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三人谈

宁宗一先生1954年始任教于南开，是南开大学小说、戏曲研究的第一代学人；

石钟扬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南开大学进修，师从朱一玄、宁宗一两位先生；

付善明师从孟昭连先生，201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博士学位。

宁宗一、石钟扬、付善明老中青三代学人共同参加了2015年10月22日至24日吉林大学的“金瓶梅文化高端论坛与版本文献展览”，并就《金瓶梅》、潘金莲、作者笑笑生发表看法，是为“金学三人谈”。

摘  要：“《金瓶梅》悖论”客观存在，即一方面金学界承认其为小说史中的杰作；另一方面，群众中有人认为它是“淫书”，在出版和传播过程中受到诸多限制。

小说史是一部真正的心灵史、心态史，我们应还《金瓶梅》这部大师经典以小说的尊严。潘金莲为书中第一女主角，我们应从文本出发，还读者一个真实的金莲。

“世代累积”仅是从素材层面而谈，小说的经典文本均为小说作者所独创，《金瓶梅》是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心灵史。

关键词：《金瓶梅》  潘金莲  心灵史

还 《 金 瓶 梅 》 以 尊 严

宁 宗 一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追随“金学”精神同道的脚步，对《金瓶梅》进行学习、探索和研究。

由于我缺乏坚实的理论思辨能力，很难再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进一步。

但是，当步入晚景时，我的“问题意识”却不断强化。

我深知，随着“金学”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哲学的各个层面的提升，对它的研究的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一方面是“金学”界有一个从不动摇的共识，即这部小说伟构具有不可替代的永恒价值，是列之于世界小说之林毫无愧色的经典。

不过，严格地说，这种认知只是在“金学”研究群体这一层面；而另一方面，即广大群众乃至官方与准官方的认知，却与研究者有着较大距离。

时至今日，据我接触的读者群，“《金瓶梅》悖论”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

这里我所说的“《金瓶梅》悖论”，就是一方面口头上承认《金》书是“四大奇书”之一，而且还是“第一奇书”，也知道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著名论断：“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是小说史中的伟大杰作。

至于阅读视野开阔的读者，还看到了美国资深翻译大家、《金瓶梅》的英译者芮效卫明快地称赞《金瓶梅》是“大师经典”。

但是，滔滔今日，这些美誉却并未使强大的“舆情”有根本的变化。

如果抛开我们这一主要从事“金学”研究的群体，去看看，去听听，才发现四百多年后的《金》书在有些人的认知中，仍是一部色情小说，仍然认为它是“黄书”、“淫书”，不仅少儿不宜，即使成年人也只能看删节本；

至于官方和准官方则更可以利用其权力进行花样翻新的删、禁，这实质上充分表现出他们的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这种不同的认知简直是冰炭两重天。

今天，我提出的这个“《金瓶梅》悖论”也许被视为虚妄之说，但是，当您去了解何香久先生以二十年之心血完成的《综合学术本〈金瓶梅〉》，又在完成后整整十五个年头竟延宕至今未能出版[①]。

再有，《金瓶梅》的每次出版往往在那一万九千一百多字到底删几千字也要在有关机构、出版社和整理者之间讨价还价。

而我个人的《〈金瓶梅〉十二讲》按合同规定本应今年出版，竟也被搁置下来，据说是因为有关管理机构认为今年有关《金瓶梅》的书出的太多了！

可见“悖论”真实存在。

针对这些，也许我们无言以对，但是，我们又必须发声。

而我们的发声又必须是站在民族文化、思想理论的高度去指出这种小说文化被民族虚无主义所绑架的危害！

我在进入“金学”门槛的三十年就是边学、边讲、

边写一些普及性的小文，目的就是通过自己的读书体验，直陈《金瓶梅》的核心价值！

不错，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大国，同样，我们还是一个小说大国。

但是在传统观念中延续到今天的是，历史和历史学才是经国之大业，是高大上，而小说和小说研究，在意识形态的管理层和不少读者中、普通群众中则是亚文化，是消闲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觉得它无关大局，无关文艺的发展与繁荣。

其实，在中国这个历史大国，在历史的身旁，还有一部真正的心灵史，一部心智史和心态史，这就是一部文学史，是一部小说史、戏曲史等等。

在中国文化史中，如果没有了心灵史，肯定地说就是一部不完整的文化史。

我们暂且不说别的文类，仅小说文类，就是心灵史的最好的载体，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长篇小说乃是“时代精神所居之大宫阙”。

中国的文化史正是靠着小说这样的心灵史、心态史和生活史的叙述才显得丰满、灵动、靓丽、完整和生气勃勃，读来令人神旺。

因此，正史与小说乃是文化史的左右手，不分轩轾！它理应被尊重，这是小说的尊严，也是小说家的尊严。

而“金学”研究者们更应为小说的尊严不遗余力地为其争取真正文化史上的地位。

其实，对文史两家有起码认识的人都看到：历史是宏观的，偏重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典章制度的变迁等等；小说相对而言多作微观。

