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爱华：《金瓶梅》：神话精神的缺失​—以四大名著为参照

提要：中国古代小说历来有引神话因素干预作品的传统，处在四大名著时间链条上的《金瓶梅》，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与四大名著浩大恢弘、气贯长虹、舍己为他等精神气场和垂直思维相比，《金瓶梅》笔下的人事平庸卑俗，没有任何崇高的情感；与悲剧精神“伟大人物的痛苦和死亡”、“舍己”等品格相反，《金瓶梅》最鲜明的特点是触目惊心的个人贪欲和罪恶；《金瓶梅》的叙事空间为平面思维，作品本质上缺失向上的维度，情色、罪死是贯穿全书的人性密码。其“建设理想世界”的缺失，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由其崇高精神、悲剧精神、天命敬畏与道德审判等神话精神的缺失决定的。

关键词：金瓶梅  神话精神  崇高  悲剧  四大名著

古代小说自从孕育的那刻起，便与神话纠缠在一起。从《山海经》、《列子》到《搜神记》、《列异传》，从《南柯太守传》、《柳毅传》到《夷坚志》、《聊斋志异》，无论是在神话的母腹中吸收营养、渐行渐长也好，还是斩断脐带独立门户、完成从神话到神话小说的重要蝉蜕也罢，小说的文化血缘里始终没有缺少过神话的基因和参与。

有学者认为，继神话以后，以神话为原则的叙述路线主要有三条：

一条是神话在民间传说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存语境；

第二条行进路线是将神话阉割为政治神话；

第三条行进路线是，神话作为人类认知自然的成果，经过积淀后成为文学艺术的重要来源。[1]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长篇小说层峦叠嶂、群雄竞起的明清时期，在周遭四大名著不约而同都有神话元素热情干预的文学情境下，处在时间链条上的《金瓶梅》偏偏与神话绝缘。

她挥动情色的彩带，将古代小说这匹神采飘逸的骏马从神爽的高空拽曳到俗世的泥淖中，在市井巷陌扬起一场人性的风尘。

古代小说由此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在题材选择、审美取向、视景指向、叙事步调等方面发生了的巨大嬗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发人深思。

何谓“神话精神”？这还要从何谓“神话”谈起。

“神话”定义纷乱、歧义较多，神话学家陈建宪先生幽默地称其为海绵词，认为它是“各个人类共同体从远古时代起，就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上，将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不自觉地形象化、人格化，从而集体创造、代代相承的一种以超自然神灵为主角的神圣故事”[2]袁珂先生则从广义的角度看待神话：“神话是非科学却联系着科学的幻想的虚构，本身具有多学科的性质，它通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现实并对现实采取革命的态度。”[3]

精神则一般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或者指某种事物主要的意义。综合以上见解，本人认为神话精神则是指从远古神话中提炼出来的神话元素、文化要义、精神气质等形而上方面的意识、思维、情志等。

本文拟以四大名著为参照，主要从崇高性、悲剧性、天命敬畏与道德审判等三个方面对《金瓶梅》神话精神的缺失展开探讨。

一、《金瓶梅》崇高精神的缺失

崇高，在美学范畴上类似于中国的壮美。与秀美范畴天人合一、情理和谐不同，崇高感则产生于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的极度矛盾、冲突与不和谐。

关于崇高，古今中外思想家多有论述。

从孟子的“美之崇高”、“大之崇高”、“圣之崇高”和“神之崇高”的四品论，到西方郎加纳斯《论崇高》中关于风格、内外形式、效果等方面的特征论，再到康德“人类内在的情感论”、黑格尔的“内在意义”“浑然太一的神”等，尽管所论多有不同，但冲突、庄严、伟大、悲壮、真善美等精神气质是其典型特征则是共通的，无可否认的。

神话是人类的童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4]。

由于先民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存技能的低下，原始神话中的崇高精神率先表现为先民对“出于人力所能之上”的外形“大”以及恢弘、庄严等精神气场的敬畏上：盘古开天辟地，“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之足以立四极”等，表现为壮观、浩大、遒劲、威武等特点。

四大名著的作者在构建小说庞大的结构体系时，不约而同地揉进了神话元素，为作品内在气质增添了威武、恢弘、博大等崇高品格，也为人类道德价值的终极追问提供了浩瀚无垠的人文背景。

