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4日，收到素不相识的刘宏先生的短信，说“最近我族一老者给我送来‘谱牒附名录’，上面竟有32位与《金瓶梅》人名相同相近的名字”。我请他将材料与文章发给我。我收到后，即回复他：“这三页材料是有问题的。”由于他迫切希望将文章及材料在“金学界”群里发表，我表示“明天将你拉进（“金学界”群）去，并把你的文章及材料发上去，让大家讨论。”在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的过程中，我在群里先后于11月6、13、18日发过三次意见（见下所附）。至3月23日，又收到刘先生的微信与文章，我也作了回复：表示一不阻拦他发表，二我对这材料是有疑问的，三请将三页材料附上去（以便读者辨别）。
后来他将有关文章在“头条”上推送了。今天又以“王红灯”之名上传到《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平台上发布。
不过他在发表时少发了一页，真正与《金瓶梅》相关的一页，今将这一页补发于下，供大家讨论。
“新发现的《金瓶梅》史料”可信吗？（2019.11.6）
前天，刘宏先生发给我《新发现金瓶梅史料》一文和三片书影。我先读了他的文章，一时十分惊喜。因为早在1985年，我在第4期《复旦学报》上发表的《<金瓶梅>成书三考》中，以一节的篇幅谈了“刘承禧与《金瓶梅》成书”的问题，似乎是首次引入了邱长孺与刘承禧的关系问题，认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有刘承禧的影子。此说似乎没有引起反响。我后来也没有进一步探究下去，所以一读到他的文章比较兴奋，认为假如他提出的这些史料属实的话，的确是解决《金瓶梅》作者问题的重大贡献。然而，我一读他发来的三片史料，疑窦丛生，所以搁置了一天，才在他的催促下，将他拉入群内，让他将文章与材料发出，供大家讨论。现在，刘先生的心情比较急切，希望能得到肯定的结论。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对他说：“坦率地讲，我目前基本上认为是当代人伪造的。”他当然不愿意听进去，还想到北京等地找人鉴定。我本想还看看大家的看法，现在觉得，还是把我的看法写出来吧，供大家讨论。“圣明万历中，有姑父邱氏讳长孺者，笑而以地齌之义而以安土。原有破庙，名漏泽园，俗号望川义冢。庚子秋又题“山水有主，风月无边”。越后，泽公亦助之。”邱长孺出资搞“义冢”的时间提到三个，其中两个是模糊的：“万历中”、“越后”；一个是明确的：“庚子”，即万历28年。刘承禧及他的父亲刘守有与后辈刘侨三代都是职掌金吾卫的高官。刘守有、刘承禧父子尽管约在万历16年被罢官，但没有受到更严重的处罚，小辈还当金吾卫的最高领导，家里还是十分富有。据袁小修、吴廷等记载，万历三十七年刘承禧第二次游吴中，还买了许多古玩与名画。这样的一个“刘家”，还要由他姓人家出资来办“义冢”，安葬刘家的人吗？2、伪造的抄手肯定是当代人而不是“光绪”“民國”年间的人，因为根本不懂繁体字。
直到像我一代自幼学的是繁体字的，是决不可能将“歴代”写成“暦代”，将“若干”写成“若幹”的，只有幼学简体字的，只认识“历”“干”，瞎转换成繁体时，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3、那个“万历中”应当在万历28年之前，假如《金瓶梅》成书于万历20年前后（根据邱长孺的年龄，再早也不大可能写成这样一部大书），那些在小说中已死，迁葬在“义冢”中或有可能的话，那些年轻的如李桂姐、郑月儿等也会都死了吗？
会在万历28年左右都已经下葬在这里了吗？风风光光出葬的李瓶儿、西门庆生前早就死去的卓宜（丢）儿也会迁葬在这“义冢”里吗？王植“其族于明末遭流寇蹂躏被害大半”云云的时间对得上号吗？
5、名录中出现的是崇祯本中的“宋蕙莲”而不是词话本中的“宋惠莲”，这一点也是很触目的。尽管后来我读到刘先生论邱长孺作《金瓶梅》的论文中说到邱长孺不但创作了词话本，而且也运作了崇祯本的出版。但这种推理是否能成立，还不是那么很简单的。6、项裕荣、杨彬两位对有些词语的疑问，我也是想到的。7、刘先生开始只提三页，我问他三页在哪里发现的？是否仅只三页？但这些页都不相连续的，抄写的年代是或清末或民初的，笔迹也不一样，内容不一样，看不出是真正附在早期《刘代宗谱》之类后面的样子。
