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载喜：关于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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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包括西方翻译理论史在内的外国译论研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需要予以持续的重视。本文根据作者对拙著《西方翻译简史》的修订扩充和研究所得，对西方译论发展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西方译论本身的主要特点和发展脉络，尤其是对自20世纪中、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译论发展状况与前景，从几个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引发对西方译论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关键词：译论；西方；历史；发展；学科

一

拙著《西方翻译简史》（下称《简史》）自1991年出版以来，受到了翻译学界的重视和欢迎，并于2000年重印。最近在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的主持下，经专家、学者审定通过，《简史》一书被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从而有机会增订再版。增订的重点所在，除了在原有基础上更新书中引文编排格式以与国际学术惯例接轨之外，还对全书进行了扩充。其中修订扩充幅度最大的是当代翻译理论部分。笔者希望通过修订扩充，能更好地反映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尤其是20至21世纪蓬勃发展的最新面貌。

西方翻译史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至90年代之前在我国几乎还是空白，即使在西方，当时也处在刚刚兴起的阶段，有关著作和文章并不很多。自80、90年代以来，译界对西方翻译史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西方，先后出版了里纳[1]、鲁宾逊[2]等人资料比较丰富的西方翻译理论史书。这些资料和书籍对我们的研究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但我们在截然不同的汉语言文化环境里去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对于资料的搜寻、挖掘以及梳理、分析，始终困难重重，而要在这种种艰难之中比较全面而准确地勾勒出两千多年波澜壮阔的西方翻译画图，可以说是难上加难。然而，主要包括西方翻译理论史在内的外国翻译及其理论研究，是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研究领域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是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比较译学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因此需要予以持续重视，把它推向前进。

二

在西方翻译理论史的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方式来对西方翻译理论进行分类，或者说采取何种方式来对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状况进行描述。特别是对于现当代西方译论的分类或描述，现在较为流行的一个做法，是按翻译研究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或思想流派的基本特色，将其划分为翻译的文艺学理论、语言学理论、交际学理论、社会符号学理论，或翻译的语言学派、翻译科学派、翻译研究派、翻译文化派、翻译目的派、翻译功能派、翻译解构派、多元系统派等等，如奈达[3]、根茨勒[4]、陈德鸿、张南峰[5]等人采用的即是这种方法。

无疑，立足翻译理论和思想的基本特点，以划分流派的方法来描述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自有可取之处。随着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一体化，西方翻译理论也开始进入跨越国家民族界限、逐渐趋向共同发展的崭新时期，因而很难把某个翻译思想、某些翻译理论家狭义地划归为某一国家或地区。例如，低地国家翻译研究派的创始人霍姆斯并非荷兰本国人，而是来自美国；至于在西方翻译研究界受到广泛注意的图里，其生活工作场所则更是在欧美地区以外的以色列。相反，当某个思想或主张被某人在某地提出来之后，这个思想或主张可能很快得到其他学者的响应和支持，而这些追随者和支持者可能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对有关思想主张的追随或支持完全是出于思想一致，而非出于来自同一国度或同一地方。例如，提出“翻译即交际”以及“翻译即科学”主张的奈达是美国人，而赞成并追随这些主张的卡德、威尔斯却是德国人。因此，如果从思想流派的层面来研究和探讨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现当代的西方翻译理论，也许更能反映出新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当然，以思想流派来划分西方翻译理论只是多种方法当中的一种。尤其是从描述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更为传统的方法，是以发展时期和国别为基线的方法。这个“历时研究”方法的长处之一是，它能对史料作出层次清晰的梳理，便于人们对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译论传统和特点进行有益的比较，进而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西方译论的分布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另一长处正如南木先生在《简史》代序中所言，它“一方面可以揭示历史因素对翻译事业的影响。举其要者，如由于罗马征战的胜利所产生的优越感，竟视希腊文艺为可以任意‘宰割’的‘战利品’，以至提出‘与原作竞争’即‘超过’原作的主张……等等。另一方面，这种写法也描述了西方译事本身的分合变迁过程。如直译与意译之争，折中派继之出现，意译终占上风；由最初以词为翻译单位逐渐依次转变为以句子、话语以至整个作品为翻译单位；由为少数文学家和神学家占领译坛，译事与译论多限于《圣经》和文学作品及其序、跋，发展为一项由千万人参加、内容涉及各个领域的专门职业……等等。”[6：2]然而，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史的研究，采取任何单一的方法都不是最佳的途径。完全以划分思想流派的方法来描述西方译论的发展，可能会模糊翻译理论与促使其发展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历时”（纵向）和“共时”（横向）关系，模糊译论发展的历史性、层次性；而如果纯粹采用分时期、分国别的传统方法处理西方译论发展史，那么我们的研究与描述难免不陷入缺乏译论主体连接的泥坑。要避免诸如此类的不足与弊端，就必须采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在按国别、按地域来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增加按译学思想流派来讨论的成分。换言之，在研究和描述西方译论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考虑翻译理论和思想发展的内部历史联系，又要考虑它与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互文”关系。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比较全面而客观地描绘出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面貌来。

