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铁哥：人生若只如初见，我大学生涯里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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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帅铁哥：人生若只如初见，我大学生涯里的“第一次”

Original 空间作者二湘的六维空间 2020-08-28

题图华师校园：来自网络

作为史无前例的“77级”学生，大学中的那许多“第一次”，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大学读书生涯里的“第一次”

文/大帅铁哥

我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后经过也是“史无前例”的首次高考，幸运地走进梦中也没想到的大学校园，成为后来称之为“77级”的学生，“史无前例”地春季入学和四年后春季毕业，经历了1978到1981年的大学读书生涯。

那正是改革开放初起的“万物复苏”之时，以“刘姥姥进大观园”比喻似乎不大恰当，因为社会的“大观园”尚堆满了砖瓦石头以备建。于是，我经历了许多“第一次”，尽管它们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甚至成为年轻一代的“神话”，但那“第一次”却刻印着改革开放的起步痕迹，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一、第一次看那么多、那么长的电影

我就读的华师校园里，每周六晚都会放电影。我们晚饭后就拿着凳子到露天电影场占位子。有时占不到好位子就在银幕后面看，所不同的只是影像反着。

印象最深的的国产片恐怕是《庐山恋》了。今天被号称是中国第一部吻戏中，那从未见过的镜头第一次激动着我们，真是山美、水美、人美，故事也美。故事讲述文革后期，侨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军女儿周筠回国，在庐山游览时，与在山上潜心攻读的耿桦相遇，彼此产生爱慕之情。

耿桦陪母亲来庐山养病，父亲正遭“四人帮”审查。因和周筠的频繁接触，耿桦受到传讯。几年后，两人再次重逢，欣喜若狂，约定结婚。原来两人父亲是当年黄埔军校的同学，后来分道扬镳，成了在战场上拼杀的敌手。这种同学变冤家再变亲家的过程，就浓缩在有情人终成眷属中。

听说以后，庐山风景区专门兴建了一座小型影院，每天从早到晚放映《庐山恋》，把此电影作为山上的重要旅游项目之一。

图片来自网络

我们从刚结束的文革走来，文革造成的文化凋零，使电影翻来覆去看的就《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以及几个样板戏，令我们有一种饥渴感。校园里每周一次的电影解不了我们的渴。于是北边省农科院，南边暨南大学和军医大学非周六放映的电影，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前往。校园里自发生出许多“探子”，晚饭后就已打探清楚哪里有电影放。如果校园外有电影放，拿着凳子的浩浩荡荡人群便出现在校外路面上，成为了那个时期特有的一道景观。

学校里觉得这种风气影响到学习，便规定非周末不能到校园外看电影，并要各系指导员（可能那个时候政治挂帅，设置指导员管理学生）要检查拦阻。于是，我们和指导员打起游击来。一听指导员来，就安分守己留在宿舍或绕道走，如果没碰上，或者他没在宿舍见到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否上了图书馆，因为图书馆是大家经常去学习的地方。实际上指导员来检查的也不多，因为他比许多学生还年轻，一来不好说，二来也理解大家的渴望。

学校对面军医大经常放电影，那些日子看电影好多，补充了我们对世界、对文化的了解。如果这种渴求在文革时是“饿鬼”，那么，看现在称为俄罗斯的苏联电影《解放》，则经历了“饱鬼”。那次竟然看电影达八个钟头，从晚七点半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电影一共五集，我看了3集就开始感到辛苦了，许多同学挺不住而“撤走”。我没撤走是因为坚守一个信念：“经受一下最长的电影”。

那真的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最长的电影了。影片从1943年苏联红军反攻开始，包括了强渡涅伯河，解放基辅，最后攻克柏林，影片还出现了不少历史人物，如斯大林、朱可夫、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后来才知道，那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于1970—1972年，拍摄的堪称前苏联电影史上耗资最巨、规模最大、场面最为壮观的战争题材影片。

很难得这种经历，但更难得的是现在电影那么丰富，电影院那么现代，看电影那么随意。

二、第一次和姑娘打球，拉手跳舞

我们77级有幸被“抢救”过来进大学，多年的蹉跎令同学间年龄差异达十多岁，竟然有师生同班、父子同级的“佳话”。我们许多人已快迈出青春门槛了，1979年中秋，不约而同地聚在宿舍楼的天台上，作诗应和，大发那种青春即过的感慨。

老李吟诗算是开头：“圆月悬空挂，桂树开桂花，痴人开诗会，吟得飘下花”。于是一群痴人你写我对，尽发诗兴诗才。我写诗道：“圆盘凌空挂，银霜映白发，嫦娥嫌我老，无肯共赏花。”仍显年轻的嫦娥是吃了长生不老药呢。洪写道：“圆圆明月光，巧摇神女装，孤倚寒窗外，谁人共与赏？”按季节，那不是天气的“寒”，可能是没心上人缠绵而心里发“寒”。

