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是适用于硕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制度，针对的是硕士研究生，相应的，其指导教师被称为硕士生导师（简称硕导）；

其二，是适用于博士研究生的指导教师制度，针对的是博士研究生，其指导教师也相应被称为博士生导师（简称博导）；

还有第三种，也是一般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种，那就是博士后制度中的合作导师制度，一般而言，有资格招收博士后的都是博导。

现在一些地方和高校推出了本科生的导师制度，严格说来，这部分的制度实践仅是研究生导师制度的延伸和拓展，因此我们的讨论将不会专门涉及。

余：普遍认为，研究生导师制度在中国的研究生培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据我们了解，您对此并不认同，为什么？

但是，我认为，从学术界的现实看，现有的研究生导师制度已经被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绑架和扭曲了，一部分学界中人利用这个制度内外勾结、彼此勾兑，大嚼人力、人血和人伦的馒头，种种不堪，已经完全违背了这个制度的初衷。因此，我认为，研究生导师制度早就已经功不抵过，不是七分功三分过，而是七分过三分功，甚至八分过二分功，九分过一分功。

我所讲的都是有依据的，不是在信口开河。 从现实层面看，实践中的研究生导师制度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导师制度的异化，导致本应开放的学界和学界资源重新转为封闭。在狭隘的“门户之见”下，研究生成为导师的私人门生，导师成为研究生的私人资源，这种“私人化”使得正常的学术培养和学术资源的分配都难以公允进行。导师们会因“你是谁的学生”或者“谁是我的学生”而内外有别，对自己人着力提携，对其他人另眼相待；学生们也会因为“我是谁的学生”或者“你是谁的学生”而彼此抱团，分别取暖。

在导师制度异化所导致的“门户之见”下，学术的近亲繁殖现象日渐严重。一些原本优秀的学子，为了迎合导师制度下的潜规则，想方设法在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阶段拜入不同导师的门下，以勾兑学术资源。发展到极致，在一些学科和专业，最好的学术资源甚至会被少数导师及其学生（通过学会、研究会、学术刊物、项目和基金等）所垄断，这种现象严重制约了学术的健康发展。

其二，导师制度的异化，使得原本健康的师生关系出现异化。在现有的导师制度下，导师对学生的学业、就业等都发挥着关键的影响力，于是，学生沦为导师的优质“人力资源”，为导师提供无偿劳动（包括参与会议筹备、课题申报、资料搜集、项目文件甚至学术论文的撰写等等）。近年来，学生称呼导师为“老板”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述问题。尽管部分导师会给学生一定的报酬，但相对于学生所付出的巨大成本而言，是严重不成比例的。

导师对研究生的“压榨”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研究生都有为导师“跑腿”的经历，在一些极端的案例中，学生甚至会成为导师的“生活秘书”或“家庭保姆”。近年来，因为不堪忍受这种极端的精神和物质“压榨”，一些研究生出现了严重的抑郁倾向，甚至选择了自杀（比如陶崇园事件）。

导师对研究生的“压榨”也进一步加剧了学术的腐败。我专门做过跟踪调查，在导师作为第一作者和其学生（硕士、博士或博士后）共同发表论文的情形中，很多情况下都是导师堂而皇之地掠夺学生的研究成果，署名发表，据为己有。这种情形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普遍存在，甚至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也经常这么干，并心安理得、习以为常。

其三，导师制度的异化，使得导师更容易潜规则其所指导的研究生（尤其是女研究生），性骚扰在导师制度的掩护下大行其道，部分研究生甚至沦为其导师的“性玩偶”。

如果说高校是性骚扰的重灾区，那么导师制度下的“师生关系”便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很多导师频繁地出轨、离婚、再婚，其出轨和结婚对象竟然都是自己的学生，不幸的是，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这些年里“很常见”。有人调侃，导师制度是教授学者们“性福生活”的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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