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从硝烟中走来的陈独秀
对陈独秀个人而言，《新青年》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言，《新青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世间的一切，很少有突然降临的。无论是一个物种，还是一种思潮，都有或长或短的孕育或演变过程。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是如何一步步走来的？
透过近百年的历史，我依稀看到了陈独秀的来路：一个富有“龙性”的孩子，一个聪慧过人也倔强过人的孩子，一个鄙视科举和八股却以“不通”的考卷考取第一名的秀才，一个反复东渡日本求学的青年，一个制造过炸弹的革命党人，一个组织过岳王会的爱国者，一个安徽都督府代替都督发号施令的秘书长，一个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逃亡者……
陈独秀是一个不会哭的孩子。根据陈独秀的回忆，小时候跟祖父读书，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望子成龙”，人之常情，看到孙子聪明过人，自然寄以更多的希望。他希望于陈独秀的，是举人、进士、状元郎；而陈独秀所选择的，却是康党、乱党、共产党。陈独秀的事业超出了祖父的期待，但是，正如陈独秀所说的：我没有成为强盗；也正如我所看到的，陈独秀没有成为匪。
关于考中秀才的事，陈独秀说得很轻松：“到了院试，宗师（安徽语称学院为宗师）出的题目是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一次南京乡试之后，陈独秀不再沿着科举之路前行，而是于1898年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此举在当时尚属“不走正路”。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就在同一年，也就是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的时候，鲁迅离开故乡绍兴而进入南京水师学堂。他之所以告别科举正途，与家庭的变故有关——祖父既然因科场作弊被判“斩监候”，必然要严重影响子孙在科举道路上的良好感觉。陈独秀呢？我不知道陈独秀为什么也做出如此选择。因为隔了一个世纪，我能看到的只是废科举应是“维新乱党”的企图，而在陈独秀奔赴杭州之际，他们的意图已经失败。在老佛爷的英明领导下，大清帝国一举粉碎了康党颠覆爱新觉罗江山的阴谋，严惩了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一切新政被废除，秩序得以恢复，经济蒸蒸日上，社会欣欣向荣……就当时的情景看，谁能预料科举制会在短期内废除？
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陈独秀却离开了科举之路。
1901年，陈独秀第一次去日本留学。入学的时间是1901年10月，学校是东京专门学校。为了陈独秀的学籍，我做了不少无用功。因为有人说陈独秀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有人说陈独秀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有人说陈独秀进的是弘文学院，我被弄得晕头转向。经过多方查证，最后还是难以弄清。我只能依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认定陈独秀进的是东京学校，入学时间是1901年10月。我之所以选择这份文献，是因为其中的材料都是留学生本人填写的。东京学校也叫东京专门学校，它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但是我想，陈独秀大概未必能算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因为该校是1902年改名为早稻田大学的，而陈独秀在1902年春天已经离开日本回到了安庆。
这次到日本留学，除了学习日语之外，陈独秀大概没学多少专业知识。不过，他的眼界因此而大开，知识结构因此而大变，政治热情迅速高涨。陈独秀接触到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西方现代名著，接触到留学生办的新报刊，参加过留学生中的组织励志社，并且与张继等人一起成为其中的激进分子，并且不满于该组织中的主要成员过于保守而退出。
回国之后，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起演说会，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开始进行反清活动。关于陈独秀这个时期的活动，后人有如此评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因为陈独秀的活动为官府所忌，他只好再次东渡日本。
1902年9月，陈独秀回到东京，与潘赞化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又很快与秦力山、张继、潘赞化、蒋百里、冯自由、苏曼殊等组成了“中国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是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组织。
就是这次留学，陈独秀做了一件事：与邹容、张继一起，给监督姚文甫剪掉了辫子。此之前不久，来自浙江绍兴的官费留学生周树人剪掉了辫子。他因此而被警告，因担心停官费或遣送回国而惴惴不安。就在这时候，陈独秀和张继、邹容等人做的一件事把剪辫子的同学们从恐惧中解脱了出来。
监督姚文甫处处钳制学生，自己却生活腐化。陈独秀与朋友们忍无可忍，决定采取行动。我是从章士钊的笔下看到的：“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
代价非常大：他们三人被强行遣送回国。
陈独秀本来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出国留学之际，恰逢革命高潮到来。这使陈独秀像许多留日学生一样，志在革命，而无心读书。
在当时的留学生中，这是普遍现象。且不说像陈独秀这样被迫出逃的学生，就是官派公费因而有理由牢记“皇恩浩荡”的学生，也大多忘记了“皇恩”，纷纷投身革命。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帝国很不合算。他们派出留学生，本是为自己的国家造就维护者，却没有想到，归来的并非维护者，而是它的掘墓人。
回国之后，陈独秀在安庆组织拒俄集会，激烈的演说导致官府的追捕。不得已逃到上海，正好 “苏报案”发生，老板陈范逃到日本，蔡元培去了青岛，吴稚晖逃到英国，章太炎被捕入狱，邹容出于义气而自投罗网，到狱中陪伴章太炎去了。漏网之鱼章士钊与张继等人准备再起炉灶，在上海筹办《国民日日报》。陈独秀来的正是时候，立即参加了工作。从《苏报》被封，到《国民日日报》开张，只有一个月。这份报纸也许看上去并不激进，但它不用光绪年号，而用黄帝纪年。明眼人一看便知，陈独秀他们已不承认清帝国的合法性，不再认为自己是它的子民。
