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载喜：翻译 · 模糊法则 · 信息熵
摘要：在表达人类复杂情感时，模糊语言能用较少的代价传送较多的信息，能通过最简洁的话语达成读者与作者（或译者）心灵情感的交流，获得立体多维的审美体验，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模糊语言及其翻译而言，尤其如此。随着对语言模糊现象研究的深入发展，翻译研究者对语言的模糊特性，以及对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问题越来越发生浓厚的兴趣，并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本文以即将出版的《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一书为例，围绕文学作品中的模糊语言及其翻译这个核心问题，对模糊与文学、模糊与翻译、以及书中所涉若干焦点话题展开讨论，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理论阐述。
关键词：模糊语言；文学作品；翻译；模糊法则；信息熵
语言的模糊现象普遍存在，包括文学作品。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语言模糊性的存在给译者带来了挑战。随着对语言模糊现象研究的深化及其理论的发展，翻译研究者对语言的模糊特性以及如何处理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翻译问题也不断产生浓厚兴趣。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邵璐博士撰写的著作《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以〈达·芬奇密码〉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例》，即是反映这种浓厚兴趣和研究动向的一部代表性作品。该书把模糊语言概念和模糊研究的理论、方法引入翻译研究，以《达·芬奇密码》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个案，分析两个译本如何把源文本中的模糊语言翻译为目标文本，并运用信息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熵”（entropy）对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对应模糊度进行量化分析，从而为翻译模糊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的路径和模式。本文从上述作品所谈“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这个主题出发，结合作品中触及到的几个焦点话题，对相关思想进行“借题发挥”，以期对模糊语言及其翻译问题的深入研究作一点推动工作。
一、模糊与文学
当代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Meyer Abrams）在《镜与灯》（Abrams, 1953）一书中指出，文学是一个由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复合体。传统的文学理论以作家或作品为中心，忽视文学作品与读者的联系，忽视读者的能动参与作用，也忽视读者接受和社会接受效果问题。作为对这一传统的修正，接受美学出现了。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涌现的、以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姚斯（Hans-Robert Jauss）为代表的一种文艺美学思潮，是一种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 Theory），其精髓是以读者为中心，对作者、作品、读者进行“三位一体”的研究，将读者推向文学研究的前台，从而由作者中心论到作品中心论，再到读者中心论，实现作品解读理论重心的转移，确立了读者的作品接受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的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表现性语言’，它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与‘空白’……它们在接受过程中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性，是沟通创作意识与接受意识的途径，前者向后者转换的‘桥梁’和‘中间站’。不确定性与空白构成文学文本的基本结构，这就是文本的所谓‘召唤结构’”（郭宏安等, 1997: 325-326）。接受美学重视“意义未定与空白”，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并注重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而模糊语言恰恰包含了这样的不确定性与空白，因而模糊语言在文学中便具备了一种“召唤”的力量。
这就是说，模糊语言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艺术空白，更多不完全的“形”，能满足各种层次、各种阅读视野读者的需求，促使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填补这些艺术空白。每个阅读个体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心目中已有的形象，感受创造性审美的愉悦，由“众口难调”变成“各取其需”。模糊语言的这种弹性和张力使得作品拥有无数的解读， 就好比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语言越模糊，意义未定与空白之处越多，给读者发挥想象的空间越大，读者也就越能得到美的享受。
