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结｜武帝旌旗在眼中——汉赋的武帝书写及其省思
许结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中国赋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
摘要：汉赋的兴盛与武帝的关系非常密切，汉赋作品中对武帝人物图像的呈现尤其值得关注。在汉赋创作中，自司马相如《上林赋》对“天子校猎”的描写，其中内涵的武帝“尚武”的形象，到扬雄《长杨赋》对武帝朝“武事”如抗击匈奴战争的具体展示，以及东汉京都赋对武帝作为的得失评价，又喻示了对其形象构造由武仪、武事到武功的变迁。而其中牵涉到的庙制建毁的争议，礼德思想的省思，又是赋家视武帝为一重要的历史坐标，并予以文学化的书写。
关键词：汉赋；武帝；庙制；尚武形象；书写与省思
《上林图卷》明 仇英绘
唐代诗人杜甫《秋兴八首》之七有云“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追怀汉时功绩，感叹盛景难再，是对汉武帝的文学描述，然追溯其源，最初有关武帝的文学书写，正是在兴盛于汉代武帝朝而形成“一代文学”的汉赋作品中。从汉赋的写作史来看，与武帝相关者有两大聚焦点，一是武帝好赋，且自有创作，如《李夫人赋》等，且其立宫廷语言侍从制度对赋创作的影响力，均未可轻估；二是赋家对“武帝”的描绘，实为汉人极关注的问题，其间的历史事件与文学夸饰，尤其值得言说。以前者为时代背景，探讨作为文本中心的后者之内涵及意义，其中如天子校猎所呈现的尚武形象，及因缘于庙制建毁对武帝功过的评价，特别是赋家在“讽”与“颂”选择中的历史省思，既是其礼德观的主旨，又由此勾连出“汉帝”群像的出场及其相关的评论。
一
天子校猎：尚武形象的呈现
汉武帝作为当朝天子形象在赋中的展现，始于司马相如有关“天子校猎”的描写，其历史视点宜置放在景、武之际的历史变迁。落实到赋域，先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两则记述，一则是景帝时相如入仕朝廷并离开入梁国的记录：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乃著《子虚》之赋。
一则是相如由于武帝时从藩国回归朝廷的记录：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1
景帝“不好辞赋”与武帝读赋为之震“惊”，趣好不同，别若霄壤，这只说明二帝对赋的态度，而如何将帝王形象融入此新文体中，则首先在于作家的主观意图与创造。也就是《史记》本传的赓续记载，相如被召见后对武帝说的：“有是。然此（指《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2结果是赋奏后“天子大悦”，“以为郎”，这其中固然包括了武帝对“赋词”（铺采摛文）、“赋意”（贬藩国而崇朝廷）的赞许3，但其中宜不乏对“赋象”（天子形象）的认可与心仪。赋中最典型的是有关“天子校猎”的一段描绘：
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行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猎者。河江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4
再现天子出游的仪仗、威势及狩猎过程，实乃“武帝”形象的展示。如果说赋中的“生貔豹，搏豺狼”等写的是天子校猎的具体行为，则诸如“河江为阹，泰山为橹”“凌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等描绘，显然属于夸张造势，其纵横捭阖，雄壮奇崛的描绘，是典型的以“文”采饰“武”功的彰显。
相如赋对“天子”（武帝）的图写，就单篇赋而言，《上林》继“校猎”的长篇幅描绘后，又有“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的设置酒宴与“张乐乎膠葛之宇”的奏演乐舞的场景，以及篇末“天子芒然而思”叹戒“奢侈”的自省，皆无法比拟“校猎”画面的生动与精彩。诚如何焯所评其写捕兽、猎禽，“有囊括宇宙之气”5。就其赋作而言，相如的其他创作如《大人赋》影写了武帝好“游仙”的形象，《长门赋》以废后陈阿娇事影写了武帝“负心”及悔的形象，均不能与《上林赋》“校猎”时的“尚武”形象抗衡。这也决定了汉代后继之赋作者或影写武帝史事，或彰显武帝形象，无不深嵌“武”功的态势与气象。如班固《西都赋》中“尔乃期门佽飞”一节，是汉武帝上林游猎事。再读其赋文：
风毛雨血，洒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厉，猨狖失木，豺狼慑窜。……穷虎奔突，狂兕触蹙。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挟师豹，拖熊螭，曳犀牦，顿象罴，超洞壑，越峻崖，蹷崭岩，钜石隤，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4
通过对武帝校猎的场景再现，蕴含其尚武的精神。又张衡《西京赋》写“百戏”表演，也是演绎西汉武帝故事。如赋中描写情景：
大驾幸乎平乐，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奓靡。临迥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辚囷。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以蝹蝹。舍利颬颬，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杳冥。6
《文选》李善注“甲乙”帐引《汉书赞》“孝武造甲乙之帐，袭翠被，冯玉几”4，我们再对应《汉书·武帝纪》中“（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的景象7，显然赋作是对武帝朝史事的追述。而赋中描写包括举重、爬竿、翻筋斗、气功、手技、走索、歌舞、幻术、魔术、驯兽、马戏等游娱项目，其中尤以“鱼龙曼延”之戏最为壮观，均以气势取胜，这也是一种“武功”的呈现。