以上是我对刘先生发现的新材料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也是供大家讨论。应该说，刘先生对乡邦文献是热爱与熟悉的，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研究也是用心的，几乎利用了可以利用的所有前人研究的成果（有些人家首先发现的材料在运用时应该注明，不要使人感到是自己刚发现似的，如张铉先生在《程氏墨苑》中发现的“笑笑生”之类，尽管这“笑笑生”是谁可以有不同解释，但张先生发现这“笑笑生”的历史功绩是不可以遮蔽的），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希望对于“新发现”的材料能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过去在《金瓶梅》研究中有人伪造董其昌的书信、丁惟宁的“日记”之类来证明《金瓶梅》作者是家乡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当引以为戒。
谈谈两个常识问题（2019.11.13） ——就“新发现”的三片“残页”答胡令毅先生，兼答刘宏先生
三天前的晚上，在群中读到同时发出的胡先生的《关于刘宏资料》（后又再发为《刘宏资料定稿》）与刘先生的《新发现“残页”初探》。因为忙，无瑕作答。到今天才稍有空，再就刘宏先生“新发现”的“残页”简单地写两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我们的古人，因种种原因，将用同音或音近、形近的字来替代，形成了一个通假的问题，给我们读古籍带来了不少麻烦。这是中学生都知道的。（一）通假字的产生与流行是有一定时间性的，即在不同的时代流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尽管累计的通假字的数字到后来越积越多，但一般说来，时间越早，出现的通假字越多。但从西汉刘向校书到唐代，逐步讲究“正字之法”、“字样之学”，用字就逐步趋向规范。到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要考试阅卷，人们就更加注意使用“正字”。记得我在考大学时，刚推行简化字，就规定答语文卷中出现繁体字是要扣分的，出一个繁体就要扣一分。这与古代考试的规矩有相同之处。所以在明清以后正规的书写与出版物中，一般就注意使用“正字”了。当然，也不可否认，直到现代，有些好古之士，故意卖弄，在文章中夹杂一些古代的冷僻异体字与通假字之类，也有的其实的确是写了错别字，人们只是“为尊者讳”，用“通假字”之类掩饰过去罢了。经过明清以来多少代学者的研究，古代有哪些通假字，基本是有数的，是相对固定的，不是可以任意说什么错别字就是通假字的。恕我孤陋寡闻，在古代的典籍中，“干”被“幹”通借的，仅见于在说“干支”时偶用“幹枝”來替代，从未见过有将“若干”写成“若幹”的；同样，将“歴”通借成“暦”的，也唯见在敦煌变文这类通俗作品中有过，一般常见的是反过来，将比较少用的“暦”字写成“歴”字，也从未见过将“歴代”写成“暦代”的。到明清时代，在正规的书写与出版物中，应该更不会出现似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若幹”“暦代”之类的所谓“通假字”了。既然从来未见将“若幹”替代“若干”，将“暦代”替代“歴代”，那也就是说“若幹”之“幹”、“暦代”之“暦”根本不是什么通假字。那在三片“新发现”中怎么会将“歴代”写成“暦代”、将“若干”写成“若幹”的呢？很清楚，只能是在出现简化字后，由简转繁所出现的现象。如“早”与“蚤”、“强”与“彊”之类通假字在繁简转换中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因为转换与不转换都是两个不同的字。而在简化字中，一个“干”字，就可以转换成“干”“幹”“乾”不同的字，一个“历”字，可以转换在“歴”“暦”不同的字。所以，在這“新发现”中出现的“若幹”与“暦代”，明显是不谙繁体字的当代人搞出来的。假如一定要说它们是“通假字”的话，那也只能是在新时代繁简转换中形成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新式“通假字”罢了。这可以说是当代作伪的铁证。
上次因我想这应该是大家都明白的，所以没有作解释，想不到这类常识有的人根本都不懂，于是接着说的都是乱弹琴了。在我们的群中，我惟见吕世宏先生还有点清楚，提到“漏泽园为宋代公墓”云云，所言大致不错。据徐度《却扫编》载，于宋代元丰间始由官府捐建“漏泽园”，丛葬一些无主尸骸及家贫无葬地者，到明代令民间设义冢，由慈善家捐建，亦多名“漏泽园”，所以到后来，“义冢”与“漏泽园”几乎成为同义词。