许多叙述都是史家不屑顾及的百姓生活；

历史关乎外在，小说注重内在；

历史重形，而小说重神；

历史登高临远，雄视阔步，小说则先天地富于平民气质。

所以，历史中的正史和被看作是“小道”“邪宗”的小说，绝不能相隔相异，而是必须互相参定，互补相生。史家之眼光虽深邃，但文家之审美眼光又非史家之所长。

具体到《金》书，在它的全部叙事中，从思想题旨到字里行间，让人处处感受到作者是以全部的智性、灵性和生活的感受力去烛照社会，触摸现实。

以自身体验出发去感受历史与现实的美与丑，并且见证丑之生成。其中，蕴含的令人唏嘘不已的人生况味，几乎都是作者心灵历程的外化。

我想到，曾读过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讲演录中，2008年诺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一次讲话中，恳切地也是坦诚地谈到，《红楼梦》、《水浒传》和其他中国的小说名著，帮助他探索到“中国思想”。

事实是，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经典文本不仅帮助了我们国人对中国思想的了解，又何尝没有帮助那些不带偏见的外国友人对中国人的生活史、思想史和心灵史有了活生生的形象化的了解呢？

事实是，很多外国学人和中国的小说研究者都发现了，一部部伟大的小说经典文本都有一种深刻的“绝对的”社会学的思考。

实际上，我们对《金》书的意蕴、寓意和象征是有极大的研究空间的。

仅就《金》书中的那“颠倒混乱的世界”（借用歌德评莎士比亚剧作中语），就充满了使你思考的社会学问题，生活史的问题，当然也有诸多心态史的问题。

是的，《金瓶梅》命运多舛。

但，笑笑生和他的《金瓶梅》的生命空间却永远留在世上，这又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又提到了像谜一样的兰陵笑笑生。

我曾不无郑重地说，谁能像笑笑生如此勇敢地写这样的小说，谁又能写和会写这样惊世骇俗的长篇巨制？

周有光老先生凭着他百年积累的认知人生、世界的眼光，提醒我们：

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这句颇富哲理的话，如果我们小心地移植到小说史研究中来，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要通过世界来看中国小说，来看《金瓶梅》，也许这样会使我们的眼光明亮一些、清晰一些。

周有光照

我还读过1938年赛珍珠作为诺奖得主的讲话。

她发表的讲话就是径直地以《中国小说》为题，谈他对中国小说的看法和他翻译《水浒传》的深切感受。

其中有诸多平实而又准确的论点，而这些看法，我们中国人和中国的小说研究者似乎是见惯不怪的，但一经赛珍珠道出，却又令人深省，我这里记述了几条，不妨一读：

1.中国小说的作者愿意追求和羡慕无名者的自由；

2.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时代，而他们自己却乐于湮没无闻；

3.中国小说是自由的，它随意在自己的土地上成长，这土地就是普通人民。它受到最充沛的阳光的抚育，这阳光就是民众的赞同；

4.中国小说不像在西方那样受一些伟大作家左右；

5.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作；

6.从智慧中产生出支配灵感的规则，而源自生活深处的灵感是放荡不羁的野泉。

为了考索兰陵笑笑生何许人，我们的“金学”研究家，探寻了诸多文献资料来证实谁谁谁就是笑笑生，然而又都一一落空。

因此，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

一个作家的最好的传记乃是由他的作品写成的！

我的这种文本主义使我认知笑笑生时，就是笑笑生何许人，笑笑生的传记正是由《金瓶梅》告知我们的，他已用他的小说说明了一切。

以上的随性发言，实际上都是在为中国小说，在为《金瓶梅》争取尊严的地位。

我们应大声疾呼，当历史走进了21世纪，当我们的文化走向了世界，当呼唤文艺繁荣时，我们再不应为《金》书那一万九千一百多字而困扰而吓倒了。

我们应当按时代前进的步伐和趋势，为小说，为《金瓶梅》在艺术殿堂上争得崇高的地位。

让我们的《金瓶梅》这部大师经典，在今日之社会，再不要历经35年的漫长时日还不能出版！

再别让一部普通的解读《金瓶梅》的小书，难以出版！

还《金瓶梅》以尊严！！！

换 副 眼 光 看 金 莲

石 钟 扬

潘金莲与西门庆无疑是《金瓶梅》中的两大主角，也是全书写得最成功最灵动的艺术形象。

要写《潘金莲论》，我提起笔来，却颇为茫然，不知从何下手。

因为潘金莲早就以“天下第一淫妇”的美名被钉在耻辱柱上，供人詈骂数百年。

金莲不是人。（张竹坡《金瓶梅读法》）^[1](P432)

