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德：创新·反思·瞻望 再铸“金学”辉煌

广州大学纪德君的《<金瓶梅>传播现象新探》从传播学视角切入，认为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意见领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商业出版传播过程中则出现了“第三人效果”现象以及禁毁、删节与分众传播等“把关”行为，而在对《金瓶梅》性描写的评价历程中又出现了“沉默的螺旋”效应。

这对促进《金瓶梅》传播研究的深入开展颇具启迪意义。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冯保善的《“四大奇书”的江南传播与中国小说经典化进程》结合“四大奇书”在江南的传播，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经典化进程，认为文本的刊行、“奇书”概念的出现、文人的精批，都是小说走向经典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于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

南昌大学陈东有的《<金瓶梅>道德思维指向的几个问题——从瓶外到瓶里》指出，从社会道德批评的思维指向看，中国社会对《金瓶梅》的批判特别是道德的批判，大多数是先验性的道德概念发挥作用的盲目从众。

从创作与接受的关系来看，作者道德思维中的批判指向是全书创作的根本，读者必须在认真阅读、深入理解作品本身的内涵及其逻辑的基础上，才不会发出浅薄、浮泛、盲目从众而又不知其所以然的批判。

上海政法学院孙超的《北来秘笈成奇货  掩护兰陵笑笑生》梳理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出版《金瓶梅词话》的具体情况，指出其在《金瓶梅》研究史和传播史上开创新局面的意义。

中国铁建张青松的《<清宫珍宝皕美图>流布研究》对该图的特征、收藏、出版等情况进行梳理，肯定其在《金瓶梅》绘画史乃至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地位。

东华大学杨彬的《两个武松：从市民英雄到传奇英雄》提出，武松故事同时出现在《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中，但武松形象在两书中有着本质差别。

武松在《水浒传》中经由民间长期的“英雄想像”而被塑造为一个传奇英雄，而在《金瓶梅》中则完全为一市井英雄，这与元明之际戏剧小说中英雄故事自“世俗性”向“传奇性”转变扞格，武松形象不应简单视为自《水浒传》向《金瓶梅》的单向度递嬗，二书中武松形象的孰先孰后亦需重新斟酌。

台湾新生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傅想容的《丁耀亢<续金瓶梅>中“郑玉卿”素材来源探讨》认为丁耀亢《续金瓶梅》中的郑玉卿形象深受《金瓶梅》影响，其性格原型为西门庆、应伯爵与陈经济的融合，而郑玉卿与李师师、李银瓶的三角畸恋、情节之铺陈多改写自《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小厮琴童——西门庆、陈经济、潘金莲——西门庆、林太太、王三官之乱伦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许建平的《<金瓶梅>人物的伦理形态与生命价值观新变》以叔本华的意志论与尼采的超人哲学为理论视角，从新动机伦理学和三种人生价值观念出发，分析《金瓶梅》主要人物的伦理观和人生价值观结构，认为《金瓶梅》故事叙述所表达的不是基于道德本体论的“善”“美”体验，而是基于欲求本体论的“真”的诉求。

西门庆的“老大主义”，潘金莲“处处掐尖”，李瓶儿的以退为进不求超人的超人，庞春梅的以进为进的运气超人均说明《金瓶梅》与《三国》《水浒》《西游》一样也是一部写超人——市井超人的小说。

其所表现的商人的生命价值观在财色权方面较之此前的文学作品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了新的内涵。

河南大学梅东伟的《刑於寡妻  御于家邦》将《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置于晚明的“夫妻”言说语境中展开论述，认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实际上是“刑於寡妻，御于家邦”这一传统伦常道德的“反语”式样书写，其中委曲反映了士人的家国情怀，也同时折射出小说家对伦常与人性的哲学思考以及特定士人群体的精神颓废与流荡。

中国美术学院李辉的《<金瓶梅>里的东京城市研究》在梳理《金瓶梅》城市空间描写的基础上，比较了宋、明两代的开封城市格局，以及当时南京、北京的城市构成，认为《金瓶梅》中关于东京的城市描绘总体虚多于实，既不是宋代的东京汴梁城，也不是当时的开封、南京和北京。

湖北大学金霞的《从李瓶儿的丧葬礼仪看明代妻妾的尊卑差别》认为，西门庆在李瓶儿的丧葬礼仪、称谓和封诰使用上屡次出现僭越行为，体现出想“以妾为妻”之礼仪安葬李瓶儿的企图，但最终被其亲信阻止，可见明代妻妾尊卑界限分明，以及男性之所以竭力维护的深层原因。

