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瑞芳、霍现俊：​《金瓶梅》岁时节令描写梳理及表现特征

岁时节令，是夹杂在人类一年四季忙碌生活中短暂的休闲娱乐时日，具有普及性、群众性、全民性等特点。

与日常生活不同，岁时节令可以让人们暂时忘掉平凡琐碎的生活中的各种烦恼，而进入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之中，其中不仅有物质上的享受，也有精神上的愉悦。

《金瓶梅》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白话世情章回体小说，在写法上具有史书编年体的特点，“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

岁时节令描写贯穿了整部《金瓶梅》，记录了西门府一年四季生活的点点滴滴。

夏志清先生曾说：“他（作者）差不多逐日记述西门庆家庭的生活情形，把一些大的事件留下给生日和节日。”[2]

由此可见，岁时节令描写在《金瓶梅》中的重要性。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小说作者在创作之初进行艺术构思之时，大量的岁时节令生活素材会进入他的写作视野。

作者不可能全部写入小说之中，这就需要作者通过精心的选择，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选取那些能够为构建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深化主题服务的素材。再经过作者精湛高超的艺术手段进行加工，《金瓶梅》中的岁时节令描写就具有了它独特的表现特征。

本文试图通过对《金瓶梅》文本梳理，整理出小说中所涉及的岁时节令描写以及相关的岁时民俗娱乐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独特的表现特征。 

以家庭为社会单元，以市井百姓为描摹对象的《金瓶梅》描写了纷繁多样的岁时节令，展现了西门庆一家多姿多彩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时日，其中绝大多数的岁时节令往往伴随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游艺活动。

特殊的时间节点、多彩的民俗游艺活动，和平淡的日常生活相比，更易生发新奇的故事，从而凸显人物的独特个性，进而深化小说主题。

为了方便我们分析与总结，通过文本细读，现将《金瓶梅》中所涉及到的岁时节令描写进行梳理，如下表所示：

《金瓶梅》岁时节令描写统计表

（上表依据陶慕宁校注本《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岁时节令作为特殊的时间节点，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与信仰，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纵观以上《金瓶梅》中的岁时节令描写，可以将其表现特征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数量上来看：

《金瓶梅》洋洋洒洒一百回文字，有四十三回都写到岁时节令，几乎涉及小说一半篇幅。

“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某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月某日请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捱去”[3]的叙事方法，将诸如端午、重阳、元宵、芒种、中元、中秋、腊八、除夕、元旦、清明、冬至等岁时节令都囊括其中。

其中一些节日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多次。

作者通过对《金瓶梅》中岁时节令的描写，展现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生活场景，上至朝廷皇帝，下至平民百姓，主要则是西门府及与其相关的人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

《金瓶梅》岁时节令描写所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每逢重要的节日节令，人们会穿上新制的衣服，安排各种盛大的筵席，如：元旦宴、元宵宴、端阳宴、重阳宴、中秋宴等。

宴会上除了普通的美味佳肴，特定的岁时节令食品也必不可少：

元宵节吃元宵、团圆饼，端午节吃粽子，重阳节吃重阳糕、螃蟹，腊八节吃腊八粥……除了食物，

筵席上自然是少不了美酒的：

金华酒、茉莉花酒、葡萄酒、南酒、烧酒、黄酒……种类多样，应有尽有。

个别节日也有特定的美酒：端午喝雄黄酒，重阳喝菊花酒。岁时节令期间的民俗游艺活动更是丰富多彩：

元宵节看灯、放烟火、走百病儿；清明节上坟祭祖、荡秋千、踏青；端午节解粽、插艾叶、挂灵符；重阳节登高、赏菊等等。各式各样的民俗活动丰富了人们日常平淡枯燥的生活。

还有各种娱乐活动：传花击鼓、猜枚、抹牌、踢气毬、打双陆、下鳖棋儿、听唱曲、听宣卷……在这些特殊的时间里，人们可以暂时忘记忧愁，尽情享受节日带来的欢娱。

《金瓶梅》描写的是山东清河县破落户西门庆一家的生活琐事，整部小说市井气息浓厚，小说中所涉及的民俗娱乐活动，也充满了世俗气。

《金瓶梅》里的人物不像《红楼梦》里的人物那样生活在“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贾府，而是生活在清河县的西门府，他们没有高雅的结社吟诗生活，也没有猜灯谜这样较为风雅的民俗活动。

