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作者是哪一类人物，此书是什么性质，这个问题相当重要而且长期争议不断。一种意见认为作者是文人作家；另一种意见认为作者是说书艺人，而《金瓶梅词话》的根本性质是民间说书底本。梅节先生几十年来辛勤整理《金瓶梅词话》，先后出版3种新校勘本，文献整理功劳很大。不少文章赞扬梅节先生同时，也张大说书底本之说，如2005年4月7日《光明日报》有陈诏先生的文章赞扬梅节整理本，对《金瓶梅词话》全书文本,则作出总体判断：“由于用说书人口语写成，有大量简笔字、生造字、谐音字、错别字的《词话》底本实在讹误太甚。”“它的原始底本是民间艺人的说唱材料”。与陈诏先生类似的意见很多,立论的依据主要在《金瓶梅词话》刊本的文字情况。笔者以为，仅仅根据刊本文字情况，而且是部分文字情况,就断定《金瓶梅词话》的性质，其实不够严谨。
古代通俗小说没有著作权保护，刊刻相当自由，很多坊刻本自行更改书名，随意抄袭移植情节,增删字句。至于文字，存在大量简笔字、生造字、谐音字、错别字的情况很普遍。这往往与刻工的水平及其图方便的态度有关，也与书坊管理状况有关。通俗小说的刊刻水平，相对而言普遍粗疏，甚至有些文言小说刊本也存在简笔字生造字错别字等文字情况，这不是作者造成的，而是刻工造成的。笔者觉得，既然强调此书是民间说书艺人所创作，为什么不从民间说书的叙事规律及传播规律出发，考察《金瓶梅词话》的叙事特征和传播特征，从而分析这部小说的文体性质呢？几十年来,叙事文学理论很受重视，西方理论的介绍研究，中国文学叙事学的著述都出现不少。
有关各种叙事视角的研究，包括全知视角、内视角、外视角的差异研究；有关第一人称叙事到第三人称叙事之不同效果的研究；有关叙事时间差异性的研究等等,都使我们获益良多。然而这些研究基本围绕西方叙事理论展开，笔者尝试运用这些理论来判断《金瓶梅词话》的叙事特征，判断《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什么人。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尝试总结中国说书的基本叙事规律，用以对照检验《金瓶梅词话》的叙事特征。关于中国说书的叙事规律，笔者曾作过一些积累和探讨，文本也是大幅度重写改写而成。笔者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话小说研究和中国说唱文学史研究。也有一些田野调查积累。
笔者是辽宁营口人，北京评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单位是北京宣武区与辽宁营口市鞍山市联合申报。营口评书发达，袁阔成担任营口市曲艺团团长30年之久，单田芳出生在营口。50年代到文革前，袁阔成李鹤谦非常活跃。笔者工作的扬州市是国家级文化遗产扬州评话的申报单位，笔者与扬州评话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信堂、惠兆龙，与评话艺术家杨明坤,与后起之秀马伟等人同为市曲协理事，比较熟悉，也向他们请教过说书方法。笔者所归纳中国说书叙事规律，很可能有遗漏，但用力点集中于中国说书实践，力求总结中国说书叙事特点。说书叙事肯定重视人物刻画，肯定重视故事情节的叙述，但这两点不是文本的重点，
因为精心刻画人物、叙述故事，也是其它文艺形式的重点。小说、戏曲、电影电视，也都重视人物刻画与故事叙述。文本总结说书文体特征，力求归纳说书一家专擅的、独有的艺术特征。限于篇幅，对非独有的特征不能兼顾。
