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主案”看《百家公案》与《金瓶梅词话》的关系

一、《百家公案》与《金瓶梅词话》中“港口渔翁”故事的同源性质

韩南率先指出，《百家公案》中的“港口渔翁”（即第五十回的《琴童代主人伸冤》——引者注）是《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七回《王六儿说事图财，西门庆受赃枉法》和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蔡太师奏行七件事》的来源。

周钧韬先生进一步对比了《金瓶梅》与《新刊京本通俗演义百家公案全传》中的两段文字，认为“前者抄改自后者已十分明显”。[1]就这个杀主案而言，他们大都认定《金瓶梅》直接源自《百家公案》。

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现将《百家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与《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的情节列表比较于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百家公案》与《金瓶梅词话》两书所叙杀主案的内容、情节，甚至人名、地名，都基本相同或相近。我们可以肯定，它们属于同一故事源流。说《百家公案》与《金瓶梅》同源不假，但它们之间究竟是谁影响了谁呢？这就需要研究了。

二、《百家公案》对“港口渔翁”故事的改写

笔者认为，并非如韩南等先生曾设想的那样，《百家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就是《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的直接来源。

首先，《百家公案》并不是该故事的原本，因为它明显表现出改写的痕迹。如在《百家公案》的开头，说蒋天秀的妻子是“李氏”，但是在后来两次说到他的妻子时却只称“张氏”而不言“李氏”，这就导致上下文不统一。而作品又没有明确交代这个张氏是否是蒋天秀的其他妻妾。

笔者推测，《百家公案》的作者很可能打算把原作中的“李氏”改为“张氏”，但一不小心，还是依原本照抄了一个“李氏”在此。这样一来，《百家公案》中的“李氏”，很容易被我们看成是袭取原本而删改不尽的破绽。

而在《金瓶梅词话》一书中，凡说苗天秀的妻均言“李氏”，妾言“刁氏”，行文是统一的。在苗天秀妻的姓氏问题上，《金瓶梅词话》有可能更接近该故事的原本。

其次，《百家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在内容和意趣上带着更为浓厚的公案小说特色。例如，在《百家公案》中，写包公看见有一团旋风随着他的马头走，便命令随从“捉拿”旋风，颇具神话公案戏常见的荒诞幽默趣味。而《金瓶梅词话》在同一情景下，叙阳谷县县丞狄斯彬命人跟随“旋风”而不是捕捉“旋风”。

还有，《百家公案》的结尾，写谋害家主天秀的主谋董姓家仆劫得财物在逃，成了巨商。数年后，董氏家仆在扬子江遇盗被杀，财本一空，遭到与天秀同样的命运，似乎是因果报应的结果。而天秀之子后来中了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得到善报。

而《金瓶梅词话》本故事结尾没有叙及主谋苗青的结局，也没有涉及天理报应观念。像这种“捉拿”旋风以及直接拿因果报应取代司法审判的笔法，本为公案小说的常套，或许出自《百家公案》对原故事所做的创造性改写。因这类特殊笔法并不对《金瓶梅词话》产生任何影响，也能从侧面说明《百家公案》并不是《金瓶梅词话》中同一故事的直接来源。

三、《金瓶梅词话》对“港口渔翁”故事的改写

另一方面，也不可能是《百家公案》袭取了《金瓶梅词话》。因为《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也不可能是该故事的原始形态。

这主要表现在：《金瓶梅词话》为了把这个杀主案编织进这部长篇小说，同样进行了较大的改造。

第一，巧妙借用“清河县”之地名。

《百家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与《金瓶梅词话》都说天秀遇害的地点在（徐州）陕湾，又说天秀尸体与被打落水的琴童都漂流到山东省清河县。但在《百家公案》中，这个清河县应当不是山东省临清属下的清河县，而是江苏省淮安府属下的清河县。

因为从江苏徐州到山东临清，相距三百多公里，又是逆流，天秀尸体绝无漂来的可能性。检视明代地图，发现徐州有黄河和运河相交，因此，天秀在徐州遇害，其尸体才有可能沿黄河往下游漂到洪泽湖畔、同时与运河相交的芦榆港，从而被对岸的清河县慈惠寺僧人发现。

