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如何做翻译研究——许钧教授访谈录
摘要：本文是对许钧教授的访谈，聚焦于青年学者如何做翻译研究这一主题，具体从8个方面切入：（1）问题意识与批评意识，（2）文本细读与理论思考，（3）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4）学术热点与自我坚守，（5）实践教学与学术研究，（6）学科对话与资源移植，（7）阅读思考与写作发表，（8）理论创新与学术面貌。许钧教授对访谈者提出的每个问题都有深刻的认识与精彩的分析，相信对从事翻译研究的广大青年学者会有所启发。
主题词：青年学者；翻译研究；问题意识；理论创新
1、问题意识与批评意识
冯全功（以下简称冯）：问题是做学问的原动力，问题意识也是任何一位学者的基本素质。您一直强调青年学者在求学的道路上，要善于发问，善于质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我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发现很多问题，经过思考，即使这些问题未能有效解决，但认识无疑会前进一步。就拿翻译界常说的“忠实”为例吧。什么是忠实？忠实于什么？如果说要忠实于原文意义的话，是否能够完全再现原文的意义？如果不能，这是否又在哲理层面导致了原文的不可译性？忠实有没有不同的层次（如语义层面、审美层面、思维层面）？如果有的话，又该如何看待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忠实与叛逆或者说与创造性叛逆的关系，两者之间是否可以相互转换？真的只有“忠而不美，美而不忠”的译文吗？“既忠且美”的译文难道只是不可企及的梦想？在当代语境下，忠实真的过时了吗？还要不要坚守忠实？这些问题也都是我对翻译忠实观的疑问与思考。请问许教授您是如何看待“忠实”的？对青年学者问题意识的培养又有什么建议？
许钧（以下简称许）：首先谈一下问题意识。发现问题是要建立在知识积累与独立思考之上的，唯有如此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知识积累并不限于本学科的知识，坚实的翻译研究还要尽量打通文史哲，比如谈文学翻译不知道一些文学理论是不行的，做翻译史研究没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是行不通的，对翻译现象的形而上思考更需要哲学的指导。翻译学还比较年轻，需要从其他学科汲取思想与学术资源，青年学者要在阅读本学科文献的基础上多读一些其他学科的重要文献，看是否可以从不同的学科理论视角解释有关翻译现象，寻找到可参照的研究途径。我之前也说过，“我读书时有在书上写写画画的习惯，至少有在书上写写画画的冲动，看了一段有启迪意义的论述或有读不懂的地方，我往往都会停顿一下，想一想，随手在书上写几句话，或批或注或质疑，和读的书拉开一定距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问’为入径，注入自己的思考，与书的作者形成对话，而不是被动地记忆或接受。在求学的道路上，尤其是对一个从事科研的年轻学者来说，带着问题学是‘问’的重要方面，但这还不够，要发问与质疑。养成了发问与质疑的习惯，就朝思想的独立性迈进了一大步。”（祝一舒、许钧，2014:4）质疑本身就是一种批评意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问题的深化与拓展，因为问题往往不是凭空而来的，别人也会多多少少有所思考，对别人观点的质疑会促使我们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追问下去。有了真问题，就要善于不断地追问，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去考量，围绕中心问题形成一个具有逻辑关联的“问题系”，然后再去寻找具体的解决方案。哲学家波普尔是这样描述知识增长方式的：P1→TS→EE→P2，从“问题1”到“尝试性解决方案”到“错误消除”再到新的“问题2”，翻译学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其中也包括研究范式的更迭。所以问题不仅是做学问的原动力，也是学科发展的原动力，青年学者的问题意识至关重要。
你上面提到的有关忠实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系。翻译与意义密不可分，奈达曾说“翻译即译意”，严复在论述信达雅的时候也多次提到意义，如“译文取明深义”“意义则不倍本文”“又恐意义有漏”“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但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忠实就是忠实于原文意义的话，正是意义的多元性导致了忠实的复杂性。不管是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都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意义的问题。不同的理论家对意义可能有不同的分类，翻译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传达原文的所有意义，所有类别、所有层面的意义。我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交流，要“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也提出了“去字梏”“重组句”“建空间”的三个原则（许钧，2009:99-103）。意义的不同层面导致了忠实的不同层面，所以要辩证地看待忠实，或者说要辩证地看待忠实于原文的意义，在新的文化环境中“建空间”正是为了容纳原文的整体意义，也包括审美或思想层面。意义在翻译或任何跨文化交流中都会有所失，也会有所得，要善于权衡得失，不能盲目追求“绝对”的忠实。忠实与叛逆的关系同样也要辩证看待，有时表层的叛逆可能为了追求深层的忠实，尤其是艺术层面。实践上，译者的“叛逆”会出于多种原因，如有语言因素、文化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翻译动机与目的等因素的作用，有客观之需，也有主观之为，很多时候也不宜把叛逆与忠实完全对立起来，尤其是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翻译界常说的“翻译如女人，忠而不美，美而不忠”，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颇为流行，是需要警惕的。在后现代语境下，与其说忠实是一种翻译标准，不如说是一种伦理诉求，作为翻译工作者，至少要有一种以诚事译的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对翻译的原则非常明确，一位书法家朋友给我写了幅字，上面写的就是我的翻译信条：翻译以信为本，求真求美。