扣子关子是说书行业术语，设扣子，卖关子，都是针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设置悬念，让听众产生高度关注和强烈疑虑,令人心痒难耐，念念不忘。扣子本意源自服装纽扣，起固定和连接作用，扣子不解则衣服难脱。扣子须提前预设，若隐若现还具有粘连能力，把不同的人物和线索连到一起。设置扣子，讲究预设的合理性与长久性。故事的几条线索也好，不同来历的人物也好，被精心设置的扣子扣住，相互关联制约，难以分开。
也把听众吸引住。说书行业最讲究使扣子，把这视为说书的重要技巧。惊心动魄的热扣，疑窦重重的悬扣，还有蔓子扣，连环扣，环环相扣，甚至先解扣之后还要再加倒解扣。无扣不成书，扣书即扣人。这是说书人的看家本领，生存诀窍。说书的关子原指南宋一种有特许经营权的昂贵执照。陆游《老学庵笔记》说高贵的王爷和公主才能入宫求取关子，获得批准并当场填写姓名，出来再给本人。人们把这叫做卖关子。想得到关子者很多，花落谁家，最后才能知道。引申使用，把故事中紧张矛盾和人物命运获得解决的关键之处称为关子。说书人保持对关子的操控能力，欲擒故纵，欲扬先抑，吸引听众，惊吓听众，最后揭明，才能给人审美快感，叫作卖关子。说书人最重视设置悬念，特别上下两回的衔接，必须设置悬念，调动听众强烈关注，让听众欲罢不能，欲走不舍，一定要接着听下去。
书场按时段收费，通常在两回书之间停留一下。说书人此刻喝水抽烟休息片刻，而书场服务人员抓紧时间收费。书场是开放的，很多书场原本是茶馆，喝茶同时伴有说书，好像一种额外福利。人们来这里，说不清喝茶第一还是听书第一，但入场与离场是自由的。按时段收费符合书场经营的实际情况。说书人努力防止听众在中间离开，为此必须精心设置悬念留住听众。书场主人与说书人之间通常采用分成办法，如果塌场子留不住人，书场老板当天就会提醒说书人。所谓听众掌控原则，实际有两层涵意，书说得好不好，由听众说了算。书场爆棚，还是冷冷清清，就是最好答案。说书人嘴里说死书，眼睛看活人。拿住活人才是根本，让他们不但不走，还要再来，还要呼朋引类，大声叫好。这就是掌握住听众。《金瓶梅词话》的文本，对说书形式的运用可谓纯熟，每一回开始的引首诗、结尾的散场诗俱备。
大量运用说书行话，自称说书的，使用话说、却说、正是、有道是、端的是、有分叫、但见、却见、怎见得、诗曰、词曰、有诗为证、有词为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确实很熟练，给人这是说书艺人创作的感觉。但形式的东西容易模仿，作品内在的用力之处和艺术品味，却不容易模仿。《金瓶梅词话》几乎所有上下回衔接之处，竟不设置悬念。不但看不到说书人苦心经营的悬念，还经常让一回书与一个自然故事同时结束。一场书与一个自然故事同步结束，几乎意味着听众同步离场。《金瓶梅词话》却常犯此大忌。第五回写武大郎之死，紧张惊险的情节很多，包括武大捉奸被西门庆踢伤；但是《金瓶梅词话》却不在这类紧张恐怖之处设置悬念结束第五回，而是把这些紧张情节全都写完。
最后还用很短一小段，写第二天早晨西门庆来了，给王婆很多钱，让她买棺材，还得意地说自己有把握让验尸仵作何九听话。第五回就在这里结束。这样结束让人失望泄气，西门庆气定神闲得意洋洋，完全冲淡紧张气氛，听众至此黯然灰心，也没有新的关注点，不再听下去倒很正常。第十二回大起大落，潘金莲与仆人琴童通奸，被李娇儿与孙雪娥告发，遭到西门庆痛打。西门庆先审问琴童后找潘金莲，见面一个大耳光把她打倒，再命令她全身脱光跪在院子里。潘金莲知道事情败露，脱光跪下，西门庆用马鞭子狠狠抽打。这事之后，妓女李桂姐撺掇西门庆剪下潘金莲头发，还把潘金莲头发垫在鞋里天天踩踏。镇物是刻成人形、写着西门庆生辰八字的木板，上面用红纱蒙住男子眼睛，让他总觉得你美丽。用艾草塞住男子心，让他只爱你。用针钉住男子手，让他不敢打你，反而给你下跪。用胶粘住男子脚，让他再不往外跑。这镇物要藏入西门庆睡觉的枕头里，符要烧成灰，放进茶水里给西门庆喝下。这方法新鲜邪性又危险，很容易暴露，何况西门庆正要惩罚潘金莲，听众会好奇关注而且捏一把汗。说书人理应在这些地方制造悬念结束这一回，然而《金瓶梅词话》却多加三行，先极其简单地交待潘金莲如法炮制，然后就说西门庆与她同床共枕，一日两，两日三，欢好如常，如胶似漆。第十九回写娶李瓶儿。本来花子虚活着时候，西门庆李瓶儿已经勾搭成奸商定嫁娶，但花子虚死后，李瓶儿因故一度嫁给郎中蒋竹山，后来才嫁给西门庆。西门庆对此耿耿于怀。李瓶儿娶进门，西门庆把她一个人放在新房中，一连三天不去她那里，尽量羞辱她。