由“天子校猎”的语象描写所形成的武帝形象，其武“功”的传递在赋域又向两方面衍展：一是表现对其他帝王的书写，如东汉赋家写光武帝，亦多突出一“武”字。班固《东都赋》继“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后描写光武帝的功绩时谓：“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8“圣皇”指光武帝，“世宗”乃汉武帝，所谓“霆击”“雷震”，以光武追踪汉武，可谓一脉相承。二是后世赋家对武帝功绩的追述。如唐人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谓“大哉汉武兮尊一人，域中无事兮天下皆春”；独孤授《汉武帝射蛟赋》“有汉武彻，惟时巡省。穷楚之望，极江之永……隘秦皇之观日，追夏后之勤水”；王起《昆明池习水战赋》“伊昔汉武，将吞远戎。凿昆池之澹澹，习水战之雄雄”，胡直钧《获大宛马赋》“昔孝武寤善马，驾英才，穷二师于海外，获汗血之龙媒。……走追风于马邑，嘶逐日于云堆。因行师之勋著，辨前王之业开。……发迹穷荒，来仪中国”9，皆以“武”言“功”，为诸赋家书写汉武功绩的共识。由此反观武帝之所以被赋家以“尚武”的形象呈现于文字，还在于他本人的作为，这突出于两端：
一曰“好赋”。这除了他好《离骚》而命淮南王上“离骚传”，和自己也写作有《李夫人赋》《秋风辞》等，更重要的体现在他建立的内廷言语侍从制度，开启了历史上的朝廷“献赋”之风。而在武帝一朝相关献赋的文献，最突出地呈现于“枚马”，即枚皋与相如。相如献赋“三惊”汉主，已然赋坛佳话10，枚皋因赋见幸亦载史册：
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从行至甘泉、雍、河东，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宣房，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上有所感，辄使赋之。11
枚皋所赋虽不及相如“天子校猎”壮观，虽多游戏之作，但其所受宠幸显示出的武帝“好赋”，似乎具有更典型的制度化特征。也正因为武帝之好赋，才招致赋家对其作为的关注，其形象亦通过其事件与仪态的书写而得以呈现。
二曰“擅战”。赋家描写武帝“校猎”与之可对应的实战史实，就是当朝旷时日久的抗击北方匈奴的战事。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匈奴请和亲，大行王恢上《匈奴和亲论》以为“不如勿许，兴兵击之”，武帝深以为然。于是下《欲伐匈奴诏》“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12，从“马邑之谋”后经四次大规模的战事，到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终成胜局13。正因抗击匈奴的战事对汉朝军制的改革与加强，特别是武帝在统领战争全局时的雄心韬略，受到当朝学者的激赏，例如桓谭《新论·识通第十》认为：“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为最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14其中“奋扬威怒，武义四加”的说辞，显然是对以“抗匈”为中心的武事褒扬，这也是赋家描写武帝尚武形象的史实回应。由此聚焦，又成为武帝以后赋家对其形象构建的依据，以及其功过评价的重要指向。
二
庙制建毁：对武帝功过的评价
西汉到宣、元时期，朝廷对武帝的评价产生了歧义，这一点到元、成之世有关庙制建毁的争议尤为明显，于是从历史评价的层面也转入到赋家笔下的描写。这件事发端于汉宣帝议立武帝庙乐。据《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述，宣帝初即位，下诏丞相御史：
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功德茂盛，不能尽宣。15
所述武帝功德要在两端，一是四方征伐以拓疆宇，一是建立了礼乐政治制度，而尤以武功居首。当时只有长信少府夏侯胜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15此事虽以夏侯胜“非议诏书，毁先帝”罪名下狱结束，但对武帝多欲而伤民的批评已然存在。这在武帝当朝就有了说辞，例如汲黯当时就指斥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16，就是武帝本人也知道自己恢武拓境，过多作为所造成的功、过两面性，据司马光《通鉴·汉纪》“征和二年”条记录，汉武帝在卫青临终前说过这样的话：“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17“改制”与“征伐”为其作为，或称“功德”，而“劳民”对国家的伤害，又成为负面评价武帝的一个聚焦点。这在赋作中的反映，就是当朝赋家的“讽”与后世的“讽喻”传统。就当朝而论，相如赋描述“天子游猎”虽然很壮观，但借赋中天子的“大奢侈”的叹息，已寄讽于中，如赋中说“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亡国家之政，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繇也”16，这在相如侍从武帝长杨宫游猎而上《谏猎疏》也有印证。至于他的《哀二世赋》以“穷民”而“亡国”的教训，《大人赋》劝谏武帝游仙之举，所以司马迁评价相如赋说“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8。再比如孔臧的《谏格虎赋》以“帝使亡诸大夫问乎下国”开篇，着重谏讽诸侯王夸耀格虎狩猎之乐，收以天子使臣的训导如“妨害农业，残夭民命”，“有德之君，则不为害”等19，也内含谴“下国”而喻朝廷的意味。再看后来赋述，《汉书·扬雄传》载扬雄自述拟效相如作四赋“奏《甘泉赋》以风”“上《河东赋》以劝”“因《校猎赋》以风”“上《长杨赋》……以风”20等，皆以民生谏奢泰。具体到篇章，如扬雄《羽猎赋序》明示：“武帝广开上林……游观侈靡，穷妙极丽。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然至羽猎……尚泰奢丽夸诩，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21这是由相如赋写“天子校猎”内涵讽意的延伸与展开。