灯谜，首见于周密的《武林旧事》：“又有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4]

明代猜灯谜已在民间非常流行，《西湖游览志余》载：“古之所谓瘦词，即今之隐语也，而俗谓之谜，……杭人元夕多认此为猜灯，……今海内佳谜甚多，不独杭州有也。”[5]

在《金瓶梅》里却鲜有提及，因为西门府里的主人除了潘金莲识字外，其他则基本都是大字不识的粗人。

《金瓶梅》岁时节令描写中，少不了的是妓女俳优吹拉弹唱，帮闲们插科打诨。

逢年过节，妓院也是西门庆一群人常常出没的地方，与妓女调笑嬉闹更是家常。

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都是西门庆包养的妓女，妓女俳优成为岁时节令里不可或缺的人物。岁时节令也常常成为西门庆与其情人偷情的好时机。

《金瓶梅》中岁时节令描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广泛，但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并没有一概而论平均使用笔墨，而是依据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塑造的需要，给予不同的处理。

有的岁时节令如元宵节、重阳节、清明节等作者着墨较多，在小说中重复出现多次。

尤其是元宵节，小说中总共写了四次元宵节，而仅第三次元宵节，作者就用了将近五回的笔墨描写，四次元宵节贯穿整个《金瓶梅》，成为支撑小说的骨架。

据笔者统计，小说中中秋节出现过五次，而吴月娘的生日也恰好是中秋节，所以在这一天作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描写吴月娘生日，而对中秋节的节俗描写略少，虽然出现五次，但都着墨不多。

而有的岁时节令作者就一笔带过或者数笔带过，如下元节，作者仅仅写了一句放水灯；

51回中的端午节，作者只用李瓶儿在做象征端午的饰物符牌儿、小粽子儿、解毒艾虎儿，就省略过去了。

还有的岁时节令描写是作者穿插其他故事时涉及到的旁逸之笔，如第10回介绍李瓶儿身份时，写到了上元节，李逵闹了大名府；第34回西门庆讲阮三故事时，写到了元宵节、中元节令。繁多的岁时节令，经过作者之手，变的详略得当，浑然一体。

二、从地域上来看：

《金瓶梅》中所涉及到的岁时节令描写，尤其是民俗游艺活动，基本都是北方的。

从这个角度看，《金瓶梅》故事发生的背景应该是北方，以京师北京为描写中心。

1. 清明节打秋千

第25回清明佳节，吴月娘在花园架了秋千，趁西门庆不在家，和众姐妹一起打秋千耍，以消春困。

此时，去杭州织造蔡太师生辰衣服的来旺回府，对情人孙雪娥说：“阿呀，打他则甚！秋千虽是北方戎戏，南方人不打他，妇女每到春三月，只斗百草耍子。”[6]

来往于南北的来旺指出了清明节南北方节俗的差异。

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打毬、秋千”条注云:“《古今艺术图》云：‘秋千，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趫者。’或云：‘齐桓公北伐山戎，此戏始传中国。’”[7]

据《燕京岁时记》“清明”条记载：“按《析津志》云：‘辽俗最重清明，上自内苑，下至士庶，俱立秋千架，日以嬉戏为乐。’”[8]

又据明代谢肇淛考证，秋千本是“胡戏”，原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娱乐形式：

“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千，然皆胡戏也。《列子》所载‘偃师为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自齐桓公伐山戎，传其戏入中国，今燕、齐之间，清明前后此戏盛行，所谓北方戎狄爱习轻趫之能者，其说信矣。”[9]