第三天夜里李瓶儿上吊自杀被丫鬟救下来，西门庆依旧不过去，还放话要拿马鞭子抽她。潘金莲等众人很关注。第四天晚上西门庆拿着马鞭子进了李瓶儿房中。潘金莲、孟玉楼等人都在外面偷听。西门庆进去臭骂李瓶儿，用马鞭子抽她，逼她脱光衣裳跪着。李瓶儿认错也辩解，更赞美西门庆是人上之人——骑高头大马，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财源滚滚来，能力更全面，性能力特别强，蒋竹山半阳痿不能比。这番话说得西门庆高兴，最后一句更让他兴奋，一把拉起李瓶儿搂进怀里就亲嘴，两人马上作爱，这一回随即就结束了。书场中若这样说书无法经营，虽然仅仅多加两三行，但外面偷听的潘金莲、孟玉楼失望事小，听众们悬着的心放下来，实在是说书人的大失误。第六十二回写李瓶儿之死，写李瓶儿弥留之际与西门庆诀别的话语行为，西门庆如何伤心绝望表示不想活了。李瓶儿死后西门庆长时间伤心不吃饭。这段情节很有名，不止一部《中国文学史》讨论过这段情节，认为西门庆虽然不是好人，但他也有真爱时刻，也有真情流露的话语。这段情节反映了人性的复杂。《金瓶梅词话》这一回结尾，却集中于西门庆绝食一事。众妻妾酸溜溜很嫉妒，但是议论中都讲大道理，说家主爷身体要紧。当时两种心态、两股劲儿正在对峙，就这样以悬念结束本来很好。可是作者却又加几行字，写应伯爵劝说之下，西门庆想通了，开始吃饭。于是这一回结束。叙事不讲究波折疑窦，结尾处不考虑留住听众，《金瓶梅词话》中这类情况太严重太普遍。北京评书研究专家金受申讨论过一种有趣情况：说书人说完以后，如果听众还很想听，就请与说书人熟悉的听众出面，请说书人“烦两回”。
“这烦书必须多付一些书钱。烦书必须内行，如果演员正要在这里留扣子，便不能再烦书，再烦演员也不说，哪一演员肯把扣子放了汤呢?只有过去人称‘评书大王’的双厚坪，不怕放汤，因为他随处可以留扣子，怎么也能吸引观众明天再来。”
（原载1959年《曲艺》8，9合期),又载<<曲艺艺术论丛第三辑>>）
所谓放汤，指扣子泄露，扣子失当，留不住听众。双厚坪这种水平和名气的艺人，全北京也就一位。
他不发愁，但是普通说书人尤其撂地艺人却难了。
2017年1月出版的《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方继孝著《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卷首，
有王学泰先生的序言，谈天桥撂地儿演出的艰辛，尤其中间收钱的时候为难，又想收几个养家糊口的小钱，又怕听众走掉。其中说相声的最难，因为一段相声已经说完，听众走人正是时候。而“说书（包括唱大鼓的）因为上一段结束时，艺人往往要留个‘扣子’，所以不担心听众流走。”说书艺人能留个扣子，受到相声艺人羡慕。《金瓶梅词话》这种不留扣子,不管听众什么反应的写法,怎么能是说书路数。说书人的语言有一种独特的鲜活生动，与文人语言形成鲜明差异。说书人语言的现时感甚至现场参与感很强，经常与听众形成互动。所谓现时感，就是不管说多么久远的古代故事，说书人善于联系当下的社会生活，尤其社会热门话题。40年代上海唐耿良说《三国演义》群英会蒋干中计故事。唐耿良说周瑜设宴首先指定太史慈监酒，太史慈立刻宣布：
