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因疫情等因素，本次评选时程有所延迟，但却并不影响这份榜单的权威性和含金量。
“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评选活动，因最终入选者一般为十人（目前为止，仅第八届例外，当然，也是纯属意外，个中秘辛就不展开了），故民间又俗称为“十大法学家”评选。
能成为“全国十大”，无疑是中国法律学者的一份巨大的荣誉，但这也同样意味着，参与竞争的难度系数“非常之高”。
本文将为您呈现，大数据视角下，隐藏在第九届“十大法学家”评选结果名单中的“时代密码”。
在本届“十大法学家”获奖者中，王迁、杜焕芳、陈柏峰、胡铭四位学者曾在第八届“十大法学家”评选时入围前三十（未进前十），获得“提名奖”，本届评选终于从提名奖再进一步，进入了最后的十人大名单，可谓多年夙愿，一朝得偿。
律新观察注意到，上届获得“提名奖”后在本届继续获得“提名奖”的，有三名学者，分别是：竺效、周江洪和章志远。连续两届与大奖失之交臂，诚可谓遗憾，但连续获得提名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些法律学者的学术成就在圈内已持续获得认可。
本届“十大法学家”获奖者，全部都是男性。换句话说，十个男人包揽了本届大奖。虽然由各有权推荐单位报上来的推荐人选（前100名候选人）中，女性学者有14位，但最终仅有一位女性学者（宋志红）进入前三十（未进前十）。
由此，第九届“十大法学家”评选结果的“性别失衡”问题以及要不要给予相对弱势的女性法律学者以“性别保障名额”，可能会引起讨论。
事实上，律新观察分析了历届“十大法学家”的获奖者名单。第七届最多，达到了创纪录的三位，王万华、石静霞和刘艳红。由此可知，在“十大法学家”的评选中，评委在投票时并未特别考量性别平衡的因素，因此，女性是否入选、入选多少都是随机的。
但数据同时也揭示，在以男性为主的法律学者圈中，女性学者总体上显得相对弱势一些，无论是获得推荐、提名还是最终入选，其难度系数也相对男性学者更大一些。这一“严峻”现实，与目前法学院女生占多数、公检法女生挑大梁、律师业女生成主力的法律行业生态，是“背道而驰”的。
和往届相似，本届获得“十大法学家”的法律学者，在学者的身份之外，基本都有行政兼职：
王迁，华政教授，同时担任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杜焕芳，人大教授，同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李洪雷，社科院研究员，同时担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研究室主任
陈柏峰，中南政法教授，同时担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人才办主任
梁凤云，最高法院法官，同时担任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上述十位学者中，级别最高的为梁凤云（厅级）和李洪雷（厅级），其余则是处级，最低都是副处级以上——这大约是“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生动体现。当然，王迁教授是兼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是否属于实职领导，可能还有争议。
事实上，这种状况（参评学者多有行政兼职）在候选人推荐阶段就已经非常突出了。仅仅有教职而没有担任某行政职务的参评学者，有，但属于绝对的少数。因此，“领导率”100%这一事实本身是巧合，也不是巧合，当然也无法就此得出“评委喜好投票给领导”这种明显偏颇的结论。和往届类似，本届“十大法学家”的获奖者，全部来自法学豪门，出身高门大户——“豪门盛产法学家”这一传统，再一次延续。
本届的十位获奖者，有三位来自传统五大政法院校（栗峥、王迁、陈柏峰），五位来自著名法学院（车浩、杜焕芳、胡铭、秦天宝、聂鑫），一位来自社科院（李洪雷），一位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梁凤云）。
事实上，类如法大、华政等传统五院、人大、武大、北大、清华这些法科名校（院），基本每届都会有人入榜。用江湖的术语来说，这是名门大派的“势”之所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便是所谓的“机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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