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祥涛：早期儒家典籍英语转译中的文化传播研究
提要：有部分中国古代哲学典籍起初先译成欧洲其他语言，或者在当时汉学家的著作中翻译引用，后陆续转译成英语。本文采用历史文献法、网络大数据检索法，并借助出版书目，考察儒家典籍早期的英语转译和传播。研究发现，19世纪前已有不少儒家典籍被转译成英语，使之在世界上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早先传教士以传教为名兼做了许多翻译沟通工作，后来的英语转译，或编译，或摘译，都受到一定意识形态的制约，客观上也达成了文化传播的效果。
关键词：儒家典籍、翻译、英语转译、文化传播
1. 引言
中国典籍西译始于16世纪末，以儒家哲学典籍翻译为嚆矢。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Friar Juan Cobo）出于传教和汉语学习的目的，于1592年最早翻译了蒙学教材《明心宝鉴》（张西平 2016：51-52）。此后二百多年内，来自英国以外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汉学家和传教士，或者直接翻译中国典籍著作，或者在著述中翻译引用中国典籍内容。这些典籍翻译和西文著述，后来不断被译成英语，从而拓展了儒家文化的传播。
本文采用历史文献法、网络大数据检索法，借助汉学书目，查找16-18世纪儒家典籍的西文翻译和相关汉学著作，描写儒家典籍翻译的英语转译情况，考察中国古典文化早期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为深化典籍翻译的文化研究提供更充分的史实和参照。
2. “四书”的英语转译与传播
2.1 《论语》的英语转译与传播
迄今所见，英语转译最早且翻译篇幅较长的儒家典籍是《论语》，曾德昭（Alvaro Semedo）在其著作中最早加以翻译和引用。他1613年到达澳门，后写成汉学名著《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Semedo 1655），先后被译成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和拉丁语。1655年，该书从意大利语译成英语出版于伦敦。
曾德昭在“前言”中解释了著书的目的：“那些谈论中国的著述，我读了一些，它们几乎完全不顾事实……而今58年过去，耶稣会传教士们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辛勤工作，竭尽所能地使灵魂皈依基督”（同上：1-2）。显然，曾德昭来华首务亦为传教，需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书中第十章编译了《论语·微子》的部分内容（同上：48-49）。不过，译文仅为内容转述，目的是为佐证孔子不畏世俗、致力于道德教化的精神，从而赢得后世敬仰（同上：48）。这段编译是西方传教士首次显著地翻译引用儒家典籍，为儒家文化精髓在欧洲传播首开先河。
《大中国志》英文版出版后逐渐为人所熟知，英国小品文作家坦普尔（William Temple）通过译书和类似著述了解中国，对儒家文化富有热情，甚至认为古希腊文明的种子都可以在中国的学问和观念中找到（转引自Min 2018：4，22）。
时隔近40年后，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所著《中国哲学家孔子》于1691年在伦敦出版英语节译本，书名为《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Taylor 1691）。据阿扎尔（Paul Hazard）的比对结果，《论语》20章中，除第6、10、11、13、18、19、20章外，其他各章的内容均或多或少得到了翻译（转引自Meynard 2015：79）。
此译书的“公告”（Advertisement）中高度评价了孔子思想，认为译书包含了这位中国哲学家的全部道德学说，“无比崇高，完美无瑕，睿智洞察”（Taylor 1691：A2-A3）。这些评述也表明译者翻译的目的是要把东方古国伟大的哲学思想介绍给读者。当然，在17-18世纪发生“礼仪之争”的背景下，把中国描写得完美无缺、历史悠久，能达到为礼仪之争辩护的目的（赵晓阳 2003：484）。“公告”还说明了英译版本的来源和翻译方法：“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和柏应理把孔子‘三书’①从汉语译成拉丁语，这本译书选译其中的道德学说部分……删除了一些内容”（Taylor 1691：A7）。译书正文评介了中国古代历史和哲学、孔子“三书”，全书最后为《论语》的译文，题名为“格言”（Maxims）。