陕西师范大学孙琳的《<金瓶梅>与明代社会之流氓文化》结合小说对西门庆的描写，从明代腐溃的君权制度对流氓文化恶性膨胀的极大促进,以及这种膨胀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出发来探讨明代社会流氓文化的特征。

吉林师范大学伏涛的《<金瓶梅>中“门卫”描写的文化思考》提出，《金瓶梅》中门卫形象的塑造使读者看出了社会下层小人物的多样人生与悲苦命运，以及他们的贪婪与苟且，透过他们可以窥见明代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丑恶。

江苏师范大学李申的《“金瓶”茶事面面观》从小说涉及的茶的种类、饮茶特点、所发挥的社会功用、民间习俗和隐语修辞的使用等角度，论述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台湾里仁书局徐秀荣《<金瓶梅>中的殊方异物》通过对“高丽铜”与“安南币”之索源，申证《金瓶梅》原文之讹误，以及明代金融交易外币泛滥的市况。

信阳学院王永莉的《<金瓶梅>猫狗意象解读》认为《金瓶梅》中猫狗意象的反复出现，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隐喻性的存在，是情欲冲动与奴性人格的象征，猫狗意象在揭示妻妾争宠角逐的残酷、连接上下文、对诲淫主旨的反驳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曲阜师范大学刘相雨的《论<金瓶梅>中的“五短身材”》指出，《金瓶梅》对于大量“五短身材”人物的描写，借鉴了古代命相术的一些写法，但又没有拘泥于命相与人物命运的关系，而是对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

暨南大学史小军、王舒欣的《<金瓶梅>与<红楼梦>窥听叙事比较论》认为，窥听叙事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占据较大分量，但在叙事的时空设置、人物形象与情节建构方面都有着不同的文本呈现，体现了相异的审美意蕴。

宝鸡文理学院雷捷的《窥视：一种叙事视角的艺术价值分析》认为，由古典小说到新时期小说，“窥视”作为一种叙事视角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金瓶梅》的出现，使“窥视”作为一种叙事视角的作用达到极致。

南开大学陈晨的《<金瓶梅>中的听觉叙事》认为，听觉叙事在《金瓶梅》中参与作者的艺术构思，实现了与视觉叙事的双向互补与共建，共同拓展了小说的叙事内容；不仅推动了人物关系和矛盾的复杂叙写与小说情节的演进，在揭示人物心理与凸显人物性格方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宝鸡文理学院秦晓英的《<金瓶梅>的死亡叙事研究》认为，《金瓶梅》通过渲染死亡气氛、描绘死亡心理，以及对死亡场景的描摹，渗透了作者对死亡的思考和对炎凉世态的体味，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陕西理工大学王建科的《<金瓶梅>与明清家庭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提出，《金瓶梅》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中家庭家族类作品从内容到叙事结构的成熟，在叙事模式方面的创造和成就表现在选择和描写了一个极具叙事张力的西门家庭、由一家而及天下、具有较为复杂的网状叙事结构、具有叙事的历史感等方面。

台湾淡江大学林伟淑的《陈经济在<金瓶梅>中的身体叙事与隐喻》指出，陈经济既是西门庆的女婿，也是西门庆的儿子、伙伴，甚至下属般地听命于西门庆。

西门庆是以财富及权力交换女性身体，而陈经济的身体政治却是被统治及被决定，而决定者又往往是女性，从而揭示出在晚明时代权力与欲望的交换已经不只是父权社会底下男性与女性那样绝对或单向的思考。

昆明学院孙秋克的《时曲与<金瓶梅词话>的叙事艺术》认为，《金瓶梅词话》大量采用的时曲，与叙事的需要两相契合，进而从内外两个层面营造人物生活的社会历史环境；渲染场景气氛，表现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场景，以增强其写实性；生发情事，或形成人物之间矛盾冲突的起点，或使事件的发展波澜横生却又环环紧扣，令人物个性在事件中得以突出；作为收煞，交代西门庆擅长时曲弹唱的家人、家乐风流云散的结局，和一些人因时曲而意外改变的命运。

廊坊师范学院许振东的《论<金瓶梅>以炕、床为中心的世情叙事场景》认为，炕和床作为中心叙事场景在《金瓶梅》中的出现频率极高，标志着我国古代白话小说叙事场景发生的根本性变化。

河南大学张进德、胡艳平的《<金瓶梅词话>的回目设置与空间描写》认为，以花园为中心的西门宅内空间，以东京为代表的官场空间和以妓院、寺观为代表的西门宅外空间共同构成了现实空间中两大主要空间格局，它们与以梦幻为代表的超现实空间共同撑起了《金瓶梅词话》这座艺术大厦。

