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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 科技袁人

袁岚峰 风云之声 2019-10-07

情人节刚过,今天我们就来听一个科学家的爱情故事。


很多关注科学的同学,可能对理查德·费曼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我们在《科技袁人》以前的节目里也提到过费曼,除了在理论物理领域的杰出贡献以外,费曼给人一个比较“逗比”的印象,甚至他的自传就叫做《别闹了,费曼先生》。


然而在这种充满乐观的气质背后,很多人不知道费曼曾有过一段如此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相信看完视频的同学,也和袁老师一样,被费曼与艾莲真挚深沉又充满磨难的这段爱情深深感染了。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除了费曼艾莲的爱情,同样令人动容的,是费曼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始终以一种理性、积极、进取的心态去面对他和艾莲遇到的困难,即使在这过程中他也时常感受到真切的痛苦。在艾莲去世的一个月后,费曼参与的“曼哈顿计划”成功进行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核试验。这大概就是袁老师强调的“没人能阻止你努力”在情人节这天最好的证明了吧。



视频链接

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3675235

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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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秒拍:

http://gslb.miaopai.com/stream/lhhuNYM1ZEQFdqnMkQXces6X02GcQHYIQetK6w__.mp4


部分评论


我永远喜欢皮皮团老婆:


“一位诗人曾经说过‘整个宇宙存在于一杯葡萄酒中’。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因为诗写出来就是让人看不懂的。但是的确,当我们只要足够近地观察一个酒杯,我们就能看到整个宇宙。这些是物理的东西:流动的液体根据风和天气的状况蒸发,玻璃会反光,我们的想象中加进了原子,玻璃是从地球岩石中提取出来的,从它的成分中我们可以看见宇宙年龄的秘密和恒星的演化。酒里面有什么奇怪的化学物质?它们是怎么来的?里面有酵母,有酶,有沉淀物,还有酒本身。通过酒我们还发现了一条伟大的普遍规律:所有的生命都是发酵作用。发现了酒里面的各种化学反应之后,谁都会发现很多疾病的成因,就像路易斯·巴斯德(louis_pasteur)那样。红葡萄酒的颜色多么鲜艳啊,它的存在深入了观察它的人类意识。如果我们卑微的意识,为了自己的某些方便,将这杯酒。整个宇宙,区分为很多部分: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心理学,等等,那么请记住大自然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因此让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到一起,记住它最终是用来干什么的。让我们给自己一个最后的快乐——喝下去,忘掉它!”——理查德.费因曼。


拐角处的小源:


前不久到网上找了费曼几十年前的讲课的视频看了看,虽然画面是黑白的,但是我感觉整个课堂都是彩色的,讲台上洋溢着热情,讲台下永远是一片欢声笑语。与其说老师是在“教”,学生们是在“学”,不如说是一帮孩子躺在知识的草地上享受阳光和微风,费曼与其说是老师,不如说他是这帮孩子的孩子王更为恰当。赤子之心不外如是。


迷鹿:


我一个表演艺术类专科生却天天喜欢看科技袁人。以前有很多都听不懂却还喜欢看。今天是科技袁人唯一从头到尾我都听明白的


原文参考: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 理查德·费曼


大家好!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许多同学们可能都想问,有什么科学家的爱情故事?今天,我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个科学家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来自著名的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是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纪念他因病早逝的第一位妻子艾莲,标题叫做《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原文长达一万七千多字,因此我们只能介绍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那些对教育和治学有借鉴的部分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我可以保证的是,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理查德·费曼


关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首先做一个注释。1946年10月17日,艾莲去世一年后,费曼给艾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密封的,直到费曼死后才打开。信的结尾写道:“请原谅我没有寄出这封信,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新地址。”


下面,我们开始介绍《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这篇文章的正文。


那时,在我们那儿有个为犹太孩子而设的活动中心。


【我们注释一下:费曼在血统上是犹太人,跟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一样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传统上都信犹太教,但这几位伟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不信教的犹太人。让我们回到原文。】


这个活动中心很大,而且有很多的活动。写作组的孩子们可以写故事来诵读,戏剧组的人组织演戏,还有科学组、艺术组等等。我其实对科学之外的东西都没兴趣,但艾莲在艺术组,因此我也就加入了。艺术这玩艺着实让我头痛——比方像做石膏模型之类(后来我还真用上了它)。我硬着头皮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艾莲在里边。