此地只谈风月，不谈国事，违者立斩。这种监酒令显然是对现时的讽刺。唐耿良还装模作样解释这个监酒令，说宴会上是没有言论自由的，谁要不听命令，就会性命不保的。随后唐耿良描绘宴会上菜很丰盛，客人们也坐得宽松。他继续装模作样解释三国时物价很低，不收这个捐那个税，所以请客吃饭很大方。他装作一本正经说三国故事，但是听众都知道他挖苦什么，大家会心哄笑。唐耿良这样说书影响很大，人们很欢迎。当时的《新民晚报》上对此也有过报道。当时另一位说书名家张鸿声一件趣事，也屡屡被人提起，2013年《新民晚报》上还有回忆文章。1948年南京政府搞总统副总统大选，副总统是差额选举，候选人是李宗仁、孙科。
开票时电台实况唱票，成千上万张选票需要好长时间才唸得完，收音机里不断听见“李宗仁、孙科，孙科、李宗仁”，听得人心烦。张鸿声立即把这种情况搬到书台上，借方言来取笑，他模仿道：“听到后来，只听见，伲种人，真苦，真苦格是伲种人。”伲种人谐音李宗仁，真苦谐音孙科，合起来意思是这种人真苦。张鸿声这样一模仿，听众哈哈大笑，充分暴露选举闹剧之滑稽。这两个例子反映说书人语言富有参与感,新鲜热辣联系着讽刺力度。说书人注意语言与时代生活的联系,注意联系热点事件,这样听众既熟悉又觉得有趣。唐耿良80年代中期说《三国群英会》，蜀将张著冒充赵云吓跑魏兵，抢了魏兵的东西，但他随后遇到吴将甘宁，继续冒充赵云吓唬对方。不料甘宁不买账，动手打败张著。甘宁抢了东西得意洋洋，这时真赵云追来，说自己是赵云，只要甘宁交出东西，大家还是盟军。甘宁却说赵云是假的。这时唐耿良说——急得赵云恨不得给他看身份证，可是身份证还没办下来——唐耿良这样一说，台下笑成一片。1984年中国开始办理身份证，当时大家都关注这新事物。
唐耿良立刻用到说书中，听众觉得好玩。赵云与甘宁动手也很策略，打败甘宁但不伤他。唐耿良说，赵云在枪尖上给甘宁落实了政策。这又是时髦热词，听众又发出笑声。乾隆时苏州评弹名家王周士擅长“即席抓哏”调侃听众，当时名诗人赵翼写给他的《赠说书紫鬎鬁》诗中，以称赞的口气说他“有时即席嘲座客”，这样作的效果，赵翼说是：“但闻喷饭轰满堂”，这种欢乐有时候甚至超过故事本身给听众带来的快乐。其实很多听众对书目情节和人物故事早就熟悉，甚至自己也能讲讲。他们来书场，很喜欢故事正文之外说书人的发挥增添，喜欢书场中的欢乐氛围。对这种艺术现象，惕斋老人《真州竹枝词》曾经咏叹过：“笑口才开满座欢，疑他舌上有狂澜。倘教絮若春婆语，我有闲书可自看。”这话带有一定理论色彩，照本宣科的情节和语言不是说书风格。说书人自行增添的内容和独特的语言、书场中欢乐的气氛，可能最吸引听众。 民国时期扬州评话艺人戴善章是说《西游记》的名家，说听众熟悉而且简单的情节，却能让听众笑得肚子疼。他说猪八戒到盘丝洞，看见女妖精洗澡的情节。说女妖精们全身一丝不挂，猪八戒跑过去，女妖精们就把那个地方用一块“中央裆布”挡住，猪八戒说：你们用“中央裆布”挡住也没用，都知道你们那后面怎么回事。这种说法艺术品位不高，但是利用谐音公然讽刺中央党部，有风险很刺激，效果轰动。《金瓶梅词话》的人物语言很细腻，但是不存在借题发挥讽刺时弊的倾向，缺少语言的现实感和现场参与感。各种身份各种性格的人说话，大都详尽模拟，很多人物语言富有个性。不过有些人物语言太过琐细，本来没有什么大事，或者一个简单意思，讲话却很啰嗦，按照原样模仿出来。这在生活中可能真实，但书场听众可能觉得繁琐冗长，缺少趣味。一般说来，叙事头绪要少，假如同时存在两个头绪，说书人特地声明：花开两朵，先表一枝。交代事件则力求清楚，重要情节力求详尽。
为此人们调侃说，端起酒杯敬酒，半天还没下肚；举起钢刀就砍，半天还没落下。这种慢并不是沉闷冗长，其中包含复杂的制约牵连，包含多变的心理活动，互相勾连制约。《金瓶梅词话》叙事头绪经常很多，而且速度很快，书场听众不容易弄清怎么回事，因而不感兴趣。例如非常重要的西门庆之死这一回，前半回以汪洋恣肆的笔法描写西门庆最后的疯狂荒淫，细写他与王六儿和潘金莲疯狂过程，和最后丧命。按道理这会引起震撼感慨，说书人会郑重议论，对情节则加强控制，但是《金瓶梅词话》小说却在西门庆丧命这一巨变时刻，密集讲述其它不大相关的事件。西门庆咽气大家手忙脚乱之际，吴月娘突然肚子痛生孩子，随即小说进一步描写下面这些事件：李娇儿乘混乱在吴月娘的箱子里偷走五锭银元宝并且设法掩饰过去；孟玉楼听见月娘的话而多心，疏远吴月娘并把自己的态度告诉潘金莲；本来西门庆已经把对外经营业务交给陈经济接管，应伯爵此时却主张吴大舅吴二舅来管，实际原因是应伯爵自己有私心；