经考察发现，译文与原文差异较大，译者还不时要“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钱钟书 1984：703）。这种译写有其优势，即译文语言流畅、意思表达清晰，但毕竟是“讹”，不能准确再现原作思想。当然，对译本质量的判断，关键要看这种文化变形是译者水平问题还是有意为之，更要看译本在文化交流中发生的作用和影响（王克非 1997：6-7）。
传教士在著述中编译、改写儒家典籍，使得中国文化出现变形。然而正是这些夹带了儒家典籍编译的写作，使中国文化元素在西方得到了最早的传播。汉学家Mungello（2013：98-99）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崇尚中国文化，耶稣会士研究和宣传中国，前汉学家广泛研究中国文化，大众作家则浅近地研究中国，从中寻求对欧洲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支持。他们借用孔子人文主义理想之利器，打击欧洲的世袭贵族制度（Ni 2017：13）。
英译版《孔子的道德》出版后非常流行，于1706年出了第二版，又于1718年、1724年、1729年、1780年、1835年在不同出版社重印（Aldridge 1993：25），足见其影响广泛而深远。澳大利亚学者Rule（1986：6-7）论述道，该译书成为“中国哲学家孔子”大众形象的基础，“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达一百多年。其出版标志着译书和文学‘中国风’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对欧洲知识分子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该译书还于1737年由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分两次刊载于《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因此可以说富兰克林是美国第一位儒家学者和汉学家（Lemay 2009：586）。儒家思想对富兰克林也影响深刻，其自传中的伦理观念与《孔子的道德》非常相似（Aldridge 1993：26）。
1735年，杜赫德（Jean du Halde）根据传教士提供的材料，以法文编辑出版划时代著作《中华帝国全志》，伦敦接着出版了两个英译本：四卷本（1736年）和两卷本（1738年）。四卷本的第三卷介绍了孔子和《大学》《中庸》《论语》（du Halde 1736：293-320）；两卷本的第一卷以《中国文献》为题，详细评介了《五经》和《四书》，并编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同上 1738：393-440）。早期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哲学的评介大多出自该书（参见Astley & Green 1747：181；de Marsy 1755：219）。正如19世纪初的译者Breton（1813：5-6）在其译书前言中称：“古代传教士和英语作者们……大多数相互重复。英国旅行者很少获得新信息，仅靠从杜赫德编著中寻章摘句”。可见，这两个英译版在欧洲启蒙时期对儒家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时隔近30年后，英国作家珀西（Thomas Percy）从《中华帝国全志》转译出四卷本《好逑传》（Hau Kiou Choaan）（1761），在第四卷附录《汉语诗歌选译》的“引言”中选译了《论语》，并解释说：“下面出自孔子著作的摘录，对于后文诗歌选译不失为一种恰当的导引，因为所选内容充分证明了古代中国诗歌的道德属性……”（Percy 1761：220）。译者在这里比较清楚地解释了翻译《论语》的目的：阐明中国诗歌的道德教化属性。书中大致翻译了《论语》以下章节：17.9、16.13、2.2、8.8、17.18、4.4、17.10。当然，名为翻译，实则多为编译。
作为英国第一位严谨的汉学家，珀西译书的影响甚至远及北美。译书出版10年后，美国政治家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把英文版《好逑传》推荐给读者，这表明珀西译书影响已及美国（Aldridge 1993：96）。
