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 | 重写中国哲学通史的学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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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汉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团队历经十余年写成10卷本《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又经过数年的编校,现在终于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目前相对最全面、系统、完备的中国哲学通史。全书共10卷,其中8卷为断代哲学史,涵盖从先秦至现代的内容,又特别设置了少数民族哲学史、古代科学哲学史各一卷。作者团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以深厚的学养学识,回答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和特点;运用经典诠释的方法,重视“时代思潮”“范式”及其变迁。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通史;经典诠释;方法学
作者:郭齐勇,男,1947年生,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山东曾子研究院名誉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
来源:原载《孔子研究》2022年第1期,转载时略有删减,引用时请核查原文。
新近,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10卷本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这是我国目前较为完备的一部大型中国哲学史。
编纂《中国哲学通史》的想法起于2006年,提议者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府建明编审,他当时任总编助理。我与府建明编审于2007年3月通过电子邮件反复磋商,及与部分作者讨论,初步形成共识:本着自愿的原则,以武汉大学中哲史教研室教师及由此毕业多年的校友同仁作为基本的作者队伍;所著书的定位,乃大型、系列、学术版,而不是一般教材和普及读物。嗣后,我们两次在武大召开编写工作会议,研究确定编写本书的主旨、方法、纲目及分工等问题。2008年开始写作,到2018年前后最终完稿,时光荏苒,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拖得这么久,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2018年以后至今,以编校、印制工作为主,每卷都反复校对,至少有四个校次。
一、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的“问题”和特点何在?
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的追问,涉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曾经一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国内外都有人对“中国哲学”这一提法表示怀疑,认为中国只有“思想”而无“哲学”。究极地讲,这涉及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中国有无哲学,首先涉及到对“哲学”的定义问题。我认为,“凡是思考宇宙、社会、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1]所谓大问题,即何谓“天”、何谓“人”的问题。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等等,都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康德曾经区分两种哲学的概念,一种是宇宙性的,一种是学院式的。其宇宙性的哲学概念,即把哲学当作关乎所有知识与人类理性的基本目的之关系的学问。这种定义把哲学视为人类为理性立法的学问,或视为人类探求终极价值的学问。这与儒家的“至善”观念是契合的、相应的,用北宋哲学家张载的话来说,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我们不仅认为有“中国哲学”或“中国有哲学”,而且肯定“中国哲学”有其特质与优长,故我们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正当性、自主性。可以说,时至今日,那种“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属过去”[2]。
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围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或者抽绎为“道”,具体展开为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宋代以后,道的问题转化为理或心的问题[3]。
我们早就分析并概括过,中国哲学关注的若干问题或向度是:“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问题;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的关系,是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社会伦理关系问题;四是性与天道、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即社会历史观的问题。”[4]司马迁曾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事实上除天人问题外,中国人尤重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关注并讨论与古今相联系的诸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我看来,“与犹太—基督教式的创世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5]。正如美国汉学家牟复礼所说:“无需置信仰于理性之上,它强调伦理和社会事务上的理性,它的知识问题很少涉及那些无法用道理来阐明的信仰。”[6]我们观察中国的宇宙论,尤其突出表现为生成论,这种观念格外地表现为存有的连续性和有机性。中国人认为宇宙的各个部分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宇宙的发展也不必依赖于任何外在力量。中国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气论传统,特别是关于宇宙自生、创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传统哲学的不同学派那里基本上都是存在的。这与西方哲学有极大不同。西方哲学有更为鲜明的本体论、认识论取向,强调以知识为中心,表现为一种近乎概念游戏的思辨性特征,而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性。它的出发点或进路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是由这种实践注意到‘性命天道相贯通’而开出的”[7]。可以看出,“这里没有西方式的以神为中心的启示宗教,有的是凡俗的活生生的人,在圣贤传统下的人格修养与生命生活的实践,在现实中对生命意义的追求”[8]。
在这样独特的问题意识与哲学问题下,中国哲学有许多独特的范畴、观念和论域,比如说天人关系论、群己关系论、修身治国论、天道性命论、心性论、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论、古今关系论、道德直觉、智性直观等论说。