《三国演义》被学界称为政治神话，“就其内容的性质而言，包括星象占、气象占、物象占、人象占和谣谶五个部分。”[5]尤其是以诸葛亮、蔡邕、司马懿等为代表的王者之师，他们上观天象、下察地物、解析谣谶、占卜梦兆，以上诸般神秘图景和凶吉预言，围绕着政治兴衰和军事成败，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种崇高神圣的宏大叙事。

《水浒传》开篇第一回就赋予了“伏魔之殿”中写有天书的石偈以超自然的能力，一百零八位天罡地煞冲天而起，预示着一百零八将将铲奸除佞、匡时救世，用他们无可匹敌的刚健勇强替天行道，用摧枯拉朽般对恶势力的破坏高奏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玄女神话的引入，是碣石神话天人合一的旁证，为凸显梁山好汉行动的正义性增添了神圣的天命光环。

《西游记》的出现则是神话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日趋衰落之时借小说形式得以延续神话生命的一种文学自觉。其中云涛浩淼的天宫、搅波翻浪的龙宫、阴森可怖的地府，千里眼、顺风耳、筋斗云等超能力，都充满了奇崛神异的想象，非人间所能堪比。

《红楼梦》开篇引入女娲炼石神话，直接将作品回溯到烟波渺茫的上古“三皇”神话时期，用文学想象之绳将之从历史久远的烟波微茫处绾结到现实，用石头神话、仙草报恩神话以及太虚幻境、渺渺大士茫茫真人等，从仙界纠葛到家族命运、从历史图景到人类心灵，共同编织了一幅浩瀚恢弘又深不可测的文化巨锦，烙印回荡着人类痛苦求索的生命绝响。

《金瓶梅》没有引入任何神话元素，而是将直白写实的笔触直指现实中龌龊、蝇营狗苟的琐碎之人、平庸之事，致使作品失去了四大名著因神话参与而渲染的与尘世保持距离的浪漫主义光环和诗性空间，而陷入人类精神最原始的本我、粗粝、低俗的泥淖之中。

在这里，看不到神圣、高大、庄严等崇高之美，相反，充斥其中的都是些家常的琐事日用，平庸的市井之人。

他们或走亲串户、迎朋会友，或生儿育女、婚丧嫁娶，或妻妾成群、争风吃醋，洗澡睡觉、吃角打扇……作品的底色是喧嚣浮躁的俗世，作品中的男男女女围绕着酒色财气等现世享受，耍性子、使绊子，争口角、设阴谋，没有人性的反思和对未来的眺望，更谈不上精神的“诗和远方”。

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响，是尊严、超越，是精神的气贯长虹。如果说“大”、恢弘、庄严等精神气质是人类在反抗狂暴的大自然以求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崇高心理的外在形式的话，那么对内战胜、超越自我情欲则是崇高心理的另外一种精神指向。

蜀汉政权虽然失败了，但关羽、张飞豪气干云、侠肝义胆的英雄气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人格，刘备体恤百姓、宽厚仁慈的王者气象，非但没有淹没在滚滚历史的江河之中，反而历久弥新、万古长青地留存在历代读者的民族记忆之中。

梁山好汉铲暴除奸、仗义疏财，用杀戮和蛮力、血腥和狂野试图重建公道和政治秩序，在黑暗如磐的漫漫长夜点燃着人们行侠仗义、奋力前行的火种，谱写了一曲杀富济贫的英雄赞歌。[6]

孙悟空不畏权威、大闹天宫、积极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以及护佑师傅一路前行的路上、面对妖魔鬼怪的攻击和师傅无数次的误会和放逐，他永不放弃的坚强意志和乐观豁达，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撼天动地的人格尊严和道德力量。

贾宝玉作为麦田里一个永远拒绝长大的孩子，怀揣着一颗诗心和童心，游走在充斥着虚假和装骗规则的成人世界里，不停地被规劝被鞭打被欺骗。

当他求索的生命激情渐次熄灭，冰天雪地他绝尘而去渐行渐远的背影，宛如一声悠长的叹息，定格在大厦倾倒的皑皑白雪中，呼唤着人们各自在情感的宇宙对人性和灵魂的善恶真假做出永久的拷问。

在《金瓶梅》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正面人物，更谈不上伟大的心灵。如果说四大名著通过圣君贤相、英雄豪杰等宣扬了某种理想和精神的话，那么“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的《金瓶梅》就意在暴露人间的虚假和丑恶。