所见19世纪前《论语》的最后一种英译出自琼斯（William Jones）的两卷本《历史论文和杂集》（Dissertations and Miscellaneous Piece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1792），第一卷第七和第十二部分翻译了《论语》部分章节，大致对应章节为：3.9、20.3、2.2、17.9、17.10、16.13。琼斯在翻译中使用了不同形式的汉语专名拼音，对《论语》书名的翻译也与前人不同。不过，经对比可发现，琼斯译文至少参考了珀西译文，这两者甚至均参考了更早的1691年《孔子的道德》译文。作为当时著名的英国学者，其译书1809年出现在美国哲学学会刊物上（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809：xxxiii），足见其影响广泛。
2.2 《大学》的英语转译与传播
据迄今所见文献，除《论语》外，19世纪前儒家典籍英语转译次数最多的当属《大学》。1674年，剑桥大学卡莱尔学堂研究员文森特（Nathaniel Vincent）在附近的纽马科特（Newmarket）给国王布道，布道文直至1685年才获国王准许得以出版。这本80多页的小册子内容芜杂，其中圣歌第19页有句“亚洲另一边有一个异教的帝国”，对其注解中翻译了《大学》第一章，这也是所见《大学》的第一种英译。
关于该书原本的来源，文森特在译文后提供了一些信息：“有一位睿智的商人，也是皇家学会的研究员。他从暹罗（泰国）带来几本当地印刷的孔子著作，亲手交给一个同事，以便把它们译成英语”（Vincent 1685：25）。然而，《大学》欧洲语言译本在16-18世纪的出版地仅见江西建昌（1662）、广州（1667）、果阿（1669）、巴黎（1687）、布拉格（1711）等。关于翻译所据原本，或者文森特记忆有误，或者出版地就是印度果阿也未为可知。
文森特翻译《大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劝诫国王及其朝臣，同时“介绍那些伟大的奇书，促成它们的出版”（同上）。另外，文森特在布道文中斥责了宫廷的荒淫无耻、野心和贪婪、嫉妒和残忍、阿谀奉承和空洞仪式。在序言中，文森特引经据典，盛赞了中华帝国的道德和正义、淳朴和诚实，称神圣的孔子是东方的苏格拉底（同上：15-20）。可见，文森特或许是要以东方帝国完美的伦理道德为参照，批判斯图亚特王朝的道德沦丧，以匡时济世，重塑社会道德和正义。
当然，该书的出版“被压多年”（同上：A2），据当时英国古董商伍德（Anthony À. Wood）解释说，官方公布的原因有二：一是文森特的衣着不够庄重；二是布道时使用的是手稿。这显然使“国王大感不悦”，随即命令牛津和剑桥颁布条例，匡正这种散漫无礼的做法（Clark 1892：375）。文森特在注释中为自己进行了措辞激烈的辩护，声称国王原先“愿意下令出版”布道文，出版未果是因“某些人的错误行为，还有另一些人的敌视”（Vincent 1685：51-52）。
文森特的英译《大学》只译出了第一章大部分内容，译文前有部分原文的罗马注音，一字一音，有声调，与现代汉语拼音相似，但字母全部大写，每字注音独立。这应该是迄今可见最早的汉字拼音。但是，其拼音形式与建昌版《大学》差异显著，后者的拼音字母全部小写，甚至相同汉字的所注声调乃至所用字母也不尽相同②。由此或许可以认为，文森特所据原本并非建昌版拉丁文译本。英译文与原文相去甚远，如“道”译成“意图”、“大学”译为“伟人的知识和教育”以及其他芜蔓添加等，均表明文森特英译文并不忠实。Jenkinson（2006：40）指出，文森特的英译《大学》“与拉丁文非常贴近”。这样，拉丁语译文也非忠实的翻译，而是基于汉语原文的译写。
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之一，文森特对《大学》的翻译至少部分地反映了早期皇家学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其《大学》英译先于坦普尔的汉学论文，而后者被认为“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第一位英国学者”（同上：35）。
时隔不久，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Magaillans）所著《中国新史》由柏应理带回法国后得以翻译出版，法文版初版于1688年，同年伦敦出版英文版。葡萄牙文原著共12章，法文和英文版译书均有21章。第五章题名为《中国的文字和语言》，翻译了《大学》首章第一句。
安文思著述该书的目的是要最全面、深刻地描述中国，而翻译《大学》是将其作为汉语语言的例证，用以阐明汉语语言的魅力（Magaillans 1688：82）。其英译本竖排了英语译文，附汉语拼音，字母小写，每字有声调。这句英译较之文森特译文意思更加准确，形式对应程度更高，哲学术语翻译也体现出更强的术语意识。译文后是两种注疏选译：朱熹《大学章句》和张居正《大学直解》，当然注疏翻译也是编译或改编。