同样，发现两位艄公凶手和审理案件的地点也在这个江苏的清河县。《百家公案》的描写基本符合当时的地理情况。可能该故事的原本也是如此。

《金瓶梅词话》叙苗青等人谋杀天秀分赃后，又写他将货物“另搭了船只，载至临清码头上，钞关上过了，装到清河县城外，官店内卸下”。这分明说的是位于山东与河北交界处临清属下的清河县了。但根据地理位置来看，天秀尸体从徐州漂到临清属下的清河县是不大可能的。

这只能是《金瓶梅词话》对原作的巧妙借用，或许正是原本中的这个“清河县”地名触发了作者将这个故事改编进《金瓶梅词话》的灵感。这种借用正好反映出《金瓶梅词话》与《百家公案》有一个相同或相近的原本。

第二，改变“春香”与“琴童”的身份。

《百家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中，与董姓仆人调情的是使女“春香”；而在《金瓶梅》中，与苗青有私情的是苗天秀的宠妾刁七儿。调情的动作，也从《百家公案》的“斗草”变成了《金瓶梅词话》的“相倚私语”，加强了色情成分，也更符合《金瓶梅词话》的趣味。

不过这里特别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这个“春香”之名。该名字在《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八回也有出现，而且也是由苗青一案引出的人物。写王六儿为了方便与西门庆偷情，便从为苗青说情所得的一百两银子中拿出十六两，特地给丈夫韩道国买了一个名叫“春香”的丫鬟来伏侍。

《百家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中还有一个人名与《金瓶梅词话》有关。《百家公案》写陪伴蒋天秀上京、被打落水获救、后来为家主雪冤的童仆叫“琴童”。而“琴童”这个名字也见于《金瓶梅词话》，本是西门庆的一个家仆，且在第四十七回以前已经存在。可能为了避免重复，《金瓶梅词话》在该故事中将《百家公案》中的“琴童”这个人物更名为“安童”[3]。从这两个相同的人名也可以说明《百家公案》与《金瓶梅》可能有同源关系。

第三，增加了胡师文与狄斯彬等人物形象。

《金瓶梅词话》写苗天秀惨死案发，而初审官山东副提刑西门庆却徇情卖法，袒护主犯苗青，仅处死两个从犯。苗天秀的表兄黄美便写信请求自己的同年、山东巡察御使曾孝序为天秀伸冤。曾御使出于义愤，将此事委与东平府府尹胡师文，胡师文又令阳谷县县丞狄斯彬查勘。胡师文与狄斯彬都是历史人物。

宋时胡师文本是蔡京的姻亲。胡师文形象在这个故事的原本里可能无关紧要，却更易于让旨在昭示西门庆及其后台蔡京罪恶的《金瓶梅词话》作者大感兴趣。而且，顺便讽刺一下胡的糊涂与滑稽，正符合《金瓶梅词话》惯常的笔调。狄斯彬传附于《明史·马从谦传》，为溧阳人，嘉靖进士，官至御史，因劾中官杜泰，谪为边方杂职。《金瓶梅词话》把狄斯彬塑造成一个较为聪明正直的清官，是西门庆之流的对立面。

第四，增加了西门庆与曾孝序等人物形象。

《百家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与《金瓶梅词话》写到谋杀案发生以后，有些情节的前后秩序有所不同。最主要的区别是：《百家公案》中包公发现天秀尸体在前，琴童认出陈、翁两位艄公在后；而在《金瓶梅词话》里，安童认出陈、翁两位凶手在前，阳谷县县丞狄斯彬发现天秀尸体在后。

这种差异出自《金瓶梅词话》改写的可能性极大，而《百家公案》可能更接近该故事的本来面目。《金瓶梅词话》明显具有改编的动机，是为了让苗青案的初审权落到山东提刑所副长官西门庆的身上，给他提供徇私舞弊的机会。

《金瓶梅词话》中的苗青案对于刻画西门庆有重要意义。作者为了鞭挞西门之恶，让他受理这个谋财害命案，由他的情妇王六儿牵线。王六儿之所以愿干涉此案，非因与其邻居苗青的经纪人乐三夫妇有交情，而是为了借色图财。

