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土话闯京师

半城白眼撒满身

到北大后，在北京生活，我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

我因为一直生活在农村，从出生一直到19岁，都没有离开过老家，从没学过普通话，也从未说过。即使上学了，由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老师同学基本上都是当地人，也基本上都是说着当地话。在学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最关键的小学阶段，我上的是生产大队小学，任课老师都是家乡的民办老师，他们都是讲一口当地土话，用当地土话教学，汉语拼音教得一塌糊涂。

而且那时上课也不正常，既没有课本，又常年要参加各种劳动，半工半读，我的小学也是上得糊里糊涂。后来好不容易赶上拨乱反正时期，初中高中开始正规了，但是无论是老师上课，还是同学间交流沟通，都还是用当地方言，我已经习惯了用当地方言思维和说话，已错过了学习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最佳年龄。

到北京上大学前，我根本就不会讲普通话，是到北大报到后，在北京生活，才临时抱佛脚现学现卖，普通话水平怎么样，就可想而知。我那临时学来的，既不是普通话，也不是湖北话的“普通话”，实在是太难听了。

在我的大学同学中，来自大城市的普通话都很好，即使是同样是来自农村的，北方同学普通话也都不错，最差的就是我这个湖北佬。

尤其是北京同学，他们讲的普通话字正腔圆，还带着一种特有的儿化音，非常特别。但北京同学又似乎最不会听不标准的语言，这让我在跟北京同学交流中，显得特别费劲，常常是我说了半天，他们还是一脸的茫然。刚开始时，我还很气愤，觉得他们的听力怎么那么差。后来才知道，实在是我的普通话太差了。

因为语言问题，刚上北大，在北京生活，我没少受气、受憋、受窘、受辱。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公交车  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北京的公交车还是有人售票，每辆车上都有一到二名乘务员售票员(绝大多数都是女的)，乘客上车时，都要根据路途远近买票。那时公交车票，分现金购票，月票，老人优待票，学生票，持特殊证件免费等种类，五花八门，非常复杂。那个年代，人们大多很穷，想方设法逃票，或者长报短，多报少，持假月票，过期月票，假证件企图蒙混乘车不少见。

售票员要在那么逼仄拥挤的空间中，在极短时间内，要记住乘客上下车地点，辨清那么多复杂的证件，还要报站，逐个询问乘客上落车点，并当场撕票，有时还得扶老携幼，应对突发，对付打架斗殴，小偷小摸，抢座争吵，等等，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公交车上当售票员，不仅要脑子好使，记性好，灵活机智，还得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善于斗智斗勇，不怕争吵，甚至打斗。

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受公交车特殊工作环境熏陶，公交车上的那些售票员，大多个性泼辣，为人干脆，快人快语，习惯于大嗓门，甚至粗言粗语，有些甚至只能用剽悍好斗，粗鲁蛮横，尖酸刻薄来形容。她们可能是北京最为泼辣，最剽悍好斗，最不留口德的一群人，被她们瞄上了，不把你羞个够是不罢休的。

虽说总体上，北京公交车上的乘务员售票员，还是比较文明的，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售票员素质不高，本土主义意识较浓，有种优越感，排外心理。喜欢以打击挖苦讽刺羞辱外地人，乡下人，贫苦人，以显示自己优越感，甚至找乐。而我的普通话很差，穿着又很土，人也长着一张乡下佬的脸。乘坐公交车，就时不时被一些乘务员售票员故意针对，羞辱，挖苦，讽刺。所以，刚开始到北京时，我最感畏惧的就是坐公交车，跟这些售票员们打交道。

有很多次，她们因为听不懂我的话，听不清我报的站，就给我白眼，或是把我说的话，故意大声模仿，引发全车人哄然大笑，搞得我狼狈不堪，敢怒不敢言。或者，对我的学生证或者是车票故意延时察看，问一些刁钻的问题，让我非常不舒服。

另外一个容易遭受语言暴力的地方，就是在学校的商店和食堂里。那时，那些售货员和食堂师傅，虽然只是校园的工人，可他们基本上都是北京人，一些人还是学校教师的家属亲人，是正式工。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既自豪又自卑。对于我们这些天之骄子又有些土的新生，他们是一点不留情面的。特别是食堂打饭打菜的师傅，可能因每天工作量大，又单调无趣，他们的态度和脾气都不大好，对于报菜名不标准，非常不耐烦，给白眼那是正常的，或者，故意打错菜。要跟他们吵架，那只能是自取其辱。

还有一个让我受辱的地方，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印象非常深的是，有一次到图书馆借书，我要续借，却怎么也念不准那个“续”字，因为按照我们家乡话，这个字是念“su”，结果，我把续借，说成了“su jie”。图书馆管理员先是茫然，然后是语带嘲弄地反问我：“你要收据？要什么收据？”等我涨红了脸告诉她要续借时，她仍是听不懂，让我一连说了很多遍，终于明白后，她仰起脖子哈哈大笑，对我说了一句：“你是不是非洲人？”弄得我难堪至极。

这些还不是最难堪的，最让我难堪的还是在课堂上。当时教我们现代汉语的是王理嘉先生（老燕大，魏建功先生高足，时任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讲到汉语拼音部分，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点到我的名，让我来念一句话。当时是一年级三个班一起上的大课，有一百多人。

作者上学期间北京留影

我站起来后，很努力地想用普通话念准，可能是因为紧张，再加上本来普通话就很差，那句话被我念得极为古怪，普通话不是普通话，湖北话不是湖北话。我还没念完，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里已是笑声一片。而王先生则一脸茫然，根本没听明白我念的是什么。后来，他干脆让我用地道的应山话来念，他反倒听明白了。

