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旧出新，融西立中：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新版述评
摘要：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新版对原版进行了大幅修订和扩充，观之幡然一新。本论部分完善了论述框架的内在逻辑，充实了中西译论的比较阐发和翻译学科建设思考等内容，主要变化是本论外的新增部分，代表了作者近年来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新译学阐述的尝试的成果。余论部分重新认识佛经翻译传统及其理论成果，并论述中国当代译学建设的应对策略和发展趋势，既有宏阔的理论概括，也有精彩的细节描述，接续了余编对文学翻译笔法、表现手法和翻译标准构建系统的阐发。新版在翻译理论、翻译史编撰、译学方法论和学科建设诸方面都有新的开拓和贡献。全书释旧出新、融西立中，体现出独特的中国学术精神和风格气派。
关键词：传统译论; 诠释; 学科建设; 中国翻译学
0、引言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以下简称“《诠释》”)这本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专著，在中国译学建设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南开大学王宏印教授的这一著作，曾于2003年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7年6月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版。从当年该书初版时中国大陆翻译学建设的高潮算起，全新版出版已过去了十四个年头，基本上铸成了中国传统译论阐释研究、西方现代译论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三足鼎立的翻译学科建设格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译论(以下简称“传统译论”)研究已确立了其学科地位，传统译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当代的新生，而该书着实功不可没。如今，王教授在初版基础上加以修订、扩充、提高、深化，新增10余万字，将该书以新的面貌奉献给中国翻译学界，不禁令人刮目相看，值得重新关注和评价研究。简言之，新版已不局限于对传统译论本身的理论诠释(构成该书本体研究之上卷)，而是把这项研究加以扩充、深入和继续、下延，独立展开其下卷，在余编独特的研究基础上，又包括了余论从2003年到2017年间中国翻译学建设的全面回顾和理论总结，诚可谓与时俱进，成为近十多年中国翻译学建设的缩影。新版以其新材料、新观点、新格局，推进了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并向世界翻译界发出了昭示，宣告了中国翻译学本体研究的恢宏视野和广阔领域。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该书初版的成就及其问世以来译学界的反响，然后评述新版的内容扩充和研究深度，最后尝试总结它在中国翻译学研究方法和学科建设方面的开拓和贡献。
1、旧事重提不为己: 初版回顾与回应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译论风头正劲的时候，中国译界就响起了“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罗新璋，1984: 19) 的呼声，这一体现民族精神和国学基础的声音曾激励、鼓舞了几代学人。关于翻译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当时国内译学界曾存在激烈的争论。在这样的氛围中，在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上，王宏印教授率先提出，在理论上承认国际化的普遍翻译学的前提下，拟优先进行传统译论研究以便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引起了多数与会者的支持。此后，2002年第3期《中国翻译》上发表了他的论文《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次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就出版了《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并纳入国家十五重点图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实际上，该书代表了中国大陆翻译界对翻译学建设的一种思路。杨自俭教授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认为，该书“在我国译学的研究领域有不可低估的开创性意义，特别是在传统译论的研究上，这本书不能不说是新时期开始的重要标志”(王宏印，2003: 2)。罗新璋先生在写给作者王宏印教授的亲笔信中说，“尊作以现代学理阐发传统译论，拓展一片新天地，确乎具经典意义。……论说合理，令人信服，实近年译学研究中一大创获”(王宏印，2017: 356) 。