冯：问题意识和批评意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疑问就不会质疑。批评是一种深层次的对话，真理是在对话交际过程中诞生的，因为“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巴赫金，1998:340）。据我所知，国内的生态翻译学就是在批评声中成长壮大的，如对胡庚申提出的“译者中心”说的批评导致了“译者责任”说的产生。香港洪涛的《女体与国族：从〈红楼梦〉翻译看跨文化移殖与学术知识障》中的“商榷篇”则是对国内《红楼梦》译评的批评，是一种典型的反批评或后设批评。黄忠廉等著的《译学研究批判》更是聚焦于批评与反批评，对整个翻译学科建设也不无启示。在您看来，青年学者如何培养自己的批评意识或批判精神？写书评或商榷性文章是否也是一条捷径？批评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有没有一定的套路可供遵循？批评过程中都需要注意什么？
许：人文学科没有绝对的真理，都是共识性真理，是在不断的追问、对话、质疑和论辩过程中形成的。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与黄忠廉的变译理论都是从无到有的理论构建，具有较强的原创性，新生事物不免会受到学界的质疑。合理的质疑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对话。我认为质疑的声音比附和的声音更有利于理论本身的修正与完善，只要质疑得有理有据。被质疑者也可对质疑者进行反批评，以维护自己的观点，《中国翻译》等期刊也会经常出现这样的商榷文章，建议青年翻译学者也读一读。黄忠廉的《译学研究批判》也是批评与反批评的良性互动，无疑能深化批评双方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真正的商榷性文章需要一定的功力，没有前期的积淀与独立的思考是很难写出来的，与其说是培养青年学者批判精神的捷径，不如说是一种高强度的训练，但决不能流于意气用事，为了批判而批判。至于翻译书评，目前学界主要是赞扬型的，或碍于情面，或怕得罪人，书中的不足之处往往寥寥数语，或一笔带过，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不妨加大批评的成分，这也是对作者、对读者负责的一种表现。
批评的切入点很多，可以是具体的翻译文本，也可以宏观的翻译现象，可以是某一翻译观点，也可以涉及翻译流派或范式。就宏观层面而言，我觉得目前翻译界有以下8个问题值得展开批评：“一是翻译的价值观混乱；二是翻译批评缺乏标准；三是缺乏翻译的质量监督体系，翻译质量得不到保证；四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浮躁的心理；五是翻译文本的选择缺乏规划，表现出很大的盲目性；六是中国文化与文学对外译介有急功近利的倾向；七是翻译市场不规范，翻译从业人员资格制度缺乏法律保障；八是文学翻译中抄译、拼凑现象严重。”（许钧，2016:435）宏观的批评需要一种大局观，甚至是学科建设的高度，需要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就微观层面而言，不妨从具体翻译文本中的翻译现象入手，建议青年学者先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90年代发起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可为青年学者批评意识的培养提供多方面的参考。其他如围绕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中国翻译研究的共性与个性、翻译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研究的语言转向与文化转向等问题展开的大讨论也都可资借鉴。在批评过程中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与翻译的历史观，注意批评的“介入性”与“导向性”，加强“批评理论化”的能力。同时批评者还要做到“修辞立其诚”，谨言慎言，不要妄下评语，被批评者也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总之，青年学者要养成勤于积累、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提问的习惯，在批评之前先做足文章，这样才能知己知彼，对症下药。
2、文本细读与理论思考
冯：还记得您2010年去南开大学做讲座，讲座结束后我问了您一个问题：您如何评价从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等“间性”视角来研究翻译？您说这个话题可以做出三个博士论文。我当时有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打算，听了您的建议后，我开始转到《红楼梦》翻译研究。后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治学理念：青年学者开始不妨多精读一些经典翻译作品，在阅读中发现问题，然后再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与解释，或者基于阅读过程中发现的相关翻译现象进行理论思考与学术提炼；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之后（这也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再进行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建构，尤其是在哲学或学理层面。换句话说，就是走“先微观后宏观、先文本后理论”的学术道路。不知您是如何看待微观文本细读与宏观理论思考的关系的？这样的治学思路是否适合大多数的青年翻译学者？如果说文本细读还包括自己从事的文学翻译实践的话，您的学术道路是否也是这样的？