民族大融合本来就是岁时民俗发展演变的因素之一，秋千这个本属于少数民族的竞技游艺，也不断流传到了汉族传统文化节俗之中。

据刘若愚《明宫史》记载：“清明，则‘秋千节’也，戴柳枝于鬓。坤宁宫后及各宫，皆安秋千一架。”[10]

可见，打秋千确实是流行于明代北方宫廷与民间的清明节俗。

斗百草是一种娱乐游戏，以草茎对拉，先断者则输，或以花草名相对赌胜，对不上者则输。

南宋宫廷已流行此游戏，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月”条载：“禁中宫女，以百草斗戏。”[11]

按刚从南方回来的来旺所说，三月清明，北方人打秋千，而南方人则斗百草。

《五杂俎》卷二又云：“今清明寒食时，惟有秋千一事，较之诸戏为雅，然亦盛行于北方，南人不甚举也。”[12]

《金瓶梅》第48回描写西门庆清明节祭祖之后，潘金莲与孟玉楼等人同去花园打秋千，打秋千是《金瓶梅》描写清明节时不可或缺的民俗活动之一。

从以上文献笔记来看，荡秋千是北方少数民族娱乐形式的孑遗，后传入中原，成为盛行于北方宫廷及民间的一种清明节娱乐消遣活动，而在南方则不常见。

2. 端午节竞渡

五月初五，蕤宾佳节，民俗游艺活动非常繁多，据《五杂俎》载：

“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竞渡也，作粽也，系五色丝也，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13]

《金瓶梅》总共描写了四次端午节，解粽、悬艾、佩符、饮雄黄酒等岁时民俗都有提及，却唯独没有提到竞渡活动。按谢肇淛所言，竞渡活动古时多盛行于楚地、蜀地、闽地等南方城市，似北方不太举行此活动。

我国最早记载两湖地区岁时风俗的著作《荆楚岁时记》云：“是日竞渡，采杂药。”又注云：“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14]

端午竞渡是为了拯救屈原。《隋唐嘉话》载：“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15]

明张岱《夜航船》“竞渡”条云：“屈原以五日死，楚人以舟楫拯之，谓之竞渡。”又曰：“五日投角黍以祭屈原，恐为蛟龙所夺，故为龙舟以逐之。”[16]

以上文献都表明，竞渡是流行于我国南方为了纪念屈原的端午民俗事象。

明人诗歌中也表明南方竞渡习俗之盛，如李东阳《竞渡谣》：“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彩旗花鼓坐两头，齐唱船歌过江去。”[17]

又如袁宏道《午日沙市观竞渡》则描述了湖北荆州沙市的竞渡盛况。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条云：

“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无江城系丝投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俗，亦竞游耍。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梁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18]

此书详细记载了明代北京的风土景物，北京无竞渡之俗，而以竞游耍代替。

明代宫廷虽也曾有过端午竞渡的节俗，但那只是宣德年间的事。

据明陆容《菽园杂记》载：“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絕。盖宣德以来故事也。”[19]

以此来看，为了纪念楚国的屈原，再加上南方有充足的水域条件，所以竞渡多盛行于南方。

北方除宫廷曾在宣德时有过竞渡活动外，此后也不再盛行，而在民间并不流行端午竞渡。

所以《金瓶梅》中也并未提到端午节间，西门庆等人出外看竞渡比赛。

再如元宵夜走百病也是北方的一种旧俗，《五杂俎》云：“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日游寺观，谓之‘走百病’。”[20]

丁世良、赵放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其中山东省的地方志中也多次提到“走百病”的习俗。

《金瓶梅》虚构的故事发生在山东清河县，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它所描写的也是典型的北方岁时民俗活动。

而《金瓶梅》的作者应是一位非常熟悉南北岁时节日民俗的人。

三、从结构安排上看：

作者开始创作之时，心中应该已有一个整体构思，对于岁时节令在小说中的设计安排，作者也应是心中有数。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瓶梅》的作者特别注重岁时节令在小说中的对称描写和对比描写。

