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玉：《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源流琐考（三）
三、新证：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系初刻本
《新刻金瓶梅词话》于三十年代重新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之中，有关此书的版本、年代问题随之也摆在了人们面前：这个本子究竟是初刻本还是重刻本？刊刻于何时？
当时的许多学者大都以为此本并非初刻本，而是重刻本。如郑振铎先生认为：
“这是万历末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60]
吴晗先生的说法则比较随意：“但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61]
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所致。
鲁迅先生在1924年由北京大学新潮社首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万历庚戌（一六一○），吴中始有刻本。”[62]注引《野获编》。
明沈德符（1578—1642）《野获编》卷二十五记载了《金瓶梅》的抄本流传和刊本问世：
鲁迅先生所谓“万历庚戌初刻本”显然是由其中的三个时间“丙午”（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未几时”相叠加而推算出来的。
如此，有“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当然也就只能是重刻本了。
后经魏子云、马泰来等先生考证，马之骏（仲良）“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金瓶梅》刻本的问世无疑在此之后。
又，《野获编》分正、续二编，其《续编小引》末署“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沈氏这段话最晚写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前。
由此可知，《金瓶梅》初刻本必出在万历四十一年——四十七年七月间，“庚戌初刻本”纯出误解，根本就不存在。
所谓“庚戌初刻本”既已被否定，那么现存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序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就应该是其初刻本了吧？
且慢，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关于这个本子的版次、年代问题的争论反倒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复杂了，而这场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一则记录《金瓶梅》刊本的新资料的披露和解读展开的。
1983年，王重民（1903—1975）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出版，其中有“《新刻金瓶梅词话》一百回”条，披露了明薛冈（1561—1641后）《天爵堂笔馀》卷二的一则新资料：
这则笔记的写作时间尚难以确定，约在天启年间或崇祯初年。
王先生显然已注意到了薛冈所云“简端序语”即出自东吴弄珠客序，故谓：“薛冈所见，殆即此刻本。”[64]
美籍学者马泰来先生作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关西文吉士”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举进士的三水文在兹”，“文在兹在北京的日子并不长久，大抵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离京返三水”，“二十年或是约数”，“《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65]。
刘辉先生不同意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即初刻本之说，认为：薛冈只引东吴弄珠客序，而不及欣欣子序、廿公跋，“亦可证薛冈所见《金瓶梅》最早刻本，没有欣欣子序，或者也没有廿公跋”，“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词话本的第二个刻本。
它的特点是：翻刻万历四十五年原刻本，并另加欣欣子序和廿公跋”，刊刻时间在“万历四十七年以后”[66]
其后，又有学者甚至提出：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三刻本，“初刻书名《金瓶梅》，无序文，刊刻时间为万历四十三年；
二刻书名《金瓶梅传》，三篇序文俱全，刊刻时间是万历四十七年。
《新刻金瓶梅词话》为《金瓶梅传》的翻印本即三刻……翻印时间是万历四十八年之后”[67]。
此外，另有主张《金瓶梅词话》“后出说”。
通常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崇祯本乃由此本删改而来的后代子本，这是此前学界的共识。
而香港的梅节先生则在校勘《金瓶梅》的过程中，首次提出了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新说：
之后，梅先生进一步补充材料，继续论证说散本刊行先于词话本之说：
沈德符和薛冈看到的《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是“‘简端’有弄珠客序的文人本即廿卷本，时间在万历四十七、八年。……文人本大行，书林人士对金瓶梅的别本——艺人本开始重视。但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讹误特甚，别字连篇的俗抄本。书商原拟整理，并据文人本做过部分校改。但工程浩大，又要忙着上市，便匆匆缮写上板。为广招徕，录入已刊行的文人本《弄珠客序》和《廿公跋》”
（按：“艺人本”、“文人本”是梅先生基于《金瓶梅》原系评话的认识，为规避学界习用的“万历本”、“崇祯本”中年号的先后顺序与其观点的明显冲突而另用的新说法。）[69]；
“《金瓶梅词话》书名不见于万历、天启两朝文献”，“若说万历末初刻的就是《新刻金瓶梅词话》，这是没有可能的”，“万历末天启初刊刻的应是这个有弄珠客序、廿公跋的第一代的文人改编本，亦即崇祯本的母本”，词话本和说散本“它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70]。
梅说受到了王汝梅、黄霖等先生的驳议，但却得到了叶桂桐先生的积极响应，并续有发挥、延伸。
叶先生先就《金瓶梅》《续金瓶梅》的关系推测：“丁耀亢读过的并据以写《续金瓶梅》的是初刊本《金瓶梅词话》，那上边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而无欣欣子序、四首[行香子]、四贪词[71]，其后相继提出：