文学作品中的模糊语言在揭示人的精神世界方面具有极强的表现力。情感是人性中最为重要、最为本质的一项内容，情感也因此成为文学作品的血液。然而情感又是一种模糊体验，随着外界信息刺激的变化，情感也会随之变化。在表达人类复杂的情感时，模糊语言比精确语言更胜一筹，更具表达效果，能用较少的代价传送较多的信息，并能对复杂事物做出较高效率的判断和处理。模糊语言不但能最大限度地传达人的内在的深邃感情，而且还能通过最简洁的话语达成读者与作者心灵情感的交流、沟通，从而获得立体多维的审美体验。康德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类生活中不能没有模糊语言, 不可能处处用精确的语言代替模糊的语言, 模糊观念比清晰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因此在我们看来，模糊语言作为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语言，以最简约的文字包孕最丰富的内容，因而具有极强的发散性和高强度的可塑性。正是由于模糊语言的运用，文学作品才不仅能传载难以描述的情思，再现复杂多变的客观世界，而且能让文学作品中的艺术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
二、模糊与翻译
对于翻译者来说，从一般意义上认识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功用和价值并不足够，还必须从跨语言、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这种功用和价值，即必须认识文学中模糊语言的艺术功能和价值如何从一种语言文化转移到另一种语言文化，并认识文学翻译过程中应当采取何种对策才能正确处理和检测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对应模糊度，等等。
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模糊主要表现为语用模糊。所谓“语用模糊”，是指言语者在特定语境里使用可引发多种理解的话语形式，给读者留下思维空间，驱动读者的审美想象，从而造成“意犹未尽”、令人遐想联翩的艺术效果。文学作品中对于语用模糊的使用以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前提和基础，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都会对语用模糊的形式及其意义产生影响。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如果对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处理不当，就会引起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在模糊语言运用上的所谓“语用失误”，最终导致读者与译者以及原作者之间的交际关系不顺畅。
例如，北京某个公园的草地上立着一块牌，上面写着“脚下留青（情）”，提醒路人不要踩踏草地。从文字上看，这个告示牌巧妙地运用了“青（草）”与“情（面）”的谐音，一语双关，从而产生出“语用模糊”，让人看了既能根据具体语境正确判断它的所指意义，又能引发审美层面的联想。但这一语用模糊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想象是以特定语言文化即汉语言文化为基础的，译成英文时不宜采用直译手法，而需要采用减少“模糊度”的译法，如将其简化为“Keep off the grass”or“Keep off the lawn”，以便使用英语者能正确理解到它的所指意义。
再举后面这个英文句子为例：“Ten years after that visit to New York I happened to be in a sprawling overgrown West-coast city which was in the throes of rapid development – it ran about the shore, stumbling all over itself and finally tumbled untidily into the sea.”（Cather, 1954: 56）如果直译，这句话大概可以变为：“那次造访纽约十年之后，我碰巧到了一个向四周延伸、发展过大的西岸城市，这个城市饱受快速发展的剧痛：它沿海岸四面扩展，跌跌撞撞，最后很不整齐地滚到大海里去了。”源文本中划线部分即“stumbling all over itself and finally tumbled untidily into the sea”的优美之处，在于它在描写城市建设杂乱无序的景象时，巧妙地通过拟人而夸张的手法来生成语用模糊，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意象。然而，与此相对应的目标文本“跌跌撞撞，最后很不整齐地滚到大海里去了”却因过于直译而不仅不能准确传递源文本由语用模糊生成的“审美价值”，同时还令人感到不合逻辑。显然，这是因为源文本中“stumbling”（跌跌撞撞）和“tumbled”（滚动）这两个词的使用符合英文的表述语境，而直译成中文就出现了问题。按照用中文表述的语境里，城市建筑是“静态的”，它们怎么会“跌跌撞撞”地“滚到大海里去”呢？但如果把上述源文本改译成“前次到访纽约十年之后，命运把我带到西岸一座向四周扩展、成长过快的城市里，当时城市正处于急速发展的动荡期：城市建筑顺海岸而立，东倒西歪地直逼大海”，那么无论译文在表述逻辑还是它的语用模糊，以及由此而在目标语境中产生的朦胧意象上，也就与源文本基本对应起来了。
语用模糊的运用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如果在目标文本中能充分而恰当地对语用模糊进行转换，就会形成积极的语用模糊 , 这种积极的语用模糊能准确地表达文学作品的思想，使文章更富感染力和表现力，给读者留下较丰富的想象空间，达到目标文本和源文本动态对等的目的。而如果译者在目标文本中不能或错误地运用模糊语言，导致消极语用模糊的生成，从而使目标读者对作品产生错误理解，或无法从作品中获得想象空间，造成交流失败。
综上所述，模糊概念以及对语言模糊特性的研究，对于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和翻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兴奋点。
