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有：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

《金瓶梅》这部世情写实长篇章回体小说，以一个新旧观念冲突激烈的家庭为结构中心，以一位商人兼官员的人物活动为主要线索，客观而又真实地再现了16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封建专制政治以及市民生活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现实，其涉及的文化背景也因此而具广泛性的特征。

这种广泛性无疑为《金瓶梅》文化研究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据。

但是，又必须看到，由于目前学术界对《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的意见分歧依然很大，文化研究的必要前提——文化背景的时间、空间的界限未得到确定，文化研究的困难不少。

为了克服这些困难，笔者汇集学术界同仁有关意见，将文化研究的时间中心阶段规定在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即公元1522年至1620年。

空间中心阶段则规定在作品自身已明确标志出来的南北运河枢纽之地——山东临清州（今山东省临清市）的周围。

如果把上述的时间规定与空间规定分开来看，意义并不十分重大：明代自中叶始，经济思想诸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异端邪说”迭起民间，政治统治却日趋滑坡。大运河为中国东部内陆最重要的交通要道，货运量与日俱增，运河流域日趋繁华。如果把二者结合起来看，则可以发现运河经济所产生的文化意义。

交通刺激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思想、政治诸领域内矛盾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这里便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大运河畔的交通要塞、商业重镇，研究《金瓶梅》首先须认真研究大运河，研究运河经济文化。

本文作为《金瓶梅》文化背景研究之“一论”，旨在揭示（京杭）大运河与《金瓶梅》的重要关系，以供“金学”同仁参考。

一

如果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诞生之源和成长摇篮，那么，始发于春秋，形成于隋朝，畅通于明朝的大运河（又称京杭大运河）便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根主动脉。

运河最早的两段是邗沟和鸿沟。

邗沟，是条连接长江与淮河的运河。春秋时期，吴国战败越、楚之后，为进一步挥师北上，讨伐齐、晋，称霸中原，由吴王夫差于鲁哀公九年（前486）下令开凿。

鸿沟，引黄河水入圃田泽终入颍水，是战国魏惠王十年（前361）开凿，目的在于为渠溉田。

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则是隋炀帝的事，他先后下令开凿了通济渠（沟通淮河与黄河）、山阳渎（以邗沟为基础）、江南运河（沟通浙江即今之钱塘江与长江）及永济渠（沟通黄河沁水与白河，直达涿郡即今北京市西南），从而形成了贯通南北的全国运河系统。

隋炀帝如此之大举，首先是一统中国的政治与军事的需要：控制江淮，吸聚财宝，便于调兵，征伐高丽。

然而，这条由数十万劳动者的生命和血肉铺砌起来的交通要道随着封建王权在经济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唐宋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显示出极其重大的经济价值，从而成了唐以后内陆运输的重要干流。

入明，朱氏王朝已是自觉地认识到这条动脉交通水道对自己的经济意义。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运河的意义更为重大，决不止于南北两京之间的纽带。其首先是南粮北运这一重要的经济使命就必须由这条河流承担。

由于运河各段水源来源不一，且黄河常因泛滥而改道横行，隋以后的运河常发生中断，到了元代，迫于诸方面的需要，建都大都（今北京）的元统治者立意修通运河，并将呈“之”字形的隋运河布局尽力拉直。

但是元代并未彻底解决两大难题，一是中段会通河水源不当，二是黄河泛滥时仍然中断漕运，因此在元代，漕运多从海路。

明初沿袭元制，漕运从海。但是，海路运输要担风浪之险，翻漕船、溺军卒的事故时常发生；改从陆路，车马费用数倍于漕船，且山高路险，民工叫苦不迭，于是明朝各代前赴后继，解决了元代运河两大难题，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运河布局，南北运河方始畅通无阻。

永乐之后，漕运大多由海转河，明中叶始，海运基本罢停，加上运河漕船开始使用平底大船，每年约有四百万石漕粮从江南经运河北上，源源进入京城。

明初，针对海外诸国入贡并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一事，朝廷在浙江之宁波、福建之泉州和广东之广州（今地名皆同）设立“市舶司”，分别掌管日本、琉球和占城、暹罗、西洋诸国通商市宜。后来又在交趾（今越南河内市）、云南（今云南省昆明市）设立“市舶司”，以掌管西南诸国朝贡互市之事。

国外来宾及其所携贡品、货物进京者，也多取道大运河。国内除京师（今河北省）、山东（今山东省）、南京（今江苏、安徽两省）、浙江（今浙江省）这几个运河流经地区的官吏百姓、行商坐贾当然借运河舟楫之便北上南下外，长江、黄河、海河、淮河、钱塘江流域的人们也常常是顺江河东下，再走运河上京下府，走南闯北。

于是，这条南起杭州（今杭州市）、北达京师（今北京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一千八百公里的人工河道便日益繁华热闹起来。