相比之下，《孔子的道德》翻译《大学》的内容更多。书中以评论方式介绍《大学》，边评介边翻译引证（Taylor 1691：31-65）。除旁征博引其他中国古代典籍外，还编译、引用了《大学》1-3章的部分内容。每处翻译引用均有明确目的，比如阐明《大学》的主旨内容，说明曾子所著《大学》引用了古书《康诰》，说明《康诰》作者周武王盛赞了周文王，冀望树立道德典范，等等。
所见19世纪前《大学》的最后一种译本载于1772年出版的《中国旅行者》（The Chinese Traveller）（du Halde et al. 1772）。版权页显示，书中的材料来源是杜赫德、法国传教士李明（Le Compte）等，因此其英译所据原本也应是殷铎泽的拉丁文译本。当然，较之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这个两卷本的著作未见再版或重印，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不可望其项背。第一卷开篇为14页的《孔子传》，其中选译了《大学》第一章部分内容。
与其他几种《大学》译文相比，该译文有几个显著特点：首次把“道”译成science，把“天”音译成Tien；译文在结构形式上与原文有一定程度的对应，但“大学之道”的三个方面仅译出两个，且添加了很多原文所无的内容。译文出现在《孔子传》中，但并未翻译“三书”的其他两种，原因是《大学》是成人之学，初学者应该首先研习，它是通往“智慧和美德殿堂的走廊”（同上：10）。
2.3 《中庸》的英语转译与传播
“四书”中《中庸》的英语转译最早见于《孔子的道德》，该书在评述孔子“三书”时翻译了《中庸》（Taylor 1691：67-91）。评述内容首先解释了书名：“中庸”就是“永久的适度”（the perpetual mean），这种不走极端的法则必须永恒地遵循。下文翻译或编译了《中庸》全书的主要内容。就译文的准确性而言，《中庸》的英语转译更贴近原文的意思，而《论语》《大学》的英语转译或者显著地偏离了原文，或者编译、改编、添加或删除程度较高。译书结构表明，翻译引用《中庸》的目的仅是为介绍这部中国典籍。整部译书影响久远，《中庸》英译也随之得到了广泛传播。美国诗人洛威尔（Lowell 1835：63-79）在编著中改编甚至照抄了上述《中庸》的简介和英语译文。
此外，《中华帝国全志》在介绍《中庸》时编译了其中部分内容，不再赘述。
3.《易经》和《易传》的英语转译与传播
上文描述了孔子“三书”的英语转译和传播情况。这里再介绍《易经》以及作为其解释的《易传》的英语转译与传播。
《易经》在欧洲的翻译和研究较多，而转译成英语并刊行的很少。西方早期文献中，曾德昭的《大中国志》最早简要介绍了《易经》（Semedo 1655：49）。《孔子的道德》英译本也以较小篇幅介绍了伏羲著《易经》的缘由（Taylor 1691：12）。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于1626
年最早将《易经》译成拉丁语，未见英译。19世纪以前《易经》的英语转译罕见，多为《易传》的英语转译。
1745年，伦敦出版四卷本《新版航海和游记总集》（A New General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书中内容选自多种语言，应为传教士的各种著述。该书第四卷第五章第四节翻译了《易传》中关于“太极”的一段话，出自《易传• 系辞上• 第十一章》。该章开篇第二段说明了材料来源：“我们关于中国四种宗教的了解，主要归功于耶稣会传教士”（Astley & Green 1747：201）。文中介绍说，宋明时期，程朱理学重释儒家著作，其解释基于《易经》，但晦涩难懂，充斥着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的表达，把世间万物的第一原理命名为“太极”，而柏应理认为这个概念在中国古代任何典籍中均未出现③，仅在孔子解释《易经》的末尾有一个简短的附录，以阐释“太极”（同上：221-222）。
在这段英译中，“太极”音译成Tay-ki，其他术语“仪、象、卦”意 译 成Quality、Image、Figure。儒家哲学术语意译有比附之嫌，文化误读在所难免，而音译则会造成阅读困难。术语音译与意译的矛盾也是中国典籍翻译普遍存在的一大难点。检索发现，译书尚有1746年、1747年、1968年的不同版本，足见其影响时间之久远。