三

从以上考虑出发，我们可以从两个侧面来审视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史。首先是从历史发展的侧面、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审视，从而作出如此陈述：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他从修辞学家、演说家的角度看待翻译，首次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ut interpres）和“作为演说家”（ut orator）的翻译。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可与原著媲美的翻译。这样，西塞罗实际上提出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并因此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逐词译与自由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被一条绵延不绝的线贯穿起来。

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拥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直译”和“意译”的两分法外，还有昆体良的“与原作竞争”和哲罗姆的“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之说；有奥古斯丁的《圣经》翻译凭“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关语言符号理论。在中世纪，有波伊提乌的宁要“内容准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主张和译者应当放弃主观判断权的客观主义观点；有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在文艺复兴时期，有伊拉斯谟的不屈从神学权威、《圣经》翻译靠译者的语言知识和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民众语言的人文主义观点；有多雷的译者必须理解原作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译作风格的“翻译五原则”。在17至19世纪，有巴特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准确翻译理论；有德莱顿的“词译”、“释译”、“拟译”的翻译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的优秀译作的标准和“译作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作的风格和手法应和原作属于同一性质、译作应具备原作所具有的通顺”等翻译三原则，有施莱尔马赫的口译与笔译、文学翻译与机械性翻译的区分；有洪堡的语言决定世界观和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有阿诺德的所谓“评判译作的优劣要看专家的反应”、以及纽曼“评判标准在于一般读者而非学者”的观点。在20世纪，有费道罗夫的翻译理论首先“需要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翻译理论由翻译史、翻译总论和翻译分论三部分组成的观点；有雅各布森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类别；有列维的“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错觉”、“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和加切奇拉泽的“翻译永远是原作艺术现实的反映”、“文艺翻译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有弗斯、卡特福德的翻译在于“语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有奈达的“翻译即科学”、“翻译即交际”和“读者反应对等”论；有穆南关于翻译理论问题的现代语言学观；有霍姆斯的“翻译研究学科论”；有勒弗维尔、巴斯内特的“翻译受制于社会文化因素”的观点；有斯内尔霍恩比“翻译研究即跨学科研究”的观点；有弗米尔、赖斯、诺德“翻译须为目的服务”的主张；有纽伯特的“翻译须以文本为中心”的思想；有塞莱丝柯维奇、勒代雷把翻译视为一种解释过程的释意观；有图里的“翻译规范”与“翻译描写”观；有韦努狄“译者在译文中必须有形可见”的“异化翻译”主张；有哈蒂姆“翻译必须重话语、语篇分析”的观点；有赫曼斯的“文本由译者操纵”和鲁宾逊“轮到译者‘主事’”的译者中心论；还有低地国家的“出声思维记录”等各式各样的翻译实证研究方法；等等。可以说，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思想或观点，都是构成整个西方庞大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也就是从思想流派的侧面来审视，从而作出如下陈述：西方的翻译理论体系主要是由两条清晰可见的路线串联起来的。一条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另一条是语言学翻译理论线。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线第一古老。它从泰伦斯等古罗马早期戏剧翻译家开始，一直延伸到当代(捷克的)列维和(苏联的)加切奇拉泽，以及20世纪、21世纪其他形形色色的文艺学派理论家。按照这条路线，翻译被认为是一种文学艺术，翻译的重点是进行文学再创作。理论家们除不断讨论忠实与不忠实、逐词译与自由译、或直译与意译的利弊外，对翻译的目的和效果尤其重视。他们或强调突显原文和原文语言的文学特色，或强调在翻译中必须尊重译文表达习惯和译文语言的文学传统；他们特别讲究文本的风格和文学性，也特别要求译者具有天赋的文学才华；等等。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线第二古老。它自古罗马后期奥古斯丁等传统语言学或语文学派人物开始，一直延伸到20及21世纪形形色色的现代语言学派。这条路线的基本特点是，它关注的核心所在，始终是语言。它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功能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结构特征和语言的操作技巧上论述翻译问题，认为翻译的目的在于产生与原文对等的译语文本，并力求说明如何从词汇和语法结构等各个语言层面去产生这种对等文本。