到汉昭帝的时候，同对如《汉书·昭帝纪》所记述的“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22的现实，在朝廷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诋毁官营盐铁，而这正是汉武帝当年筹措军费的制度，这一舆情导向，直接开启的宣元以后的儒生政治，而经元帝、成帝两朝有关庙制的争议，或者说围绕“世宗庙”的建毁问题，引出的对武帝功过的评价，是最为集中而典型的。据《汉书·韦贤传》记载：
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祖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元帝时，贡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及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23
元帝朝韦玄成为丞相，主持庙议，他以古礼（周制）昭穆之法，“五庙”“七庙”（以文、武世室为不祧），议亲尽毁文帝庙，大司马许嘉成、廷尉尹忠以文、武之俭德与功德议立“太宗庙”与“世宗庙”不宜废。成帝时匡衡为丞相，复议庙制，其中牵涉到“世宗庙”（武帝），功过相衡，因功建庙之议占了上风，而对其功德的评价，到哀帝时的刘歆《武帝庙不易毁议》为代表，他认为武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并列举其南灭百越、北攘匈奴、东伐朝鲜、西伐大宛，以及“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的确立汉室统绪的作为，持“不毁”之议23。这一庙制建毁而带来的功过评价反映到赋家的作品，典型的就是扬雄《长杨赋》。
该赋论“今朝廷”（成帝朝）之前，分为三段，首明“高祖奉命……以为百姓请命乎皇天”的“天德”，次述“圣文……躬服节俭”的“俭德”，然后对武帝所谓“功德”有一段浓墨重彩的描绘：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眦，闽越相乱。遐萌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票卫，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蜂轶，疾如奔星，击如雷霆，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乎王廷。殴橐它，烧熐蠡，分梨单于，磔裂属国，夷阬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屍舆厮，系累老弱，兗鋋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颔，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跷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24
如果对应相如《上林赋》“天子游猎”的描写，前为现实情形的展现，此为历史功绩的追写。通过扬赋的书写，我们可以看到其对汉武帝形象的表现，有三个层面：其一，继承相如赋“天子校猎”的写法，突出其“尚武”特征，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天子礼仪的描述，后者是历史事件的彰显。其中突出“熏鬻作虐”“乃命票卫”（霍去病、卫青）与“疾如奔星，击如雷霆，砰轒辒，破穹庐”，实乃抗击匈奴战争的生动描绘。其二，对应当时庙议，列述三代即高祖、圣文与圣武，正是“太祖庙”“太宗庙”与“世宗庙”的赋语摹写。尽管这种写作也不仅拘于赋家，为当时流行说法，如梅福上疏建言“外戚”之祸所云“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师、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俭……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汉家得贤，于此为盛”25，是同样的书写结构，但作为一种传统，却为东汉赋家所拟效。如班固《东都赋》写汉光武帝再造汉室的文韬武略“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然发愤，应若兴云，霆击昆阳，凭怒雷震”，所追仿的则是“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允恭乎孝文（文帝）。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武帝）”26。又如张衡《东京赋》的描写：
高祖膺箓受图，顺天行诛……受命建家，造我区夏矣。文（文帝）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武帝）有大启土宇，纪禅肃然之功。宣（宣帝）重威以抚和戎狄……历世弥光。