潘金莲者，专于吸人骨髓之妖精也。（文龙《金瓶梅》第二十八回批语）^[1](P601)

若潘金莲者，则可杀而不可留者也。赋以美貌，正所谓倾城倾国并可倾家，杀身杀人亦可杀子孙。（文龙《金瓶梅》第四十一回批语）^[1](P611)

这是清代人的评论。

张、文于《金瓶梅》多有卓见，但对潘金莲的评说却终未摆脱“红颜祸水”的封建男权主义的观念。

鲁迅不止一次清算这种谬见，先有《女人未必多说谎》，再有《阿全》，皆有高见。仅引后文

：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2](P201)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来，虽说时代不同，而评论《金瓶梅》，尤其是评论潘金莲的男权主义观点，非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似乎是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这也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一大奇观：

“淫妇”、“恶毒妇”、“妇女中的魔鬼”、“西门庆家的女恶霸”、“天下第一淫妇”、“第一可恶可憎之女人”、“催命榜上第一人”、“罪恶之花、戕身之斧”……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说潘金莲是“一个最淫荡、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

国内学者如此固不可原谅，最令人不可理喻的却是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的浓烈的男权主义观念。

无可非议,夏氏对中国古典小说、现代小说都有精到的研究，以至被国人奉为“经典”。

但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五章《金瓶梅》（单篇译文被冠名为《金瓶梅新论》）中，夏氏将潘金莲定性为“一个非常狡猾和残酷的人物，一个为满足其性欲无所不为的占有性色情狂”^[3](P169)，西门庆反倒“是一个做事鬼鬼祟祟，为自己辩解的丈夫，而潘金莲则是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的妻子” ^[3](P189)，“她依然保持着对她们公有的丈夫的绝对控制权”，^[3](P190)“西门庆是她取乐的工具”，西门庆之死实际上给人的印象是：“他被一个无情无义而永远不知满足的女性色情狂谋杀了”。^[3](P191)

仿佛从西门庆的死到西门败落的责任都要这潘金莲来承担，已将“红颜祸水”论推到了极致。

这令我深为惊诧。

如果没有鬼才魏明伦以“荒诞川剧”《潘金莲》抒发他的异端之见，如果没有美籍华裔女学者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发表了对潘金莲极为慈悲的评说，我真怀疑历史在这里停止了它前进的脚步。

或许是“红颜祸水”论裹住了中国男士前进的脚步，因为自明至今，中国“金学”的基本队伍是由男性支撑。

男人们对潘金莲骂声不绝，而《金瓶梅》又曾久禁不止，有学者指出，不少男性在玩弄一种自欺欺人的解读游戏：睁开眼骂潘金莲，闭上眼想潘金莲。

虽有些刻薄，却似乎不无昭示意义。

骂不妨骂之，想不妨想之，那是别人的自由。

但我却认为，对于一个复杂而成功的艺术形象，靠“以骂代评”似乎简单化了一点。

骂固然也是一种评论，而且可解一时之恨，却终替代不了入情入理的审美解读。

鲁迅所论《红楼梦》的“读者学”观点，对谈《金瓶梅》人物也有意义。

他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不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4](P145)

可见读者自身的眼光是何等重要。

有道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同理，有一千个读者就该有一千个潘金莲。

而我却希望读者诸君不妨先撇开成见，搁起感情，换一副眼光，心平气和地读读文本，以一颗平常心看看这位潘女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然后再作分解。

在同情中了解，在了解中同情，方能持平。

《 金 瓶 梅 》 是 兰 陵 笑 笑 生 的 心 灵 史

             付 善 明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徐朔方先生在《论〈西游记〉的成书》、《论书会才人——关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编著写定者的身份》、《再论〈金瓶梅〉》等系列论文，以及专著《小说考信编》“前言”中，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认为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中的许多作品不是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而是由不同时代的民间艺人和文士在前人基础上编写并逐渐写定的。

此说提出后受到众多研究者认可。

“世代累积说”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了解明代几部奇书和部分戏曲作品的成书过程提供了重要借鉴。

由徐先生和部分学者对于“世代累积说”的相关论述，使我们借此得以梳理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故事本事和定型过程，对于爬梳并探究小说的素材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徐朔方、梅节等先生即认为《金瓶梅》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小说，且为讲唱文学。

并有论者著文称《金瓶梅》之累积过程不同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明显于史有据，而属于隐性累积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5]。

“世代累积说”有其局限性，我们应该从更高层次对这些小说作品进行论述。

“世代累积说”毕竟只是停留在素材层面，没能从更重要的情感层面进行考量。

平心而论，论者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是世代累积型作品，主要是着眼于小说的“素材”。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6](P527)

