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夏恩 费知  编辑|大雄

在榆林产妇坠亡事件中，有些网友认为家属太愚昧了，还活在大清。负责任地讲，医疗事故要是放在大清朝，惨的是医方，治疗失败的话，要拿女儿来还债的。。

“专家调查组一致认为该产妇死亡与医院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昨晚，陕西省榆林市卫计局公布的调查结果，为撕扯了整周的产妇坠亡事件下定了结论。

调查结果显示：

1、产妇入院诊断明确、产前告知手续完善、诊疗措施合理、抢救过程符合诊疗规范要求；

2、此次产妇跳楼事件，暴露出医院相关工作人员防范突发事件的意识不强，监护不到位等问题。

但是，产妇入院至坠亡的数十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提议、谁拒绝了剖宫产，又由谁应为两条生命的消逝负主要责任？调查结果并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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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放出监控录像，产妇有下跪举动，但家属声称，产妇不是下跪，而是因疼痛下蹲。

在这场撕扯所有人情绪的罗生门中，始终伴随着的是医生和家属各执一词，指责对方为一己私利而残害生命，以及分别挺医院和站家属的舆论。

和任何一出撕得不可开交的医疗纠纷一样，医院和家属不断搜集并列举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这场纷争的本质——医患矛盾，只不过以一种更为文明、体面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不妨重温这些年里，那些并不文明的医患纠纷吧。

2015年，齐齐哈尔北钢医院耳鼻喉科的一名患者在治疗后得了“空鼻症”，每吸一口气，都会产生剧烈的疼痛，不堪忍受病痛的他持钝器袭击医生，后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2012年，一名35岁产妇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下一女婴仅40分钟后，女婴死亡，数小时后，产妇也因产后大出血过世。次日，产妇家属在医院设起灵堂，医院秩序大乱，所有门诊被迫停诊；

2009年，北大第一医院一名患者与家属多次向医生提出“希望”自己患有肾病，以进行工伤理赔，屡遭拒绝后，患者母亲持十几厘米长的水果刀对医生连刺五刀；

……

而很多医患矛盾，本不至于发展到这一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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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内，一患者突然起身追打医生。

近十年里，医患矛盾成了个“月经”话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或文明或暴力的纠纷备受热议，医患之间的信任感被损耗得脆弱不堪。恐怕再也找不像医患矛盾这样颇具站队性的社会事件，让感同身受的每个人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

医患矛盾并不是当今中国特有的，数百年前的古人也面临着同样问题。

孕妇死产房，医家卖女来赔偿

榆林孕妇跳楼事件发生后，部分网友指责，家属是“繁殖癌”，保小不保大，还活在大清。负责任地讲，这事要放在大清朝，惨的是医方，治疗失败的话，要拿女儿来还债的。

那时江阴有个叫周宝珊的妇科医生，在当地首屈一指，行医有二三十年之久，号称“妇科圣手”，靠着妇女患者们的辗转推荐，名声水涨船高。名声带来财富，他出门时乘坐二人抬的轿子，用四个轿夫，在路人看来好不威风。

就在行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厄运倏然降临。先是东边张家的一个媳妇，因为产后患病，始终相信周医生的高超医术，从未再请过他人，最后竟然被治死。不依不饶的张家跑来吵闹，为了顾全自己的名声，周医生想了个招——“人命债，人肉还”，将自己女儿赔给张家，当生子工具，对方同意了这个条件，方才停止吵闹。

仅仅两个月后，周医生再次失手，西面李大郎家儿媳妇怀胎四月，周医生却使用了打胎药，导致孕妇落胎，血崩身亡。李家虽然极其穷苦，却是人丁众多。数十个杀气腾腾的精壮小伙手持棍棒，到周家砸门而入，叫嚷着杀人偿命，周医生唯一明智的选择当然是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将自己仅剩的另一个女儿拿出来赔罪。

两个月后，敲门声再一次响起，门外那一边传来：“今有周小三娘子生产不下，要请先生去看！”惊慌失措的周医生赶忙对家里唯一的女性——妻子说道：“不好了，这混蛋又想到你了，快去回他，说不在家，不要开门！”为了防止老婆成为第三个牺牲品，天一亮夫妻俩落荒而逃。

这则故事出处于晚清小说《医界镜》，作者郁闻尧本身就是医界中人，这部小说也多取材于他本人耳闻目睹的医林时事，甚至因为内容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太容易对号入座，一度被同行抗议要求毁版停刊。

当时医患关系有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双方互不信任，或明或暗地认同一个“常识”：十个医生，九个是庸医。

打人有理？“庸医”遍天下

在一位现代作家的回忆中，父祖辈行医济世的诊所，宛如世外桃源般的神仙洞府。那些盛放在瓷瓶里的药剂丸散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宝葫芦，里面藏着神仙用来救人的仙药”。