一些分管业务的伙计背主求荣，出卖西门家利益，投靠新贵张家。应伯爵也参与其中，他拿钱收买了吴大舅，伤害西门家很大利益，他自己却成为新主子的红人。以上情节很密集，但是写得很淡，不熟悉或者不用心琢磨，简直不知道说什么，这不是书场风格。以上各种事件，固然都有认识价值。但是都放在西门庆死亡这一回，无疑冲淡主要事件。书场中，花开两朵先表一枝的时候，尚且要交待明白。而这些事件杂乱又多，突兀而来，交待也不清楚，其实犯了书场大忌。听众靠听觉接受故事，与阅读不同。头绪不能太多，这是书场规律。书场说书，要让听众听得明白，通常要评说透彻，还要逗听众开心。此外说书人还努力展现自己的技艺，展示自己才学与口齿。说书人爱说众生百态，爱模仿各种人物；联想比喻生动丰富，妙语连珠。其叙事特别重视声音模仿，象声词很多。战马嘶鸣、炮声鼓声、马蹄声车轮声，雷声风声雨声，兽吼声鸟叫声，各种模仿堪比口技。案头小说没有这种语言特点。武松准备审问潘金莲，要请邻居做见证，他欺骗王婆说自己要出远门，须要请邻居照顾寡嫂，请王婆介绍有哪些邻居。
王婆报出一大串名单：“胡老爹家旁边就是卢老爹、吴老爹、蒲老爹, 还有左邻赵老爹、冒老爹、缪老爹、邵老爹, 右邻姚老爹、陶老爹、饶老爹、毛老爹。东街请四位：王唐房杭，西街请四位：汪汤方张。”这一串姓名音节铿锵连贯，有叠音叠韵之妙，还有点对偶排比关系。从人物塑造来说，这可以反映王婆精通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其实这段话的根本原因在于说书人想借此显示自己说贯口的功力。北方评书和相声中，常可以听到与此类似的“报菜名”“报地名”之类贯口段子。同样说武松宴请邻居，扬州说书人显示说贯口的功力，清末民初北京评书大王双厚坪则展示对民俗风情的观察模仿能力。第一类开酒馆，于是逼真介绍大小酒铺，怎么存酒怎么卖，怎么兑水掺假；客人喝醉了什么样，怎么撒酒疯。第二类“色”是开妓院的，介绍妓院各种规矩，与“八大胡同”是一样的。第三类“财”是开赌场的，有纸牌，有麻将，有押宝，有掷骰子。赌场挣钱，要靠作假，各种手段，防不胜防。第四类“气”，给人看气色面相，算吉凶祸福，批生辰八字。在说书行业，这种本领叫做“说民俗”，见多识广的说书人才擅长。小说中一个小情节,有的说书人能说很长时间。很多“书外书”堪称社会生活百科知识。双厚坪说书如此，后来号称“净街王”的连阔如也如此。“说民俗”被称为连阔如三绝技之一，在他写的《江湖丛谈》专书中，算卦相面和坑蒙拐骗，都分别成一章，其民俗知识造诣惊人。说书人娓娓而谈，听众不但得到娱乐，还能增加社会经验。说书人有很多风格鲜明的独特语言，在一些早期小说刊本中,说书人特有的语言被删去不少,但是仍然有一定存留。例如在《清平山堂话本》、在熊龙峰刊刻小说中、部分“三言两拍”拟话本中，有时能看出说书人的俏皮语言，当故事中人物莽撞冒险，置身于险境时，说书人会说——说书人恨不能与他同时生，与他同在现场，否则一定把他拦腰抱住，拖出险地。在《水浒传》一些刊本，特别简本系统中，能看到说书人面对听众的解释语言，例如林冲脸上打了金印，就会解释宋朝法律，解释脸上打金印是怎么回事。叙事过程中，有时会指出，根据前代老郎的意见，叙事应该掌握什么原则。中国说书领域每一部重要书目，都经历漫长的形成过程，须要长期积累、反复加工、逐步趋向成熟。这与说书艺人的文化素养有关，也与说书行业的市场竞争有关。古代说书艺人文化不高，大多没有写作能力，导致书目整体结构和全局规模发展变化较慢。另一方面，说书行业竞争激烈，说书艺人经常对书目进行局部改动，同一书目大同小异，各地不同的情况很多。总之整体上书目发展缓慢，书目定型并出现文本，必须经历漫长过程。