在学理上，《诠释》是一部隐含西方哲学史发展路径和运用解释学方法系统清理传统译论的中国理论翻译学研究专著。它最初用作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生专业课程的讲义，几经修订而成书。该书涵盖了从东汉的道安到当代的傅雷，从佛经翻译到外国文学翻译的理论研究，约2000年的历史。全书精选十家有代表性的传统译论进行了详细解析和现代阐释，史论结合、以理论批评为主，采用了历史评价、理论评判和理论创造转化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力图实现其基本论题、概念范畴、理论形态的现代转换。它采用了两个历史分期系统，从外部，即社会政治发展史角度把传统译论划分成古代、近现代、当代三个时期(此为全书论述架构)，同时又从内部，即译学自身运演的发展过程和规律角度，把传统译论划分为肇始、古典、玄思、直觉四个阶段。该书从中清理出传统译论极有价值的十个方面的问题，包括质派文派、音译意译、直译重译、译意译味、神似形似、翻译标准、可译性、境界、语言、译者，然后根据现代译论的总体问题设计或要讨论的范畴，将其转换和归纳为六个方面的问题，即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标准或原则、主体性、可译性。这样通过对照比较，发现了传统译论在五个方面比较缺乏或严重缺乏的理论问题，即翻译过程、效果评价、文体对应、语义转换、翻译批评。该书在方法上可谓释旧以出新、融西以立中，旨在挖掘和继承传统文化的译学遗产，促使国学传统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理论转化，为建立中国现代译学理论和普遍的科学的世界译学准备条件。
《诠释》出版后，在中国译学界产生了两方面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一个是直接的回应。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在各种学术刊物和著述中被引用达173次(王宏印，2017: 355)。该书出版不久即有多篇书评陆续发表。朱徽(2004)认为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继承与激活传统、中西译论的共存与对话、跨越时空的视野和比较观照的方法、对建构中国现代译论的呼唤，并指出全书以其理论性、系统性、实用性、新颖的方法和丰富的资料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赵秀明(2004)认为，全书以笃信诚实的学风与创造性阐发相结合，以建设现代译论为明确的理论目标，建立了“清理、阐释、转换”三结合的研究方法，实现了“学术性”、“理论性”、“独创性”三超越的理论开拓，打破了长期以来传统译论研究就事论事的蹒跚局面，真正开启了我国传统译学研究的新局面，是我国翻译理论界一部极富学术品位的力作。张佩瑶(2012) 认为该书是传统译论研究之现代诠释派的代表。张思永(2014: 84) 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相当篇幅对该书进行了分析，认为该书对传统译论的现代转换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个回应是对传统译论研究的直接推动，特别是南开大学翻译学博士生经过导师的传授和提点，其中多人沿着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与现代转换的路子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该书所引发的国内对传统译论的研究和讨论，部分地纠正了全盘西化的翻译学建设的单一倾向，形成了与引入西方翻译理论和翻译研究学派相抗衡的一支学术力量，即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民族化研究方向。
总之，《诠释》出版以来，在翻译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中国翻译学建设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016年，笔者以该书为英译对象，成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该项目是第一个以翻译学专著为翻译对象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此过程中，恩师王宏印教授积极支持和配合，为实现该书的国际化提出了新的目标和要求，对原有内容进行了大幅修订，并有大容量的添加，前后用时一年有余，及时出版了修订扩充版，为笔者从事英译奠定了新的版本基础。该书的英文版A Critique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in Chinese Tradition: From Dao'an to Fu Lei已由美国学术出版社于2018年4月出版。
2、推陈出新见功力: 新版修订与扩充
新版《诠释》对初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对初版中个别疏漏和失误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改(如彦琮“辩证论”改正为“辩正论”)，并在内容上做了大幅修订和扩充。全书整体上重新分为“卷上”和“卷下”两部分。“卷上”保留了初版本论的整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包括绪论、正文三编(即古代、近现代和当代部分)和结语，只是个别地方有些文字的添加，这些部分又显示出作者对旧作的精益求精和理论提升，有时则是研究的深化和资料的补充。以下择其要点加以叙述:
(1) 对传统译论开端部分之四章的增补主要有: 在道安“五失本，三不易”部分，以确凿之史料加强了道安开启之译论的史学地位，并就“文质”问题补写了有关历史背景和理论来源; 在玄奘“五不翻”部分，强调其在主张音译之外，实际上开了异化翻译之先河，并补充了义净关于佛学范畴翻译的主张和方法，与玄奘相表里; 在赞宁“六例”部分，新增添论述了西方语言起源的誓言之起源和结构，其重要史料则扩大到密宗和显宗与西语对应的词语的翻译问题。
(2) 近代译论中的严复部分，补充了英国泰特勒“三原则”与坎贝尔的继承关系，并把严复“信达雅”译论从回归写作的简单提法平推为言说与写作并列，口译与笔译并举，并进一步借助西方翻译史资料，一起上推为古典修辞学的学科归属，旨在为古典翻译学意义上的中西译论找到一个共同的学科归属。另补充了钱锺书、梁启超、鲁迅、贺麟等老一辈翻译家对严复理论及其翻译实践的研究，归入中国经典的译论研究阶段，和原来的中国现代翻译研究阶段相接续，完成了严复译论研究的全图显示。
(3) 针对胡以鲁和章士钊之辩论部分，尤其在有关语言文字起源与发展的观点方面，补充了柏拉图、本雅明的语言观和翻译观，结合汉语的发展和更新，补充了语言文字作为文化资本及其文化含量的概念，以及语言与现实的敏感关系和语言革新的不同途径与可能等观点，扩充和加深了相关部分的思考，包括对汉语当下状态的思考和术语译名的策略原则等。关于贺麟的翻译哲学论析，加强了符号学能指所指原初地统一在原作中的本体论思想，并指出贺麟论述的不彻底性之原因在于运用了现成的哲学原理，而未能深入到翻译问题的本质。结合诗歌翻译，进一步细化了“诗不可译”的相关论述。在涉及金岳霖把汉语和汉字并称为“语言文字”的哲学和翻译学论述时，给出了索绪尔关于文字凌驾于语言之上的四点分析，以及汉字和汉语并存甚至高于汉语的五点说明，以深挖中国式语言文字并重的语言学理论的社会文化认知心理机制，并就此做法提出了独特的批评意见。
(4) 在当代译论中，首先结合钱锺书的“化境”说，补充了王国维的“境界”论，以之构成钱锺书直接继承的理论资源之一(另一来源是金圣叹关于文学创作的“化境”说) ，并藉由文艺学与宋词的境界理论，阐发了翻译的境界论。在傅雷的“神似”说部分，首先增补了关于传统译论借以成立的三元结构，即一元论(化境)、二元论(形似、神似) 和三元论(形似、意似、神似) 的关系和哲学基础的讨论，认为在语言学上“意似”论不能成立，因而加以排除。其次，重新论述翻译似“临画”说之基本原理，并从人类感知五官能的分类和功能入手，说明了语言的含混性和语言有描述其他感觉印象(即其他艺术) 的长处。由此，重新论证了法国诗人瓦莱里的“纯诗”理论及其对翻译认知的启示，将翻译理论引向文学本体和艺术本体，由此接触到“纯翻译学”问题。这一章新添加的一节内容是结合作者对翻译笔法的本体论阐释，对傅雷心目中理想的文学语言、“傅雷体”及其译笔的局限的讨论，为后面的笔法本体论张本，并提供必要的个案例证。
另外，在结语部分增添一段较长的文字，其意义在于，在承认传统译论终结的逻辑前提下，强调其独特的文化个性和体现的民族智慧，可作为永久性理论创造的源泉，这样就和绪论中所强调的继承和发扬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首尾呼应了。
由此完成该书新版的卷上部分，使其呈现出古木逢春的欣欣向荣之貌。
新版“卷下”由“余编新译学探索(2000—2003)”和新添的“余论”构成。余编是原来所有的内容，集中体现作者在传统译论精神指导下关于翻译研究的理论建构，但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即将原来的第一章“昔日的文质与今日的直译意译”移至余论部分，调整为“翻译笔法的本体论阐释与现象学描述”，这样就与第二章“简释文学艺术翻译的表现手法”和第三章“探寻文学翻译批评的评判标准”在逻辑上前后相继并在体例上相统一了。在逻辑上，这一章也和本论最后一章关于傅雷的文学语言与译笔问题相接续。
接下来的余论则是崭新的，为初版所无。它在内容上是对初版余编部分之理论探讨的继续，因此它使用了“余论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和更生(2003—2016)”的总标题，在时间上则接续到2016年本书修订完成为止。这说明余论体现作者在这一阶段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其写作时间一直持续到交稿才终止。在章节延续上，从余编开始各章重新编号，加以接续，以示余编和余论是一个前后接续的研究过程和论述整体，体现了作者对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本论以后的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可视为与内篇相对应的外篇。
在余编三章之后，余论从第四章开始进行论述。第四章“以史为鉴: 新译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译论”，首先回顾了初版时的学术背景以及传统译论的相关资料及其整理与研究的成果，构成十多年来翻译学科发展之前因后果的关系联想和语境描述。然后，在论述各种中国翻译史编写的理论思考与问题处理的同时，对传统译论及其相关问题深入进行史学意义的勾连与评论，使其形成丰富的学术思想和生动的理论话题，包括中国翻译文学史(译介学)和典籍翻译，例如本章最后对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重要理论术语的列举。
第五章“回眸传统: 经典重读与历史文本的重新阐释”可以说是对佛经翻译历史的回顾和理论总结。它的思路不同于本论第一编古代部分关于佛经翻译理论的经典评论，因为那是对传统译论经典文本和观点的直接批评和理论继承。而这里则是在回归佛经翻译伟大传统的时候，纵览其基本的史料价值，从中进行历史的分期和分门别类的评论。尽管史学的叙述不免多于评论，但还是不同于前人的相关研究。这部分尽可能深入到历史分期、翻译活动与组织，论及翻译方法与原作机制的整理，特别是纳入了关于佛经翻译的十大范畴及其解释，令人耳目一新。