《金瓶梅》中涉及到丰富多彩的岁时节令及相关民俗游艺活动描写，但作者并没有盲目书写，而是精心选择后，经过艺术构思，巧妙的安排在各回之中，并形成前后的对称或对比。

1. 对称描写

（1）《金瓶梅》描写的第一个岁时节令是出现在第6回的端阳节，小说中这样写到：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西门庆刮剌那妇人（潘金莲）将两月有馀。一日，将近端阳佳节，但见‘绿杨袅袅垂丝碧，海榴点点胭脂赤。微微风动幔，飒飒凉侵扇。处处遇端阳，家家共举觞。’”[21]

西门庆从岳庙回来，顺便来看潘金莲，王婆先去通风报信，金莲立即就把她娘潘姥姥打发走了，然后重备酒肴、又烧异香，以迎接西门庆。两人饮酒欢乐，又吃鞋杯耍子，然后宽衣解带，极尽鱼水之欢。

百回《金瓶梅》描写的最后一个岁时节令出现在第97回，恰也是端午节。春梅和孙二娘、陈经济喝雄黄酒、解粽，但见那蕤宾好景：

盆栽绿柳，瓶插红榴。水晶帘卷虾须，云母屏开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觞；角黍堆金，侍妾高擎碧玉盏。食烹异品，果献时新。灵符艾虎簪头，五色绒绳系臂。家家庆赏午节，处处欢饮香醪。遨游身外醉乾坤，消遣壶中闲日月。得多少珮环声碎金莲小，纨扇轻摇玉笋柔。（第97回）[22]

此时，西门庆、潘金莲已死，而春梅已成了管理“地方河道，军马钱粮”、权力甚大的守备夫人，陈经济受尽苦难后，以春梅姑表兄弟的身份进入守备府，却暗中与春梅苟且偷情。

端午佳节，周守备领人出巡，春梅、经济便趁此机会欢娱偷情。

“绿杨”与“绿柳”，“海榴”与“红榴”，“处处遇端阳，家家共举觞”与“家家庆赏午节，处处欢饮香醪”，两段描写端阳美景的韵文也极其相似。

同样的节日又发生的是相同的故事，西门庆与潘金莲、陈经济与庞春梅的偷情故事，只是主角不同而已。作者的安排实在是巧妙。

（2）上文提到第25回清明佳节，来旺从南方办事回到西门府邸，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的情人西门庆的第四个妾孙雪娥。

孙雪娥满脸微笑的说：“好呀，你来家了。路上风霜，多有辛苦。几时没见，吃得黑渾了。”[23]

之后又把西门庆和其媳妇惠莲的苟且之事告诉了来旺，引发了一系列故事。而小说第90回也写清明佳节，吴月娘与孟玉楼两个寡妇去上新坟祭扫西门庆，在永福寺碰到了守备夫人庞春梅。

孙雪娥和西门大姐在家照看，大姐想要磨镜子，却遇见了被西门庆陷害而被递解原籍徐州，后又上京谋生的来旺，如今在城内顾银铺，做着银行手艺。

令人奇怪的是，旧情人雪娥开始居然没认出是来旺，崇祯本眉批道：“雪娥与来旺情人也，曾间别几多时，面便不复认矣，蠢甚。”[24]

我想来旺与雪娥的两次见面，恰都在清明节，这绝非偶然，而是作者的精心设计。

此外，李瓶儿正式出场是在第13回“李瓶儿隔墙密约”，她出场后度过的第一个节日是重阳节，而她此生度过的最后一个节日是在第61回“李瓶儿苦痛宴重阳”，也是重阳节。

一次对称可能是巧合，多次对称就是作者的刻意安排，有意为之。

总之，小说作者多次安排岁时节令的前后对称描写，使读者在读到后文时，有似曾相识之感，回忆起前文的故事情节，使小说更加具有连贯性。

2. 对比描写

（1）清明节：盛大与凄凉

《金瓶梅》总共写了三次清明节，分别出现在第25回、第48回和第89、90回。

前两次清明节时，西门庆还活着，而且生活的相当好，后一次清明节时，西门庆已死，正如题目所言“清明节寡妇上新坟”，寡妇们是去祭扫西门庆的。

以西门庆的死为界，前后几次清明节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第二次与第三次，冷热对比极为鲜明。