苗青先后两次给了她一百两银子。苗青拿一千两银钱买命，与西门庆进行了一场交易，而王六儿与西门庆之间也是一场交易。这就深刻揭示出权与法、财与色的关联。在这个故事中，西门庆正处于人生和事业的顶峰，但他勾结权贵、贪赃枉法，又疯狂敛财、纵欲，同时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在《金瓶梅词话》中，代替包公终审此案的是山东巡察御使曾孝序。据《宋史》卷四五三，历史上确有一位因论事忤蔡京、窜岭表的曾孝序。他应该就是《金瓶梅词话》中这个同名人物的原型。

《金瓶梅词话》写曾孝序发现西门庆只把这个杀主案中的两个从犯处斩，轻易放过了主犯苗青，便向朝廷参劾西门庆贪赃枉法。于是，夏提刑“拿了二百两银子、两把银壶”，西门庆这里是“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通过西门庆的亲家、蔡京的管家翟谦交给奸相蔡京、亦即西门庆的干爹，将曾孝序的参本只批“该部知道”，不覆上来，使西门庆等人一点事也没有。等曾孝序任满回京复职，向皇上陈述蔡京以聚敛为宗旨的“七件事”之不当，被蔡京以“阻挠国事”为名，将他黜为陕西庆州知州。

之后，蔡京又通过其儿子蔡莜的姻亲、陕西巡按御使宋盘，罗织曾孝序的罪名，锻炼成狱，将他废除官籍、窜于岭表才罢休。从《金瓶梅词话》可以看出，在蔡京编织的奸臣网络中，是容不得任何清廉刚正的好官存在的。而皇帝也极其昏庸，让人看不到对国家前途的任何希望。

小说通过曾孝序的人生经历，深刻揭示出所影射的社会已腐朽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

包公和西门庆分别是《百家公案》和《金瓶梅词话》的主角，也是这个谋主案的审判官。然而，包公是个清官，西门庆是个赃官，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类型，折射出两种不同的创作心态。

在《百家公案》里，不管是对包公的歌颂还是对天理的信仰，都表现出对国家秩序与对社会公正的强烈信心。而《金瓶梅词话》里本故事的关键在于揭露西门庆如何勾结奸相贪赃枉法、陷害忠良，并通过他来暴露出整个国家机构的涣散和道德人心的沦丧。

总之，《百家公案》和《金瓶梅词话》中这个杀主故事的共同点非常显著，显然属于同一源流。

但两书都对这个杀主故事作了改写，说明都不是原本。两书中那些经过改写的细节和人物似乎又互不产生影响，又说明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继承关系。这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说《百家公案》和《金瓶梅词话》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已经散佚不见。

探究《百家公案》和《金瓶梅词话》的关系，在清理两书的渊源之外，还可为两书的成书时间提供旁证。

笔者在《〈百家公案〉研究》一书中，曾说明《百家公案》的直接来源包括：明成化间刊行的一批有关包公故事的说唱词话[4]，嘉靖间刊陶辅《花影集》、监察御史张景《补疑狱集》、《六十家小说》（今称《清平山堂话本》），以及明万历间周近泉刻《古今清谈万选》等书。

特别是《古今清谈万选》的成书时间与《百家公案》最为接近。据王重民先生考证，《古今清谈万选》书中《昙阳仙师》事在万历八年九月，故其书“必纂刻于万历八年以后矣”；今陈国军又根据《昙阳仙师》所用“相国”一词，联系昙阳之父王锡爵入阁时间始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进一步断定它出版于万历十三年至十七年夏之间[5]。而笔者也曾在《〈百家公案〉研究》一书中说明，《百家公案》成书于万历十五年前后[6]。

《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现存最早的版本，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序。而今知最早提及《金瓶梅》一书的资料，见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信，信中问道：“《金瓶梅》从何得来？”

笔者据此认为，《金瓶梅》与《百家公案》记录了同一杀主故事，虽然很可能都不是直接渊源，但同出一源的事实是很清楚的，其成书时间也应大致相同。也就是说，《金瓶梅词话》也应成书于万历前期。

[1]参见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2]本文所引（明）安遇时编辑《百家公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日本蓬佐文库藏万历二十二年与畊堂刊本，古本小说集成本。

[3]从这两个相同的人名也可以说明《百家公案》与《金瓶梅》确有同源关系。

[4]（明）无名氏编、朱一玄校点《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99页；陈国军《〈清谈万选〉版本、出版时间、编者及来源新论》，《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1 期。

[6]参见杨绪容《〈百家公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58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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