“三国演义”故事在唐代就有说书人表演。李商隐《娇女诗》反映晚唐说书人已经擅长刻画张飞和邓艾的形象特征。
苏轼《东坡志林》反映北宋说书艺人说三国故事已经有很强的倾向性。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后期说三国故事已经达到专人说专书的水平。然而元代中叶刊刻的《三国志平话》水平其实不高，与后来的《三国演义》相差太多。我们见到最早的《三国演义》文本是嘉靖本，与清初毛宗岗修订的流行文本有很多差别。换言之，《三国演义》流行文本出现之前，这部作品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发展过程。《水浒传》故事从宋元之际的《大宋宣和遗事》到传说中的施耐庵文本，已经跨越了整个元代，而我们看到的通行本，不管是容与堂百回本，还是袁无涯百二十回本，都已经是明代万历年间刻本，足见演变过程缓慢。小说文本基本定型之后，书场中同一名称的书目，可能继续演变，定型须要很长时间。
如扬州评话“王派水浒”的发展，明末清初柳敬亭说水浒故事就不同于《水浒传》小说文本，当时张岱有记载。乾隆时期王德山说《水浒传》，李斗《扬州画舫录》有记载。咸丰同治时期邓光斗以“跳打水浒”闻名。此人是“王派水浒”祖师爷，他说书以表现武打为特色。王少堂继承伯父王金章、父亲王玉堂的书目，加上他本人长期增删，“王派水浒”书目才基本定型。《三侠五义》经历宋元话本、元杂剧包公戏、成化词话包公故事、《包公案》、《龙图公案》等累积，又经过著名说唱艺人石玉昆的充实完善才趋于定型。但是石玉昆的演唱仍然须要《龙图耳录》作记录，再经过整理加工，才完成《三侠五义》一书。唯独《金瓶梅词话》没有前期发展的痕迹，没有书场说书消息，却突然在嘉靖或者万历时期神秘出现。正因为突然出现，才无法落实准确时间。把这样神秘的著作说成说书艺人的底本，难以叫人信服。中国说书行业在书目传承方面，采取师徒传授、门派传授、口传心授形式。实际上说书水平如何，与说书人的感悟能力、与说书人的天分有很大关系。通过个人努力而学会说书，无师自通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说书领域，无师自通会受到打压，说书行业不认可自学成才。没有师承门派的说书人，会遭到行业抵制甚至地方帮会力量威胁。说书行业为保证书目只在师徒之间、父子祖孙之间传承，都很重视起艺名，一定要起门派特征明显的艺名。王玉堂、王少堂、王筱堂、王丽堂，扬州评话“王派水浒”这四位主要艺人，是曾祖父到重孙女的关系。康国华、康又华、康重华，“康派三国”这三位主要艺人，是祖父到孙子的关系。在父子祖孙间如此起名字，与中国人起名字习惯强调辈分不同，说书艺人无疑更强调门派。但是门派内弟子和再传弟子众多，有人既受这位师傅指点，又受那位老师傅指点，久而久之，可能有门派内辈分含混的情况，但是门派绝不会含糊。
如此重视门派，核心原因在于行业竞争。一个门派，有好的声誉，有众多成员，才容易占领市场，并且互相帮衬扩大市场。门派内部，也存在分工合作关系，各成员在不同书场、不同街区、不同城市发展。到一定时间还可以相互调换，以保证公平。这种门派生存特点，与书目发展共存共生，成为书目发展的佐证。例如《武松》书目，王玉堂能说多少天，王少堂能多说几天，他们对此很重视。天数的增加，可以看作书目建设，甚至也可以看作门派建设。在说书背景下看《金瓶梅词话》，这部书目是哪位说书人开创，传于何人？属于哪个门派？在什么地方演出？主要由哪一派传播？实在找不到一点痕迹一点消息。中国说书史上，不论南方评话北方评书，不论弹词鼓词，迄今没有发现说书艺人曾经演说过长篇《金瓶梅》故事。 一部书目形成，与该书目出现文本，特别文本定型,常有很大距离。三国故事在晚唐和北宋前期,已经生动有趣、倾向性鲜明。