具体到“世代累积说”和“隐性累积说”来看，研究者将其中浙江的“嘴”、北京的“脸”和山西的“衣服”找出来，就认为已发现了小说创作的奥秘。

其实，明清时期的经典著作，皆为罗贯中、施耐庵等天才作家的创造。

其累积只是素材层面的积累；如果说到创作，罗贯中等天才作家们对于前代作品可谓是信手拈来，并不拘于之前素材的形式、情节与观念。

“四大奇书”的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都融入了自己浓厚的情感：

或歌颂三国时期“武勇智术，瑰伟动人”的英雄，发出“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喟叹；

或痛恨贪官横行、乱自上作，同情甚至赞颂揭竿而起的梁山好汉；

或寓意深远，通过唐僧师弟四人的取经故事曲折反映现实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从全书贯穿的一贯情感来看，这其间是不容其他文人措手的；

而且其他作者由于感情、经历、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不同，其思想也不可能和原作者的创作思想完全合辙。

如《金瓶梅》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一阅即知其与笑笑生的笔墨迥异。

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引言中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7](P2)

俄国作家果戈理也称“最近的著作都是我的心史”^[8](P21)。

所以，从有机整体的角度来看，以经典文本为核心的中国小说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作者审美化的心灵史。

古典小说作家，从志人、志怪作者到唐传奇作者，从宋元话本的“说书人”到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巨匠，从罗贯中、施耐庵、兰陵笑笑生到吴敬梓和曹雪芹，其作品都是他们心灵的投影，是他们的心灵史和心态史。

即使被传统观念认为是世代累积型作品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它们的最后成书也是在一位天才的小说巨匠的创作下完成的。

从小说创作、小说母题、小说类型等角度来看，一位杰出作家绝不满足于前代所提供的小说素材，而是以这些素材、母题为基础，创作出截然不同流俗的全新的作品。

将《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水浒传》、《西游记》与前代流传的《大宋宣和遗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相比，就可见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等巨匠们的隽秀杰出和超逸前代。

至于从《水浒传》中潘金莲、西门庆故事一支逸出而蔚为大观的《金瓶梅》，更是兰陵笑笑生创作出的一幅反映晚明社会风俗画卷的杰作，是作者独立创作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巨著。

从小说创作的一般规律来看，无论是“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还是“世情小说”、“公案小说”，古代的经典文本都是古代天才小说家的独自创作。

之前可能有小说素材的累积，创作艺术、创作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模仿和借鉴，但最后无疑是定型于一位天才小说家之手。

在这一点上来说，“世情小说”更是如此，因为创作一部抒写自己心灵和心灵况味的大书，是不容许“他者”的介入的。

《金瓶梅》作为一部“小说家的小说”，是描写西门庆家族的兴衰成败的历史，其感情取向和描写手法均非其他作家所能插足期间的。

历数中国古代小说经典之作的续书，真正能有所成者，有《水浒后传》、《荡寇志》、《西游补》等。

翻阅其书，即可知续作者绝非对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抛开原作另起炉灶，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古代小说续书的创作，很难做到与原著思想上的统一。

如“英雄传奇”题材的作品是“因文生事”，创作者个性特色鲜明，即使《水浒传》不同版本间，我们也可以看到征田虎、征王庆、征辽故事与原著间的不合隼。

《西游补》“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是作者董说有感而发之作，是董氏借《西游记》中的情节加以演绎，创作出的全新文学作品。

董说《西游补》和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都是对原作的彻底颠覆，都是借壳上市，但后者走得更远，脱离《水浒传》这一英雄传奇的范式而成为明代世情小说的巅峰之作。

《金瓶梅》是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心灵自传，是作者经历了人生困境和内心孤独之后，发出的对生命的深沉感喟。

他不仅注重于摹写人生、摹写社会和对世俗百态的评判，而是更加倾向于心灵的抒写，更加倾向于描写自己心中的污浊现实。

所以《金瓶梅》虽可谓一部西门家族的盛衰史，但最为重要的，是真实展现了晚明的世情百态。

作者兰陵笑笑生收放自如，源于他与自己所深深眷爱着的题材的高度契合、他对西门庆家族和晚明世态人情的烂熟于心。

所以说《金瓶梅》是笑笑生的《金瓶梅》，作者深谙晚明下层社会的语言和市井人情，崇祯本评点者写不出，张竹坡写不出，王世贞、屠龙、李开先等身居高位者也写不出。

兰陵笑笑生是一位下层文人，饱经沧桑、目光犀利，通过西门庆一个家庭折射出晚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将其心灵史巨著《金瓶梅》这一惊世骇俗之作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G].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2]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

[4]鲁迅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范丽敏.论《金瓶梅》的“隐”累积——兼评“个人独创说”[J].明清小说研究,2008(3)

[6]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8]魏列萨耶夫著，蓝英年译.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