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开宝、李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研究：内涵、方法与意义

摘要：本文从属性、主要问题、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的内涵、方法和意义。本文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翻译层面、传播层面以及翻译与传播联动层面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语料库方法、比较法和个案分析法等，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领域研究将深化学界关于外交话语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性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为外交话语翻译和传播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关键词：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

外交话语属于机构话语中的政治话语，是指外交主体为表达自己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及话语行为，主要包括关于外交理念或外交政策的国家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国家间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外交谈判、新闻发布会或记者招待会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我国十八大以来积极践行的外交理念。该理念在 2014 年 11 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予以正式确立，其核心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根本目标是维护和巩固中国和平发展势头，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强调中国应以负责任大国身份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社会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实施的话语行为及推出相关文献即为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话语。

自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实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然而，国外政府、民众或媒体常常误读这些概念或术语，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一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核心术语在翻译与传播上不够到位。目前外交话语翻译的研究不大多见，对于外交话语传播方式和效果的研究不成系统，而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的研究则更是少见。鉴于此，本文将从属性、主要问题、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等角度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1.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的内涵

1.1 属性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涉及外交学、语言学、翻译学和传播学等学科，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其一，外交学理论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外交话语：通过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的特征，讨论如何推动中国特色外交话语更加有效地传播。对翻译与传播的研究，均是紧紧围绕外交话语和外交活动展开，自然离不开外交学理论的支撑。其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的研究从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及其翻译语言特征的分析出发，归纳总结其翻译与传播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于语料库在具体文本语言特征分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语料库语言学和语料库翻译学可以作为本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此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既需要描写这些话语的形式结构特征，还需要分析其发生的社会语境，包括意识形态、话语规范，及其所建构的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等之间的关系，而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应用正好能够满足这一需求。其三，本领域研究需要从传播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效应等角度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原则、策略与方法，这必然需要将传播学作为课题研究理据。还应指出，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交通、通讯技术的革新，“公共外交”（赵可金，2007）、“媒体外交”（陆佳怡，2016）、“城市外交”（韩方明，2014）等外交概念不断涌现和发展。本领域课题需要探索外交话语如何适应随时代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传播渠道和受众，以期取得最佳的传播效果，因而更需要关注传播学理论的最新进展。

1.2 主要问题

本研究旨在探讨翻译与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增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理解和认同。在外交话语的翻译层面，研究将重点关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原则、策略与方法。目前，我国在不断融入世界、传播中国外交话语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如何翻译外交话语是首要难题。我国外交话语特别是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的译名五花八门，直接导致国外受众误读和误解中国外交理念和原则。为此，研究将从词汇、语句和语篇层面描述和概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的特征和规律，重点关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创造性翻译。在外交话语的传播层面，研究将探讨如何向国际社会有效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宣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近年来，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外交话语的翻译能力却远远没有跟上发展的步伐。究其原因，一方面，世界各国在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千差万别，这给我国外交话语的翻译和传播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我们在翻译外交话语时往往忽略受众，采用单一且生硬的政治宣传模式，较少针对受众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和话语体系调整传播策略，过分关注外交话语的生成而忽略接受情况。这些局限都直接削弱了我国外交话语在国外的传播效能。鉴于此，本领域研究将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翻译学、外交学和传播学理论，从传播原则和机制、受众、方式和方法以及传播效果等角度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现状进行多维研究，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及其影响力。

1.3 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涵盖三个层面，即翻译、传播、翻译与传播联动层面的研究。

