别是资本逻辑问题。包括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伯曼等都持这种错误的理解，因为他们坚持认为现代主体性哲学并未真正被铲除，且保留了虚无主义的隐匿话语。如施密特则一针见血地认为，这种虚无主义作为生存信念难以克服，因为“在这一信念中人的‘动态’创造力是以虚无为代价的。”

因此，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能合理解决问题；尼采与海德格尔等人尽管看到了哲学沉迷于抽象与理性的价值危机或存在危机，提出要回归人的现实命运，但他们并未就人的现实命运背后的社会本质展开深度追问，因而归根到底他们仍然是“对虚无主义回应的症候性思想家”。尼采是从“内在性意识”的意志充盈的视角，用“超人”与“永恒轮回”来设定超越价值虚无主义的目标与动因，最后难逃形而上学的宿命；海德格尔与阿伦特试图以存在虚无主义作为批判根据，但并未提出合理性路径。恰恰相反，在被他们视作达到虚无主义极致的马克思这里，我们却看到了马克思对虚无主义之本质来历以及超越虚无主义之现实路径的哲学经济学探究。纵观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研究，我们以为，马克思不仅不是他们所误解的虚无主义者，而且恰恰是对虚无主义的批判者；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并未简单停留于“超感性世界塌陷”的价值论否定或存在论批判，而是深入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现实，以破解虚无主义的发生机制，并提出超越虚无主义的现实路径。

简言之，如果说尼采、海德格尔等基于对意识之内在性的贯穿去破除虚无主义的幻象，因而走着一条内向性的自我反思道路，并据此把虚无主义的解构归结为对理性主义哲学的颠覆这一纯粹理论的任务，那么马克思则是从“外向性的实践”出发，基于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双向构建，呈现出虚无主义之生成的现实土壤，并现实地构建出超越虚无主义的历史图景与现实路径。换言之，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具有“一体两面”的性质，“一体”就是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始终指向作为虚无主义生成基础的现实社会的整体性批判；“两面”就是对虚无主义及其生成现实的哲学批判与经济学批判。具体而言，哲学批判旨在以唯物史观追问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经济学批判则本质性地确定了虚无主义存在的历史空间。二者的内在结合构成了作为整体的对虚无主义的深度批判。

 二

基于唯物史观的虚无主义批判

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所谓虚无主义不过是某种历史形式的怀疑主义，因而常常表现为对传统的反叛和对当下社会秩序的否定；但是，就其作为某种形式的怀疑主义而言，它既可以表现为粗俗的功利主义（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也可以表现为思辨的理性主义。抛开思想史关于马克思是否是虚无主义的简单判断，直接回到海德格尔的论断之中，就可以明晰海德格尔的批判工作。首先是虚无主义的概念澄清。当海德格尔将虚无主义定位于一种否定性机制，它否定了生存化的传统，以确证存在之思的真实性。“虚无主义是一个关乎nihil即虚无（Nichts）的事件，或者一个学说。从形式上讲，虚无是对某物（Etwas）的否定，而且是任何某物的否定”。就此而言，其观点与《资本论》所提供的“资本否定机制”不处于同一个理论平台：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资本否定机制是将人与物（资源）等抽象为生产要素，导致劳动者的虚无，进而导致社会主体与革命主体的虚无，然后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意义丧失与价值虚无。

当海德格尔把马克思视作达到极致的虚无主义者时，他乃是基于作为其批判对象的黑格尔理性主义传统而言的，即马克思并没有彻底摆脱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思想基地，因而依然是一个基于理性主义立场的思想家，引申而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现代形而上学之理性遗产，因为线性的历史决定论仍然是虚无主义的时代症候。当他据此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理性批判时，他不仅没有真正完成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而且恰恰成为一个现代性思想家。海德格尔明确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为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在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上”，因而，“既然马克思主义这么想,它就正是当今之思想,在当今进行统治的就是人的自身生产与社会的自身生产”。

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对马克思作为虚无主义者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他完全没有读懂马克思，因为他并未理解唯物史观的新世界观变革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世界革命。但是，在他的错误指责中，我们也可以间接地领会虚无主义之理论性质的双重维度，即在哲学上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在经济学上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当我们试图呈现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全部彻底性批判时，我们也必须从哲学与经济学的双重维度切入。

