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理论】从“国家情报法”谈中国情报学的重构

转载自： 情报与反恐研究院

【摘 要】[目的/意义]《国家情报法( 草案) 》对中国的国家情报工作进行了定位，凸显中国情报学界在理论研究上的缺陷。厘清情报学的学科边界，辨析情报学与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关系，对发展中国的情报理论，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梳理了情报工作的历史源流，辨析了情报与信息的关系，阐述了国家情报工作与科技信息、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区分与联系。[结果/结论]中国传统的情报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现与信息科学重叠，中国情报研究应以国家情报工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情报学有必要成为一级学科。

【关键词】 情报学 国家情报法 情报史 科技情报 图书情报

2017年5月1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草案) 》全文( 以下简称《草案》 ) ，并向全社会征集意见，这是我国就情报工作首次立法，以明确国家情报工作的职权、国家情报工作的保障，以及对国家情报工作的规范与监督。《草案》揭开了情报工作的神秘面纱，描述了情报工作的真实面目，揭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情报工作。

《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集中统一、分工协作、科学高效的国家情报体制。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对国家情报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制定国家情报工作方针政策，规划国家情报工作整体发展，建立健全国家情报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各领域国家情报工作，研究决定国家情报工作中的重大事项。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组织军队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机构由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以下统称国家情报工作机构)组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草案》中没有提及科技情报(信息)研究机构，亦即，遍布全国的科技情报(信息)研究机构，并未被纳入国家情报机构体系之内。那么，以“图书情报”定位的中国情报学界，是否还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是否应该考虑如何重构满足国家需求的中国情报学?!

【公众号平台编辑注：本文投稿和发表时我国情报法尚未正式出台（情报法于2017年6月27日通过）】

1. 名不符实的中国情报学

在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图书馆、情报与档案”是管理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同时也是国家社科基金正式使用的23个学科名称之一。国内不少“图情学”专家学者认为，情报学的核心是要解决浩如烟海的情报信息的搜集、加工、存储、检索和服务等，在某种程度上，与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类似，因此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档案学归为一类，在学科目录中作为一级学科，并列设置。这一学科设置，是对中国的情报研究从源头上的误导，也由此形成了图书情报学派在整个情报学界的核心地位。

图书馆情报学英译为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如黄长著老师所说，欧美大多数与图情有关的学院都称自己为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或School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馆学与InformationStudies确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两者在不断渗透。图书馆学者与InformationStudies学者，在交流上遵守同一学术规范、使用同样的术语、研究同类问题，当然不会有任何障碍。

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欧美不仅有Information Studies，更有Intelligence Study。美国的许多大学都开设有Intelligence Study课程，美国国防情报学院(现国家情报大学，Nation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于1973年就开办Master of Science of Strategic Intelligence ( MSSI)课程，并于1980年获得立法授权。今天的国家情报大学(National IntelligenceUniversity)设有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telligence， Schoo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Intelligence，授予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telligence、Mas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lligence，Master of Science of Strategic Intelligence，并与马里兰大学合办情报学博士点。在欧美学术界，Intelligence Study已经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Intelligence Study与Information Studies虽然有联系，但大家都承认两者相互独立，是两个不同的学科。

然而在中国，这两个不同的学科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情报学。情报这个词，不仅军方使用，安全部门使用，公安部门使用，信息管理部门也使用，由此造成了中国情报学界目前的混乱:从事情报研究的学者缺乏同一的学术规范，使用不同的学术语言，因此很难进行真正的交流。造成这一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情报学人对“情报”和“信息”这两个词的混用。如黄长著老师所述，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很多名词术语有不少都是似是而非，像“情报”和“信息”、“情报学”、“资讯学”和“信息科学”这类词，几乎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很少琢磨哪个更合适，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在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这两个英文词的翻译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的情报学人从一开始就把中文“情报”与英文Information相对应，并把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或者说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brary＆Information Science)作为情报学(IntelligenceStudies)来研究。换句话说，中国的情报学人，可能从来就没有研究过intelligence，而只是研究了information。用包昌火老师的话说就是，在我国许多情报学杂志和情报学者的论文中，除了情报学一词还有情报两字以外，再也难觅情报的芳踪。真是耕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