这两条理论线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短。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线强调翻译的目的和结果，从宏观上强调译品的艺术效果，但它不甚研究翻译的实际过程和语言的操作技巧，不甚关心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结构特征上是否对等的问题，也忽略非文艺作品的翻译和文艺作品翻译中的非创造功能。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线的缺陷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把主要关注点放在文本的语言结构上，理论分析也往往局限于单个的字词、句子或句法现象，而忽略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这一更广阔的内容，忽略更大范围的文化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目标文本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这里所说的两条线是对西方翻译理论传统一种较为宽泛的、粗线条的描写，是说两条“古老的”、“主要的”理论线。除此之外，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还可以分辨出其他性质的路线。例如，英国翻译理论家斯坦纳[7]和加拿大翻译史学家凯利[8]就指出，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德国形成了以施莱尔马赫为主要代表的解释学(亦曰诠释学)翻译理论发展线。解释学派理论与语言学派理论不同，它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文本的客观本性，而是解释者(读者或译者)对文本意思的主观猜测和理解。也就是说，解释学派理论认为，译者赖以作为翻译基础的，并非原作在“客观上”本来存在的意思，而在于译者对文本的解读，在于译者(即解释者)、而非原作者给文本注入的意思。应该说，这一解释学派的翻译观自施莱尔马赫时代以来，在翻译哲学和思想领域已经发生、并且今时今日仍在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它是构成西方翻译思想史上文艺学和语言学翻译理论主线之外的第三发展线。

再者，不论是文艺学翻译理论线，还是语言学翻译理论，抑或解释学翻译理论线，彼此之间并非完全隔离，而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虽然如前所述，文艺学翻译理论发展线在语言学分析手段上有所短，语言学翻译理论发展线在处理文本的艺术功能方面也失之欠缺，但自古至今却没有哪一位立足于文艺学翻译理论的人是可以完全脱离语言问题来谈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的；也没有哪一位立足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人在谈论文学翻译时，是可以百分之百专注于文本的语言结构，而完全不涉及美学问题的。而撇开起始于19世纪的所谓解释学派的特定解释理论不谈，在宽泛的意义上，无论何种类型的翻译，也无论何时何地的翻译，都离不开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因此“解释”因素从来都是伴随着一切翻译理论而存在的。

四

回顾两千多年来的西方翻译理论史，特别是回顾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上述主要发展路线，我们不难发现：从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到近代，再到现代，虽然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发展高峰，但就整体而言，自20世纪中期、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则可视为迄今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最高峰。

之所以如此认为，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时期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之多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而且更因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两大“质”的飞跃。这里所说之“质”，是指翻译研究的“性质”，指研究界对这个“性质”的认识。在20世纪中叶之前漫长的西方传统翻译研究时期，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说到它的确拥有极为丰富的理论遗产，但千百年以来人们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随感的、经验式的、不够系统的。在传统翻译学者的眼里，所谓“翻译研究”即是“对翻译问题的研究”，仅此而已。

但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机器翻译由梦想和设想变为了现实，学者们就开始从科学的、现代语言学的视角来探视翻译问题。从非科学的、随感的、经验式的、不够系统的研究视角，发展到用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的、系统的新视角来审视翻译问题——这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真正“质”的飞跃。