理查德·费曼与艾莲


可是艾莲有个叫吉隆姆的男朋友也在组里,我于是只好在背景里游移,没什么机会的。


有一次,在我没有在场的时候,有人提名我来做活动中心的主席。成年人都着急起来,因为我那时已经公开声称不信教了。


我是在一个犹太教徒家里长大的,家人每周五都去教堂。我参加“周日学校”,还真的学过希伯来语呢!可是,与此同时,父亲教我许多科学知识。当教堂牧师谈起那些《圣经》里的奇迹,比方树叶在没风的时候突然抖动起来,我总是试图把它们用自然现象来解释。


其中一些《圣经》里的奇迹比较好解释,另外一些就难多了。像树叶的那个故事挺容易解释的。我走去学校的路上听见树叶沙沙地响,可是却没有风。我注意到树叶交错的位置正好稍有所动就会引起共鸣,于是心想:“哈!这可以解释那个伊利亚的树叶发声的奇迹了!”


可其他一些奇迹,我却总也想不出个道道来,比如,摩西扔下手里的东西,它立刻变成了一条蛇的故事。我琢磨不出扔下的东西怎么会让旁人看成是蛇。


照理说,童年时圣诞老人故事的幻灭该提醒我了,可它没有使我震动到怀疑《圣经》故事的可信性,即使它们与自然常识完全不符。当我知道圣诞老人不是真有其人的时候,我倒松了一口气,因为这非常简单地解决了—个我长久不能想通的问题——一个圣诞老人怎么来得及在一个夜晚给全世界的小孩送礼物呢?


圣诞老人的事本来就不是那么认真的。可《圣经》里的奇迹故事可不一样——那可是顶认真严肃的事。有教堂,教徒们每周做礼拜;有周日学校,牧师教孩子们念《圣经》。这些可不是闹着玩的。圣诞老人可不是教堂之类正儿八经的东西。


所以我去周日学校的时候,一方面我真信他们教的,一方面又没法不产生疑惑。危机的总爆发是免不了的。


真正的危机是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来的。拉比在给我们讲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他讲述了一个名叫露丝的人的故事——她做了什么,被如何定罪。故事非常具体,好像是法庭的记录一样。我当时是个天真的孩子,听见这么详尽的故事,而且教士讲的完全像是史实,便相信它一定是真的。最后,拉比讲到了露丝如何在监狱里蒙难,他说,“露丝气息咽咽,她想到……”等等、等等。


我吃惊地困惑起来。课后我去问那个拉比,“露丝临死时脑子里想的什么,别人怎么能知道呢?”


他说,“噢,是这样:为了更生动地说明犹太人受了多少苦,我们编了露丝的故事,其实并没有这么个人的。”


这实在太岂有此理了,我觉得被着实地欺骗耍弄了一番。我需要的是真实,未经加工的真实,由我自己来评判决定!可那时我一个小孩子,没法和大人争辩,只好眼眶发湿,哭了起来,非常气愤。


那拉比问:“究竟怎么啦?”


我试着解释说,“我这些年听到的这么多故事,现在我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让我拿这些学到的东西怎么办?”换句话说,我不再信任那些数据,因此对那整个一套产生了根本的不信任。在那之前的那些年,我一直想方设法来理解《圣经》里的奇迹故事,现在倒好,哼,所有的奇迹都可以解释了,因为它们大概全是编造出来的,见鬼!我闷闷不乐。


拉比又问,“要是对你来说,这些东西这么可怕,你干吗来周日学校呢?”


“因为父母让我来的。”


我从未和父母谈及此事,也不知拉比是否和父母联系过。可父母再也没有督促我去周日学校。


……


由此,这场危机很快解决了我的疑团困境,我悟出那些奇迹故事大约都是为了所谓“更生动地说明问题”而不惜违背自然规律瞎编乱造的。我觉得自然本身是这么有趣,它不应该被那样歪曲。从那时起,我逐渐对整个宗教这个东西再也不相信了。