在哲学的维度上，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理论性质的哲学澄明本质性地意味着，基于唯物史观的哲学立场对虚无主义之虚幻性本质的确证和对虚无主义生成基础的现实呈现，因而本质性意味着马克思对全部理性主义哲学立场的颠覆，即对于作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虚无主义而言，唯物史观的哲学立场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思的如下基本论断中，即“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我们把虚无主义看做是某种抽象或观念，那么这样一种“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如果说虚无主义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那么它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原则性表达。引申之，它作为现代世界的生存原则，意在破解理性主义论证与功利主义传统。它将生存化世界导向了以资本为社会内容的意识形式，否定理性或功利的限制或反叛：虚无主义否定理性传统中的辩证法传统，这种传统限制了世俗世界与概念王国之间的互动。我们可以援引马克思的原话，以澄清马克思的哲学工作，“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次反抗意识形态的工作直接针对现代政治机制；同时这种政治机制源于现代经济制度，换言之，资本否定与价值虚无在于资本生产的唯一性，“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就此直接破解了虚无主义的理性传统与功利主义向度。

因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当虚无主义成为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意识时，它只能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成为社会的普遍利益，意味着全部经济关系的扭曲与颠倒。据此，虚无主义的超越就绝不再是一个理论的任务，而是一个实践的任务，即“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显然，马克思对虚无主义之虚幻性理论性质的唯物史观澄明，与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原则的创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第一，虚无主义发生学的初步考察。唯物史观前史的思考过程直接祛魅了虚无主义的存在幻象。马克思思想发展存在着从“自我意识”的意识形态批判或哲学批判向物质利益批判或世俗化批判转变的过程。《莱茵报》时期是物质利益批判的起点，《论犹太人问题》澄清了宗教批判与市民社会批判的颠倒关系，要求回归至现实生产关系。马克思提出，只要宗教批判、国家批判脱离市民社会批判，只会形成那种宗教意义上的唯灵论，只是一种虚无化的理性表述，“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换言之，虚无主义与自由精神在学理上与现实上都具有亲缘关系，马克思显然看到了批判后者与否定虚无主义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此时执着于德国哲学与法国革命即“高卢—日耳曼原则”的结合，以此来瓦解理性虚无的现实建制。通过人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来完成社会革命，显然这不可能从观念学通道中瓦解虚无主义，反而有可能落入论证其合理性的“窠臼”，故只有澄清其内在建制，才真正能超越之。要澄清虚无主义的本质内容，那么必然要不断追问它的形成基础及其瓦解可能。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考察了意识形态的生成内容，证实了虚无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同时，它验证了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提示出消灭虚无主义的主体性基础——无产阶级，“在这瞬间，整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为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由于批判对象的模糊性，尽管马克思还无法呈现出虚无主义的形成机制，但是已经隐约把握到虚无主义的历史起源——从宗教批判到世俗批判的过渡中，必然要面对意识形态的虚无性课题，如何消解这种虚无性，必然引入对现实世界的批判。

《论犹太人问题》不断从经济批判的视角追问犹太教的世俗基础与世俗礼仪，目的是这些世俗批判隐置着意识形态的虚无本质，它们不断以“自私自利”“金钱”“经商牟利”等世俗行动消除了传统宗教世界的拜物教。马克思初步构想了走出虚无主义世界的道路，通过建构一个新的社会就可以消除商业精神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在此，马克思指认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内容都是社会现实的特殊表现，这对虚无主义同样适用。但问题在于，这些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形成与哲学性质是马克思首要解决的重大议题。

第二，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澄清虚无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本质区别，才能找到真正的超越路径。换言之，只有明晰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就能剖析出虚无主义的理论形态。《德法年鉴》提供了现代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以及由此瓦解它的主体性基础，但问题并未真正得以解决。因为虚无主义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前提与基础并未得以明示。只有澄清出这样的前提与基础，它如何建构起社会整体性的虚幻机制才能得以真正呈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并未直接面向虚无主义，而是“旁敲侧击”地对意识形态及其运行机制进行考察，以此勘破虚无主义的本质内容。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私有财产意识的形成，塑造出私有财产否定一切的意识形态力量；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否定内容推广至整个社会。