从皇帝到儒林，从权贵到奴仆，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家庭，到处都是无聊无耻、奸淫邪恶、欺诈堕落。“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人心的险恶，道德的沦丧，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7]

二、悲剧精神的缺失

在古老神话的悲剧原型中，由于原始先民的实践力量还不足以征服自然，二者的较量常以人类的失败而告终。反映在神话中，人类悲剧命运便常以招致巨大灾难或者英雄毁灭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头触不周山的共工，敢于反抗旧秩序，使“天柱折，地维绝”；与帝争神的刑天，虽然被天帝断其首，仍要“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他们身上这种慷慨无畏、激越高亢的精神气质具有浓重的悲剧风格。

但并不是所有的毁灭、苦难、死亡、痛苦等都可以称为悲剧。什么是悲剧？

莎士比亚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事物毁灭给人看。鲁迅说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和伟大人物的灭亡”，“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悲伤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情感，从大自然的花开花谢、潮涨潮落到人的生老病死等，都容易引发人们感伤和悲哀的情绪，但这并不能与悲剧同日而语。

正如鲍列夫在其《美学》中所说的那样：“悲剧是哲学性的艺术，它提出和解决生命中最高深的问题，认识存在的意义和分析全局性的问题。”

“悲剧性并非仅指生命的苦难与毁灭，更重要的是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与死亡的来临时，人所持的敢于抗争的态度和勇于超越的精神。”[8]

也就是说，悲剧精神除了具有勇敢的抗争、坚强的意志等因素外，还必须是“伟大的痛苦”、“伟大人物的灭亡”，是有价值的，是舍己的、为他人的，也就是说悲剧精神是以崇高精神为底色的。

夸父与日竞走，渴欲得饮，“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夸父不顾自己安危，为百姓驱赶炎热，死了也要化为桃林造福百姓。洪水滔天之时，鲧等不及天帝发令窃走息壤宝物私治洪水，也是以天下百姓为念而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

这些发生在悲剧英雄身上的痛苦和灭亡，都是“伟大的痛苦”，“伟大人物的灭亡”，是一种豪迈悲壮又充满人类慈悲的“有价值”的精神。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悲剧有不幸、有死亡，但它更本质的东西却是崇高性、壮丽性、英雄性。”[9]

《四大名著》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就在于他们的主人公不约而同地具有这种舍弃自身、为他人着想的英雄品格。

在探索理想秩序或诗性生存的迷茫中，他们虽然悲壮地倒下了，但他们的坟茔却屹立着感召世人、永垂不朽的精神丰碑。刘备“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一生仁德及人，就是在曹操大举南下情势万分危急的时候也不肯暂弃百姓，得到百姓的普遍爱戴。

他手下的五虎将等一代英豪，怀着救国救民之心跟着他南征北战，目的就是一安天下、重建天下清明秩序。诸葛亮自身虽然有着惊人的智慧和才干，但他甘居刘备手下，为成就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梁山好汉大碗吃酒肉、大秤分金银，“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

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仗义疏才、扶困济危，构筑了一道血性与豪情、粗率与真诚相互交织的绿林江湖景观；孙悟空反对束缚、尊重自我、向往自由，最后被如来强压在五指山下，其强烈的叛逆和个性都是以追求人格尊严为目的的。取经路上，他排除重重困难降妖擒魔，从来没有计较过个人得失，哪怕被人误会被师傅驱逐，他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永远是取经大业。

可以说，孙悟空的机智乐观坚韧不拔、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英雄气质已经成了一种理想的精神象征；贾宝玉对浊世俗流仕途经济的厌恶，对冰清玉洁的女儿世界的向往，在那个黑暗如磐的封建时代里，无疑是震惊世人的黄钟大吕。他对自然人性和人性自然的迷茫探索，他对大自然的恋慕，对真性情的持守，对真诚和谐诗意栖居境界的向往和追求，虽然被现实的闪电惊雷劈为灰烬，但那份充满诗意的憧憬之火，将永远照亮人们探寻美好人性和理想家园的灵魂之路。

但《金瓶梅》却没有这些。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金瓶梅》算不上悲剧，更谈不上悲剧精神。作品罕见庄严情感的伟大人物，更谈不上伟大的痛苦和死亡。

张竹坡早在《金瓶梅读法》中就指出《金瓶梅》没有好人:“西门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士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10]