第48回时，西门庆已做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成了正式的国家官僚，又有了官哥，真是喜上加喜，但还没有上坟祭祖，因为他并不是每年都去祭祖的，于是决定于今年清明节去上坟，并更换锦衣牌面。

祭祖上坟成了西门庆炫耀富贵和权势的手段，和敬奉祖先毫无关系。此时是西门庆一生中最为得意、最为鼎盛的时候，西门千户这次祭祖的场面极其盛大，且看其参与者：

叫的乐工、杂耍、扮戏的，小优儿是李铭、吴惠、王柱、郑奉，唱的是李桂姐、吴银儿、韩金钏、董娇儿。官家请了张团练、乔大户、吴大舅、吴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应伯爵、谢希大、傅伙计、韩道国、云离守、贲地传，并女婿陈经济等，约二十馀人。堂客请了张团练娘子、张亲家母、乔大户娘子、朱台官娘子、尚举人娘子、吴大妗子、二妗子、杨姑娘、潘姥姥、花大妗子、吴大姨、孟大姨、吴舜臣媳妇郑三姐、崔本妻段大姐，并家中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春梅、迎春、玉箫、兰香，奶子如意抱着官哥儿，里外也有二十四五顶轿子。（第48回）[25]

以上列出姓名或身份的人就有将近五十人，轿子也有二十四五顶，场面之大可想而知。

常言道“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这时的西门庆谁不想趋附，谁又敢得罪呢？

作为千户的西门庆，自然也要把这次祭祖办的风风光光、热热闹闹，以炫耀他雄厚的财势，显示他煊赫的声威，有意的讲排场、摆阔气以凸显自己的新身份。

张竹坡在此回回首批到：“看他描写男客如许如许，又描写堂客如许如许，又写姬妾如许如许，特特为清明节寡妇下根种也。”[26]

第89回寡妇上新坟就冷清了许多，文中写到：

留下孙雪娥和着大姐、众丫头看家，带了孟玉楼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儿抱着孝哥儿，都坐轿子往坟上去。又请了吴大舅和大妗子老公母二人同去。（第89回）[27]

算上吴月娘本人，此次去上坟的人数屈指可数，总共才七个人。

西门庆鼎盛时期的豪气、热闹、盛大不复存在，物是人非，剩下的只是凄凉与落寞。

自他死后，从妻妾到奴仆，从伙计到所谓的“朋友兄弟”，一个个都拐财而走，树倒猢狲散，只有两个寡妇替他上坟烧纸。

此次极冷的场面映照了往日的繁华。两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出，《金瓶梅》所描写的各种关系：

夫与妾、主与仆、兄与弟、官与官都是建立在财势与权力之上的，有财有势便是天，无财无势什么都不是。

（2）元宵节：欢乐与悲哀

小说中总共描写了四次元宵节，均出现在西门庆活着的时候，每二十回描写一次，而“每一次对元宵节的叙述，都与西门庆的兴衰或争斗联系在一起。”[28]

前三次描写的元宵节，都热闹非凡，尤其是第三次，作者用了将近五回的笔墨描写了这次元宵佳节。

在第41回时，西门庆就让伙计贲四叫了花匠来扎缚烟火，在大厅、卷棚张挂各色灯笼，已开始为过节做准备。

第46回又写了元宵夜吴月娘率领众姐妹去吴大妗子家吃酒，回来途中遇雨雪的故事。

如此铺张的描写，原因在于，正如我们上文所言此时还是西门庆最得意的时候，是他一生最鼎盛的时候。

第42回西门庆问棋童：“（烟火）有人看没有？”棋童道：“挤围满街人看。”[29]