1.3.1 翻译层面研究

主要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意识形态互动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双语术语库建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文本语言特征研究包括翻译共性和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的研究。翻译共性是所有翻译文本所共有的区别于原创文本的特征，其形成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无关。具体语言对翻译语言特征是指翻译文本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呈现的特征，其形成与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相关。翻译文本语言特征的研究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无论是翻译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研究，还是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和双语术语库建设研究，都以翻译文本语言特征研究为基础。本领域研究依据语料库翻译学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采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汉语原文与翻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和国外外交话语双重比较模式，以高频词、关键词及其搭配、词汇密度、人称代词、情态动词、评价性词汇、名词化、被动式、关系从句等典型词汇或句式结构，以及词汇隐喻、语法隐喻、及物性等重要语法现象为考察参数，整合词汇、句法和语篇等层面的分析，考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及其内在动因。研究结果将深化我们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研究不仅分析翻译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在哪些方面体现包括人们的信念、观念和性别角色等在内的广义上的意识形态对于翻译活动的制约，而且也关注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英译在中国外交形象和中国形象塑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本领域的研究将借助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从高频名词和高频动词及其搭配、情态动词和人称代词等典型词汇的应用等角度切入。胡开宝（2018）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采用语料库方法，从高频词、关键词、情态动词的应用和“we”的搭配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外交话语英译文本所塑造的中国外交形象。研究表明，中国外交话语英译塑造的中国外交形象主要表现为脚踏实地、积极有为、热爱和平、重视合作与发展、追求共赢等特征。作者认为这些特征的形成不仅与中国外交政策和中国文化价值观有关也与译者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应用相关。潘峰、李鑫（2017）发现，在中国政府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语料中，关键词 development 通常与积极意义词语共现，描述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美国政府记者招待会语料中，development 的语义韵则兼具积极和消极，且多指向外部世界的发展。研究者认为，两类记者招待会文本的差异主要源自中美领导人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他们所希望建构的不同话语目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主要内容为：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原则。杨明星（2014）主张外交话语的翻译应遵循政治等效、译名统一、专业表达和约定俗成四大原则。张峻峰（2015）认为翻译必须考虑国家利益最大化。他认为外交话语的翻译因受众的多样性，其使用的预期效果也不尽相同，无法追求所谓的“政治等效”。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术语的翻译。“中国梦”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术语。关于该术语的英译，学者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Chinese dream优于 China dream（杨全红，2013；陈国华、程丽霞，2015；张顺生、葛陈蓉，2015）。也有学者认为，China dream 更能体现“中国梦”的内涵（Pattberg，2013；赵玉宏，2013）。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人际意义再现研究。李鑫、胡开宝（2013）从情态动词的应用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人际意义再现，发现记者招待会汉英口译中情态动词的应用再现了中国政府较为明确的立场、责任、建议和决心等。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中汉语文化限定词和修辞的翻译研究。窦卫霖、温建平（2015）将习近平亲民话语特征分为善讲故事、引经典、借隐喻和用俗语四个方面，并发现《治国理政》英译本通过使用直译、化译、回译等翻译方法，较好地再现了习近平话语特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双语术语库建设研究旨在依据翻译学和外交学相关理论，全面分析和梳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的英译，并在此基础之上研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汉英术语库，以推进外交术语翻译的规范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由三部分组成，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核心术语、中国外交话语术语、中国政治和文化术语和其他相关术语。该术语库将提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的界定、内涵阐释、对应译文、出处、上下文、译文的内涵及其在国外新闻媒体的应用情况。本领域的研究将利用语料库技术，提取这些术语的现有译名，从内涵、语义韵和搭配等角度分析这些译名是否准确且符合融通中外话语构建的要求，并从翻译的创造性角度探讨如何通过翻译手段构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和新术语。

1.3.2 传播层面研究

1）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原则和机制研究

该研究旨在分析中国外交话语传播现状，依据批评话语分析、传播学和外交学的相关理论，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原则和机制，以期探索能有效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吴瑛（2014）将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分解为中国话语对内容和态度的议程设置，西方媒体对中国话语的再生产和解构，再到我方对西方媒体的检测反馈三个步骤。研究发现，受到国家利益、文化和媒体因素的影响，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话语和西方媒体对这些话语的引用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由于西方媒体的负面引用，中国话语的传播效果较为模糊，构建中国形象不容乐观。欧亚、王朋进（2011）提出，中西方媒体价值取向存在“喜鹊”和“乌鸦”文化的对比：中国媒体以正面报道为主，旨在弘扬社会主旋律；而西方媒体更加关注社会的黑暗面，偏好调查性、揭黑的报道。毋庸讳言，要成功传递中国声音，就必须了解西方媒体文化，有针对性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的传播方针和策略。因此，本领域研究将翻译与传播结合起来，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是以国家发展战略为导向还是以传播效果为导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如何既“顶天”又“立地”，既“存异”又“求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主体是哪些？如何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多主体联动机制？