因此，作为意识形态的虚无主义根源于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本身又源于异化劳动，那么虚无主义的本质来历在此得以揭示：虚无主义源于异化劳动，异化劳动赋予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这个过程展示为四个方面，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他人）的全面异化，它们共同展示出人在异化劳动中被虚无化为一种力量，即仅仅限定为创造财富的力量，而丧失了人的类本质。马克思从异化发生学视角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虚无主义的视角，“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尽管古典经济学企图从人性的因素追问财富的运动规律，却无法从哲学层面回应异化劳动与人的虚假意识之间的错位关联，反而得出私有财产合法性的结论。故劳动价值论其实是“异化劳动价值论”，虚无主义就是私有财产否定一切的虚无化意识形态。显然，追问私有财产的否定性力量来源于何处，就能剖析出虚无主义的发生学图景。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造就出私有财产的全面虚无化，尽管“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生命）这一概念”，“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私有财产的虚无化意识只是异化劳动的产物，马克思在此提出了《资本论》研究内容的初步理解，“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这个最高阶段显然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与《资本论》研究形成了“贯通”，也为破解虚无主义提供了基础。而问题是，私有财产的否定性力量来源于异化劳动，那么异化劳动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详细考察了包括虚无主义在内的意识形态，首先明确了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的扭曲反映，受制于生产方式的运动；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未理解资本时代的虚无主义的发生学，但唯物史观提供的世界观清晰地指出了意识形态是特殊社会内容即市民社会所赋予的；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历史观，以探求超越虚无主义的可能，“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的，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但由于马克思的批判任务使然，故只能从哲学批判视角对这种否定性力量的起因做了唯物史观的理解。

具体而言，异化劳动形成了特殊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异化劳动的本质来源就是自发分工；自发分工体现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换言之，异化劳动起源于自发分工，自发分工形成了虚无主义等意识形态。由此，马克思从唯物史观高度展示了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它本质上是私有财产的实践运动形成的意识形态。

第三，超越虚无主义的哲学构思。既然已经从本质上把握住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那么如何超越它就成为马克思的重要理论工作。马克思从思想史维度回溯了虚无主义的形成过程，从理论空间上确定其哲学性质：私有财产的当代运动形成了虚无主义的时代效应；异化劳动的现代表述确认了虚无主义的时代呈现，两者共同指认出，现代虚无主义是私有财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是消解任何对私有财产正当性的质疑。那么，唯物史观澄清了如下事实，虚无主义的具体形态（如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坐标内得以确认。

马克思在1847年的演讲集《雇佣劳动和资本》中提出了虚无主义的时空坐标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互动下的资本社会，即虚无主义的一切表述都是围绕这两个话题展开的，那么虚无主义恰恰从发生学视角阻断了任何对此加以批判的可能。一方面，现代资本是虚无主义的本质来源，才能引发诸如资本否定与价值虚无等内容，另一方面，雇佣劳动的主体是现代无产者，换言之，他们是反抗虚无主义的历史主体。

《共产党宣言》是虚无主义哲学批判的主要成果。《共产党宣言》呈现出虚无主义的形成史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的内在勾连。虚无主义随着资本的内在否定性，不断奔走于全球各地，为资本“呐喊助威”。资本主义改造了旧的社会条件，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发财致富的目的；而虚无主义则摧毁那些不服从资本逻辑的民族思潮与封建意识。换言之，《共产党宣言》从哲学高度揭示了资本征服全球的历史过程，恰恰是虚无主义蔓延的全球化进程。

总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整体性考察，准确澄明了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虚无主义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一样，生成于异化劳动与自发分工，是对私有财产加以掩饰的观念学，这种批判路向完全迥异于尼采等人的批判，即超出后者的价值领域的单维度批判。既然虚无主义是作为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那么如何破解，就必须回到私有财产本身，因此，整个《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批判工作恰恰延续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具体而言，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是异化劳动，表现为私有财产意识，那么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虚无主义的现实则肯定聚焦为雇佣劳动与工业资本的关系，那么批判方向与超越路径就明确了，换言之，当虚无主义失去其形成机制与历史空间，它必然就会消失。

 三

虚无主义历史限度的经济学辨明

当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把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引向对现实物质关系的异化的批判时，彻底颠覆虚无主义的哲学任务即可转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课题，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在这里出现的正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转轨，即从唯物史观的草创走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探究。换言之，本真地呈现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彻底批判，必须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境域：它融合了资本逻辑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虚无主义批判。