这个飞跃的起始标志是什么？按照德国翻译理论家威尔斯[9: 52]的观点，就是奈达于1947年发表的著作《论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因为这部著作被认为是奈达1964年成名作《翻译科学探索》一书的早期版本，他在书中率先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对圣经翻译的原则和程序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无道理地把前苏联翻译理论家费道罗夫于1953年发表的《翻译理论概要》看作这个飞跃的起始标志，因为费氏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思想和方法，对翻译的普遍理论进行“科学”阐释，其“科学性”和“系统性”明显地更胜1947年奈达版本一筹。奈达也好，费氏也罢，虽然他们的“科学”分析和阐释如前面所说，有偏重单个字词、句子和句子结构分析而忽略话语、语篇分析的缺陷，但它们的翻译“科学”和“现代语言学”观却把翻译研究带进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于是，在20世纪40、50到70年代的20多年里，翻译研究的“语言科学”地位被确定了下来。理论界一般认为，翻译研究属于语言学范畴，是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义学的一个分支，与社会语言学、社会语义学、符号学、逻辑学、哲学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11: 5-8]。

然而，把翻译研究定位于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范围内，并未能真正反映出翻译研究的实质所在。经过60至70年代的持续研究和探索，西方翻译学术界逐步有了一种明显的共识，就是不应当满足于把翻译研究当作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于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领域又一次出现“质”的飞跃。催生这第二次飞跃的是美籍荷兰翻译理论家霍姆斯，他于1972年在一次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发表题为《翻译研究的名称与性质》的论文，提出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构想[12]。虽然像所有的学科一样，翻译研究的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霍姆斯的文章无疑标志着翻译研究又开始有了更新的目标。

后来，正如巴斯内特与勒弗维尔在评述翻译研究学科发展历程时所说，西方到了“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13: xi]。当然必须指出，巴斯内特与勒弗维尔作此宣示时，并未深入阐释他们是根据什么来断言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是80年代确立的。但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是独立学科”的理论意识，已经较为广泛地出现在理论家们的著述当中。例如，巴斯内特[14]、图里[15]、威尔斯[9]、斯内尔霍恩比[16]等人在各自的作品里，都是在翻译研究为独立学科的基本框架内来论述翻译的。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译学思想或流派，如翻译研究派、翻译科学派、文化学派、操纵学派、目的学派、功能学派、交际学派、语篇语言学派、话语结构学派、释意学派、解构学派、多元系统学派等等，其实都是在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共识下得到发展的。反过来说，也恰恰因为学派纷呈的蓬勃局面，翻译研究亦即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才真正得到了确立和巩固。

结语

谢天振在评论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特征时，指出当代西方译论研究中有“三个根本性的突破”：第一是，自5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第二是，“当代西方的翻译 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即组织或提议翻译某部作品的个人或群体）、翻译文本的操作者（译者）和接受者（此处的接受者不光指的是译文的读者，还有整个译语文化的接受环境）身上”；第三是，“研究者开始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而“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17：24-26]。

然而必须指出，翻译理论或研究上的“飞跃”也好，“突破”也罢，它们都是在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才出现的；没有先期传统的理论积累，也就无从谈起后期的理论创新和飞跃。古罗马的戏剧翻译家和西塞罗等先哲的思想是当代西方文艺学派翻译理论的源点，奥古斯丁的语文观则奠定了现代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发展的基础，而各式各样的当代其他译学流派也都能在传统中寻找到各自的某种意义上的根源。今天的翻译理论呈现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飞跃”和“突破”，那是相对昨天而言。迄今的西方翻译理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也许永远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何止翻译理论，也何止西方？世界上万事万物，没有任何东西是尽善尽美的，这自是一个不必多言的道理）。审视当今的发展状况，西方翻译理论至少仍可在两个方面进一步有所作为。首先，正如西方的翻译理论值得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借鉴一样，其他地区（包括中国）的翻译传统中好的经验和思想也同样值得西方学习。西方翻译研究重理论建设，中国翻译研究重实践经验的总结，如何使二者相得益彰，依然既是中国理论界也是西方理论界的当务之急。其次，即使发展到今天，尽管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已被学界，尤其是翻译学界接受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出现了流派林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学科的建设并不完善，许多领域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开发，例如比较译学、译学理论应用以及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根本关系的研究等等。即使是对于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的承认，也仍然主要局限于翻译学界内部。如何使这种承认真正扩宽到整个学术界和整个社会，似乎前面仍有路要走。但我们相信，作为译学发展的一部分，我们对西方翻译及其理论的研究工作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并且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 本文部分内容源自拙著《西方翻译简史》（第一版）相关章节。

作者简介

谭载喜，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哲学与理论、中西翻译史论、翻译文化政治学、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英语言文化比较。

本文原载《外国语》2005年第1期，第53-59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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