许：治学思路没有固定的模式，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微观的文本细读，有些人喜欢宏观的理论思考，还有些人喜欢翻译实践本身。当然，如果能够结合，多管齐下，这是更好的事情。针对大多青年学者，你提到的“先微观后宏观、先文本后理论”的治学思路也不无启示，因为宏观的理论思考需要深厚的学术积淀、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眼光，大部分青年学者会觉得难以驾驭。从微观的文本细读入手，似乎相对容易一些，但也需要能坐得住冷板凳。对照细读文学经典的翻译，如中国四大名著外译、莎士比亚作品汉译等，没有大量的时间投入能看完吗？不看完就对之进行匆忙评论可行吗？或者匆匆忙忙看完了能写出真东西吗？所以对照阅读译文与原文的过程中一定要做有心人，带着研究意识，遇到了值得研究的话题马上记下来，尤其是别人还没有发现的问题，看看译文前后或其他翻译本文中有没有类似的翻译现象。文本对照细读，包括原文与译文以及不同的译文之间，不仅可以发现翻译问题，还有利于培养我们对双语的敏感性，激发我们对双语的热爱。对语言文字的迷恋正是引我进入翻译领域的神秘力量，一进来就是几十年，激情更是有增无减。文学翻译可以说是最细致、最深刻、最全面的文本阅读，更有利于培养自己对语言、对文化的热爱。我自己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就会带着强烈的研究意识。基于自己与别人的翻译实践，也写过一批相对微观的翻译研究论文，如“文学翻译的自我评价——《追忆似水年华》卷四汉译札记”“句子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形象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再现”“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等。也可以说我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文本细读与文本翻译的，随着我对翻译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转向了更为宏观的层面，对翻译作为文化与思想交流方式有了更多的探索。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围绕文字、文学、文化和思想这四个层面展开翻译研究与从事翻译事业的，只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而已。青年学者如果还没有自己翻译实践的话，也不妨带着研究意识从研读文学经典的翻译入手，或者从经典译者的经典译文着手，如傅雷、林语堂、杨宪益、许渊冲、葛浩文等，从微观的文本分析慢慢拓展到宏观的理论思考。
3、国际视野与本土特色
冯：毫无疑问，青年学者需要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翻译界的新动态，但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也是不对的，还要充分挖掘国内的翻译资源，尤其是中国古典译论、文论、美学、哲学等方面的话语资源，对其进行重新阐释或现代转换，再运用到翻译学领域，从而达到彰显本土特色、提升中国翻译研究话语权的目的。关于这一方面，前辈翻译学者为我们青年学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如罗新璋、张柏然、张佩瑶、刘宓庆、潘文国、王宏印、郭建中、何刚强等。其中，张柏然还注意培养自己的博士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如刘华文、张思洁、吴志杰等。我觉得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也是极具价值的研究工程。可惜大多青年学者对此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请问您是如何评价“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或“中国特色翻译学”这种说法的？如果有青年学者想在这方面深入研究的话，都会面临什么困难，您又有什么建议呢？
许：1996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在人才的培养和学科的建设上也比西方要落后一大步”（许钧，1996:3）。如果说当时是要“更多地了解、学习、研究，引进外国译论”，以“迎头赶上”（张南峰，2000: 6）的话，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现在的确需要变换一种思路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我们进行理论补课，系统地引进和学习西方译论、译著，虚心向西方学习，具有其历史合理性。如今我们还是需要这种国际视野，还需要向他们学习，尽量在理论上与之保持同步。但如果我们不进行理论创新，没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话语体系，永远跟着西方走，是永远不能和西方译界进行平等对话的。翻译理论研究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提法就在于注重个性，注重对中国传统翻译思想进行系统的挖掘与研究，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是我们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学术“资本”。张佩瑶的《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据我所知，吴志杰的《中国传统译论专题研究》已被译为韩文出版，王宏印的《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从道安到傅雷》已成功申请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这些成果都有利于中国译论走出去，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罗新璋、张柏然、潘文国等学者强调的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在当下具有战略意义，不管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梳理，还是对中国传统文论、哲学资源的转换。我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参与其中，知己知彼，充分开发自家后院的富矿。就像你所说的，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极具价值的研究工程，同时也是很漫长的，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功夫。青年学者要想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不妨从以下几个步骤着手：首先要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哲学、美学、文论、画论、文字学等学术话语资源，探讨其与翻译的相关性，或对其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能够描述或解释相关翻译现象，这方面也可以借鉴童庆炳、曹顺庆等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做法；然后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深入挖掘、修正与完善，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凸显中国特色，可以进行中西对比，但尽量避免以西律中的做法；最后把相关成果翻译成外语或直接用外语书写，在重要国际刊物上发表，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对话，提升中国翻译理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大多学习翻译的青年学者古文素养不是太高，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那么熟悉，这也许是从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建设的最大障碍。