那个活动中心是年长的犹太人组织起来的,不仅是为了让我们有地方玩而不在大街上晃荡,而且更希望以此来引导我们走向犹太教徒的生活。要是像我这样一个放弃了教义的人当选为主席,他们准会觉得坐卧不安的。让我和他们都松了口气的是,幸好我没有当选。其实那个活动中心已经支撑不下去,逐渐衰亡。要是我当选了,准会被当做众人所指的替罪羊。


一天,艾莲告诉我吉隆姆不再是她的男朋友了。那对我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开始有盼头了!她邀我去她家。


……


艾莲正在为她的哲学课家庭作业发愁。“我们正学到笛卡尔。”她说,“他以‘我思故我在’开始,不知怎么最后能证明上帝的存在。”


笛卡尔


“压根儿不可能!”我说,一点也没想到我是在向伟人笛卡尔挑战。(这是我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一种反应:对任何权威都不俯首贴耳,甭管是谁的言论,先看他的起点,再看他的结论,然后问自己,“有没有道理?”)我问,“他怎么可能从第一点推演到结论的?”


“我也弄不清。”艾莲说。


“那咱们来瞧瞧,”我说,“他怎么陈述的?”


于是我们查下去,原来笛卡尔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样是确定的——那就是不确定,“他干吗不直话直说呢!”我大为不满,“他不过是想说只有这样东西是他确信的罢了!”


然后笛卡尔又讲什么,“我的所有思维都是不完美的,但不完美一定是相对于完美而言的,因此完美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他狡猾地开始引出上帝了。)


“没那么回事!”我说,“科学上讲,没有—个完美的理论,照样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趋进。我不明白他究竟怎么回事,看来只是大言欺人罢了!”


艾莲理解我。她明白,在看这些貌似严谨伟大的哲学命题时,完全可以轻松自如地去看它们说的是什么,是否对,而不必去理会它们是哪位伟人的论断。


“嗯,我想反面的观点也成立。”她说,“我们老师说,任何事物都像纸张一样有两面。”


“就这个论断也有对错两面呢!”我说。


“你指的什么?”


我从百科全书上念到的莫比乌斯纸条(哦,我那美妙的大百科全书哟!)就是一例。那时代,莫比乌斯纸条还不是尽人皆知的,可谁都可以理解它,就像现在一样。莫比乌斯纸条平面的存在是直观可见的,不像那些油滑模棱两可的政治问题,也不像那些需要很多历史知识才能理解的东西。大百科全书里有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在阅读它的时候,不仅学知识令人兴奋,而且有一种使你具有独特性格的感觉。


我拿来一张纸,扭了半圈,接成一个环形,做一个莫比乌斯环。艾莲也兴奋起来。


莫比乌斯环原型


【我们来注释一下,这个莫比乌斯带的故事,现在被改编成了青年和大师的故事。大师跟青年说:“凡事都有两面。”青年就掏出一个莫比乌斯带。然后还有许多类似的故事,数理化各个专业都来凑热闹,这届青年太刁钻了。给人感觉,大师掏出一把RPG把青年轰杀的心都要有了!让我们回到原文。】


第二天在课堂,她故意等到老师举着一张纸,说,“任何事物都像纸一样,有两面……”。艾莲举起莫比乌斯环说,“老师,您所说的也有两面呢!我这儿有个只有一面的纸!”于是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惊奇不已。艾莲自然很得意。我觉得自那以后,她对我留意多了。


在吉隆姆之后,却又有了个新的竞争者,也就是我的所谓“好朋友”赫罗·卡斯特。艾莲总是在我俩之间游移。毕业舞会她和赫罗去,而毕业典礼却和我父母在一起。


我高中毕业时理科总成绩第一,数学第一,物理第一,化学第一。因此我在毕业典礼上上了好几次台去领奖。赫罗则是英语第一,历史第一,而且执笔写了校庆剧本,所以很令人佩服。


我的英语糟透了,从来没真正领悟到它的根本。对我而言,担心单词拼对拼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拼法仅仅是人为的一种规定,它和自然真实一点也不相干。一个单词换一种拼法又怎么样呢?因此我对英语没什么兴趣。


纽约州的中学生都要通过州教育局制定的一系列考试。在毕业前的几个月,正好我们要考英语这门课。赫罗和另一个长于文科的朋友、校刊编辑大卫·利夫问我选什么书来写书评。大卫选了具有很大影响的辛克列·路易斯的作品,赫罗则选了一些戏剧的剧本。我说我选了《珍宝岛》,因为在一年级英文课时念过。我告诉他们我预备写些什么评论。


他们哈哈大笑,“哥们儿,要是你对这么一本简浅的书做这些简浅的评论,你不考个不及格才怪呢!”