书中到处充斥着这类不配被称为“人”的骗子、小丑、流氓，如以西门庆为首的帮闲、妓女、媒婆、僧尼、市井文人等，他们品德低下，没有慈悲，没有良善，没有同情和怜悯，更没有为他人肩荷苦难的牺牲精神。

他们徒有人的外壳，充斥其中的却是畸变的魑魅魍魉。“在《金瓶梅》里，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是令人厌恶的，都缺乏基本的道德意识和起码的伦理自觉。”

“很多时候，它显得趣味粗鄙，格调不高，把性、仇恨、报复等原始性的本能行为，当作生活的核心内容甚至全部内容。”[11]

与悲剧精神的“舍己”品格相反，《金瓶梅》中的人物最鲜明的特点是触目惊心的个人贪欲和罪恶。他们陷在酒色财气的漩涡里，为自己的贪婪残酷地吞吃他人，也最终被命运的毒蛇所吞吃。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对充斥其中的恶行心有余悸：“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12]

与罪恶相对应，死亡是串联整部《金瓶梅》中心人物的关键词：武大郎被潘金莲毒死，花子虚遭西门庆与李瓶儿暗算气死，官哥被潘金莲阴谋吓死，来旺儿被西门庆害死，宋惠莲被良心吊死，西门庆、庞春梅纵欲溺死，陈经济因奸情被人杀死，潘金莲被武松复仇杀死……在一个又一个死亡的背后，是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狠毒残忍，令人发指、惨绝人寰。

三、天命敬畏与道德审判的缺失

在神话思维中，“天”（“帝”、“道”等）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至高无上的神，是绝对真理和终极理想的化身。他化生万物，蕴含着一切事物的运行规律和最高法则，代表着公理、正义和光明，对世间万物行使呵护、惩罚和审判的权利。

“天意”“天命”“天道”“天理”等，从这些称呼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天是维护法理公正、统治万物的权威，“天以其绝对正确、绝对稳固的品格，成为人可诉求、可效仿、可取法的对象。”[13]

天是神圣的，包孕着宇宙万物无穷的玄机和秘密，万物只有遵行他的道才能得以昌盛和平安，反之则会遭受惩罚——天谴。

八卦是中国哲学的开端，包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传）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

古琴是中国最具神圣感的传统民族乐器，“昔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上观法于天，下取法于地，于是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桓谭《新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天而行、以天为师、天人合一等观念根深蒂固，并逐渐内化为集体潜意识，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对中国文学、哲学和艺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大名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典范，它们的精神空间深刻地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在小说叙事空间上，它们的思维无一例外是垂直和立体的（神界、人世、冥间），尤其是上界，都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位格神。无论是天帝、如来或者其他，作为至高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高深莫测地隐身于苍茫宇宙中，却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地掌控着朝代更替、英雄命运、家族兴衰乃至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在己意与命运的强大冲突面前，作品无一例外地撒手人物的自我意志，听任“上天”的滚滚洪流挟裹着民族历史和家族命运的石头，在敬畏和无奈面前一声叹息。

刘备集团作为作者极力颂赞的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在他们身上寄托着千百年来中国百姓对暖政的诸多渴望和理想。

“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的发展却事与愿违，暴政邪恶压倒了仁政良善，具有旷世才能、无往不胜的诸葛亮竟也无力回天，怀着无限遗憾病逝五丈原。作者悲哀地发出叹息：“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将历史悲剧无可奈何地归结为天意。

梁山好汉们有勇有谋，他们倒拔杨柳、空手打虎，劫法场、杀贪官，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但就这样一批让朝廷上下闻风丧胆的英雄好汉，招安后却落得个死的死、残的残被无良失德的社会所吞噬的悲惨结局。

作者困惑地将悲剧命运归结为天的代表者——九天玄女的法旨：“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

“天”，指的就是“天理”、“天意”，即主宰乾坤的超自然力量。孙悟空一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除妖降魔，自己最终由魔成佛，也是出于天神的安排，同时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天神”寓言：世人一生应当收心修行，使品格渐趋完美。

《红楼梦》借神仙世界从哲学的高度将世间一切归于虚空。故事开头由渺渺真人、茫茫大士携带一块因自己无才补天、日夜恸哭哀嚎渴望到世间经历一番的石头入世，历经人生种种劫难顿悟色即是空后，再由二位神仙携带重新归回大荒山无稽崖青梗峰，完成“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的“天道”命题。