1755年，伦敦出版《中国史》（The History of China Upon the Plan of Mr. Rollin’s Ancient History），版权页有手写编者姓名Francois Marie de Marsy，即法国马尔西神父。该书第四部分第四章介绍中国典籍或圣书，首部就是《易经》。文中说道：《易经》开篇是一个由象形符号组成的图表，这些符号历朝历代激发了这个民族的想象和睿智。它们又可简化为八种基本符号，每个符号包含三个线条，部分为实线，部分为虚线。每个符号均对应八个汉字中的一个：天、地、水、山、雷、火、风、泽。这些神秘符号的八种不同组合，构成六十四卦，绘制在一个巨大图表中，称为《易经》（Book of Transmutations），作者为伏羲。《易经》其余部分均为对图表的解释和评论，源自不同学者，特别是孔子，他是第一位阐释这个让人大感困惑的迷宫的学者（de Marsy 1755：235-236）。作者对《易经》的简介清楚准确，提到的文献显然包括《易传》，并翻译了《易传·序卦传·下篇》。英译文较清楚地再现了汉语原文的意思。版权页有“译自法语”字样，因此这里的翻译也是中国哲学典籍的英语转译，但在译书其他部分并未详细说明材料来源。根据高第书目（Cordier 1881：36），这本英文译书尚有1763年上海版。
法国著名汉学家格鲁贤（Jean-Baptiste Grosier）在其著作《中国通志》（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hina）（1788）中翻译引用了《易经》。1785年，他在编辑出版冯秉正（Joseph-Anne-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所著12卷《中国通史》时，出版了一卷补遗，即《中国通志》。该书获得巨大成功，出版过三个独立的法文版，于1788年译成英文，1789年译成德文，1795年英译本再版。英译本分上、下两卷，下卷第六书第一章题名为《中国古代宗教》，在说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时，认为他们皆以虔诚而著称，并翻译引用了《易经》，目的是要佐证索隐派传教士始终着力证明的一种论点：中国典籍中也有关于上帝的论述，历代贤德的君王似乎均心怀对上帝的敬畏（Grosier 1788：178-179）。
通过网络关键词组合检索发现，译文中的oxen（牛）在《易经》中出现44次，仅有六十三卦“既济”中有“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与译文中的slaughter有关。原文意思是指事业既成、杀牛盛大祭祀，然易萌骄惰之态，不如初成之时奋发有为，虽薄礼致祭而态度虔诚。但是，译文仅有原文的信息痕迹，两者细节和主旨均大相径庭。大约百年之后，理雅各（Legge 1899：206）的译文更加忠实、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主旨。
4. 结论
本文详细描述了儒家典籍《论语》《大学》《中庸》及《易经》的英语转译情况，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世界的早期传播和影响。研究发现，19世纪之前，儒家典籍通过其他欧洲语言转译成英语，使儒家文化得以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多数英语转译在很大程度上是编译，只有《中庸》等少数典籍的转译更贴近汉语原文；传教士的翻译目的可以归结为传播基督教，而翻译引用则会有其具体的篇章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当然，19世纪以前汉学家出版了很多著述和译著，为儒家文化在西方的经典化和西方“儒学”的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
注释
1. 《孔子的道德》只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而删除了篇幅较长的《孟子》，故称孔子“三书”。须指出，该书“公告”将《大学》《中庸》等均置于孔子名下，只是一种概称。众所周知，《大学》作者是曾子，《中庸》作者是子思，《孟子》作者是孟子。
2. Jenkinson（2006：39-40）认为两者的拼音差别微乎其微，这与事实不符。关于文森特英译《大学》所据原本，尚需进一步考证。
3. 从迄今可见文献看，“太极”最早出自《庄子》。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研究”（15BYY033）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范祥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翻译学、中华典籍英译史研究。
▲ 左2为范祥涛教授，图片源自网络
本文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第770-778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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