考试中还有—串问题来写短文。我选的是“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我想,“这真是个笨透笨透的问题,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还用问吗?!”


我正准备对这个傻问题给个简单明了的答案,可突然想起我的这些文科朋友常提到的“大字欺人”——故意把句子弄得复杂,用唬人的大词。于是我决定试它一试,等于开个玩笑嘛!我对自己说,“既然教育局的先生愚蠢到出‘科学研究对航天的重要性’这样的笨蛋问题,我倒要和他们耍一回。”


于是我大笔一挥,写下,“空气流体飞行科学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分析在飞机尾部的涡流、旋涡和环转气流的影响……”,其实我知道这“涡流”、“旋涡”和“环转气流”指的完全是一回事,只是以三个词来讲听上去更学究气些。这是我平时绝不会做的事。


那个批改我试卷的老师一定是被我的“涡流、旋涡和环转气流”唬住了,我的得分是91,而我那些文科的朋友写的是老师熟悉而易于评判的,才得了88分。


那年有个新规定,学生得90分以上的,自动在毕业典礼时被授予那个学科的荣誉奖。所以,当剧作家和校刊编辑只好坐在下边时,我这个毫无文科细胞的理科生居然又走上台,去接受英语单科的奖励!


……


我一向认为一个人要有“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的态度,我们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加以考虑,但如果我们觉得他们的看法是错的,那就没什么好顾前怕后的。


艾莲一下子就接受了我的想法。她很容易就同意在我们俩的关系中,我们应该互相彻底诚实、直言相谈、彻底地坦荡。这果然有效,我们非常相爱。我们的感情是一种我闻所未闻的。


在那个夏天之后,我去了在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每逢假期我都回家去看望艾莲。


【原文这里有很长的一段,描述艾莲患上了肺结核,而一开始医生误诊成了一种当时的绝症何杰金氏病,只能活两年。当他们知道其实是肺结核的时候。】


艾莲说:“那我有可能活七年呢,我还有可能好转一些呢!”


费曼问:“你什么意思啊,难道你还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么?”


艾莲说:“可是我们就不会很快结婚了呀。”


你看,当得知艾莲的何杰金氏病只能让她活大约两年时,我们计划好了一切(从她的观点出发)。现在她可以活得更长,她倒好像因打乱了计划而烦恼了似的。不过,我很快就向她说通了这是件好事。


自那以后,我们知道两人一起可以面对任何事情。经历了这番,再也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难倒我们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我当时正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学位,被吸收进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数月之后,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就向家里宣布要结婚。


曼哈顿计划


父亲忧心忡忡。


……


整个家族,叔叔、阿姨、所有的人都担心之极。他们请来了家庭医生,向我解释结核病是非常危险的,我准会被传染上的。


我说,“告诉我这病是怎么传播的,总会有办法的。”


艾莲和我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我们不能接吻,因为口中会有结核菌。


然后家人开始向我解释说,当初我和艾莲相约毕业后结婚时,还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形。谁都会理解一个不明情况的婚约并不是真正的婚约。


我从来没有过他们那种发疯的念头,即和艾莲结婚是因为以前我向她保证过,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尽管没有一张证书,没有结婚登记,我们相爱甚笃,早已在感情上结婚了。


我反问,“要是一个丈夫知道妻子患了肺结核就弃她而去,难道你们会觉得是个合理合情的事吗?”