第六章“理论辨析: 昔日文质与今日直译意译辨析”，原是初版中余编的第一章，因为在那个不甚合适的语境里，可能会混淆中西译论范畴的理论辨析与建立中国式文艺学翻译流派的理论创新的方法。而放在这里便有了新的语境意义，并从中获得了新的理论研究意义，那就是作为回眸佛经翻译的一种理论课题，把其中的文质问题和今天受西学影响的直译意译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剥离和学理上的辨析。在中西译论对比研究和关联研究中，这一方法可能具有普遍意义。
第七章的设置目的是在中西结合的现代学术语境下讨论中国翻译学的建设问题，具体考察了中国翻译学建设的十大问题和文化转向以来中国翻译界对西方翻译理论冲击的十种回应，最后简要论述了在中国大陆出现的十种可以称为“领域”的翻译学研究课题及取得的成果。本章系统地总结了这三个方面的中国式表现，基本上包括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的译学图景，有的问题和提法发人深思，有的则可能会启发出新的问题和思路。
总之，与初版相比，新版的整体结构更为合理，其内在逻辑更为完善。新版的结构实际上分为两大部分。本论是对传统译论经典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十种有代表性的译论进行文本阐释，目的是为建立现代译论准备条件。余编的新译学探索部分，在于继承传统译论的人文精神，并利用其方法和资料，创造性地提出翻译笔法、翻译表现手法和翻译标准，借以体现作者本人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余论部分则重新回顾和整理有关传统译论的历史史料，从中清理出新的翻译理论问题，转化为新的翻译研究范畴，并追溯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历程，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论。虽然全书本论和其它部分在内容和方法上各有侧重，但总体说来还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贯彻始终，那就是中国翻译学的起源、传统译论批评继承及中国译学界的新近发展，借以显示其对世界翻译研究的独特贡献。
3、筚路蓝缕不止息: 译学开拓与贡献
《诠释》初版的问世，标志着王宏印教授在中国理论翻译学方面最初的努力和开拓之功。前人对此已多有论及。实际上，通过修订、扩充初版的本论部分，作者完善且做了细致的补缀工作，缜密针线，举重若轻，完成了一项不大为人注意的系统工程。诸如完善了全书本论部分的内在逻辑(如第五章对中西译论共同学科归属的探索)和理论勾连(如第九章结合钱锺书的“化境”说，补充了王国维的“境界”论，填补了金圣叹创作“化境”和钱锺书翻译“化境”之间的巨大鸿沟)，加强了中学西学的比较阐发(如第四章关于西方语言起源的誓言的起源和结构论述)和对已有研究的反思(如第五章对两代学人学风的反思)等等。通过这些不显眼的努力，进一步深化了对翻译学学科基础的探讨(如第六章使语言与翻译的学科触角延伸到当下西方语言哲学的前沿和符号学思考的纵深领域)和形而上思考(如第十章将翻译理论引向文学本体和艺术本体，力图为翻译找到意义深远的本体论借鉴)等等，都使得原有的开拓和贡献得到了巩固和强化，甚至引发了更深远的学理思考和理论创新之思路。
这里，作者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需要交代一下。笔者注意到，第五章“回眸传统: 经典重读与历史文本的重新阐释”的第三节开头有一段重要的文字，实际上是提出了传统译论的三重研究思路:
第一，对传统译论赖以产生的相关活动进行分类、分期和分析研究，构成“历史回顾式的分析和梳理”，追溯各家理论本身产出的语境，探索其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产生的原因，例如中国传统译论，包括佛经译论的重新分期研究、赞宁“六例”说之佛教逻辑渊源研究等。
第二，按照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抽取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观点进行学理的分析批评和继承性阐释，本身又可以分出本体论、主体性、认识论、方法论等层面和维度。例如卷上部分所做的诸种理论本体的分析与批评研究，构成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基本体系基础。
第三，从某种译论本身抽取其关键范畴和概念，例如佛经翻译十大范畴，加以组合和解释，尤其是通过学理阐发，形成普遍性概念，直接为中国翻译学建设提供理论范畴; 或者从作者本人的研究中把经验上升为理论，总结出相应的理论范畴，例如民族典籍理论系统，和“无本回译”等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使现代译学初具规模和形态。这三种方法在本书研究中都已用到，本论中以第二种方法最为常见，而在余编和余论中则有新的开拓和新的成就，尤其是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法的发明和运用。下面尝试总结一下新版新增章节，特别是余论部分所体现的作者对中国翻译学建设新的开拓和贡献。