先述西汉高、文、武、宣，继写东汉“世祖（光武帝）忿之……共工（指王莽）是除……逮至显宗（明帝），六合殷昌……”27是典型的庙制笔法。其三，《长杨赋》虽历述三朝，但其描绘的重点则在“武帝”的功德，其“圣武勃怒，爰整其旅”的人物图像，“汾沄沸渭，云合电发，猋腾波流，机骇蜂轶”的用兵态势，“砰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猎乎王廷”的战事结局，以及“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跷足抗手，请献厥珍”的万邦来朝气象，诚为赋家之蕴义而宣扬。何焯评此节文字，以为“言孝武声灵，以兵服远”，比较写高祖与文帝，则“此段独详，以此事之本乎武也。极力铺张，见昔日武功之盛，安不忘危，亦后人之所当察耳”28。
无论是当朝史的言说，还是赋家的评价，其对武帝的功过得失，始终纠结在“武功”与“穷民”两端，这也成为赋写武帝的“讽”“颂”传统。于是赋家对所处朝廷的腐弱现象，尝以武帝的雄强之“功”为激励，已然为大汉帝国之所以盛炽的强心剂。同时，又对其之所以造成“穷民”结果的“多欲”“多贪”的鉴戒，以武帝为教训，而劝以“俭德”，汉文帝的形象又自然成为赋家笔下的标杆和参照。汉元帝初元三年，翼奉上奏“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主张承周礼旧法所以才引起有关“世宗庙”建毁之议，而翼奉则认为“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可见对文帝俭德的尊崇。而许嘉认为“太宗庙”不可毁废理由是“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币，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尹忠以“世宗庙”不宜毁废理由是“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29，很显然，随着儒生政治的发展，文帝的“俭德”较武帝的“功德”更受到人们的重视。由此再比照扬雄《长杨赋》对汉文帝“俭德”的描写：
逮至圣文，随风乘流，方垂意于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无文。于是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却翡翠之饰，除彫瑑之巧，恶丽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丝竹晏衍之乐，憎闻郑卫幼眇之声，是以玉衡正而太阶平也。30
此颂文帝节俭之德，文治致天下太平，如果再对应作者赋末段写当朝（成帝）时所言“岂徒夸淫览浮观……多糜鹿之获哉”一段，恰是对自相如盛谈“天子游猎”行为的反思。与之相类，班彪《北征赋》的“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他。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31，也是赞美文帝行俭德并对如武帝“劳师”行为的回应。
三
历史省思：赋家礼德观论衡
唐人韦充《汉武帝勒兵登单于台赋》云：“汉兴五叶，帝曰孝武。气盖群方，威加丑虏。谓八表可以臣服，谓四夷可以力取。所以发王者之师于中原，登单于之台于北土。”32其对武帝的时间定位是“汉兴五叶”，乃西汉盛世，也是赋的盛世，即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说的“赋家极轨，要当盛汉之隆”33；其功勋定位仍是“尚武”，所谓“气盖”“威加”“臣服”“力取”等，已成赋家武帝书写的惯性模式。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赋家对武帝的书写形态已有了潜在的变迁。如果说相如《上林赋》“天子校猎”的现实书写重在“武仪”（场景仪态），扬雄《长杨赋》的历史书写已偏重“武事”（抗匈等战绩），那么到了东汉的京都赋的系列写作，其对武帝的评价显然重在“武功”（得与失的评价），相关批评也因之展开。
东汉京都赋的创作由杜笃的《论都赋》肇始，其中占最大篇幅的是对武帝的描述与评价，试举其中的主要内容如次：
是时孝武因其余财府帑之蓄，始为钩深图远之意，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遂命票骑，勤任卫青，勇惟鹰扬，军如流星，深入匈奴，割裂王庭，度卷漠北，叩勒祁连，横分单于，屠裂百蛮。烧罽帐，系阏氏，燔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驰阬岸，获昆弥……拓地万里，威震八荒。……于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饮之国，莫不袒跣稽颡，失气虏伏，非夫大汉之盛，世藉廱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故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皆莫能迁于廱州，而背于咸阳。34
其中言说不乏与扬雄《长杨赋》有雷同处，但其历史的评价意味更为显明。其一，京都赋是以“京都”为中心展开帝国图式的书写，这使赋家对武帝功绩的评价已不拘于“游猎”或“郊祀”一端，而具有了更为宏整的历史意义。其二，赋中所言“探冒顿之罪，校平城之仇”是探究武帝抗击匈奴的历史根源，以高祖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的事件为视点，寓含了《春秋》“报仇”经义，深化了武帝用兵的历史内涵。其三，作者描绘的调兵遣将攻略及战事场景，是形象化的历史复写，主旨在“拓地万里，威震八荒”的“大汉之盛”的气象。其四，赋从历史的变迁观觇其功绩，为武帝的定位是“威盛于圣武”，从而彰显其汉史上的一尊形象。其五，赋笔转至对盛衰的思考，其“侈极成、哀，祚缺于孝平”的省思，是以反彰正，进一步推崇盛世“武功”。