2）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表述方式研究

应当指出，一个国家的外交话语能否在国际上进行有效传播并获取国际话语权，除了国家实力和国家意识形态或语言文化传统因素外，外交话语的表达方式，如话语策略的应用、话语的逻辑性或说服力等，也直接影响着外交话语的传播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明确了完善话语传播方式的着力点。这也是关乎我国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能否为国际社会关注并接受的重大课题。为此展开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表述方式研究，将通过与美、日、印、俄、欧盟和非盟外交话语传播表述方式类比，从传播效果和国际话语权等视角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机制，探讨“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外交话语的具体路径和方法，重点分析如何根据党中央要求以及传播受众的具体特征，选用适当的话语表达方式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

具体而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可以结合学术话语或民间话语的表达方式，也可以强调理性话语和感性话语的融合，还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孟建（2016）梳理了中国历代领导人就中国形象或国家形象问题的相关论述，认为需要针对国家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出相应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孔根红（2014）提出包括外交话语在内的政治话语可采取三种方式进行传播，即散文式、叙事式和辩论式。张崇防（2014）强调用“爱和梦想”这一主题链接外界的兴趣和关切，把刚性的国内政治话语转变成柔性的学术话语，把看似抽象但内涵丰富的政治概念转化成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生动故事，拉近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荆学民（2016）分析了目前我国政治话语传播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政治话语应改变生硬的口气，多用意义具体的词汇，多吸收民间的说法。邬宁宁（2014）则提倡在对外报道中主动设置议程、报道方式和角度，用西方读者乐意接受的方式来诉说故事，才能使中国的对外报道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3）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受众研究

传播受众是关系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能否有效传播的重要因素。应当指出，多年来包括外交话语在内的中国政治话语传播效果不尽人意，对对象国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及公众心理缺乏了解是重要原因。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传播对象国及其民众开展深入研究。窦卫霖（2011）对比了中美国家领导人演讲、中美官方发言人答问、官方文件话语，发现中美官方话语在语言表层的词汇选择、句法结构、语用策略和语篇结构，以及语境、文化等深层方面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构建出不同的国家身份，体现不同的意识形态，受到了国家利益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各国在官方话语上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要求官方话语翻译更多考虑传播受众的接受情况。刘欣路（2014）也提出，中国话语在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传播效果不足，原因之一就在于话语内容缺少对共同价值观的培育。她认为，应该突破“正面宣传改革开放建设成就”的单一范式，努力实现中国与国际社会在价值观上的认同，才能推动中国软实力的有效传播。有鉴于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受众研究将选取 2012 年以来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政治话语和领导人讲话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主要传播对象，包括美、日、印、俄、欧盟和非盟等国家和国组织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等，探究如何根据受众差异调整外交话语翻译及传播策略。

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译名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译名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术语译名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与接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术语译名在新闻媒体和国外政府、国际组织外交话语的传播和接受研究。

前者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译名的内涵、应用场合及频率，以及普通民众对这些术语译名的知晓程度、情感和态度进行调查，并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这些术语译名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例如，中国外文局在 2018 年初发表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就是通过对 8 个主要英语圈国家进行采样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虽然“中国梦”、“一带一路”和“两会”等中国特色政治话语词汇已经有相对固定和成熟的官方英文译法，但其拼音形式也时常为外国媒体和民众所使用，反映出中国特色政治话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后者可以通过建设涉华国际新闻语料库和外交话语语料库，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的译名为考察对象，提取包含这些译名的所有涉华表述。研究还可区分不同国家和不同年份，分析这些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在国外新闻报道和政府或国际组织外交话语中出现频率，比较译名在不同国家或年份传播和接受趋势的异同。研究重点关注国际新闻媒体以及美、日、印、欧盟和非盟外交话语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译名的使用频率、分布、搭配、上下文等，分析这些术语英译中体现出的内涵界定、阐释、误读和态度，推断国际社会对于这些术语英译所体现的外交理念或外交思想的认知、态度和情感等，以期全面评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在国外的影响力，阐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对国际话语体系的影响，揭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翻译与传播的特征与规律。

