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时代的写真（代序）
小说史的发展不断证明，只有那些创造了不朽艺术典型的作品，才能保持长久不衰的生命力，与世长存。李贽论《三国》，谓三国“智足相衡，力足相抗，一时英雄云兴，豪杰林集，皆足当一面，敌万夫，机权往来，变化若神，真宇内一大“棋局”；金圣叹论此书，则谓“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
一个看到了三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一个赞扬作者真实再现出这一“棋局”和云兴林集的英雄豪杰。后人将《三国》、《水浒》合刻为《英雄谱》，同样也是看到两部杰作的艺术成就，正表现在塑造了光彩夺目的英雄豪杰典型。
人们热爱这些艺术形象，在于他们身上凝结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他们是传统美德的化身，代表着智慧、勇敢、正义，代表着光明和理想。
一个个放射着传统道德光辉的形象，映照千古。传统道德不仅融化在每一个人物形象上，而且贯穿于全书的大部分情节中。所以有人说，《三国》、《水浒》是艺术的、形象的道德教科书，它们对中国传统道德的高扬和对民族道德面貌的影响，超过了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圣贤之书。
但第一奇书《金瓶梅》横空出世，将古今读者的审美习惯冲击得七零八落。人们在这里再也看不到《三国》《水浒》中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看不到马革裹尸、忠勇报国或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高尚品德和非凡行为，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展示着人类灵魂的肮脏和丑恶。
几百年来，人们感到《金瓶梅》缺少光明、充塞黑暗，书中几乎没有一个符合传统道德的“好人”。清人文龙曾对笑笑生的这种写法颇感困惑：“作者甚有憾于世事乎？何书中无一中上人物也。”
确实，用传统的审美观念审视《金瓶梅》人物，不免令人感到沮丧、窒息，它缺少《三国》、《水浒》人物特有的艺术感染力，那种催人奋起，叫人热血沸腾、力量倍增的激情。笑笑生用赤裸裸的笔撕去一切虚伪的遮羞布，毫不留情地展示出人类性格的另一个真实。
《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这里没有一个忠臣孝子、义士节妇，更没有一个清官能吏、才子佳人，却充塞着世纪末病态社会的一大批畸形儿：奸夫淫妇、贪官污吏、市侩奸商、流氓蔑片、婢仆娼妓。
即使像传统小说中科举求名、文采风流的儒雅士人，在《金瓶梅》中也变成了秀才温葵轩那样的“早把道学送还了孔夫子”，吃里扒外、文行卑下的无耻文痞。
在作者的视野中，没有光明，没有希望，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群魔乱舞的鬼蜮世界，黑暗丑恶就是生活的一切。事实上，这也正是《金瓶梅》的价值所在，是它成为千古“第一奇书”的根本原本。
兰陵笑笑生何以能写出与《三国》《水浒》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物呢？首先在于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了客观基础。作为一种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任何永恒的、终极的道德规范都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漫长的奴隶、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培育出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培养了人们的强烈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生活中，人们以道德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来衡量一个人的好坏；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同样只能以道德作为人物塑造的标尺。
罗贯中、施耐庵的小说形象观正是在此基础是形成的。但笑笑生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因此而引起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金钱在生活中的作用剧烈膨胀，猛烈冲击了在封建生产关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传统社会意识，包括人们作为行为准则的传统道德。
仁、智、礼、义、忠、孝等几乎都经受不住金钱的冲击，传统道德观念实际上出现了一场危机。史载：“……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1]“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2]
“逐末营利”的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也破坏了敦厚俭朴的民风，“迩来竞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3]
