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流氓性格的喜剧——论西门庆（三）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论雷峰塔的倒掉》)。

那么，西门庆是个“有价值的东西”，还是个“无价值”的东西?他是被毁灭给人看的，还是被撕破给人看的?

他的结局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呢?

“新兴商人”说者，以醒目的标题——“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告诉人们西门庆是悲剧型的。并说：

“新兴商人”说的不妥，上文已作详论，无须再说。

这里要说的是西门庆悲剧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的。

由于前提的失误，他们的论述也就不免要陷入一个不可排解的自相矛盾的逻辑怪圈之中。

例如他们将一个腐败没落的封建官僚西门庆说成“属于那个上升的阶层”；

将西门庆的卖官鬻爵，说成是“资产阶级还未成熟以前，以获得一部分封建权力来发展自己的常用的方式”；

将西门庆的贿赂官府，偷税漏税，说成是新兴商人的“贪婪、权谋和机变”；

将西门庆的疯狂占有与挥霍，说成是“有不凡的勃勃雄图”，“代表的是一种充满自信的积极、自强、进取的人生态度”；

甚至说，西门庆死了，“西门庆的事业并未失败。

他的死，死于他自己过度的荒唐纵欲，而他的事业还在上升、发展，这是颇寓深意的”……凡此种种，无一不逸出了普通读者从作品中获得的正常的审美感受。

西门庆是个无耻无益之徒，已无庸置疑。

《金瓶梅》所表现的正是这个流氓的喜剧。

正如弄珠客所云：“(《金瓶梅》)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金瓶梅〉序》)。

西门庆之死，恰恰是一个流氓的喜剧的典型表演。

西门庆这么个无价值的东西，本可以有种种毁灭或失败之道：或在官场倾轧中倒台。

他的确两次被卷入官司的漩涡之中，两次都是被告，一旦被告倒至少会倾家荡产的，如他亲家陈洪那样

。但两次他都以金钱为武器，轻易地抵销了“法律”的惩处；或被武松所杀，如《水浒》所写的那样。

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合伙谋杀了武大，武松得知后即找西门庆报仇。

无论西门庆如何强悍，总该不是打虎英雄武松的对手吧。

武松到狮子楼上找正在那里喝酒的西门庆，竟然没打着西门庆却误打死了皂隶李外传；

然后反被西门庆略施小术，充军孟州。

西门庆也有可能被奴才来旺所杀。

来旺探知妻子宋惠莲与西门庆“那没人伦的猪狗有首尾”，仗着酒劲恨骂西门庆：

如果来旺真能说到做到，那么紧接着的要么是场恶斗，要么就是场暗杀，不管以何形式，都有可能让西门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第二十五回)。

可是来旺并没有说到做到，只是“醉谤”其主以泄愤。结果反遭西门庆的陷害，弄得家破人亡。

西门庆还有可能在商场竞争中失败。

如第十七回，当西门庆被卷入一场官司时，蒋竹山乘机与李瓶儿联手在他身边开了个好不兴隆的生药铺。

蒋竹山身为太医，兼营药铺，理当比西门庆在行，如果没有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西门庆未必是他的对手。

但官司刚了，西门庆就勾聚流氓，勾结官场，彻底整垮了蒋竹山，恢复和扩大了他在商界的优势。

大概除了死神，真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奈何得了这混世魔王。

西门庆死时，仅三十三岁。

刚过而立之年，应该是生命力最旺盛之际，而且他在政界、商界显示了“灿烂前途”。

兰陵笑笑生不愧为讽喻圣手，他让西门庆这个流氓以不可思议的手段，不可思议的速度，登上了不可思议的“光辉”顶峰，然后又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让他忽地跌人死亡的深渊。