他的祖父仍然保持着老派作风：“遥想祖父坐在诊案前面对病人时的形象，气色平和，言语温润，确乎有醇儒的品格”。镇上的乡民也对这位医生“有着相当的尊敬”，恭敬地喊他一声“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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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杭州一家医馆，小患者跟老中医互相鞠躬。

这篇文学化的描绘，很容易给现代大城市的人，留有一种脉脉温情之感。

对不起，这只是后人的附会想象。只要看看当时人所写的笔记小说，里面大多数是骂庸医误诊杀人的。

《医界镜》的主人公秀才贝仲英，当医生是因为考不中科举，家里又穷。粗略读了几本医书后，便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出诊行医。

《觚剩》续编里的林茂成为医生的原因，是沉溺赌博而荡尽家产、身无一钱。有次他在城外拉屎时，看见一支“色白肥大”的蘑菇，当成仙草给人治病，瞎猫碰上死耗子，药草见效了，还屡试不爽，于是扬名立万。

《埋忧集》的吴医生也是因为失业无助，才走街串巷当起了游医，同样也是因为饭后散步时发现一个超大蘑菇，居为奇药，成为“名医”。

这样半路出家的“名医”俯首皆是，病人也只能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妇人吴氏偶发寒热，请来的医生说是暑症，于是便按暑症给她治疗，但一直没治好，只好换一个，又说是湿症，四五个月里一共请了不下五个医生诊断出六七种病症，但吴氏的病情却愈发厉害，四肢渐肿，腹部渐大，衣服都裹不住。

最后请来的医生断定是水肿，还斥责前面的医生都是庸医，在治疗了一个月后，吴氏开始腹痛，于是这位医生又说是痧症。直到当天晚上，真正的病因才浮出水面——吴氏生了个大胖小子。

庸医最大的本领就是把病人的生死演绎成一场闹剧，清代民间有谚“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死病没药医”，劝病家趁早认命。

但对痛失家人的患者亲属来说，“生死有命”不是庸医开脱责任的挡箭牌。有个叫董含的书生就遭遇了一个名叫徐元植的庸医，他的妻子本来已经有所好转，但徐突然不请自来，夸口说“一剂可立愈也”。结果一服药下去，董妻一命呜呼，徐庸医也溜之大吉。

董含咬牙切齿，但一介书生又做不出狠事，只好写文章，诅咒这些庸医：“缪种流传，不特无效，屡至杀人，即律以故杀之罪亦宜”。总之，要以故意杀人罪办理，但是，大清律却不按常理出牌。

医闹戏码斗智斗勇

李秀玉是个庸医，庸劣的医术导致二个患者先后殒命，四川总督审讯之后，做出判决：“赔银子，从重杖打一百，枷号示众三个月”。李秀玉是收录在《刑案汇览》中“庸医杀伤人”条目中的十则案例之一。

这部书在清代是各地官员标配的判案手册，法律权威性没的说，李案的判决当作典型案例推广至全国。实际上，在全书收录的案例中，李秀玉的判决还算是最重的，其他的案例则大多数是“杖打一百”了事，而且杖刑还可以交银子收赎，等于是花钱了事。

官员放纵庸医杀人，并非是因为他们有意袒护，或收受贿赂，而是法律就这么规定。

《大清律例》中对“庸医杀伤人”有专条规定，分为无意犯罪和故意犯罪两种情况，前者相当于过失杀伤，吊销行医资格；而后者情况则是医生能够治病，但故意加重病情勒索财物，或是“挟私仇害”杀人，那就应当按照盗窃或者故意杀人罪来惩处。

这条法律看上去公平，但问题在于，故不故意只有专业人士心里清楚，审案子的法官不懂医学知识，只能依靠别的医生来进行检查，但其他医生出于维护本行业利益的心理，按照“过失杀人”的说法呈报，不得罪同行；再做些手脚，足以让这条看似公正的法律变得有名无实。

在明清那会，“法不责医”几乎是一条潜规则，那病人家属怎么办呢，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能动手就尽量别吵吵，直接干架。官方《刑案汇览》中只有寥寥十条庸医杀人的判例，而在笔记小说中类似故事却车载斗量。

明末冯梦龙编纂的笑话集《笑府》里，愤怒的家属将弄死人的庸医绑了起来，直到半夜，庸医才自己解绑，游过河水逃脱，回家看见儿子正在读脉决，气喘吁吁地告诫：“儿子，学什么把脉，还是先学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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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为了防止“医闹”，请来格斗专家，教授以色列防身术。

有的病家与医生之间斗智斗勇，可谓好戏连连。

顾东生是一位有五十年“医龄”的“妇科圣手”，却误把患了胎气不安的黄家儿媳诊断为腹中痞块，结果导致血胎滑落，母子双亡。全家正陷于悲痛之中，黄家老翁急中生智，想出一条“报仇又生财”的两全之计。

他让全家停止恸哭，对外宣称儿媳已经病退，再去请顾医生来复诊，答谢厚礼。同时埋伏了三四壮健妇人守在门口，医生一进门，黄翁便把大门一关，令人守住，然后端出那个“血淋淋的一个半成人形的胎盘”，把七十岁的顾老吓得半死。