这些多次被嵌入回目的空间，不仅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或者故事发生的地点，而且是建构故事内容的关键元素，在塑造人物、结构情节、深化主题、把控叙事节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

陕西师范大学冯媛媛的《<金瓶梅>对<西厢记>的“戏仿”》提出，《金瓶梅》的风情叙事中，贯穿着一种对《西厢记》的“戏仿”，既是对原文本的降格、脱冕和亵渎，又是一种对才子佳人故事“元叙事”的颠覆，带有一种“解构主义”和“反讽”的特征。

云南民族大学曾庆雨的《<金瓶梅>书写语言痕迹分析》通过对小说语言痕迹的分析，来探寻文人小说创作心态，进而拓及我国章回小说成熟期的写作方法。

在人物形象探讨方面，河北师范大学霍现俊、李皎月的《被侮辱者成为被谴责者》关注于小说中小人物的描写，认为秋菊所受侮辱在众多婢女中最为严酷，而小说对其谴责又最为严厉，实际是作者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深层意识的反映。

南京财经大学石钟扬的《潘金莲的身体文本》从色、艺、经历、气质等方面对潘金莲形象进行分析，指出其成为全书最有神采的中心人物之原因所在。

陕西理工大学雷勇的《从西门庆形象看<金瓶梅>的传奇性》认为，《金瓶梅》基本创作倾向是写实的，但在塑造西门庆形象时，突出了他超人的运气和令人艳羡的情场经历，又以夸张的笔法渲染了他永无餍足的性欲和超人的性能力，这使西门庆形象带上了较浓的传奇色彩。

江苏社科院魏文哲的《<金瓶梅词话>中的“坏女人”》认为，男尊女卑的思想理念与礼法制度造成了古代女性普遍的悲剧命运，但女性在不合理不公平的生存环境中的所作所为也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悲剧，《金瓶梅词话》中的坏女人以文学的形式形象地诠释了这一命题。

广东惠州学院杨林夕的《论<金瓶梅>女性的才能和机心》从持家理事、口才谋略、日常劳作、休闲娱乐等方面分析了“金瓶梅”们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的才华与能力，来探析《金瓶梅》中女性才能的价值，冀以从更广阔的视野去了解《金瓶梅》中的女性。

复旦大学黄霖的《[行香子]词与《金瓶梅词话》的刊行》针对学界关于《福寿丹书》与万历丁巳序刊的《金瓶梅词话》孰先孰后、[行香子]词谁抄自谁的不同说法，指出两书之间可能不存在谁抄谁的问题；假如存在，也只能是前者抄了后者。

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叶桂桐的《<金瓶梅>病理切片：53-54回》提出，《金瓶梅》初刻本的53—57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崇祯年间找到了已经遗失的53、54两回，在后出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中用这两回替换了“陋儒补以入刻”的这两回，因此在《金瓶梅》主要刻本中53—57回有三种存在方式；

《金瓶梅》三个序跋在《金瓶梅》主要刻本中也有三种存在方式。这两者相结合，可以判定《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初刻本。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董玉振的《介休本<金瓶梅>形态及批注时序细考》介绍了自己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金瓶梅词话》考察的情况，并对其批注时序进行了辨析。

浙江师范大学高玉海的《<金瓶梅>俄文译本的历时性考查》对《金瓶梅》俄译本进行了介绍，并简要回溯了《金瓶梅》的俄译历程。

香港中文大学洪涛的《<金瓶梅>的国际化：外译本的压抑、张皇和奇特现象》对《金瓶梅》德、法、日、越、韩、英等外译本的特点和命运进行了梳理。

吉林大学王汝梅的《<金瓶梅>崇祯本评改者研究》梳理了近四十年崇祯本的整理出版及论著发表情况，提出谢肇淛是此本的评改者；

王昊的《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三考》考证了“第一奇书”本的评点、作序、刊刻情况。

李志宏的《一部炎凉景况──崇祯本<金瓶梅>评点的演义思维》从“演义”编创视角就崇祯本评点文字重新考察，探讨批评者评注《金瓶梅》时所关注的作意问题，由此了解批评者心中所解的崇祯本《金瓶梅》的写作命意及其思想旨趣。

华夏古籍书店赵新波的《两种崇祯本<金瓶梅>眉批对比》就崇祯本之北大本与内阁本前30回的眉批进行对比，指出其差异所在。

首都师范大学周文业的《<金瓶梅>词话、崇祯本文字比对本》介绍了用计算机自动完成的《金瓶梅》词话本和崇祯本的两种文字比对本的基本情况以及各自不同的适用对象。

四川外国语大学张红波的《容情与虚无：崇祯本<金瓶梅>的主题之辨》提出，《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的区别不仅体现在情节方面，更典型地体现在韵文方面。