三、几个焦点话题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一书的主要内容和贡献，可以用“文学翻译”、“《达·芬奇密码》个案研究”、“信息熵”、“模糊法则”等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正如前面所说，作者把模糊语言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文学翻译研究领域，阐述了存在于语言和翻译中的“模糊法则”，提出用“信息熵”来检测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对应模糊度的设想，并以《达·芬奇密码》中英文本为具体案例，对“模糊”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和论证。笔者以为，相关作品的三个焦点话题，或曰它的三个最大亮点，也就包含在其中：一是“模糊”或“模糊性”理论的普适性质；二是《达·芬奇密码》作为“模糊性”案例的研究价值；三是“信息熵”概念应用于模糊度检测的理论意义。以下就这几个话题谈一点笔者个人的看法。
首先谈第一个话题，就是“模糊”或“模糊性”理论的普适性话题。这一话题构成相关作品赖为理论基础的核心话题。作品指出，中国人因长期以来凡事讲究“精益求精”，而往往把“模糊”当成“不求甚解”的代名词，语言中也出现了许多贬责“模糊”的词语，如“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等等。但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之美，恰在于“情在词外”、“意在言外”，在于作品语言的模糊元素及其传达的朦胧意象。在西方，发端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传统二值逻辑，也同样导致了人们对于精确性的追求和对于模糊现象的忽视和排斥。然而，“模糊”却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普遍现象，是人类思维的一个基本属性。作者认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这种创造性决定了对于翻译不能设置固定的条条框框。换言之，文本结构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其形式可以千差万别，其风格可以千姿百态。对于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动态性等属性的人类语言来说，设置固定的翻译模式并不符合语言交际或跨语言交际的客观实际。这样做很可能导致译者陷入极端主观的窠臼，从而成为创造性思维的羁绊。诸如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等两极划分代表的是意义绝对清楚的区分方法。事实上，在翻译的具体操作过程中，‘翻译方法’的采用不可能如此非此即彼，其涵义也不可能如此非此即彼。”在作者看来，在语言的翻译中，精确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模糊性才是绝对的，普遍存在的。无论在具体的翻译操作，还是抽象的翻译理论中，“模糊性”是一种绝对存在的属性。
既然“模糊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属性，那就不应将它归为“含糊不清”的贬义范畴，不应对它进行诸如此类的主观价值判断。于是，作者根据这一关于“模糊特性”的现代认知，以模糊逻辑，进而也就是多值逻辑为基础，从查德（Lotfi A. Zadeh）模糊集合论以及其它重要的现代模糊理论中获取灵感和营养，运用“传统的”以及“科学的”种种方法来进行文本比较分析和对应模糊度检测。作者也就是通过此种分析和讨论，将语言运用及语言翻译均受制于“模糊法则”的基本理念贯穿于作品始终，从而凸显了相关研究课题的主要关怀所在。
其次是把《达·芬奇密码》及其两个中译文本作为案例研究的价值。对此问题，笔者认同相关作品所作出的解释：《达·芬奇密码》是一部普通文化程度和阅读水平的读者能读懂的通俗文学作品，人们一般认为通俗文学作品中不会有太多模糊语言，而其它类别的作品如古典、诗歌以及意识流作品，由于时空的作用或作品体裁固有特质的要求，作品中则会充满模糊性。用该书作者的话来说，如果模糊研究以此类充满模糊性的作品为限，“就很难充分证明模糊法则在其它‘非典型模糊’或‘非意识流’作品中的存在和运作。”因此，笔者认为，作者选择《达·芬奇密码》及其两个中译本作为个案，来展开对源文本中的模糊语言及其在目标文本中的处理方法展开研究，是不无道理和适当的选择。
通过对整部作品模糊语句的挖掘和分析，作者发现这部通俗文学作品中存在三类语言模糊：外部模糊、内部模糊、综合模糊。这些模糊按照各自的特点和属性又分属于三个层面，即语言时空层面、文化时空层面、修辞时空层面的模糊：“在语言时空层面，模糊语言的表现形式可以是语义模糊和语用模糊；在文化时空层面，模糊语言的表现形式，可以来自于文化意义或文化背景上的模糊；在修辞时空层面，模糊语言的表现形式通常在于修辞意义或修辞手段运用层面上的模糊等等。”然后，在挖掘、考查源文本案例的基础上，作者对与之对应的中译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和深层的理论思考。
在讨论《达·芬奇密码》源文本中的模糊语言究竟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时，作者不仅对两个现有中译本各自的手法作了比较、分析和评价，同时也从宏观上谈了作者的个人倾向，认为最常用手法是以模糊译模糊，再从这一手法衍生出“以较多的模糊译较少的模糊”、“以轻度模糊译强度模糊”或“以强度模糊译轻度模糊”等具体的方法和策略。而对于这些方法和策略的理解或阐释，又必须回到“模糊法则”的基本立场。究其原因，是由于在模糊特性的作用下，翻译中对于模糊语言的处理方式，就像对一座台灯使用无级开关来调光。其工作原理是：灯光从最暗调到最亮，不是采用数量很少、边界分明的几个档级（如“微弱、中等、强光”或“1 档、2 档、3 档”等），而是没有档级控制、边界模糊的无限多级。也就是说，“在翻译模糊语言时，从‘模糊’到‘精确’，并不存在边界分明、意义绝对清楚的几个档级。从‘模糊’到‘精确’，或从‘精确’到‘模糊’，往往是一种‘无级式’的‘连续’滑动”。或许，在任何两个相关“词项”或“义项”之间，它们各自的核心意义相对清楚，但二者边缘或接壤地区的意义却是“模糊”、“不精确”或“不确定”的。
这么一来，无论从模糊理论还是从翻译实践或翻译理论的角度，《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都因聚焦于《达·芬奇密码》及其两个中译文本，以此为案例基础展开分析、讨论，而使《达·芬奇密码》研究构成了该作品的关键内容。