 笔者在《论情报的定义》一文中，对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使用进行过分析。英语中同时用“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来表示情报，但早期“information”用得更多，在信息科学产生以后，英语学术界较严格地区分了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例如，美国情报机构曾长期使用information来指代情报。美国内战时期成立的波托马克河军区军事情报局名为Bureau of Military Information，1885年成立的美国陆军情报机构名为陆军情报部(Division of Military Information)，1899年美菲战争爆发后，美军远征军设立的情报机构名为军事情报局(Bureau of Military Information)，1908年美军取消陆军情报部后，陆军总参谋部的情报职能由军事情报委员会(Military Information Committee)承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建立的战略情报机构名为情报协调局(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只是到1946年，美国才成立了中央情报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CIG，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从这时起，美国开始使用intelligence。Information专门用来指代信息，指的是断片的事实、知识和获得这些事实、知识的过程，intelligence则译为“情报”，是一个从得到的信息中勾画出对象全貌的过程。美国情报界认为，情报机构搜集的原始资料只能称为数据(data)，数据必须经过加工处理后形成信息( information)，信息经分析处理后成为情报(intelligence)。所以，美国《国防部军事与相关术语辞典》严格区分了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在这部辞典中，information是指任何形式或任何媒介的事实、数据或指令(facts，data，orinstructions in any medium or form)，而intelligence则是对信息进行搜集、处理、综合、评估和分析、解释的结果。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1号出版物《情报行动》(2003年版)则告诫说，原始数据、信息与情报之间有一重要区别，情报不是无重点的数据的集合，也不是相关事实的堆砌，数据必须与相关背景联系起来，才能向指挥官提供准确的、意义丰富的敌方态势，成为情报。因此，信息需要通过分析、综合、解读和评估，才能转化为情报。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之间的差别，一目了然。

这种看法与英国情报界的看法颇有不同。英国情报界很少使用information一词，而大量使用intelligence。例如，1873年英国成立陆军部情报处(War Office Intelligence Branch)，1878年成立印度情报处(Indian Intelligence Branch)，1882年海军成立国外情报委员会(Foreign Intelligence Committee)，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军事情报总局(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著名的军情五局和军情六局的上级机构)。英国情报界认为情报机构搜集的就是情报(或者是“原始情报”，rawintelligence)。它对秘密情报的定义是:一种信息，其获取违反了信息源头或信息拥有者的意愿，通常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搜集得到的情报，在本质上是片断的或不完整的。秘密情报局(SIS或MI6)的主要功能是搜集秘密外国情报(collection of secret foreign intelligence)，而政府通信总部(GCHQ)负责通过通信截收搜集情报(gathering intelligencethrough the interception of communications)。从上述用法可知，英国情报界对“信息”与“情报”的区分并不如美国那么严格，通常情况下它更倾向于使用intelligence，无论其所指是“情报”还是“信息”。

信息与情报的混用始于日本。日本最早把information译成“情报”，并像老黄牛一样辛辛苦苦地搜寻各种信息。日本最著名的民间情报机构满铁在中国广泛从事各种调查活动，十分重视搜集公开发行的各类图书、报纸、文献等出版物，通过翻译、研究，从中挖掘有价值的情报。为了充实图书馆的文献资料，日军曾展开大规模的文献劫掠活动。这种将情报信息化的做法后来产生了消极的后果。直到现在，日本人还没有搞清“information”和“intelligence”的区别。不少日本大学设有“情报科学”学部，其实是“信息科学”学部，是搞IT的，而不是说日本培养那么多大学生去做特务。日本通产省曾经考虑从中文引进“信息”一词用来替换日语中用来翻译“information”的“情报”，防卫厅和自卫队都坚决支持通产省，说当年把这两个词混为一谈吃的苦头实在太多了。但还是有许多人反对，说没有见过这个词，瞎用起来混乱更大，因而作罢。