胡开宝（2018）采用语料库方法探讨了“一带一路”英译在英美印等国的传播和接受趋势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研究发现我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最新英译“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在英美印等国主流英文媒体报道中的应用愈来愈频繁，且有取代其他英译的趋势。研究还表明，英国认可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而美国在认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于经济发展好处的同时，仍持有怀疑的态度，认为该战略会对地缘政治产生负面影响。印度则对“一带一路”战略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该战略是中国图谋军事扩张，反映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野心。笔者还于今年对“中国梦”英译在英美等国的传播和接受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中国梦”有不同译名，但英美等国媒体更倾向于应用“Chinese dream”。自正式提出以来，“中国梦”这一概念通过不同传播渠道在英美等国主流媒体中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关于“中国梦”的正面报道数量不断增加，负面数量逐渐减少。史安斌（2013）也分析了“中国梦”这一术语在国际上传播的现状。他指出，由于国内思想界在“中国梦”最初提出时一味强调民族复兴、国家崛起，很少提及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也未能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故而被一些国外媒体误读。整体来看，对于中国外交术语英译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少数几个概念，较为零散且未成系统。

1.3.3 翻译与传播联动层面研究

翻译与传播联动层面研究主要关注翻译与传播的联动机制。目前，国际话语体系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传播格局呈现“西强我弱”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包括外交话语在内的我国政治话语传播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翻译质量不高、传播方式陈旧、传播效果差强人意，等等。话语翻译和话语传播严重脱节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我们在翻译话语时，很少考虑到话语的传播问题，往往过分强调话语的民族性，常常应用一些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术语，导致这些术语很难译成外语。我国政治文件的起草部门与政治文件的翻译部门各自为政，很少在一起研讨并协调政治话语的翻译与传播问题。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政治话语对外传播的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现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研究未能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传播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学界很少从传播角度分析话语的翻译，也鲜有研究翻译在外交话语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结论难免片面、单薄。

在本质上，话语翻译与话语传播是一个彼此联系紧密的整体。因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联动机制研究将从翻译角度研究传播，从传播视角分析翻译，重点研究话语翻译和传播的联动，更加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属性和特征，探讨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有机结合的途径和方式，以解决目前我国外交话语翻译研究与传播研究严重脱节的问题。本领域研究还将讨论如何建立我国中央文件起草部门和翻译部门或传播部门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机制，以有效提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质量和传播效果。

2.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的研究方法

2.1 语料库方法

任何话语分析都可以从文本切入。因而，以文本语言特征分析见长的语料库方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研究方面大有用武之地。该研究可以利用外交话语语料库和涉华国际新闻语料库，在分析大量外交话语文本及其翻译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原则、策略与方法。首先，可以建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平行语料库，使用 ParaConc 等软件检索重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术语及其译文，归纳相关翻译策略与方法，实现术语翻译的优化统一。其次，还可以利用 WordSmith 等软件的整理、标注、检索、统计等功能，比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外交话语在词汇密度、高频词、关键词，以及典型词汇或句式结构上的使用异同，以此为基础优化中国外交话语的翻译策略。同时可以在国际新闻或外交话语中检索一些重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术语的译名，通过使用频率、分布和典型搭配等维度，分析外交话语术语的翻译及其译名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必须指出，借助语料库方法对外交话语翻译中的规律性特征进行量化统计，同时比较中外外交话语的异同，可以使研究结果趋于系统和客观，研究结论更加令人信服。

2.2 比较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可开展英译文本与汉语文本之间、英译文本与美、日、印、俄、欧盟和非盟等国家或国际组织外交话语之间的多重对比分析，多维度考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内容和策略，分析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及翻译策略和方法。我们可以从主题词、高频词、情态动词、评价性词汇、人称代词、隐喻和及物性等角度对中外外交话语进行比较，揭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属性与规律性特征。采用比较法，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及其译文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可以找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外交话语之间的异同，从而帮助我们全面、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在翻译与传播等方面呈现的特征，指导翻译实践。