这正是西门庆想要达到的目的，让所有清河县的人都知道，这烟火是我西门庆放的，我现在是理刑千户，我做了官了，让所有人知道他的新身份，不再只是开生药铺的西门大官人，而是清河县的西门千户。

此次元宵节还写了官哥与乔大户家结亲，西门府宴请亲家看灯吃酒，又是瓶儿的生日，整个氛围其乐融融，使西门府表面上增加了一丝团圆幸福之感。

与这次元宵相比，小说描写的第四次元宵节就显得凄凉了很多。

第四次元宵节描写出现在第79回，但作者基本没有关于元宵节的描写，因为那时西门庆已奄奄一息，是将死之人。

79回前半部分中，作者写了正月十三、十四、十五这几天的生活。其中只是零丁的写了几句“灯市中车马轰雷，灯球灿彩，游人如蚁，十分热闹”，“看了回灯”，“楼窗外就看见灯市，往来人烟不断，诸行货殖如山。”[30]并没有展开描写元宵节的盛大场面。

与第三次描写的元宵节相比，没有了灯火的辉煌和灿烂的烟火，却充满了情欲肉欲，并多处写到西门庆身体疲惫，浑身无力，又被潘金莲胡乱灌了三丸胡僧药，以致他一病不起，到正月二十一日一命呜呼。

正是“次第明月圆，容易彩云散。乐极悲生，否极泰来，自然之理。”[31]

西门庆的死，成为整部小说从热到冷的转折点，也因此四次元宵节描写都被安排在了西门庆活着的时候。

（3）走百病：热闹与冷清

上文提到“走百病”是一种北方旧俗，盛行于北京、山东等地。

《金瓶梅》中多次提到元宵夜“走百病”的习俗，其中描写最详细的两次是第24回和第46回，这两次描写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4回“经济元夜戏娇姿”与46回“元夜游行遇雨雪”，前者元夜时，“银河清浅，珠斗烂斑，一轮团圆皎月从东而出，照得院宇犹如白昼”[32]，营造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到后者时，天寒下雪，月娘等人打着伞踏着雪回府。

等月娘一众到家后，作者又一次写及天气：“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正是：香消烛冷楼台夜，挑菜烧灯扫雪天。”[33]

在极热的节日里却遇上了寒冷的天气，使得冷清凄凉之感倍增。

24回潘金莲等人打扮的花枝招展和陈经济高高兴兴地走百病，随路燃放烟花炮仗，路上行人以为是公侯人家，都不敢仰视。陈经济还兴致勃勃的和宋惠莲嘲戏，一片欢声笑语。

而到46回时，宋惠莲早已不在人世。此回又因之前的偷金事件，而使月娘与李桂姐、玳安等人矛盾重重。虽也有烟花炮仗，但是一路上大家都沉默寡言。

作者又设计了送妓女吴银儿回家的情节，使得此回“走百病”更显凄凉。

两回“走百病”描写，一回充满了热闹与欢乐，另一回则充满了凄凉与冷清，两回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萧放认为：“节日中往往凝聚着不一般的人间情感，在节日这一人文节点复现时，其独特的节俗情调易于唤起人们对往昔时间生活经验的追忆。”[34]

《金瓶梅》作者尤为注重岁时节令对比描写的表现特征，易使小说人物和读者追忆昔日的盛大、欢乐、热闹，而感叹如今的凄凉、悲哀、冷清，以体现“物极必反，盛极而衰”的主题。

通过以上分析，《金瓶梅》岁时节令描写的表现特征主要是：内容丰富，详略得当；岁时民俗活动主要以北方为主；注重对称、对比描写。作者这样的精心安排，主要是服务于小说的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与主题深化，即岁时节令描写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文学叙事功能。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