日本的做法对中国情报学人影响很大。将“information”译成“情报”，将“information”与“intelligence”列为同一义项，是中国情报学界走入误区的首要原因。当中国的情报学人在谈论情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讨论信息;当他们在讨论情报学科的时候，他们讨论的实际上是信息科学(InformationScience)。他们把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与方法引入了情报研究，并从图书馆学的视角对照情报工作。由此，他们完全忽略了军事情报工作和安全情报工作的存在，只把信息管理当作情报工作，而完全忽略了国家情报工作中的斗智斗勇，国家情报工作形形色色的搜集手段，国家情报分析中的拒止与欺骗，当然也完全忽略了《孙子兵法》这样的最早的军事情报学著作的存在，忽略了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为代表的美国情报学人在建构现代情报理论方面的努力，而认为美国的情报学教育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

与科技情报界和图书情报界不同，中国军事情报学界对信息与情报有着严格的区分。曾任国民党保密局局长的郑介民在其所著《军事情报学》认为军事情报“乃对于实际或假想的敌人，与作战地区(含天候与地形)情形所需要的一切情报资料而为我军事行动，经汇集、鉴定、分析、比较、整理、研判等程序所得的成品，而为我军事行动达成使命(目的与任务)所必须者”。《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情报》中认为军事情报是“为满足军事活动需求而搜集的有关国家安全环境、作战指挥和军队建设情况以及对其研究判断的成果”。郑介民的著作完成于1943年，早于肯特的《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1949年)，也早于Vannevar Bush的《诚若我思》(As We May Think，1945年)，但遗憾的是，对这样的认识，中国科技情报学界与图书情报学界视而不见。

可喜的是，在包昌火研究员的倡导下，在陕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主办的《情报杂志》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情报学人逐渐认识到 information 和 intelligence 的区别。包昌火研究员指出，情报学界长期将情报研究定位于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智能科学等相邻科学之间，把信息学作为情报学来研究，与信息科学和图书馆学争夺地盘，为他人做嫁衣裳，偏离了情报生产这一核心领域，与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所倡导的情报思想相违离，严重影响了我国情报产业的发展，削弱了我国情报 机构在国家和企业决策中的地位。此评论可谓一语中的。

2. 对情报工作的认知偏差

 情报工作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情报工作，才是真正的情报工作? 对这个问题，中国情报学人与普通读者的看法迥异，与《草案》规定的国家情报工作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在情报工作起源、情报工作的开展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误解。中国情报学人在考虑情报工作起源时，会将图书馆学的诞生或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成立的1956年作为所谓中国情报1.0时代的起源。这种说法完全忽略了情报工作的真正源头——战争(军事行动)和治安活动，也与《草案》所规定的国家情报工作完全不相吻合。《草案》规定，国家情报工作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家情报工作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情报参考，为防范和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提供情报支持，维护国家政权、主权、统一、独立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这样的职能，由国家情报机构履行。国家情报机构由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情报机构、军队情报机构组成。由此，国家情报工作可以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即对外情报(军事情报)和安全情报。

这样的职能自古有之。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以，在战争爆发前，必须进行“庙算”，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要根据“庙算”的结果决定战与不战。孙子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这里的“计”、“情”、“算”，都是指情报工作。情报工作首先是战争的产物，正是战争催生了情报工作。最早的情报活动践行者是间谍和侦察兵，以间谍为核心的人力情报是最主要的情报来源，间谍活动几乎是情报活动的代名词，因此，英国学者菲利浦·奈特利(Phillip Knightley)称间谍为“世界上第二种最古老的职业”。军事情报工作，是情报工作的第一个源头，真正的情报学，必须研究军事情报工作。

维持治安和社会稳定、保卫政权的安全，历来是情报机构的重要使命。由此，公安情报或执法情报成为情报工作的另一源头。上古时代的亚述帝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秘密警察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已经提出密探侦查思想，如墨子主张在全国设置耳目，君主可以任用亲信、密探作为耳目，通过秘密监察，君主可以迅速了解下情，做到“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见《墨子·尚同中》)。荀子主张“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不可不早具也”(见《荀子·君道》)。韩非子则主张“设谏(同“间”，间谍)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阴使时循以省衷”(见《韩非子·八经》)。君主应使用亲信充当特务、密探，混入臣民，侦察他们的思想和言行。韩非子还提倡告密。每个人、每个角落都深陷于告密网中，大臣、百姓之间可以互相告密。为了调动臣民告密的积极性，他认为应建立相应的机制，即“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韩非子·制分》)。公元前1世纪，罗马出现了秘密警察机构弗鲁曼塔里伊(frumentarii)。到3世纪时，罗马的秘密警察已经无处不在，“前三头”和“后三头”(公元前60年，凯撒、克拉苏和庞培组成政治联盟，被称为“前三头”;公元前43年，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组成政治联盟，被称为“后三头”)都建立了完备的暗探网络，以获取对手的情报。政治情报工作的发达导致罗马成立了专业性的反间谍机构(agentes in rebus)。这样的情报工作，一直延续至今。公安情报或执法情报，理所当然应该是情报学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