(1) 在翻译理论方面，新版纳入了作者本人近年来在中国理论翻译学方面研究的新成果。对佛经翻译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工作，特别是对佛经翻译十大范畴(“味、境、化、隔、圆、妙、和、真、言、修”)的提取和略说，已转换成为新的翻译理论概念，融入新的翻译理论体系，使传统译论获得新生。这一部分代表着作者直接从佛经精神中抽取其翻译学人文价值的一种努力，而在理论上可以纳入文学翻译批评的领域。
作者在翻译理念上深入挖掘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利用具有民族的、原始的东方思维特征的思想原型构建新的翻译观，继承和刷新了中国固有的文笔和译笔传统，提出文学翻译笔法的理论范畴，并对其进行了本体论阐释和现象学描述，将翻译“人”和“物”的概念连为一体。这是作者使传统译论获得更生的一种努力。笔者期望看到这一方法的应用，例如可以进入到翻译文学史的评价系统和分析工具中去，发挥传统文笔和翻译笔法的特长，以刷新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新记录。
另外，在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领域，王宏印教授在该书新版列举了12个理论术语及其范畴解释，既有从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中提取出来的术语，如“古本复原”，也有从汉族文学翻译个案研究中概括出的术语，如前文提及的“无本回译”，反映了王教授在中国现代译论研究上的深度和广度。这一部分也有助于弥补该书系统研究之不足。
(2) 在翻译史编撰问题上，作者指出了中国翻译史编撰的类型与现有论著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翻译实践史资料的芜杂和编排的无序，其最根本的问题是缺乏本专业的技能之演进与继承关系的探讨，实践史和理论史的混编导致研究分工缺乏、研究成果混杂不精。同时，也指出了翻译理论史的编撰和传统译论诠释方面的问题，评析了现有的主要成果。作者由此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翻译文学史和中华典籍(包括民族典籍)的翻译问题。这些颇具学术见地的剖析必将对我国未来翻译史、翻译理论史的编撰起到导引的作用。
《诠释》初版问世以来，虽然学界不少人都把作者的研究归入翻译理论史或翻译史的范畴，但王宏印教授从来不认为那是一本完善而成熟的翻译理论史著作，史料的梳理不足姑且不论，在纵向贯通上也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中国翻译史、学术史甚至文化史(文明史)的编写和研究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和学术见解，提供必要的观察和洞见。
(3) 在翻译研究方法论方面，在进一步完善初版“清理、诠释、转换”的传统译论研究方法基础上，作者结合个人学术研究的方法和习惯及人际交往和所涉领域，运用了个人口述历史与中西学术研究大历史的双向互动途径，具有重要的翻译研究方法论意义。特别是把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和今天受西学影响的直译意译问题作为回眸佛经翻译的一种理论课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剥离和学理上的辨析。在今天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反向冲突的学术语境下，对于建立中国式翻译理论的努力方向而言，这一辨析的方法论意义显然远大于其具体的理论结论本身的意义。
(4) 在翻译学科建设问题上，作者不仅在中西结合的背景下和继承国学尤其是宋学传统的基础上，朝着实现传统译论在当代翻译学科建设中的新生而努力，而且以宏阔的视野与缜密的思维，将中国翻译学科建设问题置于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文化学术大背景下进行思考，特别是将自己的思路放在现实的译学建设中进行考察、对照和反思，以图释旧出新、融西立中，实质推动中国当代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理论研究。例如，作者在新版最后一章对中国翻译学建设的十大问题、文化转向以来中国翻译界对西方翻译理论冲击的十种回应，以及中国翻译学建设十大领域的论述，构成作者个人对于中国翻译学发展趋势和重大课题与领域的宏观描述，以见出中国翻译学建设的总体蓝图和发展途径，或许可借以预测中国翻译学的前途与世界翻译学的发展大势。
4、结语
如前所述，今日的中国翻译学已基本铸成了三足鼎立的学科格局，而传统译论研究在其中独树一帜。在《诠释》作者和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传统译论在中国翻译学建设中已部分地得到更生。该书新版不仅为中国学者反思中国式翻译学的建设之路提供借鉴，而且为世界译坛提供可贵的全息视野和研究课题。我们期待它在中国翻译学建设中继往开来，继续使传统译论在当代中国翻译学科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通过英语翻译使中华学术的译学成果走向国际译坛，为国内外译学界的学术交流牵线搭桥，为世界译学的普遍原理之建构做出贡献。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英译”(16WYY001)。
作者简介
王晓农，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领域: 典籍翻译与译论研究。
本文发表于2018年《上海翻译》第6期，第83-88页上，参考文献从略。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