与词话本的韵文相比，崇祯本利用多种方式进行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更改了词话本的劝世教化主题，转向为情的咏叹与虚无观念的弥漫。

河北工程大学杨国玉的《<金瓶梅词话>校勘举隅》提出，在《金瓶梅》研究中，一些难以通解的语词被研究者指称为各种各样的“方言”，其实乃由未辨其中讹误所致，是名不副实的“伪方言”。

江苏邳州高念清的《<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中何以有“吴语”及其它》认为，南京话系吴语，渊源于中原官话。

《金瓶梅》《红楼梦》等明清小说用“官话”写成，故含有“吴语”。

《金瓶梅》方言属地，乃苏北、鲁西、鲁南地区。其《邳州之陈铎乃<金瓶梅>之作者》从小说之廋辞考察，认为兰陵笑笑生乃邳州之陈铎。

山东临沂李照川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方言味儿”》引入“方言味儿”说法，赋予它“以方言语音语调、语义、语境、语句形式等各因素进行全面综合的审视判断”的集合概念，对《金瓶梅》的方言特征进行辨析。

河北清河报社许超的《<金瓶梅>方言人格化》指出，《金瓶梅词话》是我国最早的以方言文化成就的文学巨著，800余人物几乎都是以当时当地民间流行的乡音土白、方言俗语、歇后语、俚语、詈词镶嵌融化在心性、心态和灵魂上，完全人格化、形象化。

郑州大学方保营《李贽、刘晋川与<金瓶梅词话>》对李贽与刘晋川的关系作了考察，认为李贽乃《金瓶梅》的作者。

黄山市三涵《金瓶梅》研究所苟洞的《<金瓶梅词话>中几次政治事件考》将《金瓶梅词话》与汪道昆《太函集》中的有关文献进行比较，认为小说中描写的几次事件在《太函集》中都能找出其发生的真相，据此推测斯书出自汪道昆之手。

此外，台湾师范大学胡衍南《<金瓶梅词话>与明朝万历年间艳情小说性描写比较研究》将明万历年间俱受《如意君传》影响的《金瓶梅词话》和《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等艳情小说的性描写加以比较，指出其不同的类型属性及其文学价值的明显高下之分。

徐州图书馆谭楚子的《<金瓶梅>：十六世纪江湖中国全景实录》认为，《金瓶梅》乃江湖中国晚明截图全景实录，江湖文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传播特性，极大程度上成就了实录江湖现场场景的《金瓶梅》“天下第一奇书”的称誉；江湖文化对于寄生其上的皇统官家体制内秩序无所不在之侵蚀解构、后者对此并非不曾喻察却徒唤奈何唯有恼怒，祛蔽这一事实亦解开了《金瓶梅》问世之后缘何屡遭禁毁深层肇因之谜。

聊城大学宋培宪的《从<金瓶梅>中的人物之死看小说的题材特征定位》通过对小说中20多位与“性”有关的人物死亡描写的梳理，重申学界对其“性小说”的定位。

南开大学宁宗一的《反思“金学”》从《金瓶梅》的去“污名化”问题、《金瓶梅》的伟大价值与对它研究和评估不对等、“金学”研究策略、思想理论资源的贫乏等方面对《金瓶梅》研究和接受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回顾与分析，提出“金学”界要通过文本阐释逐步去“污名化”，达到“金学”建构的预期目的；

让《金瓶梅》是民族文化和通俗小说史中的瑰宝这一观点成为全民共识，让“金学”界再为世界小说史研究作出更大贡献。

深圳市文联周钧韬的《<金瓶梅>研究中的哲学思考》提出，百年的《金瓶梅》研究，使“金学”成为一门显学。

鲁迅、吴晗、郑振铎等学术权威固然创造了不少科研成果，但他们的研究因为各种条件限制不免会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结论的片面乃至失误，“金学”同仁应该客观地看待金学百年的辉煌以及学术权威们的辉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创造“金学”新的辉煌。

这次大会是河南大学继2005年承办“第五届《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隔13年后第二次承办的“金学”盛会。

2005年的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新的理事会,是“金学”史上一个新的起点, 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而这次研讨会，适值中国大陆改革开放40年，“金学”走过了复兴、繁荣、转型、深化的辉煌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本次大会提交的论文，有的用新的理论、从新的视角来探讨问题，有的用传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既有对新的问题的阐释论证，又有对一些老问题富有新意、颇见功力的申说；

既有对“金学”40年辉煌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研究的前瞻。

大会学术创获良多，必将对“金学”的明天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载入“金学”史册。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19，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