廿公跋写于崇祯末年（约崇祯十四年至十六年），其作者为杭州书商鲁重民或其友人[72]；
“《新刻金瓶梅词话》当刻于清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73]；
最新的观点是：《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的用意是反清，欣欣子序亦鲁重民所为[74]。
综观各种《新刻金瓶梅词话》“重刻说”及“后出说”，都有太多想当然的推测之词，难脱以想象填补空白之弊，却恰恰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偏离了事实——东吴弄珠客序的署作时间“万历丁巳季冬”。
这些具体观点尽有不同，但其思路却是一致的：
对于《新刻金瓶梅词话》卷前的序、跋、词，以其未记，即断其必无。
实际上，这种推论是根本靠不住的。
从认识论上讲，人对对象的反映要受到个人经验、兴趣、情感等因素的影响，是有选择性和片面性的。
即便对同一个对象，不同的人反映的角度、深度等也会有所不同，表现为个体反映的差异性。
即如目前所知仅有的两位明确记载《金瓶梅》初刊本的沈德符、薛冈，沈氏关注的是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赝作”，而薛氏关注的则是东吴弄珠客序。
我们当然不能因二人所记不同而相互否定，同理，也不能因二人未记而否认其他序、跋、词的可能存在。
笔者一直认为，现存的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并曾分别从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赝作”、明代帝讳角度进行过论证[75]。
对于各种词话本“重刻说”及“后出说”，笔者虽不敢苟同，然原本无暇亦无意一一辩驳，不意却在追踪《金瓶梅词话》卷首四首[行香子]词的过程中，发现了明末、清初的两种书曾引及这四首词，从而为判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即初刻本增添了新的证据。
正如上节所分析的那样，在[行香子]四首的传播路径中，龚居中辑《福寿丹书》初刊本中的《自乐词》、钱尚濠辑《买愁集》中的《乐隐词》均抄自万历本《金瓶梅词话》，而非无此四词的崇祯本《金瓶梅》。
《买愁集》成于清顺治间，年代稍晚，可置不论；
而《福寿丹书》初刊于明天启四年，对于《金瓶梅词话》版本研究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首先，梅节先生提出的词话本“后出说”不能成立。
龚居中看到并据以抄录进《福寿丹书》初刊本的四首[行香子]词出自《金瓶梅词话》刊本，而《福寿丹书》敖祜（伯受）序署作时间“天启甲子仲夏上浣”，即天启四年（1624）五月上旬。
这也就意味着，《金瓶梅词话》刊本——且不论是初刻本，抑或是重刻本——早在此前即已刊刻行世。
这一事实的揭示，对于梅先生的词话本“后出说”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它确凿地证明，刊刻于万历末的《金瓶梅》是词话本，而不是梅先生想象中的所谓“第一代的文人改编本”或“崇祯本的母本”。
同时也说明，沈德符、薛冈看到的《金瓶梅》刊本都是《金瓶梅词话》，至于所记无“词话”二字，仅是用简称而已。
所以，从时间上讲，万历本在前，崇祯本在后，二者的次序是确定无疑的。
其次，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应为初刻本。
《新刻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序署“万历丁巳季冬”，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二月，这是该书刊刻年代的重要信息，如无实在证据，是不能否定的。
按惯例，《金瓶梅词话》的刊刻应在此之后。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洋洋近百万言的大书，从转抄、上版、雕刻、印刷、装订到上市，至少也得一年半载的时间。
这和沈德符、薛冈所记见到《金瓶梅词话》刊本的时间是大致契合的。
也就是说，沈德符、薛冈所见应即《金瓶梅词话》的最早刊本，据沈德符所述，其刊刻地在“吴中”（指苏州）。
再从《福寿丹书》的编者龚居中这方面看，他本贯江西，却曾长期流寓于江浙一带。
崇祯本桂绍龙序称其“时托迹漫游于秣陵、维扬间，与诸名公相订正，动以岁月计”；
周懋文《读脏腑纪事》也说：“应圆夙游金陵，往来建阳书林，声名藉藉，达官贵人多下榻投辖，奚囊甚富，难以更仆”。
《福寿丹书》天启四年初刊本，卷一至卷五署“金陵书林周如泉刊”，卷六署“金陵书林唐贞予、周如泉刊”，可见即刊于南京。
他有缘看到或得到《金瓶梅词话》，应该就是在客游江浙之时，虽然具体时间难以确考，但按常理，应从敖祜序作时间天启四年五月上旬至少上推二、三年，这与《金瓶梅词话》的最早刊本的面世时间已非常逼近。
这也就是说，龚居中据以抄录四首[行香子]词的《金瓶梅词话》刊本与沈德符、薛冈所记的《金瓶梅词话》的最早刊本实际上应是同一种书，即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
同时，目前所知《新刻金瓶梅词话》存世只有原北京图书馆藏本（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就举氏栖息堂藏本（第五回末叶异版，当为补版后印本）三部，另有日本京都大学藏残本一部，均系同版，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本子曾经刊刻过第二次。
因此，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是《金瓶梅》的初刻本，也应是惟一刊本。
说明：
1、 “【酉芻】”、“【忄查】”二字用的较多，然字库无；
2、另有二字用的超大字库中字，因系统或有不同，发过去或不显：第14页1段7处“𠳹”（【口床】）；第21页注释[53]中主编“吴䍩木”中“䍩”（【羊攵】）。
注 释：
[1]郭源新（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创刊号，1933年7月版。
[2]徐朔方《关于〈金瓶梅〉卷首“词曰”四首》，《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84页。
[3]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1—1162页。
[4]孙秋克《再说〈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5]洪涛《〈金瓶梅词话〉“四季词”的解释与金学中的重大问题》，《保定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6][元]彭致中辑《鸣鹤馀音》，《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页。