2.3 定性研究方法

无论是研究数据的分析和解释，还是有关问题的理论构建或理论分析，均需要运用定性研究方法。

首先，本领域研究依据外交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理论，全面梳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其话语体系。研究将在研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文献尤其是习近平外交话语的基础上，系统归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及其话语体系，考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关键概念和核心术语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特征与具体内容。

其次，采用定性研究方法解释语料库法和比较法的数据分析结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不仅强调对于外交话语文本及其翻译文本语言特征进行多层次描写，而且重视对于这些文本语言特征的解释。力求不但让人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以构建相关理论体系。“任何研究的价值或魅力不仅仅在于它可以回答‘什么’和‘如何’的问题，而且在于能够解答‘为什么’的问题。后者比前者重要得多，它是任何学科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胡开宝等，2007：64-69）。本领域研究将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翻译学、外交学和传播学相关理论，在数据分析和描写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原则、策略与方法等进行理论层面的分析和论证；从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翻译文本语言特征、翻译与意识形态以及翻译与国际话语权等视角进行理论探讨，阐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原则、策略、方法及其效应，努力构建理论框架，为其翻译与传播实践及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4 个案研究方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核心术语为个案研究对象，如“中国梦”、“和平发展”、“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深入分析这些术语的翻译与传播的具体方式和过程，并以点及面，以这些术语翻译与传播的方式和方法推及整个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的方式和方法。首先，可以在中国和国外外交话语中进行检索，分析以上术语首次出现的社会历史语境，准确理解这些术语的内涵及其话语构建方式。其次，可以分析这些术语的官方译名、国外机构提供的译名以及国外主流媒体使用的译名出现的上下文，揭示这些译名的内涵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之后，以这些术语的官方译名为检索项，提取并考察这些译名在国外媒体、政府及国际组织外交话语中的应用情况，揭示国际社会对这些术语译名所表示概念的认知和情感态度，分析这些术语译名的国际传播效应。最后，探讨这些术语的翻译质量和传播成效背后社会文化制约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卓有成效地翻译和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如何建设相关的翻译与传播联动机制。

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的意义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及其翻译文本、其他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外交话语以及涉华新闻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创建相关双语术语库，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传播的原则、方法和成效，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从理论价值来看，首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将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的译名在国外的接受与传播情况，可以推进翻译对国际话语体系影响的研究。其次，通过比较中美等国家和欧盟、非盟等国际组织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不仅可以揭示中国和以上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外交话语上的差异，而且还可以阐明在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上的异同，从而推动外交学研究。再次，开展基于语料库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研究，将会推进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语料库翻译学一直未曾将外交话语翻译作为研究对象。本领域研究将以外交话语语料库为研究平台，从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系统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原则、策略与方法以及翻译文本的语言特征，研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汉英术语库。最后，本课题将语料库方法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引入外交话语研究，优化了外交话语研究方法。外交话语一直以定性研究为主，尚未采用语料库方法，而本领域研究以外交话语语料库和涉华国际新闻语料库的应用为基础，在大量外交话语语料的考察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的相关课题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有望得出较为客观、科学的研究结论。

从应用价值来看，本领域研究深入分析外交话语翻译的原则、策略与方法，系统研究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术语的翻译，不仅可以深化学界关于外交话语翻译重要性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为外交话语翻译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而且还可以有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为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软实力提供智力支持。

4. 结语

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的属性、主要问题、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等，认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旨在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的理念、原则和方法，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其研究包括翻译层面、传播层面和翻译与传播联动层面等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包括语料库方法和个案分析法等，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本领域研究将深化学界对外交话语翻译和传播的重要性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为外交话语翻译和传播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并有力推进外交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的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ZDA31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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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开宝，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院长，兼任第三届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担任《中国翻译》《中国外语》《山东外语教学》和《当代外语研究》等学术期刊的编委以及Routledge“应用语言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in Applied Linguistics）系列丛书、Springer“语料库与跨文化研究”系列丛书（Corpora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语料库翻译学文库”主编。在SSCI、A&HCI和CSSCI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90余篇，在国际知名出版社Springer、Palgrave Macmillan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国内知名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9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中国翻译研究院重大项目1项等纵向和横向科研项目。

李婵，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

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8年第4期，第5-12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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