中国的情报人，认为情报工作主要是信息管理，要对文献资源进行收集、组织、存储、获取、解释与应用，这与普通民众对情报工作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别，也与真正的情报工作存在天壤之别。《草案》规定，国家情报工作机构根据工作需要，依法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渠道，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这一规定，揭示了真实的情报工作手段:对外谍报派遣，特种技术侦察。这种情报活动，不仅中国开展，其他各国也都开展，只是程度不一而已。

如前所述，最早的情报获取手段是人力，间谍、侦察兵，是最早的情报获取人员。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情报工作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技术装备被用于信息的获取。17世纪初荷兰发明望远镜后，开始借助技术器材实施战场观察。1835年底莫尔斯(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制成第一台电报机。1837年发明的照相机为情报的记录和搜集提供了方便。1895年前后，意大利科学家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和俄国科学家波波夫(Alexander Stepanovitch Popov)根据赫兹的电磁波原理，分别发明了无线电报，实现了远距离通信的即时传输。1903年秋，美国的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 成功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架动力飞机“飞行者1号”(FlyerI)，实现了人类飞行的梦想，侦察平台从陆地拓展到空中。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德国分别发明了雷达和声呐，侦察范围进一步扩展。雷达侦察和声呐侦察在空战和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场规模最大的军事技术革命，引起了军事领域的巨大变革。这里面最重要的是遥感技术的发明。遥感技术的理论依据是:任何物体，只要其温度高于绝对零度(－273℃)，都会因其内部的电子运动而不断地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释放能量，称为热辐射。不同物体的热辐射强度不同。同—物体处于不同温度时，其热辐射能量的波长分布也不相同。温度愈高，峰值波长愈短。遥感，实际上是一种利用物体反射或辐射电磁波的固有特性，通过观测电磁波，识别物体及物体存在环境条件的技术。

按照频率排序(由高到低)，电磁波谱包括:射线、紫外线、可见光(由高到低:紫、蓝、青、绿、黄、橙、红光)、红外线、微波和无线电波。物体对电磁波反射特性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在白光的照射下，拥有各自的颜色。不同物体能反射和辐射不同电磁波的这种特性称为目标特征信息，目标与背景之间的任何差异，比如外貌形状的差异，或在声、光、电、磁等物理特性方面的差异，都可直接由人的感官或借助一些技术手段加以区别，这就是目标可以被探测到的基本依据。探测这些目标的工具就是传感器。根据物体的电磁频谱特征与声学特征、物理特征、化学特征，人类研制了各种传感器。如在可见光波段，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可见光传感器进行侦察，在红外波段则可以使用各种红外传感器，在微波频段则可以使用雷达侦察，在无线电波段，可以使用电子侦察，对水下声音则可使用声呐。这样的情报侦察技术后来成了信息获取的主要手段。

今天，情报界根据其所使用的侦察技术的性质，将这些手段命名为信号情报、地理空间情报、测量与特征情报、网络情报，它们与人力情报和开源情报一起，成为主要的信息来源。而科技情报、图书情报和竞争情报，都只以开源信息为主要的情报来源。这是军事情报工作、安全情报工作与图书情报工作、科技情报工作存在本质差异的地方，而中国的情报学人只看到了通过开源渠道获取的公开图书信息和科技信息，而全然忽视了激烈的情报攻防，忽视了复杂的技术搜集，忽略了对手通过拒止与欺骗提供的假信息，把所有的信息都看成是自然信息，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信息处理一隅，而在信息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又忽略了分析人员自身的认知偏见对分析过程与分析结果的影响。这样的情报工作大大降低了信息处理的复杂程度，其处理的结果不可能反映客观、真实的外部世界，不可能成为决策的依据，当然，也不可能为决策者所看重。