西门庆不是死于任何外力，而是在欲海狂澜中自我损耗、自我毁灭的。

用王婆的标准来衡量，西门庆本是个“潘、驴、小、邓、闲”(潘安的貌，驴大行货、青春少小是生理条件，邓通般有钱是经济条件，有闲功夫是社会条件)五美俱备的性技能手。

但他犹嫌自身生命未得到充分发挥，于是用淫器与春药去发掘生命的潜力。胡僧的药原是养生的。

胡僧图

“养生”说源自道家的“采补术”，这里由天竺来的和尚来传播，原因在于中国道教性文化先传入印度，为印度佛教所吸收再传回中国(参阅高罗佩《印度和中国的房中秘术》)。

“服久宽脾胃，滋肾又扶阳”，“玉山无颓败，丹田夜有光”，“一夜歇十女，其精永不伤”云云，是胡僧所言性药的功能。

其实，“从现代医学的眼光看，凭借春药人为地激发性力，虽可奏效于一时，从长远看无异于饮鸩止渴。从现代性哲学的观点看，崇拜药具也是一种异化，人在这种性关系中变成了工具的奴隶，而失去了自由与活力”(丁东《〈金瓶梅〉与中国古代性文化》，《名作欣赏》1993年第3期)。

因而试看他自重和元年元旦至死不过十数日，他轮番与贲四娘子、林太太、潘金莲、来旺儿媳妇、王六儿、如意儿…—众多女性“玩着以生命为代价的性游戏，他浑然不觉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头晕目眩，腰酸腿软，都未能引起他的警惕，反之，他像是焕发出一种加倍的疯狂，更加频繁地进行房事”（卜健《纵欲与死亡》）。

兰陵笑笑生此时则情不自禁站出来评说：“看官听说：明月不常圆，彩云容易散，乐极生悲，否极秦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权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盈恶，鬼录来追，死限临头。”(第七十八回)这就宣告了西，飞庆死亡的来临。

西门庆在性战中一向英雄，死时却颇不英雄。

正月十五日在王六儿那里混到三更天才回来，本已酩酊大醉且疲惫不堪，赖得动弹，却被“欲火烧身，淫心荡意”的潘金莲，先是百般捏弄，继之以酒灌了三丸春药，然后骑在他身上只顾揉搓，与当初“醉闹葡萄架”成鲜明对比。

结果他则比当初的潘金莲败得更惨：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冒将出来，犹水银之泻个中相似……终于付出了生命。

兰陵笑笑生又一次站出来评说：“看官听着：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又曰‘嗜欲深者其生机浅’。西门庆只知贪淫乐色，更不知油枯灯灭，髓竭人亡”。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西门庆在性战中的矛盾：既有在对象世界里有限的性供奉与无限的性需求的矛盾，又有在自我世界里有限的性能力与无限的性欲望的矛盾。

西门庆就是在这些矛盾中死去的，而这些矛盾恰恰是西门庆喜剧构成的原因。

作者正是以西门庆自取灭亡的方式，撕破了这一丑恶的生命，嘲笑了这一丑恶的流氓。

西门庆死后，作者立即引古人格言嘲笑他“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

西门庆果然是临了没棺材。这样犹嫌不足，作者又让水秀才写了一篇祭文，骂西门庆“生前梗直，秉性坚刚，软的不怕，硬的不降”。

同时写到，不仅应伯爵等帮闲小人“一旦那门庭冷落，便唇讥腹诽，说他外务”，而且妻妾奴仆皆换了嘴脸，如孟玉楼嫁人时街谈巷议所说：“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带得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撏了”(第九十一回)。

西门家因此迅速走向衰败。

正如张竹坡所云：“冷热二字，为一部(《金瓶梅》)之金钥”，“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后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金瓶梅〉读法》)。

在鲜明对比中嘲弄了作为“世之大净”的典型西门庆。

讽刺在《金瓶梅》中不单单表现为一种手段，它是一种风格，一种气氛，一种贯穿全书的基调。

前人论《金瓶梅》早就注视到它的喜剧风格，如廿公说：“《金瓶梅》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金瓶梅〉跋》)。

陈氏尺蠖斋说：“《金瓶梅》之借事含讽”(《〈东西晋演义〉序》)。

鲁迅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动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

孙述宇则说，《金瓶梅》的讽刺艺术是“《儒林外史》的先河”，并对其作了详尽的论述(见《〈金瓶梅〉的艺术》)。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何许人，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但人们心目中的“兰陵笑笑生”的精神面貌却较一致：