尼采只从哲学视角提出了虚无主义的理论性质，但无法澄清虚无主义的历史性内容，“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坚信：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和徒然的”，进而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已经昂首步入虚无主义的时代，它还需要延续两个世纪。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一种价值领域的自我废弃，但他并未真正与社会现实对话，换言之，并未真正回归至资本主义现代制度，但只有在这种制度下，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才“愈演愈烈”。究其本质而言，尼采的虚无主义批判恰恰是以非理性哲学反抗理性主义传统，也即其批判仍然高度从属于现代形而上学之传统，挣脱不了虚无主义的巨大阴影。

与尼采的价值批判相对，马克思对虚无主义的资本谱系学批判，才能真正超越虚无主义。具体而言，马克思已经从世界观高度剖析出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尼采固执于形而上学批判与虚无主义的外部关系，试图以权力意志终结虚无主义。与之相对，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入手，揭示出虚无主义仍是一种掩饰私有财产不合理的社会意识内容，完全从属于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拜物教）；进而，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性展开，虚无主义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观念受到严格与彻底的批判而被最终扬弃。因此，《资本论》及手稿的理论工作清晰明确：现代虚无主义形成机制与运动机理的详细确认；虚无主义对于资本逻辑的重要作用；虚无主义的历史限度与未来命运。

1.虚无主义的形成机制与运行机理的确认

《资本论》及手稿从历史发生学的高度明示出，现代虚无主义是资本逻辑通过增殖模型确立的特殊意识形态：资本逻辑造就了现代意识形态与思辨哲学形态，它们包含着虚无主义的内容，同时后者又不断维护与论证了资本逻辑及其意识形态。故《资本论》及手稿的一项工作在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运行机制的批判从原则高度超越了资本逻辑，同时也超越了它所带来的虚无主义。

第一，对虚无主义形成机制的追问。正如尼采所言，近代才是虚无主义真正的诞生史，而近代以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史。虚无主义体现出劳动力如何被资本同质化的理性化操作的观念史：一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思想史的考察，论证了虚无主义的现代化成型。《资本论》详细回应道，作为现代私有财产意义上的工业资本，如何助长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断强化着私有财产运动的合理性，消解任何试图反抗与质疑工业资本的各种批判。另一方面，详细考证了资本逻辑的生成过程与虚无主义的本质关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讨论了前资本主义是没有可能形成虚无主义的，因为没有形成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土壤。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不是以私有财产即资本增殖为目标，“他们的劳动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原因在于“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整个社会不是通过占有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来维持运作，因此具有部分“公共财产的性质”，整个社会层面还未形成关于私有财产的认识，那么，虚无主义无法具有否定一切的现实载体。与之相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是私有财产的自我发展与不断膨胀的过程，那么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对此加以回应，即消解与否定任何对资本逻辑增殖的怀疑，企图以价值批判等手段带偏批判的方向。

假如揭开虚无主义的历史功能，就能清晰地看出，整个社会层面建立在雇佣劳动与工业资本的关系上，而这种关系的社会聚合，进而高度塑造为统治世界的资本逻辑，那么这种社会逻辑精神被虚构化为一种值得批判的否定性力量，以意识形态的内容得以展示。但事实上，这种虚无主义内容恰恰彰显的是个体与社会的存在方式本身是不值得批判的，要批判的是这种生存方式的社会后果，即表现为诸如崇高价值的消灭、文化虚无的兴起等批判性的外观行动。但问题在于这种外部反思性批判，由于停滞于一种“副本批判”，即对传统价值或传统习俗的反思，并未真正进入“原本批判”视野，即面向资本逻辑批判。那么这种批判还是严格从属于意识形态的反思内容，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霍克海默、阿多诺其实都是在观念内部对文化工业的反思。尽管他们窥探到文化工业塑造虚无主义的能力，即对诸如同质化、绝对性、永恒性等意识形态的批判，但并未真正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性起源，故只能停留于文化批判范围。因此，化解与超越虚无主义，必须回到资本逻辑的批判视野。