3. “科技信息工作”与“科技情报工作”的轮回

科技情报与图书情报，是中国情报学人研究的主要方向，他们甚至于将1956年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成立，作为中国情报工作甚至是情报工作的起点。然而，这一观点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与国家对科技情报的定位不符。

所谓科技情报工作，指获取有关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工艺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研究动态、研究成果等。科技情报工作主要包括如下任务:①收集国内外各类科学技术文献;②加工报道所收藏的国内外科学技术文献、编译出版检索类、报道类和研究类科技情报刊物;③利用国内外各种类型的检索工具和手段，开展手工和计算机检索服务，组织建立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中外文文献数据库，逐步建成科技情报联机情报检索网络，检索和利用国内外科技情报资源;④开展国内外科技情报分析研究、报道国内外科学技术成就和水平动向，为决策部门提供综合性战略性情报服务;⑤开展馆藏文献阅览、咨询、翻译、复制和声像资料的摄制与播放等项情报服务工作，提供专题情报服务;⑥登记、加工、报道和组织交流国家重要科技成果，尽快掌握并及时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国内科技进展情况。

这样的工作与传统的图书馆工作确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与真正的情报工作距离很远。各国对尖端技术一向严加保密，仅靠公开手段根本不可能完成国家赋予的重任，所以，获取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职责，被赋予专业的军事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为了获取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和经验，彼得大帝化装潜入欧洲，参观荷兰的造船厂和英国的海军船坞，学会了航海技术。19世纪末，刚刚成立的美国海军情报部把搜集外国海军建设方面的情报和舰船制造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作为情报搜集的重点，“美国海军第一批装甲舰艇的建造，无一没有情报部的直接帮助。”20世纪20年代，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将获取“外国科学技术成就”作为自己的情报目标。驻外情报机构有专人负责科技情报的获取。仅1924～1925年度，莫斯科用于获取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情报的经费就达到2600万金卢布。20世纪20年代法国的军事工业尤其是其航空业、化学工业以及大炮制造技术，30年代德国的化学工业、钢铁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都是苏联谍报机构的重要目标。在苏联原子弹的研发中，苏联科技情报人员居功至伟，正是他们首先发现了英美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并在随后的情报行动中获取了英美原子弹研制的图纸和相关技术。据代号为“永别”(Farewell)的克格勃T局特工维托洛夫(Vladimir Vetrov)披露，1980年，苏联军事工业委员会曾3617次命令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和国家安全机构搜集详细的科技情报，到年底完成了1085个命令，这些情报被用于3396项科学方案和研究设计试验。1985年，军工委的情报有61.5%来自美国，10.5%来自西德，8%来自法国，7.5%来自英国，3%来自日本。根据窃取的科技情报，苏联仿制了美国空中预警系统、美国“B－IB”轰炸机(即苏联“海盗旗”轰炸机)、IBM计算机系列、SS－20导弹的设计等。苏联如此，美国也是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科技分局(Directora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是其下属五大分局之一，其职能之一就是获取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评估外国的最先科研动向。而法国情报机构一向把获取外国的先进科技、支持法国公司增强其竞争力作为重要任务。这些由国家情报机构进行的科技情报活动，都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而并非对公开信息进行加工与整理。

一直以来，国内大多数科技情报(信息)机构所做的对公开信息的收集和加工，是合法的信息整理工作，而不是非法的情报工作。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科技情报界引以为自豪的科技情报工作，实际上是科技信息工作。称之为“情报”工作，确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因此，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内科技情报机构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的更名举动，恰好是对这种信息工作的准确定位。

近几年，随着中央提出“建设新型高端智库”的要求，国内各级科技情报(信息)机构，重新思考作为“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定位，肩负起支撑政府决策的“参谋”职能，正在逐步从信息服务向决策支持转型，积极尝试向智库发展。将“信息”改回“情报”的新一轮更名，正在进行中。