而《金瓶梅》的叙事空间却例外地呈现出平面思维。如果说稍微有点垂直思维的话，也仅仅是出于中国人的思维惯性触及到阴间亡灵，是向下走的。

作品虽然在“诗曰”中也曾提到天，如“平生作善天加福，若是刚强定祸殃”、“劝君凡事莫怨天，天意与人无厚薄”等，但这显然是受话本劝诫传统的影响，在对“天”的使用上仅局限于形式而已。

因此，作品本质上缺失向上的维度，即对上天的真诚和敬畏，以及来自上天的惩戒和审判。没有敬畏和惧怕，人就有可能放纵自我私欲为所欲为。

色情，大概是《金瓶梅》最为人诟病之处。“潘金莲兰汤邀午战”、“林太太鸳帏再战，如意儿茎露独尝”、“西门庆乘醉烧阴户”、“潘金莲香腮偎玉”、“贲四嫂带水战情郎”……打开回目，我们不难发现，渲染变态性爱成了《金瓶梅》刻意为之的恶趣之首。

与情色相连，罪与死紧随其后。“捉奸情郓哥定计，饮鸩药武大遭殃”、“花子虚因气丧身，李瓶儿迎奸赴会”、“苗青贪财害主，西门枉法贪赃”、“王婆子贪财忘祸，武都头杀嫂祭兄”……罪恶种种，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

《金瓶梅》的主旨是什么？有学者认为《金瓶梅》是以否定的方式警示世人，是一部戒世书，“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

“眼见的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大狱，真是一番罪案！”以廿公《〈金瓶梅〉跋》和清代丁耀亢在《续金瓶梅》第一回中的说法，为其“诲淫之作”正名。

本人认为，《金瓶梅》的确有其文学魅力，如鲁迅所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反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14]

但我们不能由此过度拔高，更不能无视《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对读者心灵造成的不良影响。尽管文中不时穿插“看官听说”这样的道德评说和训诲，甚至文本最后警戒世人的“有诗为证”等，但本人认为，这些训诲和警戒是由“虚假作者”发出的（布斯称其为“不可靠的叙述者”），并没有多少真诚可言。

那个隐蔽在文本后面享受情色、并以窥视为快乐的盖着层层道德面纱的人，才是文本真实的作者。

正如夏志清所说：“表面上看，他是个一本正经的道德家，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斥责通奸和淫乱；但他费那么大的气力去描写性行为的事实却说明，他从道德上谴责放荡的态度是虚假的。”

这些话不是没有道理。作品中的罪和死，很大程度上是小说人物性格发展的自然结局和必然归宿，并非出于天命敬畏和道德审判的自觉，至少说不全是。

四、小结

卡西尔在《人论》中曾经提到一种力量：“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15]

一种健康积极的文化应该歌颂光明、鞭挞黑暗，应该具有这种“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

四大名著彰显的就是这种崇高、壮丽的精神力量：它让人在痛苦中思考，在死亡中觉醒，从而获得一种超越的激情和自我价值、自我尊严的肯定。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经典的代表，其中不少章节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单拿后来居上的《红楼梦》来说，北师大版高中语文教材必修和选修课本就选了《演说荣国府》、《宝黛初逢》、《元妃省亲》、《刘姥姥一进荣国府》、《黛玉葬花》、《宝玉挨打》、《探春理家》、《群芳夜宴》、《抄捡大观园》、《黛玉之死》、《宝玉出家》等11篇之多，数量相当可观，几乎涵尽了整部《红楼梦》的精华。

很可惜，《金瓶梅》没有一篇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与四大名著相比，《金瓶梅》缺失的恰恰就是卡西尔提及的这种建设“理想世界”的力量和精神。《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发轫之作，曾被文人赞为“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被推为中国“四大奇书”之一，被学界称为“白话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无疑它在艺术和美学等方面开辟了很多崭新的领域，具有不少可圈点处。

但它与万古流芳的“四大名著”称号无缘，它曾被视为禁书遭人指责，一直到现在也无法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甚至文学史也给予其“文笔的粗鄙、情趣的低级，有腐蚀读者心灵的作用”[16]等消极评价，这些局限是由其特定时代下特定的文化追求和文化心理造成的。

但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与四大名著相比，《金瓶梅》“建设理想世界”精神的缺失，归根结底是由其神话精神的缺失决定的。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17，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