章士钊
面对陈独秀的作为，我不能不叹息：不错，大清国是他们的，但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就是“我们”的吗？只要不是皇亲国戚，只要在大汉不姓刘、在大唐不姓李，把国家看作自己的，就未免有点自作多情。看到陈独秀在章太炎的倡议下把崇祯忌日作为亡国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我的感觉非常复杂：因为拒绝承认大清帝国是自己的国家，却又把朱家的大明帝国想象成自己的国家，其情实在可悲。一个事实陈独秀想不到吗？——即使清兵没有入关，即使大明不亡，陈独秀能享有国家主权吗？
很显然，那时候陈独秀还不具有清晰的现代国家理念。
1904年春天，陈独秀创办了《安徽俗话报》。他为自己取了个笔名：“三爱”。我不知它的准确含义。三爱，他爱什么？
我能看到，这时的陈独秀，是一个爱国者。因为与此同时，陈独秀组织了岳王会。陈独秀已经走向“乱党”，但与许多人一样，却是一个爱国者。爱国而不爱国家的统治者，进而指责他们卖国，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对于统治者来说，它包含的逻辑是可怕的，因为它把国家从统治者的手里分离了出来，爱国，就意味着对国家主权的争夺。
如果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统治者的权力是来自公民的选票而不是来自武力征服，那么，公民爱国而政府卖国的立论是可以成立的。那就是说，公民错误地选择了自己的代理者，而受委托者违背公民的意志而出卖国家利益，这就像仆人偷卖主人的东西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人们指责袁世凯卖国，事实依据且不说，就道理而言，是说得通的，因为宪法已经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国家不是袁世凯的，而是大家的，大家自然有权批评他危害国家的行为。但是，面对清王朝，陈独秀的指责令人疑惑。因为那时的国家并不属于国民，而是爱新觉罗家的，百姓去爱爱新觉罗家的国家，就不一定有足够的理由。陈独秀曾指责当时的中国人没有爱国心，但他显然没有深思：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因为经验告诉他们，天下不断易主，国家不断重建，但国家从来不属于他们。百姓的命运不过像鲁迅所指出的：要么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要么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如此情况之下，爱国从何谈起？奴隶替主人爱国，不仅自作多情，而且是危险的僭越。因为皇帝对待他的国家，往往像对爱妃一样，是不许别人去爱的。
另一方面，指责统治者不爱国，一般情况下都是说不通的。按照常理，无论在什么时代，最爱国的都是国家的拥有者。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谁的东西谁爱”。对于统治者来说，越是家天下，越是可以把皇位传之子孙万代，他们就越是爱国。指责袁世凯卖国之所以尚有道理，因为他已经不是“帝国”的“天子”，而成了“民国”的“公务员”。他只是受公民委托代行主权，但国家并不属于他，而且他的职务也随时可能被解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品质不佳又缺少制约，就可能为私利而卖国。但对清帝国的统治者而言，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国家者他们的国家，天下者他们的天下，他们不爱谁爱？自从通过屠杀和镇压占有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子女玉帛，他们就把它看成了自己的家业。对于先辈流血牺牲打下的这份家业，无论慈禧太后还是光绪皇帝以至王公大臣，谁都没有不爱的道理。即使割地赔款，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在这种情况下，指责统治者不爱国，而自己以爱国者自居，是很有意思的事。如果来自官员，食人之禄，分人之忧，比较好理解；如果一非皇族，二未进入统治集团，问题就严重了——不是替人操心，就是别有用心。
陈独秀是别有用心者之一。他们的用心就是不承认国家是他们的。这就必然走向了革命——夺取国家主权。
为此，陈独秀不仅组织过岳王会，而且参加过暗杀团。陈独秀曾有过如下回忆：“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绪末年。那时杨笃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自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笃生、钟宪宅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
因为试验炸药，杨笃生炸坏了一只眼。而陈独秀的另一个战友吴樾，为刺五大臣而壮烈死去。陈独秀没有执行过暗杀任务，但是，吴樾刺杀五大臣的事，陈独秀无疑是参与者。
对于暗杀，对于那个时代革命者的暴力倾向，我非常困惑。我不赞成暗杀，因为那毕竟不是一种光明的手段。然而，我也知道，面对不可撼动的统治机器，面对漫漫长夜的无边苦难，满怀悲愤的人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杀掉一个罪大恶极者，自然大快人心；杀掉一个阻碍变革的关键人物，就可能改变局面，打开通途。因此，吴樾死了，徐锡林死了，最后彭家珍也这样死了。在民国和帝国较量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刺杀总理大臣之举，就不会有御前会议上主和者的胜利。如果没有彭家珍和他那颗炸弹，辛亥革命就不知还要付出多少鲜血和生命。彭家珍的炸弹真是时候，它炸断了良弼的腿，也吓破了权贵的胆。统治者很强大也很残暴，但也常常很胆小，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保命总是第一位的。你们安徽芜湖，不就是用锡纸包了两个鸭蛋光复的吗？那不过是两个鸭蛋，但一旦被说成是两颗炸弹，却能让统治者交出权力！
正因为这样，不仅陈独秀参与过暗杀活动，就连蔡元培这样温文尔雅的君子，也做过暗杀组织的领袖，亲自制造过炸弹。正因为这样，温和的胡适也曾写诗赞美过暗杀者：“他们是谁？三个失败的英雄，一个成功的好汉！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也许，对于这样的行为，应该还原到具体的情景中，面对具体的事件作具体判断。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种活动，陈独秀曾参与过，这是无法改写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从历史的大潮走来，带着一身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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