如好作“游戏之语”，“行类滑稽”的屠隆；

“言谐而隐，时出机锋”，人“以滑稽目之”的贾三近；

“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的李贽；

“宁为狂狷，毋为乡愿”的汤显祖；

“罗古今于掌上，寄春秋于舌端”的冯梦龙；

“惟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的李渔；

“恣臆谭谑，了无忌惮”的徐渭……总之，不管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笑笑生”是位喜剧的创造者则无疑。

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庆的结局是一个流氓的喜剧亦无疑。

以道德观念衡之，作为流氓之最的西门庆，如文龙所言他是一个“势力熏心，粗俗透骨，昏庸匪类，凶暴小人”，“直与狼豺相同，蛇蝎相似。强名之曰人，以其具人之形，而其心性非复人之心性，又安能言人之言，行人之行哉!”

“致使朗朗乾坤，变作昏昏世界。”

“西门庆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

“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为之无光，霹雳将为之大作”(转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下引文龙语皆见此书)。

以社会学观念衡之，作为封建官僚的西门庆，诚如郑振铎所言，这个形象身上“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

西门庆是根植在中国封建末世腐败肌体上的一朵恶之花，透过这朵恶之花更能见出中国封建末世的腐败。

对照30年代之中国社会，郑氏无限感慨地说，(以西门庆为代表的)“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然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他禁不住喝问：“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人骨三分，洗涤不去?”(《谈〈金瓶梅〉词语》)。

郑氏六十多年前，推出的伟大的问号和要求洗涤西门庆之类的社会污秽的呼唤，至今仍能惊世骇俗，发人深思。

但是，作为“这一个”艺术典型形象的西门庆，却是不朽的。

还是看看文龙的一段精彩分析吧：

罗丹说：“丑也须创造”。

兰陵笑笑生以喜剧的形式创造了西门庆这一个丑的典型，让他丑得那么淋漓尽致，丑得那么逼真传神，丑得那么入骨三分。

在文以载道、教化至上的文化氛围中，实则是“瞒与骗”的大泽中，难得有这么个彻底的流氓形象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主角。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

在西门庆之前，中国小说史上虽也有丑角如曹操等，但没有谁能像西门庆那样丑得完全彻底，丑得那么精美绝伦，以致不管是谁读了，口中、目中、心意中就永远抹不掉那丑恶的形象。

兰陵笑笑生以一个真正的喜剧艺术家的勇气和良知写了丑，他既不是为丑而丑，也不是以丑写丑，更不是以丑为美，而是以美的立场与角度出发去撕破丑、嘲弄丑、鞭挞丑。

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几乎没有一线光明，一丝希望，一点理想，但兰陵笑笑生本身就是美与光明的使者，他那如椽巨笔就是美与光明的象征。

因为作者是以美审丑，“通过升华去同它作斗争，即是在美学上战胜它，从而把这个梦魇化为艺术珍品”(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243页)。

为了强化审丑的力量，兰陵笑笑生唯恐他的艺术形象有不清晰的时候，因而在小说之首尾及行文中间特意设计了许多扬清激浊和因果报应的话头。

作为一个喜剧作家，他不是在正面地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而是从侧面告诉人们不应该怎么做。

正如欣欣子所云：《金瓶梅》“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金瓶梅词话〉序》)。

谢颐说：“今后看官睹西门庆等各各幻物，弄影行间，能不怜悯，能不畏惧乎?”(《〈金瓶梅〉序》)。

满文译本《〈金瓶梅〉序》说：“西门庆寻欢作乐莫逾五六年，其谄媚、钻营、作恶之徒亦可为非二十年，而其恶行竟可致万世鉴戒”。

弄珠客说：“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金瓶梅〉序》)。

兰陵笑笑生以喜剧的笔调，通过否定西门庆，否定了一个时代，否定了一个社会。

让人们通过对西门庆及其生存的时代与社会的嘲笑，看到了旧制度真正的主角，是“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

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从而促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

作者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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