中国哲学有什么特点?在前贤探讨的基础上,我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以下七点:存有的连续与生机的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9]。
二、经典诠释的方法学
三、本书的学术贡献
本书重视对此前及当代中哲史学术成果的关注、借鉴与提升。 例如《宋元卷》考论宋、元哲学,既注意把握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时代条件、思想趣向、学术渊源与理论追求,也注意清理宋、元哲学演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逻辑线索;既注意以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范畴来概括宋、元哲学的思想内容与理论系统,也注意从本体、功夫,或发展、知识、价值的角度辨析宋、元哲学的理论得失。在这种考论与辨析中,作者既注意借鉴已有的宋、元哲学研究成果,尤其是“五四”以来宋、元哲学的研究成果,又注意凸显自己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宋、元哲学经典的考论诠释,以及自己对宋、元哲学理论价值的理解评断。在继承以往成果、总结得失的基础上,“关注时代的变迁与学术方法的更新,不断地完善在哲学史范围之内研究宋元道学的方法系统,推进宋元哲学研究”[12]。 《清代卷》强调“后理学时代”的问题意识及其转化。作者定义“后理学时代”,“即是以广义的理学(包括气学与心学)为理论批评与改造对象的时代”。其“哲学问题意识均来自理学时代,但他们对理学时代的诸命题进行了理论的改造,或从反命题的角度重新阐述理学时代的问题”[13]。作者认为,清初哲学在哲学性质上属于“后理学时代”的哲学,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以宋明哲学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哲学命题、范畴概念主要来自于宋明理学,但往往是以反命题的形式出现的,有些范畴、概念的具体规定与内涵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作者认为,乾嘉时代的哲学以道论为其形上学,以“人文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经学家戴震与史学家章学诚是该时代哲学的两面旗帜。戴震开创了中国古典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章学诚开创了历史文化哲学学派。“后戴震时代”的哲学致力于锻造哲学思考的语文学(Philology)工具,在哲学思考的规模与深度方面反而有所弱化。这里提出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论,是作者的创新。 本书《少数民族哲学卷》对我国各民族哲学的多样性做了初步探讨,旨在丰富我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地位的认识。中国各少数民族哲学和汉族哲学一样,呈现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思维,这些哲学思维显然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绝不应被排斥在中国哲学史之外。因此,在哲学史的编纂中,特别是在中国哲学通史的编写中,自然须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视野,自觉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到中国哲学史的论述范围中来。鉴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性,本书特别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哲学,其中包括原始宗教及其哲学观念、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哲学、中国藏传佛教哲学与因明哲学等。在此基础上,特别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文化选择,并对壮族、土家族、傣族、彝族、苗族等民族哲学进行了具体探讨。本卷还根据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基本精神是探讨全球变局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的历史进程,并分疏了其中的问题与思潮,对其现代转型进行了个案分析,解剖了壮族、回族、满族、白族等民族的近现代哲学转型。 本书对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若干问题作了阐述。中国古代知识或科学向度与哲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绝大部分著作对于哲学思考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知识或科学活动中的哲学认识或关心同样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本书弥补了这一缺失。 《现代卷》研究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哲学家们对于强势的现代西方文化和式微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作的深沉思考、慎重取舍和精心建构,以及采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立场的哲学思想家之间具有深远启迪意义的思想论争,由此凸显了这一时段哲学思想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历程,为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揭橥了中国文化思想的应然走向。 我们的初衷是承前启后,能代表现时代中国哲学史的最高研究水平。这个目标未必能够达到,若本套哲学通史对深入发掘、探讨中国哲学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进,则幸甚。
注释:
[1][4][5] 郭齐勇:《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第32,32,33页。
[2] 郭齐勇:《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哲学》,《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0日第15版。
[3] 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第32页。
[6][美]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王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7]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页。
[8] 郭齐勇:《中国哲学:问题、特质与方法》,第33页。
[9] 参见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先秦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19页。
[10] 丁四新、龚建平:《中国哲学通史·秦汉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0页。
[11] 吾淳:《中国哲学通史·古代科学哲学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0页。
[12] 田文军、文碧芳等:《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4页。
[13] 吴根友:《中国哲学通史·清代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