第二，资本逻辑塑造出“虚无主义的社会内容”。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同宗同源”。作为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本质性地展现为资本增殖的理论需要。资本逻辑通过把控商品生产过程，进而控制价值增值过程，将世界压缩为价值增值的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逻辑通过资本运动过程与积累过程，重新塑造出意识形态内容，以反击与消解传统习俗观——一切社会内容都围绕资本增殖目的而存在，进而在整个社会精神层面打造出“否定一切、资本伟大”的意识形态；同时，资本俨然超越于社会之上，是组织、整合、生产的自动化系统的原动力，变形为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精神向度，并以价值崩塌与观念消亡的内容强加给社会，如资本家对工厂法的“无政府主义”的虚无主义态度等。

其二，资本逻辑形成虚无主义的权力意识。《资本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一体”是资本逻辑，这是社会权力的核心，是自我无限增殖的权力诉求，并以劳动者（人）、劳动对象（自然环境）、劳动资料（以科技为支撑的工具系统）等“三位”为否定对象，构成一个权力圆圈，框定整个社会的运动轨迹。因此，《资本论》从资本生产过程、运动过程与积累过程等宏观方面揭示出资本逻辑是一种权力体系——它改造着旧社会的生产制度的同时，更是验证虚无主义的权力意识。这主要体现为，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否定意识，论证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分离合理性，同时诠释出现代生产主体的地位，集中表述为资本控制工人、否定工人的统治意识；对人的存在的消解，不断否定人的存在的特殊关系，试图从意识上消解资本塑造经济理性的现实，形成虚无化人的现实存在的幻象；对资本剥削的虚幻掩饰，在社会意识层面操控着人们的思想，淡化人们对现实的批判，等等。

2.虚无主义论证资本逻辑的合法性

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去除社会组织所能负载的结构能力，以一种变形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大众，如经济欲望、权威感觉、道德认同等，并以此消解任何阻碍资本增殖的社会思潮。

其一，虚无主义以拜物教视角验证着资本逻辑的合法性。拜物教在马克思那是虚假的意识形态，用物与物的观念崇拜取代了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资本论》第1卷从资本主义商品现实出发，认为商品的神秘性不是来自于使用价值，而是当采取第三者叫价值对象性形式时，就变得神秘起来，这种价值对象性形式，不过是劳动产品背后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从而价值对象性形式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那么整个社会形成对商品、货币与资本的崇拜机制，其实“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拜物教其实反映了资本的社会关系通过物（价值对象性形式）表达出来，目的是掩盖资本的否定社会关系的现实；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通过分析“生息资本”，发现拜物教已经摆脱了物的外观，直接进入精神领域，这是一个否定世界、否定自我的双向过程。因此，拜物教推进一步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以拜物教为内容不断强化自己的逻辑；资本的增殖本性消解了个体及社会的价值规范的要求，直接指认拜物教的核心就是对资本所负载的社会关系的崇拜。这种崇拜内容建立在资本生产的商品价值机制之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自行增殖着”，将一切压缩为一种增殖理念，除了增殖外，一切都是虚无的。如洛维特所言，“尽管有哲学理论为历史事件服务这个前提，马克思的批判却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直接对准政治现实，而是对准了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不是对准了原本，而是对准了副本”，就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创举而言，马克思已经透过虚无主义的表象，直接进入对社会关系的批判，因此，洛维特同样未深入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批判立场。

其二，虚无主义从本体论高度论证了资本逻辑的合法性。虚无主义全面展示为资本逻辑不断否定人的存在内容，消解一切崇高价值。那么整个社会行动都表现为资本增殖的隐匿性力量，人的存在被资本贬黜为一种商品，被编排于资本流通范围内，并通过拜物教的形式钳制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此导致了其主体性意识被无限虚无化。同时，虚无主义用概念演绎的方式回应着对资本逻辑的各种批判，因而它是现代形而上学的理论极致。那么，黑格尔、施蒂纳、尼采的哲学思想是最具代表性的，从本体论高度要么正面回应或侧面证明了资本逻辑的合法性要求。如黑格尔通过精神的自主性运动，用精致的精神包裹着实践的外衣，试图通过精神的异化程序驱动着世界的发展，“因此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因为精神是脱离现实的知识范畴，在知识的内部框架内完成自我流动，“因为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抽象的自我确认”。