当然，这可能和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关。挖掘中国传统译论资源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要坐得住冷板凳。如果想在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树，没有勇气，没有毅力是不行的。2016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柏然和辛红娟合著的《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作者在前言中强调我国的译论建设应当“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沟通，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话语体系”。建议青年学者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从中不仅可以找到构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的思路、方法与具体案例，还可以学习作者的问题意识与批评精神。像张柏然这样老一辈的翻译学者为你们开了好头，指明了方向，希望你们能看得更远，做得更好。
4、学术热点与自我坚守
冯：学术热点是公众目光聚焦的地方，随时代与学科的发展而转移。国内翻译界目前有两大学术热点值得关注：（1）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与传播；（2）翻译技术、翻译职业以及语言服务行业研究。国内很多翻译类或外语类期刊还设有相关专栏。很多青年学者也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请问青年学者应该如何面对这些学术热点？积极介入还是冷眼旁观？如果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哪怕不是那么热门，是否需要学会坚守？
许：翻译研究有历史与现实两大维度，学术热点的出现都是现实的需要，或者说由社会现实催发而来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是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成为学术热点的，国家也十分重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刺激因素。“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中国文学与文化外译有其独特的价值。翻译学者应该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传播研究可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展开，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还很多很多，我对此十分关注，还在《小说评论》上专门开辟了“小说译介与传播研究”栏目，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积极加入进来。刘云虹、高方、吴赟、胡安江、邵璐、孟祥春、王颖冲、许诗焱、卢巧丹等青年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极介入切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在熟知与把握现状（包括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研究的现状）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切入点，或研究某部新出版的作品外译，或对某一话题深入探讨下去，或研究新的传播渠道与传播机制，或对某些偏颇的观点与理念进行批评等。关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外译，有学者经常从当下的市场销售与读者接受角度给予负面评价，如对《大中华文库》的批评，针对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出版物，这种短视的评价是值得警惕的，如何有效地推动中国文化与文学对外传播更值得我们深思（许多、许钧，2015）。战略性的任务需要战略性的眼光来审视与思考。
你说的翻译技术与语言服务行业研究也是目前学界的一大热点，《中国翻译》也有“行业研究”与“翻译技术”的栏目，发表了很多诸如本地化、计算机辅助翻译、众包翻译、技术传播、翻译质量评估、语料库翻译、MTI技术课程体系、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等方面的文章。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与翻译行业本身的发展，一方面也是学界关注社会现实的具体表现，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内涵。我和周领顺曾合作撰文指出，“我们提倡在研究新技术与翻译的关系以及用语料库研究翻译现象的同时，重视翻译理论的引领和指导作用，让翻译研究在新科技时代，更具文化内涵和人文性，拓展翻译研究的新维度，而不是将翻译的技术变化视作翻译的主流倾向，将翻译工具化，将翻译研究局限在某种技术化的统计与描写范围”，或者说“我们在开展翻译研究的时候，不能一味走技术路线，从狭隘的计算机或语料库角度去认识翻译”（许钧、周领顺，2015:99-100）。这是针对译界整体而言的，针对个人而言，如果感兴趣或对计算机有较强的驾驭能力，也不妨深入研究下去，王华树、崔启亮、李梅、徐彬等学者的探索值得关注。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学术热点，有的持续时间长，有的持续时间短，有的会逐渐变成学科的常态研究对象。面对任何翻译研究热点话题，青年学者都要理性面对，不能一味盲从，一方面要积极关注或者主动介入，培养自己的兴趣，一方面还要学会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或者开拓自己的学术领域，尽量形成自己的学术面貌。