过去的小村小镇，很快成了重镇大城，运河两岸成了全国州府最密集的地区。明朝两都，首都京师（今北京市）镇于运河北端，留都南京（今南京市）卧于运河南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今苏州市）、杭州（今杭州市）以及湖州（今浙江湖州）、镇江（今江苏镇江市）坐于运河南线；扬州（令江苏扬州市）、徐州（今江苏徐州市）、济宁（今山东济宁市）为运河中段要地；德州（今山东德州市）、通州（今北京市通县）为运河北段重镇；

而临清州既夹于卫河、运河交会之要冲，又是南北运河之咽喉，是大运河枢纽之地。

《金瓶梅》一书中多次说到临清码头和大运河。

西门庆行商坐贾活动与临清码头和运河息息相关，来旺与韩道国经常借道运河下苏杭吴湖，置礼办货，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接受西门庆的贿赂不止一次两次，西门庆的货物过关时自然被他“青目一二”。

西门庆与官场交接也得益于运河，蔡状元（后来的蔡御史）、宋巡按，都是西门庆在“新河口”接住，迎进城去。

有学者考证出小说中的清河县即当时的临清城，因书中所写的清河县地理位置与城内外布局多与临清城相符；小说的后二十回，更是直接以临清码头为重要空间描叙故事。

可以说，屹立在交通要道运河之畔的临清城以其重要的地理条件和商业经济条件成为《金瓶梅》一书的中心空间。

正因为如此，对《金瓶梅》一书作者和成书年限的考证不可丢弃临清和运河这两条重要线索而去旁征博引或牵强附会，对《金瓶梅》一书的思想、艺术和文化研究不能只论及封建社会中封建之政治、经济、哲学、宗教，而不论及地域性的商品经济、商业小社会、商人阶层及共周围的市民生活。

二

交通运输是商业的前提，是商业的命脉，这是经济发展的一条自然规律。而商业的发展，则是城市发展的最重要因素。运河两岸城镇的发展正是这样，临清城为典型一例。

据有关史料载，“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至元始创开会通河……至县境与卫河合流，置闸河浒以通漕运。永乐迁都北平，复加疏凿……于是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集杂，商贾萃止，骈樯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随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王《临清州治记》）。可见，临清城正是借运河而发展起来的。

明初，京卫有军储仓，以供军需国用。洪武三年，增置到二十所，并在临濠（今安徽凤阳境内）、临清两地建仓以供转运之用。洪武二十四年，临清储粮达十六万石，以供给训练骑兵。

不久，会通河通航，朝廷在徐州、淮安、德州建仓。三仓与临清、天津二仓合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后来又把德州仓移到临清的永清坝。

至宣德年间，临清已增造至可容三百万石的大仓，成了运河畔最大的漕粮转运枢纽。于是，这“城濒运河东岸，斜值卫河入运之口”的临清，被“南来漕船”“谓之出口”，而成了“舟楫往来极便”之要道。

当然，借运河舟楫者不止是北上漕船，还有南下货舟，官船私货，私船官货，南杂北货，东西土产，各类商船也必由之而东西南北。

临清城自身也因漕船商舳行舟集中停泊转运之需，出现了我们今日所说的“第三产业”，酒楼饭馆、旅舍客栈、商铺货店、码头驿站在桅樯林立的同时纷纷出现。《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东昌府部汇考六》中写道：

临清州，州绾汶、卫之交而城，齐赵间一都会也，五方商贾鸣櫂转毂，聚货物坐列贩卖其中，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人仰机利而食，暇则置酒微歌连日，夜不休，其子弟亦多椎埋剽掠，不耻作奸。士人文藻翩翩，犹逾他郡。

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

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

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

《金瓶梅》一书多处描绘了临清城的商业活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繁华热闹，现以《金瓶词话》为底本，列引数例：

杏庵道：“此去离城不远，临清马头上，有座晏公庙。那里鱼米之乡，舟船辐辏之地，钱粮极广，清幽潇洒。……”（第九十三回）

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笤，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篙芦席的。这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家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第九十三回）

原来这座酒楼乃是临清第一座酒楼，名唤谢家酒楼，里面有百十座阁儿，周围都是绿栏杆，就紧靠山冈，前临官河（即运河——笔者注），极是人烟热闹去处，舟船往来之所。（第九十三回）

经济上来，大酒楼上周围都是推窗亮隔，绿油阑干。四望云山叠叠，上下天水相连。正东看，隐隐青螺堆岱岳；正西瞧，茫茫苍雾锁皇都；正北观，层层甲第起朱楼；正南望，浩浩长淮如素练。楼上下有百十座阁儿，处处舞裙歌妓，层层急管繁弦。说不尽肴如山积，酒若流波。正是：得多少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从正月半头，这陈经济在临清码头上大酒楼开张，见一日也发卖三五十两银子。（第九十八回）

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第八十一回）

早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山东巡按陈济上言：“淮安（今江苏淮安市）、济宁（今山东济宁市）、东昌（今山东聊城市）、临清（今山东临清市）、德州（今山东德州市）、直沽（今天津市），商贩所聚。今都北平（今北京市），百货倍往时。”这一对京师商品茂盛原因的分析，展示了临清等地商业活动十分活跃。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朝廷开始设置“钞关”，即今日之商业税务局，征收商税。