最后是关于如何检测模糊度，特别是如何检测翻译中无可回避的“对应模糊度”或“对等模糊度”的话题。我们知道，翻译在本质上是一项人文而非科学活动。我们可以说，翻译是艺术，是技巧、技术，但它不是科学，或者说它主要不是科学。当然，有不少重要翻译理论人物如奈达、纽马克都持有或曾经持有“翻译是科学”的观点，如奈达说过：“实际上，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描述翻译，即：把翻译看成是一门科学、一种技巧、一门艺术”（Translation is actually describable in terms of three functional levels: as a science, a skill, and an art.）（Nida, 1969: 483），纽马克也说：“在翻译中，当一个词、词组、句子等等只有一种译法，或只有一种客观上最佳的译法时，翻译就是科学”（Translation is a science where there is one correct or one objectively superior rendering of a word, phrase, clause, etc.）（Newmark, 2001: 136）。但从根本上说，翻译活动本身并不是科学，也不能把它说成是科学。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采用“科学的”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它，来分析和处理它的问题，其中包括如何评判翻译质量、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在特定层面的对应、对等问题。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的作者正是秉承这一理念和态度，大胆地把信息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熵”运用到了翻译研究中，用“信息熵”来度量语言表达上的“模糊度”，并检测目标文本与源文本之间的对应模糊度。作者的做法是：先用“信息熵”运算公式算出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各自的模糊度，具体过程分为四步：一是对文本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包含的模糊话语；二是统计并分析特定读者群对单个模糊话语可能产生的不同理解，以及产生该模糊理解的概率；三是计算单个模糊话语在该读者群理解中产生的模糊度；四是计算整段文字在该读者群理解中产生的模糊度。然后，分别用各个目标文本的模糊度跟源文本的模糊度相比较，分析源文本模糊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变化，找出跟源文本在模糊度上最为接近的一个译本。这样就为译品评量提供了一个较科学的、较客观的依据，减少了在译文评判、评价过程中的主观性、因人而异性。
由于翻译主要是一种人文的而不是科学的活动，因此不论是“做”还是“评”翻译，都无法避免翻译者与译评者“主观性”的存在。即使在运用“信息熵”进行“科学运算”的过程中，如何对文本进行分析，如何找出模糊话语，找出何种模糊话语，以及为何断定这些就是模糊话语等等，所有这些都一定包含着分析者的主观判断。然而，提出用科学的“信息熵”手段来量化和检测语言及翻译对等语所涉及的“模糊性”问题，至少从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它可以引发我们对模糊语言及翻译，以及对其它相关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和思考。
四、结语
在语言及其翻译中，模糊性普遍存在，这是一条法则：一方面，译者在翻译操作上需要处理文本中的模糊语言问题，另一方面，在确定和讨论用什么方式处理文本或语言模糊的问题时，译者又面临理论层面的模糊问题。而如何在语言运用和跨语言交际中深入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仍旧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因此，任何对语言（主要包括文学语言）及其翻译的模糊特质进行创意研究的尝试，包括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我们期望随着新的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人们对语言模糊现象以及模糊语言翻译问题的认知会不断深化，而这种深化又会反过来促进“模糊”研究和理论的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 Abrams, Meyer Howard.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M]. New York: Norton, 1953.
[2] Cather, Willa. My Mortal Enemy [M]. New York: Vintage, 1954.
[3]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hanghai: Th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4] Nida, Eugene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J]. Language 45. 1969: 483-499。
[5] 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谭载喜，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哲学与理论、中西翻译史论、翻译文化政治学、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英语言文化比较。
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0年第4期，第11-14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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