诸人中只有我的一个阿姨觉得结婚也不见得是坏事,其他人全都竭力反对。不过到那时,我早已经尝到过家里给的劝告有那么多错,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毫不费力地拒绝听从他们的劝阻,我行我素。他们怎么讲也没用。艾莲和我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的。


艾莲和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镇有一家慈善医院,是由纺织女工的工会支持的。虽然艾莲不是纺织工,他们也照收不误。我那时刚刚毕业,参加了政府的工作,薪金很低。但是这样安排至少能让我照顾她。


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叫比尔·吾德华德的同学借给我一辆车,我把它改装了一下,把后座放倒,加了一个床垫,像救护车一样。这样,艾莲累的时候可以躺下。虽说她当时的状况并不太糟,可也毕竟几次住院,身体很虚弱。


我开车去她家接上我的新娘,艾莲一家向我们招手告别,我们开车走了。经过皇后区、布鲁克林区、斯坦顿岛,上了摆渡船——那是我们浪漫的结婚游船吧——然后到市政厅去登记。


我们慢慢地走上台阶,进入办公室。接待人员很友好,马上办了一切手续。他发现我们没有证婚人,于是立即从旁边的办公室里找来了会计和书记员。按纽约法律,我们正式结婚了。那时刻我和艾莲都幸福无比,牵着手互相冲着笑。


那办事员说,“你们正式成为夫妻了,你该吻新娘啦!”


于是羞得面红的新郎在新娘面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我给了每个人一点小费,谢了又谢,然后开车送艾莲去医院。


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去看艾莲。


……


艾莲的医生非常好,可每次看见我付给医院一张18元的国库券就很生气。他坚持说我们收入这么少是不用付钱的,可我还是每次都付。


一次,我在普林斯顿收到了一大盒铅笔,每支上都有烫金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波斯猫。”(我管艾莲叫波斯猫。)


这倒是蛮甜蜜的,我也很爱她,不过嘛,人总是会不留心把铅笔丢掉的,比如和维格纳教授讨论问题后,就蛮有可能把铅笔扔在他桌上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


那时大家的境况都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于是我用小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


第二天,我就收到艾莲的信,上边写着,“把铅笔上的字刮掉算个什么事儿呢?”接着说,“难道你不为我爱你而自豪吗?”随后又是,“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下边还有打油诗,“你若以我为羞,哒,哒,哒,你是个核桃!”后边一段也差不多,只是最后一句变成了“你是个杏仁!”每一个都是“果仁”的不同说法。【我们注释一下:“果仁”就是nut,在美国俚语中是“傻瓜”的意思。让我们回到原文。】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只好乖乖地用那些烫了金字的铅笔。


不久,我到了洛斯阿拉莫斯。罗伯特·奥本海默是总头目,他把艾莲安排到了阿尔伯克基市的一家医院,大概离我们那儿有160公里。周末我总是去看她。我在周六搭车去她那儿,下午可以探视她,晚上住在旅馆。周日上午又可以见一面,然后搭车回工作地。


罗伯特·奥本海默


在工作日,我会常常收到她的来信。有时她会弄一个拼字游戏,剪散了装成一袋子寄来。这时,军队的邮检便会给我一个警告单“请告诫尊夫人这里没有时间玩游戏!”我从来没有告诉艾莲,因为我很乐意于她玩游戏,尽管有时把我陷入令人发笑而又窘迫的局面。


在五月的一天,洛斯阿拉莫斯所有的信箱都被塞进了报纸,成百成千遍地都是。打开报纸,上边印着巨大醒目的字样:“举国上下欢庆理查德·费曼的生日啦!”


艾莲在和整个世界做游戏,她有许多时间去琢磨,看杂志,然后订这订那。她总是变些新花样。(她大概从常去看她的我的同事尼克·麦特波力斯那儿得了不少帮助吧。)艾莲身在她小小的屋子里,心却在世界上。写着不着边际的信,寄来各式各样的东西。


一次她寄来一本做炊具广告的书,里边的炊具全硕大无比——大概是供监狱这种人口众多的地方使用的吧。从风扇、炉钩、到大盆大盘,应有尽有。我暗想,“见鬼,这有什么用?”


这使我想起早先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她寄给我一本大船的广告,上边是战舰、远洋轮之类。我去信说,“你打什么主意呢?”


她回信说,“我在想,等我们结婚时,可以买条船。”


我写道,“你疯了?!也太不着边际了吧!”


不几天,又有一本广告寄到我这儿。这回是富人们用的那些十几米长的游艇、帆船。她的夹条上写,“既然你无意买上次广告书里的大船,或许我们可以买这样的。”


我去信,“听着,你还是不切实际!”


不久,另一本广告又来了,是卖各种小汽艇的。


我写道,“太贵啦!”