4 重构中国情报学学科体系

现代西方的情报研究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成型的标志是谢尔曼·肯特《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的出版。肯特是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欧洲——非洲科的科长，战后一度回到耶鲁重执教鞭，随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国家评估办公室主任，成为美国首席情报分析师。在影响美国情报分析的大师名单上，他名列榜首。他被尊为美国战略情报分析之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肯特根据自己在研究分析处任职时取得的情报工作经验，认为必要的情报文献的储备是情报作为一门学科发展起来的基础。在1953年1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肯特称“情报是一门没有积累的学科”，“情报语言的不精确——这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可见一斑”，“没有情报组织历史知识的事实”等等。肯特提议建立情报研究中心，创办相应的学术刊物。在中央情报局培训主任迈特·贝尔德(Matt Baird)的帮助下，1955年9月，中央情报局的内部刊物《情报研究》创刊，肯特为创刊号发表了《情报文献的必要》一文，重申了情报图书资料对情报学科发展和情报工作的必要性。此后，肯特在《情报研究》上就情报理论和情报工作建设发表了9篇文章和11篇书评，为情报理论和情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基础。而他的《战略情报》一书，自1949年初版出版，至1986年已经被译成3种语言，有23个版本，被全世界700余家图书馆收藏，成为情报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今天，在美国和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情报研究已经是一门显学，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谢尔曼·肯特，就是美国情报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在60年的美国情报研究史上，可谓大家云集。除了肯特外，我们还可以拉出一长串的名单，如研究情报失误的兰德公司智囊罗伯塔·沃尔斯泰特(ＲobertWohlstetter)、研究情报史和情报与军事行动的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研究突然袭击与情报失误的理查德·贝兹(Ｒichard Betts)、研究战略欺骗的巴顿·惠利(Barton Whaley)、研究情报分析认知心理的小理查兹·霍耶尔(Ｒichards J.Heuer)、研究情报分析和情报搜集手段的罗伯特·克拉克(Ｒobert M.Clark)、研究战略预警的辛西娅·格拉博(Cynthia Grabo)……这些人有一个显著特点:他们多是学者出身，后投身于情报工作，从情报部门离职后再次投身学术研究。他们有坚实的学术素养，丰富的情报工作履历，所以能够自如地把情报理论与情报实践结合起来，借助自己的学术素养从事情报实践，从情报实践中验证和发展理论，完成对理论的升华。这是美国情报研究长盛不衰、领先于世界的基础。中国虽然是古典情报理论的源头，拥有像孙子这样的情报大家，抗战时期产生过如郑介民《军事情报学》这样的情报学奠基作品，但在建国后，由于畸形的保密政策，情报研究成了学术界讳莫如深的话题，军事情报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虽然蓬勃开展，但在理论研究上却少建树，少有的几本著作处于保密状态。我们现在从公开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作战》卷“军事情报学”辞条可以了解到，早在1988年军队就有《军事情报学概论》一书问世，2002年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出版过系列《军事情报学教程》。但这样的著作因为保密的原因，仅作为相关专业的教材在内部使用，而没有公开发行。军方和安全情报系统放弃了国家安全情报领域的发言权，从而将这个领域的话语权拱手相让。而在地方学术机构，一群科技情报工作者和图书情报工作者借鉴图书馆学尤其是信息科学的理论，开始了艰难的探索。但不幸的是，他们大多来源于图书馆学领域，谙熟信息科学，缺乏情报机构任职经历，不了解真正的情报工作。他们一开始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

十八大之后，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中国情报学人渐趋活跃，越来越多的情报学人开始摒弃传统的科技情报观念特别是图书情报观念，开始关注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情报工作正本清源、情报学从图书馆学和档案学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这样的呼声日盛，《情报杂志》将“情报学一级学科建设”作为“焦点话题”，专门开设专题进行讨论，在国内情报界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专家学者们积极响应，发表各自观点。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中规定，一级学科的调整每10年进行一次，调整程序为:①一定数量学位授予单位或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调整动议，并依据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提出论证报告;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相关学科评议组对调整动议和论证报告进行评议，提出评审意见;③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根据论证报告、专家评审意见提出调整方案;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将调整方案再次征求学位授予单位和专家意见;⑤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同教育部批准后，编制成一级学科目录。根据此规定，笔者认为情报学单列为一级学科，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借《草案》颁布之机，启动情报学一级学科的论证工作，此其时也。笔者认为，情报学一级学科应有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竞争情报学等二级学科。借鉴科技情报学已经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其在分析、处理信息时所使用的方法，用于提升军事情报分析的精确性，是未来军事情报工作的必然趋势。科技情报学(信息学)则必须全面引进军事情报学的研究范式，实现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

