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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地认识日本
笔者认为如何认识日本，是我国国民世界观构成的重点话题之一，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认识日本，才能有助于处理好中日关系。笔者就最近社会上关于日本讨论较多的几个话题，表达一些个人观点。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努力追求民主化，早在1889年就制订宪法、成立国会，但是成果很有限，建立的是一个很脆弱的宪政民主体制，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政府、国会之外，军方也不受节制。从大正天皇继位到犬养毅遇刺20年中，换了15任首相，政局一直不稳。并且当犬养毅被军人刺杀后，民主派力量对法西斯势力毫无抵抗力，军人内阁从此代替文官内阁。
另外，当时的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从甲午战争到卢沟桥事变，对外扩张也不断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所以，那时候国民的自信心、优越性也十足，并且近代全世界都流行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时代性因素导致日本国民普遍流行一种狂热的、暴力味的民族主义，要吞并中国，让劣等的中国人为日本人腾出生存空间。
这种对无制约性的政治体制，以及极右翼民族主义生态，一定会让国家成为战争策源地。日本如此、德国如此，日后很多地方小霸权也是如此。
不过战后日本在美国强制之下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建立了成熟的分权制约体系，是亚洲民主政体最完善国家之一，军事力量也完全在宪政的约束之下。美国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也不容许那种唯我独尊、侵犯他人为荣的右翼民族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存在。
另外一个就是日本由于从1990年代初就处于经济低迷、少子化双重不利因素重叠的状态，那种高速发展期的民族优越感当然无存，中青年一代普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低欲望状态，我们通过日本流行文化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你说日本还是对华天天处心积虑、狼子野心，从整体社会氛围上至少已经不是了。无论我们去日本留学，还是去旅游日本，99%以上的人体验感都不错，日本人对中国人表现的都比较友好，甚至比一些人所谓的铁杆盟友的态度好很多，所以日本一直是出境游第一目的地。你不能说这是为了钱装的，如果是装可以装一时，全体国民、几十年普遍性的态度，一定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再者，战后东亚国际秩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导这一秩序的是美国，在美国的西太平战略秩序中，日本只能是一个充分受它左右的棋子，所以美国一定要牢牢驾驭日本，不会允它在政治军事力量上东山再起。进入21世纪后，中日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发生巨大倾斜，现在日本整体实力落后于中国已经是事实。
所以，无论从日本国内情况，还是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看，现在日本去主动侵略中国可能性，比越南、印度这些具有潜在侵略野心的国家挑衅中国的可能性都要低很多，除非美国在主谋一场遏制中国崛起的战争，并胁迫它的盟友参加。
从1979年至2005年，日本先后四次对华提供援助性贷款(ODA)，总计约439亿美元，约占中国接受外国贷款援助的67.2%。“六五”至“八五”期间，中国建设的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中的4600公里，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的60个， 1100万吨每日污水处理能力中的400万吨，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
日本的技术援助也扮演了特殊重要角色。自1979年至2014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先后为125个大型技术合作项目，派遣9220名专家来华工作，并为中国培养了36000余名研修生。1991年至2009年，中国政府先后为1099名具有突出贡献的外国援华人士授予“友谊奖”，其中，日本专家210位，获奖人数位居各国第一。
不过我们也该客观认识日本援助的性质。很多国内知识分子把日本开发援助描述成为一种无偿的善举，并指责中国人不懂感恩，这也是一种过度的想象。其实，日本开发援助是一种低息贷款，日方政治家推动这种贷款，具有作为补偿战争罪责的初衷，但是这种低息贷款仍需要偿还本金（无偿援助不足其中的5%），并且利息优惠与日本对华应付的战争赔偿相比，九牛一毛罢了。所以，对于日方的援助援助，既不能抹煞它的功绩，也不能做脱离实事求是的赞颂。
在日企对华投资方面，截至2022年底，日本累计在华设立企业5.6万余家，实际投资金额近1600亿美元，是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约占我国吸收外资总额的8%，尤其是2000年以前，这个比例达近20%。中日之间先后成立了东风日产、赛格日立、首钢日电、五羊本田、广汽丰田、海南马自达等著名合资企业，中国家电、汽车、通讯、电子等很多行业的起步，与日企在改革初期投资不无关系。