最后,我接到她的条子,“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理查德,你一直在说不。”原来,她的一位朋友有一条旧的手摇木船出卖,标价15美元,艾莲想买下来,以便夏天时我俩可以泛舟。


唉,经过这么多折腾,谁还能说“不”呢?


正当我在琢磨那本炊具广告的用意时,第二本又到了——做的广告是供中小旅店用的炊具。几天之后,又来了一本,是家庭炊具。


当我周六去看她时,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她邮购了一个十八英寸的小烤炉。


“我想咱们可以烤牛排呢!”她说。


“胡扯!我们怎么可能在这屋里烤牛肉?烟啊、火啊的……”


“噢,不,”她说,“你只要把炉子支在外边的草地上,每周日就可以烤牛排了!”


那医院正对着贯穿美国的66号公路!“不行!”我说,“我是说,那么多的汽车、卡车来来往往,行人走来走去,我怎么可能大模大样在草地上烤牛排?”


“你干吗在乎别人人怎么想?”(她开始用这来折磨我了!)“好吧,”她说,一边拉开了桌屉,“我们可以互相让步,你不必戴大厨师的帽子和手套好了吧?”


她晃着那种真正职业大厨师用的帽子、手套,然后她说,“把围裙穿上试试!”围裙打开,上面赫然印着“烤肉大王”之类傻乎乎的字样。


“行了,行了!”我吓慌了,“我去草地上烤肉好了!”于是那以后的周六、周日,我就只好到66号公路边去烤牛排了。


另一件事是关于圣诞卡。在我刚到洛斯阿拉莫斯才几星期后的一天,艾莲说,“我想应该给你的同事们送圣诞卡,你想不想看看我挑的卡片?”


那些卡片都很精致,可里边写的是“圣诞快乐!”,署名是“理查德和波斯猫”。我抗议说,“这怎么能送给费米和贝特?我都不认识他们呢!”


恩利克·费米


汉斯·贝特


“你干嘛在乎别人怎么想?”——结果自然是,卡片都送出去了。


第二年圣诞又来了,那时我和费米、贝特都熟了,还去过他们家,和他们的孩子玩,关系很友好。


一天,艾莲用很正经的语调对我说,“理查德,你尚未问及有关今年圣诞卡的安排……”


我可着慌了,说,“哎,让我瞧瞧……”


卡片写着“圣诞、新年快乐,理查德和艾莲·费曼”。“很好,”我说,“很好,这对每个人都合适。”


“哦,不,”她说,“这对费米、贝特和那些大名人可不合适。”果然,她拿出另一个盒子。


她取出其中一个,上面的祝辞是一样的,可署名变成了“费曼博士及费曼太太”。


我又只好把卡片送出去了。


“这回怎么这么正儿八经的,迪克?”


【我们注释一下:迪克是理查德的昵称。】


他们都大笑起来,觉得很开心,因为艾莲捣了这么多鬼,我却毫无办法。


……


艾莲的身体越来越弱。她父亲从纽约来看她。在二战期间,做这样的长途旅行是很花钱的。可他知道艾莲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天,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莫斯,“你最好马上来。”


我预先早就和我的一个朋友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安排好,有紧急情况时可以借他的车,尽快开到医院。


克劳斯·富克斯


【我们注释一下:克劳斯·富克斯是一位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他把美国的氢弹情报传递给了苏联,堪称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间谍之一。实际上,当FBI问富克斯在洛斯阿拉莫斯谁最有可能是间谍的时候,富克斯提到了费曼,理由是他经常去阿尔伯克基。让我们回到原文。】


我开车上路,让两个人搭上车,以防万一需要帮忙。


果不其然,我们开到圣塔菲时,一个车胎爆了,搭车的和我一起换了备用胎。可当我们开出圣塔菲时,备用胎又爆了。正巧附近有个修车铺。我记得我在耐心地等修车师傅先修排在我前面的车,可那两个搭车的知道情况紧急,便跑去向修车师傅解释,他立刻先把我的车胎补好了。我们决定不等他补备用胎了,因为那会有更多的延迟。


我们又上路了。我有些后悔方才太急于赶路,都没对修车师傅说几句感谢的话。在离医院大约50 公里处,又一个车胎爆了!我们只好把车扔在路边,搭车去医院,然后再打电话给拖车公司。