5、实践教学与学术研究
冯：高校有种倾向，重科研、轻教学、轻实践，尤其表现在职称评聘上。这就逼迫很多高校青年翻译教师把科研放在第一位，重视文章发表、项目申请，对翻译实践与教学则没有太大的热情。文学翻译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但译作在职称评聘时往往又不能作为自己的主要成果，这对想从事文学翻译的青年学者来说无疑是泼了一瓢冷水，使之望而却步。翻译实践有助于翻译教学与科研，三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然而，在当今高校学术评价体制下，又很难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广大青年学者。您经常用“三位一体”来形容自己，做翻译、教翻译与研究翻译，并且样样都十分出色。请问您是如何实现三者之间平衡的？针对翻译实践，您对青年学者又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许：教师的本职工作在于教书育人，作为翻译教师，教翻译，培养翻译人才是我们的重要使命。我本人非常重视翻译人才的培养，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两人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四人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有多位学生获得省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很多学生也成为所在外语学科的学术骨干或业内精英。我觉得选苗子应该从本科生开始，所以非常注重给本科生上课，我一直坚持为本科学生每周开两小时的课，也年年指导本科毕业论文，培养他们的研究意识，我发现本科学生如果引导正确，能开阔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学术探究的积极性。他们学术成长的空间不可限量，比如我指导的本科学生中有多位的毕业论文获得江苏省本科毕业论文一等奖，后来继续攻读硕士与博士，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我观察到，中国高校的外语教师是最辛苦的，尤其是外语学科的青年教师，教学任务本来就比其他学科的教师要重得多，还要承担同样大的科研压力，这很不正常，很不合理。翻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严肃的翻译实践应该和翻译研究的成果相提并论。如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的郭国良老师翻译了几十部英语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首译，作品来自知名作家，这些翻译成果理应得到科学公正的评价，成为职称评聘的重要依据。我很敬佩像郭国良这样的老师，一直坚守自己热爱的翻译事业，为翻译事业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我曾联合其他教授向国家主管部门建议，希望进一步重视翻译实践的成果，改变高校翻译教师职称评聘中唯论文是尊的倾向。非常可喜的是，郭国良2016年被浙江大学破格评为教授。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关于外语学科翻译成果认定的几点意见》，发表在《中国翻译》2017年第2期，其中有一些想法，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必要的话，可以进一步探讨。
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何一方面都应该引起外语学科青年教师的重视，不能顾此失彼。我之所以能够较好地实现三者之间的平衡，可能有历史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对翻译始终抱有一腔热情，一份挚爱，愿意为翻译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翻译实践能力和翻译成果将很有可能成为翻译教师考核与评聘的重要指标，这对外语学科广大青年翻译教师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我还是认为，翻译实践需要翻译思考，实践与研究的互动非常重要。有丰富的翻译实践做基础，翻译教学才会有切身的体会，也会促进自己的翻译研究。
6、学科对话与资源移植
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来研究翻译，为翻译学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如翻译美学、生态翻译学、翻译社会学、翻译心理学、翻译修辞学等。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语言学途径与文化研究途径。目前翻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体学科，将来如果翻译学足够强大的话，肯定也会渗透到其他学科，促进其发展，成为新的供体学科。这便是学科之间的对话。请问从事翻译研究的青年学者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从其他学科汲取资源？在跨学科资源移植过程中要注意什么问题？能否对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进行改造或类比从而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许：翻译学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内十几年前有很多争论。张经浩（1999）称之为“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文章引发了不同的声音。如今看来，这已不是问题。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是有自己稳定的研究对象，如翻译的基本问题、翻译史、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翻译技术等。但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研究方法或理论视角往往还需要借鉴其他学科，为翻译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由于翻译的特殊性，很多哲学家等人文学者也讨论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考。