另外一次，王先生叫我拼读元音，我读不准，他又叫我上台听写声母，用国际音标标出，我却只能写上汉语拼音，而且还写错了。我在窃窃私语中上场，在哄笑声中下台。

王先生当年那个震惊又无奈的神情，尽管时隔几十年，我依然记得非常清晰。他显然是不敢相信，在堂堂北大中文系的课堂上，竟然有连最简单的汉语拼音都不会的学生，我可能是他所教过的现代汉语水平最低劣的学生了。也由此，算是给王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记住了我这个特殊的学生。 

王先生当然是无意给我难堪，他的为人还是相当好的。为了帮助我，他让我去他的办公室找他，给我单独辅导。他在耐心询问了我从前学习情况后，从现代汉语最基本的开始，教我学习拼音字母和国际音标，并分析我不会做的原因和提出改进的方法。尽管，王先生付出极大的耐心，但我的现代汉语水平实在是基础太差，实在无法在短期内提升，也终于在期末考试中挂了科。但是，王先生对待我的态度，还是让我感动，并铭刻在心。

除了汉语水平差，我的外语也很差。我的初中是在一个乡中学上的，初二才开始学英语。那时，外语老师奇缺，学校临时抽调了一位女老师参加学习班，突击学了几个月，就给我们上课。这位英语老师也就学会念26个英语字母和简单的语法，口语那当然是没办法，她自己都是用汉字来标注英语读音。后来，上高中后，英语老师才是科班出身，但是，那时，主要都是为了应付高考，基本上就是哑巴英语，应试英语。

上北大后，我们被告知，我们古典文献专业要从英语改学日语，这对于一直学英语的我来说，实在是太意外了。当时系里给我们的解释是：古典文献学日本最发达，如果要从事这一专业，将来必定要跟日本人交流，日语比英语的用处大得多。

因为从来没学过日语，一切都得从头来，而且按计划，也只学习两年。英语学了四五年都没学好，这日语才学两年岂能学好？当时在心里，我就产生了疑问。而且，因为我已基本下定了不从事专业，这外语在我心目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几种因素叠加，让我对学日语心存畏惧，也心存孤疑，这样的心态，想学好，就不那么容易了。

教我们的日语老师叫王善，据说，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当时还生活在日本东京。王老师的母语就是日语，一口地道的东京腔，口语那绝对是顶呱呱的。至于教学，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本来学语言就是我的绝对弱项，英语虽然学得很差，但总算还有点基础，现在，要改学日语，完全从零开始，对于我来说，就是更大的挑战。我在初步接触后发现，日语比英语难学多了，光是字母，就分为平假名，片假名，比英语多了一倍多。日语中除了特有的字母外，还夹杂着大量的汉字，那些汉字看起来熟悉，但是无论是读音还是语义，跟汉语还是相当不同的，望文生义，是会犯大错的，必须靠死记硬背。

尽管对学日语，我算是很努力的，我曾经给自己硬性规定，每天下午四至六点到未名湖读日语，但是效果一直不佳。这里除了语言天赋，也跟我中学式的外语学习方式有关。因为大学上外语课，非常重视口语交流，很多时候王老师都是直接用日语教学，我的听力不行，就很难跟得上。王老师经常在课堂上点名，让大家站起来用日语回答问题，一点到我，则基本上是无法应对。日语课作业本发下来后，我发现我的听写有时没一个写对的。

记得刚上日语课时，王老师就要求每位同学要买个收录机，练习口语。那时，一部收录机要几十上百元，这对于我来说是笔巨款，我当然无力购置。在我们班上，我好像是唯一没能按要求买收录机的人。我的日语口语水平也因此是最差的，我感到很沮丧和自卑。

摄影：吉它木影

王老师也是一个极好的人，他在知道我没钱买收录机后，从家中拿了一个收录机借给我用。他在知道我的情况后，也像现代汉语王理嘉先生一样，给我单独补课。从日语的字词结构，语法特点等最基础的教起。不仅如此，他还尽可能给我增强信心。有一次，当我就日本文字中的汉字同中国汉字在读音，表意方面的联系和区别提了几个问题时，他告诉我七七级有个同学曾研究过相关问题，后来写成论文，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鼓励我也要好好努力，这让我颇受鼓舞。

还有一次，王老师让我听说翻译，我却听不懂。他见我很沮丧，就在班上说：“你们别为有的同学连简单的话听不懂而看不起，也许他在这一方面不如你，在那一方面比你强。”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心中当然是十分感激的。不仅如此，王老师对于我的作业，也是非常认真的阅评，每一处每一点差错，都用笔改正，这在大学中，是非常少见的。王老师，让我产生了鲁迅对藤野先生的那种敬意。

在北大的时候，语言问题，对于我生活信心的打击，还不是大的问题，因为随着我的普通话水平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就基本没有了。但是，由于我所学专业，几乎都跟语言有关，我在语言方面的短板，对我的专业学习就是致命的。我在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后发觉，无论我怎么努力，要跟上已经没有多少可能，我的基础和语言能力实在是太差了。这让我对于原本就不怎么喜欢的本专业，更是丧失了信心和热情。

所以，几乎从开学没多久，我就基本看清了我的处境，并变成了“人在曹营心在汉”的徐庶。当然，拿徐庶类比，那是给我脸上贴金。徐庶，对于自己的所憎所爱，是非常清楚的，而我则只是知道不爱什么，爱什么还是混沌一片。这种迷茫和混沌让我在北大没多久，就滑向了混混派，并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