这类有关武帝评价，在继后之班、张京都大赋的写作中，也或显或隐的呈现。例如班固《东都赋》追述汉史，认为：“宪章稽古，封岱勒成，仪炳乎世宗。”其描述天子朝会之礼仪谓“春王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绥百蛮”，李善注引《汉书》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三朝，岁首朔日也。”此借武帝朝《春秋》学起意，具有明显的指向。又赋中描写礼乐兼陈之状“尔乃盛礼兴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寮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佅兜离，罔不具集”，李善注引《孝经钩命决》：“东夷之乐曰佅，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林离，北夷之乐曰僸。”此写朝贡体系以彰王廷气象。至于在礼仪结束时，赋者描述“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煴，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又沐浴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35，又假托帝王对“侈心”与“怠”的反省，寄寓了赋家的讽谏之意。于是我们发现，在京都赋的创作中，赋家不仅对武帝有更多的赞美，如谓“武有大启土宇，纪禅肃然之功”（《东都赋》），也有对其直言不讳的批评，如谓“骋文成之丕诞，驰五利之所刑”（《西都赋》），这种评论也影响到后世赋家，如潘岳《西征赋》“命有始而必终，孰长生而久视。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侔造化以制作，穷山海之奥秘。……纵逸游于角觝，络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减半，勒东岳以虚美”35，其贬抑汉武帝，也是对班赋所述的延伸与发展。而在武帝“战功”与“侈心”的论衡间，赋家从题材到评论也悄然从“游猎”向“郊祀”（礼乐）转移，于是礼德观自然成为论武帝得失的主要标准。这一转移的明显说辞，就是班固的《两都赋序》：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式，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35
其对武帝的推崇，已由武事转向“崇礼官，考文章”的礼乐政治。后世延续这个传统，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认为“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36，费经虞《雅伦》卷四所谓“汉兴，学者修举文辞。至于孝武，升平日久，国家隆盛，天子留心乐府，而赋兴焉”37，可谓一脉相承。
汉代首倡礼乐政治，改变先秦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礼乐，德之则”的抽象言说，而视为行政举措，就是《汉书·礼乐志》所说的“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38，这在武帝朝“崇礼官”“兴乐府”而趋于成熟。如果落实到赋创作，刘熙载《赋概》认为“《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又谓“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遒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种尚延一线”39，试图说明战国到魏晋间由“赋乐”到“赋礼”再回归“赋乐”的演进过程，汉代的骋辞大赋无疑属于“赋礼”的时代。由于汉大赋主要是呈现天子礼，所以赋家对武帝的关注也囿于对汉廷礼事、礼仪与礼义的书写。而考察“赋礼”的表达方式，礼事为描述之本，礼仪与礼义由两面展开，因于“仪”而张其势，汉大赋中“校猎”“郊祀”与京都中“朝会”等礼仪的描绘，以及其中对武帝形象的塑造，极为典型；因于“义”而节其制，又使赋家将武帝视为“多欲”与“奢侈”以致“劳民”的对象，而予以质疑与批评。这除了前述的对武帝作为的直接批评，赋家还通过两方面加以表达，一方面是通过对相关帝王侈费行为的批评，以揭示其劳民败国的“侈”心传统。比如扬雄《长杨赋》言述汉成帝，表面夸赞其“今朝廷纯仁，遵道显义，并包书林，圣风云靡”等等，其实际内容则是批评其：
时以有年出兵，整舆竦戎，振师五莋，习马长杨，简力狡兽，校武票禽。……又恐后世迷于一时之事，常以此取国家之大务，淫荒田猎，陵夷而不御也，是以车不安轫，日未靡旃，从者仿佛，骩属而还；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复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岂徒欲淫览浮观，驰骋粳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获哉！40
赋写成帝元延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而行游猎斩获之事，规模宏大，扰民尤甚，而扬雄却假以“仁德”颂之，乃以礼德约制融入赋体夸饰，其对“淫荒田猎”的批判与相如天子校猎寄喻的讽谏之义潜符默契的。另一方面是赋家通过对礼德的颂扬，借助其他帝王的形象以警戒过度“尚武”与“扰民”，这除了赞扬文帝的俭德，还集中于对东汉明帝“永平礼治”的讴歌，如班固与张衡的颂辞：
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东都赋》）
逮至显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阳。启南端之特闱，立应门之将将。昭仁惠于崇贤，抗义声于金商。（《东京赋》）41
对照赋家对武帝描写时的气势雄张，这又呈现出一种雍容典雅的气象，究其原因，实乃以礼德论衡的思想反映。缘此，“武帝”形象在汉赋中的呈现，以及内涵的“讽”与“颂”的旨趣，已成为一重要的历史坐标，被不断的演说与绎解。
注释
1司马迁：《史记》第9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9、3002页。