故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等人时指出，“他们的世界就限于从莫阿比特区到科比尼克区，钉死在汉堡门以内，他们的可怜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同世界的关系降至最低限度。在这样的人那里，当他具有思考的需要时，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和他本人以及他的生活一样地抽象”，施蒂纳用抽象的个人取代社会关系，试图在经济性高度发育的利己者们之间建构新的社会，形成的却是无政府支撑下的虚无主义意识；尼采则试图从非理性的视角终结绝对精神的统治地位，依赖于权力意志的强力构架，试图通过重估神性世界去构建新社会的价值内容，从意志哲学视角去弥合个人意志与经济世界之间的断裂，反而从侧面证明了权力意志本身就是资本意志的附属品，仍然从属于虚无主义的理论框架。总而言之，三个思想家从本体论高度与虚无主义进行对话，目的在于论证资本逻辑的合法性。

3.虚无主义的未来命运

克服虚无主义的“群魔乱舞”，只能回归至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但只有马克思完成了这样的工作。正如凯思·安塞尔·佩尔森所言，如果翻转虚无主义，将之表达为一种批判理性，那么它“对马克思而言，是历史力量发展中的一种潜在力量。这种能使资本主义获得某种胜利的批判理性在马克思看来，与其说是像尼采所认为的那样具有一种内在欲望的性质，毋宁说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超越虚无主义必须要回到资本主义现实。具体而言，一方面，虚无主义的哲学性质就是资本（私有财产）所负载的意识形态。资本逻辑将所有的内容都强制纳入自己的增殖秩序，以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加以掩饰，试图以此反击任何批判它的企图。因此，只有消灭资本逻辑，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真正告别虚无主义。总而言之，虚无主义诠释了资本逻辑的运动规律，并通过意识形态加以掩盖——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资本逻辑不断否定一切，并试图获取一种超越社会的权力意志，表现为资本形而上学，那么它的社会意识表现就是虚无主义。

另一方面，虚无主义的历史空间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产生出四大贫困，即“人的贫困”（否定人的存在价值）、“生态的贫困”（否定自然的存在）、“资本的贫困”（资本的自我否定）、“精神的贫困”（精神全面虚无化），导致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虚无主义的社会思潮。有必要再回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在此提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的判断，反之亦然。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解的解放思路，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哥达纲领批判》等文本提供了原则性批判思路，提供了超越虚无主义的现实路向即批判与消灭资本逻辑。因此，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赛对此有过温和的评价，“马克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最优秀的学生，他毕生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并发现这些力量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被共产主义取代”。

因此，破解资本逻辑就能超越虚无主义。就超越对象而言，虚无主义实质上是借助资本逻辑的内容，创造出消解所有宗教、情欲、审美、经济、政治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形事件，目的是掏空人类实践生成世界的可能；进而它将实践引入了一种费尔巴哈式“人本学”的理论通道，试图消解人类解放之功能，进而否定了无产阶级创造新社会的可能。因此，只要共产主义社会来临，资本逻辑必然被超越，其负载的虚无主义内容就会被抛弃。显然这个过程复杂而又漫长，因为虚无主义本身已经演变为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言的德国现象主导下的国家精神，并拓展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相思病”：对虚无本身的过度迷恋，而忽视了批判资本逻辑的社会需求；同时，虚无主义通过各种形式，借助花样翻新的宣传机制，不断诠释“否定一切”的意识诉求。

总之，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批判工作与海德格尔、阿伦特等人迥异。具体而言，海德格尔、阿伦特等人的“马克思是最大的虚无主义者”的误解，显然固执于“马克思的理论批判仅限于哲学讨论”的论断，认为马克思保持与黑格尔哲学的家族谱系性，即对于人的理解并未摆脱意识形态或观念学的统摄，人的实践被塑造成一种形而上学的强制模型，而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显而易见，海德格尔等人忽视了马克思虚无主义批判的理论脉络——马克思的虚无主义批判俨然超越了形而上学的理论视域，即不仅对虚无主义的理论性质加以哲学澄清，更是深入至现代资本现实，表现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现了对虚无主义历史限度的“经济学澄明”，将虚无主义的未来命运翻转为一种历史运动，并构想出这样的社会——整个社会共同主张着对剩余劳动的支配，形成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制，即重建个人所有制，进而消灭负载在资本逻辑之上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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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张 丹

文章来源：《世界哲学》2022年第3期（注释略）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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