[7]王兆鹏《词学秘籍〈天机馀锦〉考述》，《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8]黄文吉《明抄本〈天机馀锦〉之成书及其价值》，《词学》第1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按：又见《词学的新发现——明抄本〈天机馀锦〉之成书及其价值》，《宋代文学研究丛刊》第3期，[台湾]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版）。
[9]王兆鹏《词学秘籍〈天机馀锦〉考述》，《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10]朱志远《〈天机馀锦〉新考》，《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11]孙秋克《再说〈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2]朱志远《〈天机馀锦〉新考》，《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13]黄文吉《明抄本〈天机馀锦〉之成书及其价值》，《词学》第1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题[明]程敏政编（王兆鹏、黄文吉、童向飞校点）《天机馀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348页。
[15][明]陈耀文辑（龙建国、杨有山点校）《花草粹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1页。
[16][明]王兆云辑《湖海搜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8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83—84页。
[17][清]褚人獲辑《坚瓠集》（乙集），《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2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539页。
[18][清]张培仁辑《静娱亭笔记》，《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54页。
[10][明]王兆云辑《说圃识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8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04页。
[20][明]王圻辑《稗史汇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1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378页。
[21][明]王圻辑《稗史汇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1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
[22][明]龚居中辑（广诗等点校）：《福寿丹书》，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09页。
[23]杨国玉《钱尚濠〈买愁集〉编刊年代小考》，《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24][清]钱尚濠辑《买愁集》，《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1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安双成编译）《顺康年间〈续金瓶梅〉作者丁耀亢受审案》，《历史档案》2000年第6期。
[26][清]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编选（王兆鹏校点）《兰皋明词汇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8—99页。
[27][清]朱彝尊、汪森编《词综》，《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12页。
[28][清]沈雄编：《古今词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29][清]沈辰垣、王奕清编：《御选历代诗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9页。
[30][清]沈辰垣、王奕清编：《御选历代诗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08页。
[31][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7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32][清]爱新觉罗•胤禛辑：《悦心集》，《丛书集成新编》第5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68页。
[33][清]张宗橚辑：《词林纪事》，《清代笔记小说》第25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478页。
[34]杨国玉《关于〈金瓶梅词话〉校勘的方法论问题》，《金瓶梅研究》第1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5]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6]陈东有：《金瓶梅诗词文化鉴析》，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2页。
[37][清]顾璟芳、李葵生、胡应宸编选（王兆鹏校点）：《兰皋明词汇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38]孙秋克：《再说〈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9][宋]葛长庚：《玉蟾先生诗馀》，《丛书集成续编》第207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42页。
[40]题[明]程敏政编（王兆鹏、黄文吉、童向飞校点）《天机馀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67页。
[41]张仲谋《文献价值与选本价值的悖离——论陈耀文〈花草粹编〉》，《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42][明]沈德符：《野获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93页。