时至今日，翻译学还有成为显学的趋势。在这种学术大环境下，“我们作为翻译研究者，应该具备翻译研究的独立意识，在注意吸收他们对翻译的深刻思考的成果的同时，防止把他们就翻译发表的论说或只言片语当作译学的体系性指南。从30多年来翻译研究的情况看，我们从哲学、语言学、文化学、文化社会学、甚至人类学等种种思潮中吸收了不少养分，但我们发现，在不少情况下，他们对翻译的思考往往是其学科理论研究的副产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翻译研究依赖于其他学科的附属性倾向”（许钧，2012:10）。在跨学科移植的过程中，这种翻译研究的独立意识是青年学者需要特别注意的，要围绕翻译活动展开跨学科翻译研究，借来的方法必须贴合翻译研究，为这个领域的问题服务，借来的理论能有效解释翻译现象，而不是用翻译现象去佐证其他学科的观点。我反对那种为理论而理论，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并且面对同一问题，要坚持多角度、多方法的研究原则。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对之进行完善或改造后应用于翻译研究。当然，也可以进行类比，如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用了很多“相似类比”的方法。理论和方法是活的，只要能够解决翻译问题，描述、解释和预测翻译现象，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是值得探索的。
青年学者从事翻译的跨学科研究，除了坚持学科的独立意识与问题导向之外，还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吃透其他学科（理论）的精神，充分了解供体学科，切忌浮光掠影地看了一些二手材料就用来研究翻译，这是很忌讳的，也是青年学者很容易犯的毛病；二是在坚持翻译研究独立性的同时，要注意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尤其是人文学科，形成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增强翻译学科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辐射性和影响力，比如完全可以把一些有分量的文章投到其他学科的核心刊物上，我之前指导的一位博士后就曾两次在国内权威刊物《历史研究》上发文探讨翻译问题。
7、阅读思考与写作发表
冯：论文发表可能是青年学者最关心也是最头疼的事。文章显然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基于大量的阅读与思考。前一段时间听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Esther Pascual的一个学术讲座，其中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即Don’t let reading stay in the way of writing（不要让阅读阻碍了写作）。阅读与思考是必须的，但基于阅读与思考的写作更为重要，很多观点也是在写作过程中蹦出来的。通过写作更能发现自己的无知，也更能刺激自己的阅读欲望。不要等材料全部具备了，观点完全成熟了再写文章，在写作过程中进一步搜集材料与完善观点是最有效的。文章只要写出来发出来，只要能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心，无论发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都是值得鼓励与支持的。这是我对阅读思考和写作发表的一些体会与感想，不知是否合理？请您批评指正，也希望您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些建议，指明方向。
许：青年学者首先要培养自己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对学术问题的敏感性，对语言、对文化、对翻译的深刻认识。针对人文学者而言，大量阅读与思考是第一步，要想有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这一步是必须要迈出的。很多前辈学者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时不让他（她）们在求学期间发表论文，目的就是要让学生大量阅读、思考与积累，为以后的厚积薄发、走精品学术路线做准备。但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与环境下，这很难行得通，因为绝大部分高校规定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必须发表论文才能毕业，拿到学位，并且还要求期刊级别。这对学生来说也许是不公平的，或者说是不合理的。但话又说回来，这种强制规定也会一定程度上促使学生养成写作的好习惯，为进一步的学术发展做准备。针对阅读、写作与发表的关系，我基本上认同你的观点。学术写作是对阅读的总结与升华，写作的过程也会促使你进一步阅读与思考，使你的知识体系化，我也有这样的体会。我有个习惯，就是经常记东西，记下头脑中突然出现的题目，记下所需要的资料及其来源出处，记下自己对其进行思考的心得体会。经过长年的思考与整理，思路有了，观点有了，材料也齐备了，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也会有拼命写下去的冲动，这样万余字的文章我基本上三五天就写完了。
你说的“学术良心”很重要，公开发表的东西首先要对得起自己，一位真正的学者往往也很看重自己的学术成果。好的学术刊物更有利于扩大文章的影响力，然而，只要是金子，在什么地方发表都会闪光的。写出了的文章如果觉得自己不满意的话，只要时效性不是特别强，也不妨先放一放，比如放个一两年，随着知识的积累与思考的深入，再回过头来修改的话可能就会有另一番景象。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学术精品，在数量的基础上，更要培养精品意识，以质量求发展。只要青年学者具有了发现问题的能力，养成了写作与投稿的好习惯，再加上精品意识与学术良心，论文数量与质量都会有所保证。我相信这一切都在于一个“勤”字：勤于阅读，勤于观察，勤于思考，勤于交流，勤于写作，勤于修改与提升……