从一个大的背景讲，改革开放后中国崛起主要是因为加入了美国主导的产业体系，而这体系中日本是最重要的配角和二传手，日企日资对中国工业化起了重要的播种作用，这是客观事实。
第三，近现代史上，日本对华侵略债孽太多，战后一直又对历史不进行切实的反思，日本人和国内一些对日本抱有玫瑰色幻想的人，把中国国民对日本的反感行为，完全指责为狭隘民族主义，是有悖于客观、公正和正义的，是对罪恶的包庇。
历史上俄国人占的中国的地最多，但是这些基本上是边疆地区人烟稀少的土地，尤其是汉族居民很少，所以，大家对俄国的侵略没有切肤之痛。但是日本对中国腹地的侵略就太严重了，一直持续了长达上半个世纪，先后死于日本侵略的有两三千万人。日本侵华中的种种体现，是人类之恶的最经典集大成之一。
由于战后美国的占领中，为了防止日本发生共产主义革命（当时日本左翼力量很大），所以没有对日本右翼政治力量做深度清洗，除了惩罚了几个首恶元凶外，大量温和派的军国主义中高级骨干被留用下来。这些人及其后代构成了日本政坛的主干力量，也就决定了日本对历史的反思程度。他们在和平民主政体下，虽然不再宣扬对外战争，但是对先人们犯下的历史错误，进行百般掩饰。
以笔者在东京的观感为例。皇居护城河旁即是日本军国主义后人的联谊组织——遗族会的办公室，其选址显示出对过去军国主义的留恋，放在二战时的军人俱乐部九段会馆里面。旁边是遗族会控制的日本最大的二战史博物馆——昭和馆。昭和馆展览里的二战，日本不是侵略者，而是受害者，不提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杀戮，却尽是日本遭受美军轰炸的图片，厅廊内最大一幅照片是美军的东京大轰炸，这是对历史的一种何等无耻的解释。
在昭和馆不远，也就是距离皇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是靖国神社，笔者路过那天，祭殿门口一些人挥舞二战中的军旗，并打着冲绳字样，估计他们的祖先是冲绳之战的站殁者，冲绳是军国主义狂热青年的最大的粉碎机，是役11多万青年人成为炮灰。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是距离德国总统府旁边，出现一个纳粹后人联谊会以及纳粹党人祭奠场所，世界是如何反应。但是几十年来，日本人把这些当成天然合理，世界也慢慢认为这是天然合理。
而那些反思二战史的组织和场所，处于一种边缘无声的位置。以笔者忘年交池田惠理子创办的女性战争与和平纪念馆为例，它只能蜷缩于西早稻田的一个写字楼的几所房间内，极不显眼，并且财力上难以为继。随着日本经历战争的一代逐渐老去，战后出生的人们几乎很快就要把反思这件事给遗忘了。
并且，我们国内现在总有一帮“理中客”，坚持不懈地为日本右翼的行为辩解。说什么不要老是纠缠历史啊，这是一种小气；说什么靖国神社是民间团体的财产，日本是宪政国家，保护私产，政府也没法干涉取缔。日本一有天灾人祸，当我国一些人幸灾乐祸时，他们就会不浪费一丝一毫的战机，去讽刺我们的国民劣根性。总之，他们只看到我们的劣根性，而没有看到日本右翼们的劣根性；用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国人，而用极低道德标准要求别人。
笔者的观点是，日本人和国内同情日本右翼的一些人，一定要正视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痛恨的原因，不能一概论之为狭隘民族主义。为袭击日本在华侨民辩护的言论是罪恶，但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同样也是罪恶。知识分子，尤其是以普世价值信奉者自诩的知识分子，不能对待中国人和日本人搞双标。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人是善良的，容易遗忘仇恨的，只要是日本政府和国民有充分反思，中国人一定不会纠缠不休。现在不能说日本政府和国民不是战争直接责任人，就没有义务去做反思，就像公司不能因为换了董事长，就否定以前的债务，日本政府和国民依然有反思的责任，况且很多高官们还都是那些军二代、军三代。
第四，中国现在国际处境不佳，切不可四面树敌，尤其是得罪光我们的主要经济、科技合作伙伴，那样中国将失去现代化的必需动力，我们务必要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日关系，促进中日友好。
最近几年，在中美关系变恶的背景下，中国对全球产业资源的吸引力在下降，美国企图利用它在全球供应链的顶层地位，推动产业资源转向东南亚和印度，以孤立中国。目前稳住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稳住外贸出口量，对于防止经济失速的意义非常关键。中日产业契合度非常高，日本作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以及诸多产业供应链关键部分的供应国，是我们必须合作的对象。
从更全面的中美竞争视角来看，美国在亚太战略主导权的几个基石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我们与美国全面的竞争中，理应是让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多，分化美国阵营，而不是故意采取某种刺激手段，让对方阵营更加紧密巩固，这对中国是极为不利的。
笔者以前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一个国家只有首先成为一个地区性领导者，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领导者。处理好中日关系、中韩关系的是中国崛起的必修课，没有一个稳定的后院，远方朋友再多，帮衬意义都会打折扣。
所以，我们仍旧有必要强化中日合作的纽带，防止民间激进思潮把中日关系带到歧路。人们可以不喜欢日本，但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中日关系，对中国的好处远远大于一个处于冰冻状态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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