[43][明]张正常等《汉天师世家》，《道藏》第3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30页。
[44][明]张正常等《汉天师世家》，《道藏》第3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30—831页。
[45][明]张正常等《汉天师世家》，《道藏》第3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33页。
[46]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1页。
[47]徐朔方《关于〈金瓶梅〉卷首“词曰”四首》，《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84页。
[48][明]陈继儒《笔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8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16页。
[49]徐朔方《关于〈金瓶梅〉卷首“词曰”四首》，《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84页。
[50][清]张宗橚编，杨宝霖补正《词林纪事•词林纪事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页。
[51][清]英和等辑《钦定石渠宝笈三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07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17页。
[52]黄思源主编《中国书法通鉴》，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页。
[53]吴䍩木主编《中国古代书法家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54][德]劳悟达（毕斐等译）：《禅师中峰明本的书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79页。
[55][明]陈淳《陈白阳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7页。
[56][清]广宾纂辑，际界增订《西天目祖山志》，沈云龙主编：《中国名山胜迹志丛刊》（第2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代不详，第376页。
[57][清]智静《撄宁静禅师语录》，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60册，[台湾]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559—560页。
[56][清]济悟《鹤峰禅师语录》，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77册，[台湾]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67—68页。
[59][清]性聪《明觉聪禅师语录》，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63册，[台湾]文殊文化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53—354页。
[60]郭源新（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创刊号，1933年7月版。
[61]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版。
[6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63][明]沈德符：《野获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1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页。
[64]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02页。
[65][美]马泰来：《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光明日报》1984年8月14日。
[66]刘辉：《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吗？——与马泰来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85年11月5日。
[67]许建平：《〈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刻抑或三刻》，《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
[68]梅节：《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1期。
[69]梅节：《〈金瓶梅〉词话本与说散本关系考校》，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4—95页。
[70]梅挺秀：《〈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燕京学报》新1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1]叶桂桐：《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及作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2 期。
[73]叶桂桐：《论〈金瓶梅〉“廿公跋”的作者当为鲁重民或其友人》，《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 期。
[74]叶桂桐：《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75]叶桂桐：《〈金瓶梅〉“欣欣子序”系杭州书商鲁重民所作》，《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1 期。
[76]杨国玉：《〈金瓶梅〉第五十三——五十七回“赝作”勘疑——从语词运用的个性、地域特点看〈金瓶梅〉的“赝作”公案》，《〈金瓶梅〉与清河》（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明代帝讳与〈新刻金瓶梅词话〉刊本的讳字问题——从帝讳角度对现存“万历本”刊刻版次及年代的梯次考证》，《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里仁书局2013年版。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