才二十出头一点并在班里最年轻的季也来凑“嫦娥”的热闹，他写道：“明月中天挂，嫦娥爱少华，下凡共携手，同栽‘四化’花”。老了的“嫦娥”也“老牛吃嫩草”啦！于是有同学应和道：“少年何须去爱她，嫦娥貌丽质不佳，选择人间同志女，共栽四花共治家。”全则写道：“一轮明月当空照，半块月饼手中摇，八月十五是佳节，人间乐事化悲愁”。

第二天，全在给未婚对象的情信中尽把这些诗抄给她分享，成为了他“化悲愁”的乐事。那时同学们诗兴盎然，激情飞跃，不管是苦是乐或苦中作乐、乐里生情，都是青春的眷恋和记忆。

那种对嫦娥的寄托隐约着对当时或未来恋人的念想，但君子只是动口不动手，聊发早已跨过的“少年狂”。“狂”也好，“发泄”也罢，那时我们男同学经常晚饭前在篮球场上奔跑着，消耗着多余的精力。想不到不久女同学也来加入我们的战队，有同班的女同学，也有外语系的女同学，成了混合打。现在想起来，争球中，双手挥动，实是“下手”碰这摸那的好机会。

可是，打球的男子汉们规矩得很、纯洁得很，丝毫没有“过界”的动手，甚至外语系的美女们姓什么、名什么也没问，更不用说趁机混熟交往了。也不知那些美女们要参与我们打球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心里责怪打球的男子太胆小、太规矩了？

有一次打球后，我发现脱下的运动衣不见了，回篮球场地找怎么也找不到。过了几天，一个海南同学把运动衣送过来，说是他外语系的女老乡洗干净的。我没有问运动衣经历的详细过程，也没有进一步“趁机”与那女生交往。这些往事现在讲给年轻人听，无异于“神话”了。

可是学校组织上也许怕我们太“胆小”，要我们男女之间手拉手了。学校官方鼓动掀起了一股跳集体舞的热潮，并要组织全校各系的跳集体舞大赛。集体舞中男男女女拉着手，走着圆圈，跳着舞步。那确是当时社会没有或少有的，用“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视角看是“世风日下”之举。

图片来自网络

跳舞中，我第一次拉着女同学的手，紧张的情绪使我没有认真体会那种美妙的感受。四十多年过后，已为同事的季在同事面前揭发我，说我当年拉着女同学的手跳舞时手不断地颤抖。我否认之余觉得他是生造出来在同事面前制造笑话而已，但当我们大学同学聚会时，当事的女同学证实说拉着我的手跳舞时，感觉到我的手在颤抖，于是我知道这是实事了。

也许，那是一种下意识而不由自主的颤抖，所以没有在我的意识里记录下来。想不到，老同学却在自己的意识中记录了这事。那种心态及其表现，恐怕被现在年轻人视为“不正常”了。

三、第一次品尝速食面

我们从饥饿中走来的一代，在校园里特别想吃这吃那。粤西海边来的老全，假期回来时总会带来许多虾干、沙虫干、鱿鱼干之类海鲜。宿舍里的吃是实行“共产主义”，经常是老全煮海鲜汤大家来品尝。我经常负责到校园各处捡扔在角落里的破凳腿、干树枝之类回来当柴火。有时当柴用的材料很难找，因为其他系的同学也在开火加餐。

老李是羽毛球能手，大运动量使他更能吃。于是他常发明一些我们没吃过的东西。因为时不时会下雨，一下大雨，校园路边便爬出许多老李称之为东风螺的蜗牛类东西。老李说那是好吃的东西，便领我们打着雨伞出去捡东风螺。这种东西雨天多得很，我们很快捡了许多回来。

于是老李便大显身手，我们则观望着他怎么处理，等着他弄出美味来。老李先用开水把东风螺泡熟，然后指挥我们把螺肉取出来。但螺肉很多粘液，他便用盐把粘液洗掉。他洗了好久，但仍然有粘液，只是洗少一点。最后，两李用油盐再把它煮，然后就开餐了。

我们很高兴自己的劳动果实和发明，但我们尝了一下，就再不下筷了，其味道实在不敢恭维。老李吃得比我们多，但以后也再没有把东风螺作为食品而劳作了。大概这算是一次吃的尝试吧，很可能吃螃蟹就是这么出来的呢！

吃的“共产主义”继续着，对面床的洪时不时给我们分享他外系的广州女友带给他的点心，我从家里带来的炒米饼特别受欢迎。钟有香港的亲戚，有一次，他把香港亲戚带给他的面饼，拿一块出来掰成几小块分给宿舍几个人，说放在盆子里拿开水一泡就可以吃了。按照他所说去做，果然很美味。

他告诉我们，那是“速食面”。我们奇怪竟然可以这样。后来发现，香港过来的人总是带着这东西送给大陆的朋友。因为大陆没有这东西，饥饿也还是大陆的常事，把速食面带给大陆亲戚朋友作为礼品，既合算又实惠。

若干年后，我们的超市货架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速食面，但也很快成为“懒人”没空或不愿自己动手做饭的应付品，有人称之为“垃圾食品”。但我仍忘不了那小心翼翼、第一次尝到一小块速食面的时光。四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大肆展现“舌尖上的中国”了。