然而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到嘉靖本《三国演义》，再到毛宗岗本《三国演义》，文本发展和定型很艰难。扬州评话“王派水浒”长期没有文本。直到1953年，在政府部门主持下，文本工作启动。至1959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才出版“王派水浒”的《武松》。署名是:“王少堂口述 扬州评话研究小组整理”。这个研究小组由党政领导挂帅，具体工作由两位专门人士承担，两人是孙佳讯和孙龙父。孙佳讯1908年生人，20年代末就以考证《镜花缘》而显露才华，当时他与胡适的通信收在《胡适文存》中。80年代他以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身份，白发苍苍完成《<镜花缘>公案辩疑》，由齐鲁书社出版。孙龙父1917年生人，是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师。他是才子型文人，书法篆刻成名很早。扬州瘦西湖大门匾额“瘦西湖”三字就是他的墨迹。因书法署名常用字号，人们经常称呼其字，久之遂以字行。孙龙父帮助王少堂整理评话很认真，每天下午准时到王家。王少堂知道他的地位，一直按籍贯称他“海陵才子”。这两位文人对帮助王少堂整理文本高度重视。他们二人署名的后记写得很长，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反复推敲文字，斟酌取舍细节。这绝不是机械的口述与记录的关系，可见形成文本之复杂和难度。王少堂另一部书目《宋江》的整理者是孙龙父和陈达祚，他们从1961年开始工作，受“文化革命”影响，此书文革后才出版。总体而言，书场上成熟书目转变为文本并非易事，隋唐故事、杨家将、岳家将等书目形成文本，都历时很久历经多种文本，逐渐完善。
《水浒传》则形成繁本简本。隋唐系列故事演变时间长，枝蔓也多，形成文本数量多，文本关系很难理清。扬州评话《清风闸》书目是乾隆时说书人浦琳所创，具有自叙传性质，当时声誉很高。李斗《扬州画舫录》列入扬州10大绝技书目，可惜当时没有文本。嘉庆24年，梅溪主人刊行《清风闸》。这时距离浦琳说书，已经间隔50多年。梅溪主人的序言反映，他对《清风闸》作者及书的性质很不了解。其实浦琳其人其书，在乾隆时影响很大，李斗详细记载之外，当时府学教授、吴敬梓的亲戚金兆燕还给浦琳写过传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浦琳第四代弟子龚午亭说这部书，又作了很多改变。他居住扬州30年，年年说这部书，年年有新变化，听众常听不厌。这部书当时成为扬州评话的代表，外地人若去过扬州而未听过龚午亭这部书，回到家乡将受人嘲笑。著名文人俞樾《茶香室丛钞》对这部书目名气大有记载。当时扬州的《竹枝词》、《望江南》之类小词都有反映。然而其书目长期没有形成文本。建国后，政府组织此书的整理，由于文化革命影响，直到1985年才获得出版，书名《皮五辣子》。口述者是龚午亭第四代弟子余又春，帮助他整理的文人是王澄、汪复昌、陈午楼、李真，都是文化系统业务很强的专职干部。书目形成文本之后，说书艺人仍然不断加工创新，这是普遍规律。即便是王少堂的《武松》，他的孙女王丽堂仍然不停修订增添。
王丽堂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武松》，字数比王少堂多大约10万字。所有这些修改文本，增添情节和人物，编创续书的活动，都联系说书实践。然而《金瓶梅词话》却全然不同，此书怎样形成文本，形成文本之后又有哪些变化增添，一直没有一点这方面的材料。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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