所谓“尽改旧意”说明当时社会风气变化之剧，传统的道德再也不是束缚人们行为的规范。《金瓶梅》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处于剧变中的社会；作者所面对的，正是“惯刃骄吝，互尚荒佚”的人们。他几乎用不着专门寻找社会的阴暗角落，只要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严肃而写实的态度对待生活，他的笔下自然会出现“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险心肠，一个淫乱人家”[4]。
《金瓶梅》人物的非道德化倾向也是作者对传统道德和小说典型观念进行反思的结果。小说艺术形象的塑造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只有人物性格中道德因素才能产生美感吗？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一切真正的艺术家都必须对传统小说观念中的诸因素重新进行思考。
兰陵笑笑生选择了一条和罗贯中、施耐庵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不愿把自己的读者引向一个虚幻的道德理想世界，向那些虚构出来的完美道德形象顶礼膜拜，在敬慕和赞美中陶醉。
他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和良知抛弃了幻想，勇敢地而对现实，面对现实中的一切丑类，用锋利的笔摹画出他们的丑态和阴暗的心灵。“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的眼前。”[5]
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等正是《金瓶梅》作者为我们展示的“罪恶的巨大形象”，他们身上凝聚着这个病态社会的“一切丑态”。笑笑生要达到的，也正是“摧毁罪恶的目的”。
封建社会正在像一具僵尸迅速发臭、腐烂，“古风渐渺”，“流风愈下”，道德的破坏和沦丧也已成为无法改变的趋势。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兰陵笑笑生失去了用道德形象感化读者的信心和勇气。
既然生活中再也没有那种令人感动的道德完人，也不再有为作家提供这些道德完人必需的生活环境，小说家何必向壁虚构，用并不存在的道德形象欺骗读者？
其实，文学典型的真正意义难道仅仅在于以正面的道德形象为读者树立楷模吗？不也可以用反面的非道德形象为人们树起一面镜子，照出自我心灵的美和丑，善和恶吗？这一点，几乎没有一个前代的小说家意识到，只有兰陵笑笑生以前所未有的识力和才力，认识到了，且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金瓶梅》的出现使古代小说艺术形象的塑造实现了一次本质飞跃。从创作方法和审美风格上来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古典主义的，而《水浒》则是比较接近现实主义的，那么《金瓶梅》就是完全现实主义的。
这种区分除了表现在题材与时代上(《三国》最远，《水浒》稍近，而《金瓶梅》则是作者生活的时代)，也表现在人物的塑造方面。
上个世纪末，曾有人说古代小说的人物可分为三种类型也是三个阶段：以《三国》代表的类型化人物，以《水浒》为代表的性格化人物，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典型化人物。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的话，《三国》中的人物就像动画片，《水浒》中的人物就像木偶片，《金瓶梅》中的人物则是一出活的话剧。或者套用西方叙事理论，可以说《三国》人物是“扁形”的，《水浒》人物是“楕圆形”的，只有《金瓶梅》的人物才算是“圆形”的。
小说人物性格因素的多寡与是否发展，固然是人物圆扁的主要区分标准，但更主要的是其现实主义高度，是其与生活的吻合程度。
《金瓶梅》是第一部真正可以称得上写实主义的小说作品，它记录下了生活中的一切，美的与丑的，善的与恶的。书中的描写有时会让人觉得作者是在复制生活，像是一部毫无加工整理的录像片，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明代的市井生活。
这就如张竹坡所云：“似有一人亲为执笔，在清河县内，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6]书中的人物是那样鲜活，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传神，那样生动，就像跨越了四百年的时间距离，一下子站到了我们面前一样。
应伯爵的吹牛，潘金莲的骂声，宋惠莲的哭闹，西门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都让我们感到那么亲切，根本就感觉不到中间有几百年的时空间隔。
其实，这也正是《金瓶梅》艺术魅力之所在，是它作为“千古第一奇书”而无愧的地方。
善明随我读博三年，博览群籍，但对《金瓶梅》尤感兴趣，后来就将毕业论文圈定在这部书上，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本书就是在善明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希望本书能为读者带来的不仅是艺术上的审美与欣赏，同时带给大家以思想的启迪和对人生的思考。
[1]《博平县志》卷四。
[2]《恽城县志》卷七。
[3]同上。
[4]赵文龙《金瓶梅评》第二十七回。
[5]席勒《强盗》第一版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6]《读法》第63回。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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