四、第一次接触到电子计算器和计算机

图书馆是我们经常早早去占位学习的地方，因为图书馆最清净，既可看自己带的书和资料，又可随时向图书管理人员借到所需要的各年期刊翻阅和找资料。现在电视故事说，一些男生故意在图书馆邂逅认识中意的女生。我没有那种“精打细算”的“坏心眼”，但也很高兴坐着女生的旁边，我第一次看到电子计算器就是在图书馆的女生旁边。

那次，在图书馆见到坐在旁边的外系女生，摆弄着一个巴掌大的小东西，上面许多数字随着她在上面按来按去而变化，我惊奇了，什么玩艺那么神奇？我不好意思当场问，一来怕被笑话孤闻寡陋，二来没有与陌生女子搭讪的勇气。于是回到系里和同学说，一个女同学说那是电子计算器，她也有，亲戚从香港带来送给她。

上“统计学”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展示了功能更复杂的电子计算器。老师用连接线把计算器和一台录音机连起来。都打开开关后，他先在计算器的按键上输入计算程序和各种要计算的数据，录音机把程序和数据录下，然后通过预先录下的计算指令和数据让计算器工作起来，最后很快得出我们需要计算的结果。天那！那时才出生的人现在听起来，真像天方夜谭。

比计算器更复杂的是现在被称为电脑的电子计算机，那年月电子计算机还很神秘。统计学老师带我们参观了学校唯一的计算机室，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计算机。那所谓计算机，竟然比冰箱还大，计算机程序先在纸条上打孔，然后运行这种纸带，通过光电管把程序变成机器接受的命令，从而指令计算机干什么。

我被给纸带打孔的费劳费神操作吓坏了，如果万一打孔错了怎么办，并且检查错误的过程也挺困难的。后来有个当年的研究生对那种情境回忆道：“穿孔纸带是将程序转换二进制数码，带孔为1，无孔为0，经过光电扫描输入电脑。程序是把小孔打在一寸宽纸带上，有点像修鞋师傅给皮带打孔。

图片来自网络

一个程序少说也有几百上千条指令，没有三五天是穿不完孔的。昏头晕脑地连穿几天孔，不出错很难。修改程序时得在纸带上修修补补。所以桌上堆满了一卷卷被补得百孔千疮的纸带。计算机的读带机脾气大得很，一不高兴就拒绝读带，几天辛苦就白费了。每次上机前都在胸口画十字，祷告读带机今天心情好，放我一马。

相信这以后出生的人，再没有机会看到这种要打纸孔编程序的电脑了。现在，哪个小学生没摆弄计算器和电脑？现代的电脑早已普及在寻常百姓家、办公室和中小学课室，成为不可缺少的家庭电器和工作必备了。

五、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女排首登世界冠军宝座

1980年代初，家里有电视很稀罕，更不用说彩色电视了。暨南大学，还有广东农科院经常把彩色电视放在办公楼前露天的空地里，让大家看重要的节目。我们经常拿着凳子去光顾。学院里电教馆也有彩电，但经常关着门不让学生进去。

有一晚，电视直播中国和外国的足球队比赛，因为电教馆里面的老师上我们的“电化教育”课，我们便大着胆子拼命拍门叫喊了。记得那天晚上输了球，但大家难过之余心里都希望自己国家篮、排、足三大球什么时候能冲在世界前列。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1981年11月16日，是中国女子排球队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决赛的一天。为了看直播比赛方便，我下午就早早到附近华南工学院的老师老乡家里，和他们一边吃晚饭一边看中国女排的决赛直播。电视上的紧张使我没欣赏到饭菜的美味，最后，中国队战胜了上届冠军日本队，以七战七捷的成绩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中国教练袁伟民、运动员孙晋芳、郎平也分别获得最佳教练员奖、最佳运动员奖、二传奖和优秀运动员奖。中国终于在世界三大球的比赛中取得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荣获世界冠军的称号。

图片来自网络

观球后，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学校。这时校园里已经锣鼓喧天沸腾一片了，许多同学已经聚集在宿舍楼下欢庆，还有的同学拿着脸盘、饭盘敲打。我们自发地绕着校园欢闹着，喊叫着，为这不容易的目标竟然实现了而狂欢。此后，中国女排是三连冠、五连冠地继续创造奇迹和喜讯，中国女排精神成为了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勇往直前的力量。

大学读书生活的那个年代已成为历史，我所经历的“第一次”，在今天来说，有点“天方夜谭”，但那是事实，也融入了改革开放的起步痕迹中。我们回忆的故事虽是历史的尘埃，但大地、星球、宇宙正是由尘埃构成。

感谢老同学东苏珍藏和提供当年中秋诗会的诗作。

~the end~

作者简介：

大帅铁哥：高校心理学教授。曾在美国密执根大学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当访问学者。专著有《叙事心理学与叙事心理辅导》、《学校心理与教育研究--行动、反思、叙事》、《在自尊的数轴上》、《心理怎么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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