当时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其中只有上新河和九江二钞关不在运河之畔。

一般钞关对来往商船收纳“船料”（按商船的长宽大小而酌情收钞的税款），而临清、北新二钞关还兼收货税，《金瓶梅》一书多次说到临清钞关的这些活动。这当是临清商业发展的具体表现之一。

运河经济文化，包括运河的开挖、疏通，运河用途的变化发展，运河两岸的变化发展。像临清这样的枢纽要塞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交通、经济而引起的其他文化现象（诸如政治、哲学、宗教、文艺、风土民情等，笔者另有专论，此处不详述）是产生《金瓶梅》这部奇书名著的文化背景之一，当然，首先是产生《金瓶梅》一书中所再现的社会现实的文化背景之一。

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文化背景的角度，站在运河畔的临清码头来看《金瓶梅》，《金瓶梅》的作者更多的是描写封建大社会中的商业小社会；揭示的是小农自然经济中的商品经济现象及其一部分实质，塑造的是与奴隶心态的农民有某种程度不同的“自我”心态的商人形象、市民形象。

这些人物都不是用某些道德范畴的概念可以概括的。

比如硬要给以商兼官的西门庆头上戴“市侩”“恶霸”“淫棍”“流氓”的帽子，便是牵强附会；应伯爵等人虽然常常“帮闲”“贴食”，然而又是这种社会中商贾活动不可缺少的“帮忙”“自食其力”的角色；贬潘金莲和李瓶儿为“淫”“恶”，褒吴月娘和孟玉楼为“贞”“善”或贬为“奸”“滑”皆难以合古情今理。

这些人物正是在运河经济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他们的言行举止，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尽管这种选择违背了传统的、世俗的规范而导致了各自不同程度的悲剧结局。

值得指出的是，产生并发展在中国东部的运河经济文化是比古老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更新的文化模式。中国的文化模式并非铁板一块，中原一统。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艺术，研究《金瓶梅》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

三

东亚地区西高东低的地势，决定了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特别是东部地区没有一条严格意义上的南北流向的大江长河，更没有一条连接各条东西流向水源的交通水道。

狂傲无羁的黄河数千年来不知改道了多少次，最终还是借已有的水道由偏西向偏东流入大海。

这在海路危险、陆路艰难的古代，对政治上追求封闭保守的封建王权来说，创造了一个使老百姓安分守己的地理条件，各级地方官僚也可以在人为划分的州、府、县治境内任“父母”官，当“土皇帝”而操纵生杀大权，封建王朝得以平稳迟缓地延续发展下去。

然而，这种地理条件也给经济（当然不只是有利于封建专制的小农自然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

于是，运河，这条南北水道的畅通，便使得这种地理条件的含义发生根本的变化。“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此俗语放在运河之上，更具深刻的含义。

隋、元、明三代都是天下一统之王权。隋、元开挖大运河，目的在于输送兵员，控制南北，聚财敛宝，转运漕粮，连接九州，巩固一统。

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也不愿意去意识并显示这条水道更重大的经济价值。这种动机开出来的运河，只能是通而不畅的，这也是他们没有最终解决运河水源不当和黄河泛滥而影响河运及两岸人民生命财产两大问题的主要原因。

大运河的功绩与罪过在这时失去了平衡，功小于过。明朝统治者基本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当然并非彻底解决以及解决所有的问题）首先也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但不可否认，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交通的要求已成为明朝统治者的考虑议程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明王朝仍然轻商、抑商，但时代毕竟不一样，商品经济的自我表现力既然使统治者开设“钞关”，也会使他们设法解决河运问题。

京杭大运河终于畅通而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政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的“黄金水道”，明中叶以后的商品经济在封建王权专制的重压下，在小农自然经济的包围中获得了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地理条件。

于是，大运河的功过只有在这时，在她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和文化价值被发掘出来之后，才得以平衡，并不断向功大于过的新的不平衡发展：

大运河是封建统治者们提出来开凿的，然而开凿者却是千百年中数以百万计的劳动群众；

大运河的形成与畅通，实现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军事目的，然而也方便了南北交通；

大运河给历代封建君王送去了难以计数的奇珍异宝、绸绢丝帛、香茶玉瓷、才子美人，然而也有益于各地产品的交换，顺应了行商坐贾的需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以她那汩汩不绝之水延续着封建王朝的寿命，然而也灌溉了百万良田，养活了千万百姓，润滑了历史车轮，培育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商业小社会，传播了“异端邪说”思想与新文化之种。

《金瓶梅》更多的是在展示大运河的功绩，尽管作者的主观愿望并非如此：《金瓶梅》的作者蘸着大运河的水写出了屹立在大运河畔的商业小社会，描绘了喝着大运河的水长大的各色人物。《金瓶梅》是大运河孕育出来的杰作。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1989年第3期《萍乡教育学院学报》，由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90/04期全文复印，近期收入2014年9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人论文集《陈东有<金瓶梅>论稿》和2015年6月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本人论文集《陈东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