我在医院见到艾莲的父亲,他在那儿有几天了,“我再也受不住了,”他说,“我回家去了。”他太难过了,径直走了。


我最后见到艾莲的时候,她已非常虚弱,神志也有些迷糊了。她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似的,大多数时候直瞪瞪地注视前方,偶尔会环视周围一下,呼吸艰难。有时她的呼吸会突然停止,好像在咽下什么东西似的,然后又开始呼吸。如此延续了好几个小时。


我出去走了一会儿。我觉得很奇怪,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己的感觉并不像平时人们讲的那样悲痛欲绝。也许我在骗自己?当时我自然不会心情很好,可也并没有特别地悲伤,大概是我们很久以来早已明白,这一天终会来到。


这一切很难解释。假如有长生不老的火星人来地球,看见我们这些叫做人类的动物,明知死亡不可避免,却在死之前活七八十年,大概火星人会觉得这是个天大的心理问题——在明知生命易逝的情况下活着。可是我们人类就是这么活着,我们在死的预期下欢笑、玩乐、生活。


对于我和艾莲来说,和一般人的区别不过在于他们有五十年,而我们只有五年。这只是一个量的不同——根本的心理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别人能有五十年,比我们更幸福”,那倒是会有区别。可我们并不这么想。人实在没有必要弄得自己悲苦无比,去抱怨“为什么我这么背运?上帝为什么要对我这样?究竟我做了什么会招来这报应?”——如此种种。如果一个人能真正理解现实,理解整个现实,那么上述的抱怨便毫无意义。所有发生的,存在的都是无法预期无法改变的,只是生命中的偶合罢了。


我和艾莲有过多么快乐的几年!


我回到她病房,心里想象着此时她身体里发生的那些生理变化:肺功能衰竭导致氧气不能充分进入血液,脑缺氧便会神志迷糊,心脏微弱,反过来又让呼吸更困难。我一直预计在各器官都衰竭的时候会有突然间的总崩溃。可事实上根本没有这样。她只是越来越神志不清,呼吸微弱,直至停止——不过在那以前,还有一次很微弱的呼吸。


值班护士证实艾莲确实亡故了,然后就走了,因为我想单独和艾莲在一起。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俯身在她额头上吻了最后一次。


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头发的气味还是和以前一样!过了一阵想想,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头发的气味没有理由会改变。可在当时,这对我是个小小的惊诧:在我想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刚刚发生了,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变。


第二天我去丧葬场。一个工作人员递给我几个从艾莲手上摘下的戒指,问我,“你要不要再看你妻子一眼?”


“这是什么……不,不用再看了!”我嚷道,“我刚才看过她!”


“是的,可现在她被化妆过了。”


丧葬场的一切对我来说是彻底陌生的。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已经空却的躯壳涂脂抹粉呢?我不想再见艾莲,那会让我更难受。


我打电话从拖车公司那儿要回了车,把艾莲的遗物收拾好放在后座上,让一个人搭上车,往洛斯阿拉莫斯开。


还没到10公里,啪,又一个车胎爆了。我开始破口诅咒起来。


搭车的用一种看疯子似的眼光瞧了我一眼,“只不过是一个车胎爆了,是吧?”


“没错,可是一只,一只,又一只!”


我们换上备用胎,以很慢的速度开回了洛斯阿拉莫斯,也没去修那只坏胎。


我不知该怎么面对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们。我不想让别人都阴沉着脸,问我艾莲的故去。有一个人问我情况如何。


我说,“她死了。你的工作进展怎样?”


他们一下就明白过来我不想把悲伤传染开来。只有一个人来表示哀悼,我后来才知他在我回去的时候并不在工作地。


一天晚上,我梦见艾莲,我马上说,“不,不,你不能到梦里来!你已经不再活着了!”


过了些天,我又梦见艾莲。我又说,“你不能到梦里来!”


 “呵,不,”她说,“我骗你了。其实我是对你厌烦了,才策划了这一切,以便我可以脱身。可现在我又喜欢你了,所以就回来了。”我的意识和自己在闹别扭。总有一天我们会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梦里她会依然活着!


那时,我准是在心理上扭曲了自己,我一颗眼泪也没掉。直到一个多月后,我在橡树城的一家商店里看见了一件漂亮的连衣裙,我想,“艾莲一定会喜欢的,”顿时不能自己,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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