有关学术发表的动机与目的，我有一种感觉，觉得如今的社会，功利心太重。学界也有功利主义的影响。为了单位考核，为了评职称，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逼迫自己阅读，写论文，发文章，一旦目的达到了，写作的动力便不足，评上教授后少写文章甚至不写文章的例子不少。我在不同场合说过，做学问、读书、思考与写作这三件事，是学者的基本存在方式。一为求真，二为尽职，三为快乐。我们要努力克服功利主义的倾向，凭自己的研究兴趣与学术担当，不断追求真理，探索知识的奥秘，为人类知识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青年学者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也不妨经常问一下自己，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单纯发表带来的利益，还是为了与他人进行学术对话与交流，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前不久，我应邀就国际发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试论国际发表的动机、价值与途径》，发表在《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其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8、理论创新与学术面貌
冯：辜正坤（2003:406）曾说过写文章或著书的三种境界为：述、批、创。如果只是转述或综述别人的东西，永远也出不了大学问。批评就进了一步，如果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的话，便是“创”的境界了。批评意识与创新意识正是大多青年学者所欠缺的。您也曾说过：“一个人的学术面貌越清晰，就越能在学界脱颖而出”（黄新炎，2015:65）。清晰的学术面貌与高度的创新意识密不可分，如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谢天振的译介学、吕俊的建构主义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理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等，都表现出较高的创新意识。这些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都是作者推陈出新、长期坚持的结果。您还引用郑板桥的话说，“学者当自树其帜”。请问您认为应该如何培养青年学者的创新意识？如何评价整个中国翻译界的创新氛围？除了创新之外，学术面貌的形成还需哪些因素，长期坚持某一学术领域是否也容易形成自己的学术面貌？
许：问题意识、批评意识与创新意识是密不可分的。针对一个学术问题，如果学界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话，就有可能产生批评意识，有学识、有担当的人便会对其进行认真思考，走向创新之路，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吕俊对已有翻译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评，包括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然后基于实践哲学与交往理性，尝试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建构主义范式（吕俊、侯向群，2005），其中有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但就其本质来看，也是基于反思与批评的一种理论创新的努力。胡庚申（2013）提出的生态范式（生态翻译学）也是如此，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还有你上面提到的许渊冲、谢天振、黄忠廉、周领顺等，都可以说是在努力创新。他们勤于思考，长期耕耘，学术面貌就非常清晰。对他们的工作，我一直都很关注，也有过研究、思考与推荐。如果让我评论中国翻译界创新氛围的话，我认为目前的态势是良好的，很多成果具备与国际对话的可能性。然而，创新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丰厚的积累与犀利的眼光。学术研究有“破”才会有“立”。青年学者要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首先要从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的培养做起，在大量阅读、实践与思考的基础上发现已有翻译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寻找突破口和新的理论途径，把握好传统与创新、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我之前也曾说过，“学术面貌与一个人的长期坚持不懈、有判断力以及做研究的可持续性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除了视野、意识、判断力之外，最后一个层面就是要有思想”（黄新炎，2015:65）。创新就是见前人所未见，就是有思想，这是个人学术面貌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人文社科研究的灵魂。我自己也是从文字、文学、文化和思想四个层面来展开翻译研究的。如果长期坚持在某一学术领域耕耘，至少说明你认为这一领域是有价值的，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方法得当、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成果丰富，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学术面貌，不管你是研究翻译史、翻译批评，还是翻译技术、翻译教学。当然，若有学派意识，能够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派，领军人物的学术面貌会更加清晰，国内外也不乏其人。最后我想引用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话与广大青年学者共勉：（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学翻译中的修辞认知研究”（16CYY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冯全功，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红楼梦》翻译、翻译修辞学、职业化翻译等。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和法国文学。
本文发表于2018年《中国外语》第4期，第104-111页上。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发布于“大民说英语”公众号，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