2（1）司马迁：《史记》第9册，第3002页。
3（2）按：《史记》本传记述：“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司马迁：《史记》第9册，第3002页）又，本传作“天子游猎赋”，萧统《文选》析为《子虚》《上林》两篇，合观赋文，正由三者构篇，即楚臣夸谈“云梦”，齐臣驳难以“东海”，天子使臣束之以“上林苑”，所谓“该四海而言之”（程大昌语）。
4（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页，第28页，第48页。
5（4）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上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页。
6（5）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7-78页。
7（6）班固：《汉书》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94页。
8（7）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1册，第30-31页。
9（8）许结主编：《历代赋汇（校订本）》第7、9、5、9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2915、3719、1789、3658页。
10（9）详参许结：《诵赋而惊汉主——司马相如与汉宫廷赋考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1（10）班固：《汉书》第8册，第2366-2367页。
12（11）班固：《汉书》第1册，第162页。按：《文馆词林》题作《欲伐匈奴诏》。
13（12）有关论述可参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200页。
14（13）桓谭撰，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页。
15（14）班固：《汉书》第10册，第3156页，第3156页。
16（15）班固：《汉书》第8册，第2317页，第2575页。
17（16）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26页。
18（17）司马迁：《史记》第9册，第3073页。
19（18）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20（19）班固：《汉书》第11册，第3522、3535、3541、3557页。
21（20）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3-84页。
22（21）班固：《汉书》第1册，第233页。
23（22）班固：《汉书》第10册，第3115-3116页，第3125-3127页。
24（23）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124页。
25（24）班固：《汉书》第9册，第2917-2918页。
26（25）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册，第30-31页。
27（26）张衡著，张震泽校注：《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7-109页。
28（27）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上册，第360-361页。
29（28）班固：《汉书》第10册，第3175、3118-3119页。
30（29）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122页。
31（3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册，第143-144页。
32（31）许结主编：《历代赋汇（校订本）》第5册，第1789页。
33（32）王芑孙：《读赋卮言》，王冠辑：《赋话广聚》第3册，影《国朝名人著述丛编》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页。
34（33）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第267-268页。
35（34）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册，第31-34页，第156页，第21-22页。
36（35）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2页。
37（36）费经虞撰，费密补：《雅伦》，《续修四库全书》第1697册，影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第63页。
38（37）班固：《汉书》第4册，第1027页。
39（38）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92-93页。
40（39）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128-129页。
41（40）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册，第31-32、55页。
〉此文原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文｜许结
责编｜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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