为了防止逃脱，黄翁把医生的辫子和自己的辫子扭结在一起，然后让儿子捧着血胎一起告上官衙。见到了血胎的县太爷怒不可遏，掷下签子就要打二百大板，顾医生跪下苦苦哀求认罚，当堂开具了一千元银号汇票，还给黄家儿媳出殡当了“老孝子”。

大清官员对西医很困惑

为啥有奇怪的棒子插我嘴里

19世纪英国人麦高温（John MacGowan）来华传教，看到行医景象吓呆了：“中国没有大学考试，没有医院，没有对医药学和解剖学的研究，行医也不需要烦人的执照。只要那个人有一件长衫，一副有学识的面孔，以及对于汤药和成药的肤浅知识，他随时都可以治疗令西方一流内科医生头痛的疑难杂症。”他将中国医生称为“聪明的流氓”。

在对传统中国医生的不信任上，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民众可以达成一致。但两者的出发点全然不同，西医质疑中医的专业技能，不合乎现代科学；但老百姓认为，医生就是医生，哪管你中西。

美国医生胡美（Edward H Hume）在长沙办了个医院，闹出不少矛盾。某日，地方官到他的诊所来看病，当胡美按照西医检查方式，把体温计放进他的嘴里时，地方官起身吼道，为何不按右手脉搏，而把一根奇怪棒子插进他嘴里。

一名重病妇女被推进西医手术室，竟然挣脱皮带跳下床去，冲到走廊里高声尖叫：“我就知道我一送到洋鬼子医院里就活不了，一帮哭丧的围着我，要把我送到坟地里去。”因为西洋医生的白色手术服和中国的披麻戴孝的袍子是一个颜色。

最令胡美沮丧的是，当他本着医者博爱精神想要收治一名感染大叶肺炎的男孩时，医院打工的当地苦力竟然跪在他面前，请求把男孩送出医院，胡美的中文老师刘先生解释道，“如果男孩死在我们新医院里，这个城市全体百姓都会造你的反，他们也许会袭击医院并摧毁它。”胡美最终只能听从建议。

医患矛盾真的无解么？

可见，中国百姓对误人庸医的暴力已经成为了一种悠久的传统，自打西医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度，自然也分享这一传统，甚至变本加厉。

实际上，医患之间的相互不信任，表面上看是因为医患沟通不畅、互相提防，本质在于制度导致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医疗毕竟是一个需要经过5-8年系统学习的专业技术，医生天然掌握诊断和治疗的信息优势和技术堡垒。相比之下，依靠经验和网络资料搜集患者自然处于信息劣势，他们没有能力对诊疗过程提出意见，只能通过治疗结果判断是否被医生和医院“坑”了。如果治疗结果不符合预期，在不信任医生的情况下，自然就会引发矛盾。

而那些诉诸法律或纠纷调解机构的患者，需要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在中国，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与医院都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调查过程相对封闭，如果鉴定结果对患者不利，即便再客观公正，也会被认为是“互相勾结包庇，关键证据肯定毁尸灭迹了”。

既然正常渠道都充满疑虑，患者只能靠“闹”来讨说法。在一系列亲属和职业医闹抢尸、堵门、静坐、示威，甚至打砸医院、暴力伤医等行为面前，吵架或许已是最为文明的做法，这些都进一步消耗着医患间的信任。

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和医疗体制改革缓慢，医生收入低、压力大，患者看病难、看病贵，加上不少医生早就习惯于将患者置于一个被动接受的位置，忽视了病人或焦虑或无措的心理感受，同样大大增加了医患矛盾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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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重庆市儿童医院遭到病人家属冲击，医生拉横幅抗议。

那么，医患矛盾真的无解吗？

未必。

我的一位朋友，是医院里看看头疼脑热那种最普通的患者，目前正在北京一家全国闻名的三甲医院做“模拟病人”。她的任务是用精湛的演技假装病人，帮助那些尚未走上岗位的医学生，改掉跟病人沟通时的坏毛病，成为医术精湛且懂得关怀病人的好医生。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医生和患者愿意参与其中，为医患关系破冰。

回到榆林产妇坠亡事件，有网友曾做出这样的判断：产妇初入院时，医院怀疑巨大儿，担心产妇顺产会有难产危险，便建议剖宫产，而家属却认为顺产并非不可以。拖延数小时后，面对疼痛难忍的产妇，家属同意剖宫产，但产妇的情况已经不适宜剖宫，医院要求顺产……

如果能有效沟通，也不至于两度错过最佳决策期，两条生命也不会凄惨地葬送了。

而在很多人以为非黑即白的此次事件中，或许并没有人在撒谎。

医患矛盾中究竟站医生还是挺患者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医疗行为中，医患双方的利益是天然相连的，彼此的互不信任，既伤害了医生，也伤害了患者，只会落得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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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彭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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