在国务院的学科分类中，情报学是管理学门类下属与图书馆学、档案学并列的二级学科。“图书、情报与档案学”是国家社科基金正式使用的23个学科名称之一，情报学地位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牵涉面非常广，至少涉及中宣部、教育部、社科院、中科院、科技部等部门，对这样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专门机构进行协调，而协调机构，当然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莫属。厘清学科边界，对科学研究提供指导，是它们的本职工作。至于说新的情报学一级学科如何与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图书馆学情报学)对接，如前所述，真正的情报学应讨论intelligence，而不是information，后者只是情报工作的原料，而不是目的，情报研究要借助于信息科学的数据分类、数据处理之类的方法，但这些只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任何一个学科都需要借重的，因此，根本不存在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对接问题。真正的情报学英译名应为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y)，这也是国际情报界通行的术语，不会存在交流障碍。

真正的情报学设立后，必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军事情报学、公安情报学、国家安全情报学、竞争情报学等二级学科会得到发展，各学科的观点可以借鉴和影响。只有在广泛借鉴、相互吸收的基础上，中国的情报学派才可能成立，中国的情报学人才不会言必称欧美，才不会认为情报学起源于图书馆学，或者情报工作开始于1956年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不会将布什(Vannervar Bush)和克劳迪·香农(Claude E. Shannon)奉为情报学的鼻祖。

真正的情报学设立后，也会对情报工作特别是情报培训产生影响。《草案》规定，国家加强国家情报工作机构建设，对其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经费、资产实行特殊管理;建立适应情报工作需要的人员录用、选调、考核、培训、待遇、退出等管理制度。这对情报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的情报学(信息科学)以信息管理为培养目标。所谓信息管理，是指对人类社会信息活动的各种相关因素(主要是人、信息、技术和机构)进行科学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以实现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的过程。它既包括微观上对信息内容的管理——信息的组织，检索，加工，服务等，又包括宏观上对信息机构和信息系统的管理。由此设置的人才培养方案，只传授基本的信息管理知识。如前所述，这种信息管理知识是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就像语言技能和文字处理技能一样。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了解情报与信息的区分，不了解信息的来源，不了解情报的生产流程，不了解情报分析过程(信息加工过程)中认知偏见的影响，当然更不会认识到对手拒止与欺骗对情报分析的影响。一句话，他们不可能胜任国家安全情报工作。

一个合格的情报工作人员，究竟应该具备何种知识结构?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情报机构工作人员，不管他在哪一种类型的情报机构工作，不管他从事的是哪一种岗位，他都必须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合理的知识结构，过硬的心理素质、敏锐的情报意识、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例如，他要具有丰富的情报专业知识，对情报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有较深入的了解。他要清楚情报的基本要求，了解情报工作的流程等等。对一个情报分析人员而言，他要熟悉情报分析的基本理论，了解影响情报认知的主要因素，掌握对手拒止与欺骗的基本技巧，懂得如何与搜集人员和情报用户互动。他也必须掌握相关军事、外交和国际问题知识，具备良好的知识结构，了解所研究的主题与国家安全政策的关系，以及对国家安全政策的潜在影响。对一个驻外秘密人力情报人员而言，他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素质，就是洞察重大事件的超强能力和察觉事件变化的高度敏感力。同时，他必须全面了解本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需求，必须清楚国内的情报需求，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无关紧要的。寻求新的证实信息或证伪信息时，他必须善于想象;面对新的证据时，他必须苛刻;整理确定事实时，他必须耐心细致;提出假设时，他必须客观公正。简而言之，尽管他的工作不是以研究为主，但是他必须具备一个专业研究人员的素质，并且掌握相关技巧。

这样的情报人才培养，对目前以信息管理为核心的情报教育内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情报学研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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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高金虎，男，1966 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情报基础理论

【文章出处】高金虎：《从“国家情报法”谈中国情报学的重构》，载于《情报杂志》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