“新发现”的“残页”中所写的“义冢”、“漏泽园”亦当为这类丛葬之地。可见这类丛葬之地，绝不等同于一般的墓地或公墓，更不是什么衣冠冢，而是一种带有救济性质的专埋家贫、无主者尸骸的公墓。记得我家乡小镇边，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平整土地前，还有这样的一块义冢，只见零乱地立着一个个小坟头，上面长满了荒草。明白这点后，再看看我上次对“新发现”的三片“残页”的质疑，就一清二楚了。试问：世代在朝廷当高官的刘家，史称刘守有、刘承禧、刘侨三代当金吾卫“都督”，即使在刘承禧身后有点衰败，但其后代刘侨还是中央特务机关的最高司令，难道会将刘承禧的老婆们葬入那个“义冢”吗？特别是如卓丢儿、李瓶儿，都在西门庆生前就下葬了的，还会将她们的尸骨翻出来重新葬入这个“义冢”吗？我又特别提了韩爱姐，她后出家为尼。作为一个尼姑，有她专门的佛门下葬之地。更何况她又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州”，难道再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将她的尸体运到麻城来下葬到这个“义冢”里吗？所有这些，都是匪夷所思的天方夜谭！都是当代伪造的明显破绽！一部伪书或一些资料要造假，都是千方百计地要弄成“真”的样子，但再能干的作伪高手，也往往会露出尾巴，更何况象这三片东西，作伪的本领本来就并不高明，让人一眼望去，即可看出不少漏洞。实际上，一部伪书，即使看上去99%都是正确的，而只要存在一点确凿无误的伪迹，即可断定它是伪书。正由此，我们还有必要虚牝光阴去查明“新发现”的来路，去辩明更加说不清、道不明的纸质墨色等等吗？最后，我要说一点，我与刘宏先生素不相识，并无个人恩怨。他开始同我联系时，还说过：“我的名字有幸在你的文章中出现过。”这次我先读他发来的文章时，确实也兴奋过，觉得是一个重大发现，更何况所论与我三十多年前写的邱长孺与刘承禧的关系能接轨的，有一种知音之感。但一看三片残页，就完全泄了气。我之所以指出其材料不可信，完全是出于保护我们的金学事业，不要授人以柄，让人家笑话。而且，我谈我的看法时，从无“不允许别人说出不同意见”的意思，恰恰相反，在上次发表我的看法时，前后两次都提到这是“供大家讨论”的。这次谈的，同样也是供大家讨论，根本扯不上什么“宣判”。我也希望这三片残页真的是“国宝级‘文物’”，但我现在还是认为这是当代人所造的伪品。我想，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只是希望大家能从事实出发，从我们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出发，发表高见。
上午在微信群裡讀到劉宏先生的《與黃霖先生》，因有事，沒有作答，下午再費一點時間簡答劉先生如下：一、“暦代”“若幹”是“野老村夫，一不經心寫幾個錯字”嗎？修族譜或其“補遺”之類，是十分嚴肅的事，其見原作或原刊必出于有修養的文人，決不可能出現如此之謬誤。再看三片“殘頁”，假如真的是出于清代或民國期間的“野老村夫”之手，難道在過錄、照抄時，會將一個筆劃簡單的“干”字，“一不經心”抄成筆劃繁復、當時意識上完全不搭界的一個“幹”字嗎？上次我解釋了“義冢”，看來劉先生到現在還是與胡先生一樣，沒有完全懂得“義冢”是什么？“義冢”是政府（宋代）或民間（明清後）捐錢埋葬社會上無主、無錢的“死無葬身之地”的人的地方。從來沒有捐給某一家一族的“義冢”。當時堂堂劉家，不可能與“義冢”搭上關係。我強調劉僑還是“都督”也是這個意思。劉先生為了強調劉承禧“沒落的迅速”兩次都引了吳廷在著名的《快雪帖》上的一段題詞，可惜都沒有引全。我這裡不妨將全文引錄如下：余与刘司隶延伯寓都门，知交有年，博古往来甚多。司隶罢官而归，余往视两番，欢倍畴昔。余后复偕司隶至云间，携余古玩近千金。余以他事稽迟海上，而司隶舟行矣，遂不得别。余又善病，又不能往楚，越二年，闻司隶仙逝矣。司隶交游虽广，相善者最少，独注念於余。余亦伤悼不已，因轻装往吊之。至其家，惟空屋壁立，寻访延伯家事并所藏之物，皆云为人攫去。又问：《快雪帖》安在?则云：存，还与公。尚未可信。次日往奠，其家果出一帐，以物偿余前千金值，《快雪帖》亦在其中。复恐为人侵匿，闻於麻城令君用印；托汝南王思延将宰付余。临终清白，历历不负，可谓千古奇事。不期吴门携去之物，复为合浦之珠。展卷三叹，用记颠末。嗟!嗟!此帖在朱成国处，每谈为墨宝之冠。后流传吴下，复归余手，将来又不知归谁。天下奇物，自有神护。倘多宝数百年於馀清斋中，足矣。将来摹勒上石，此一段情景与司隶高谊，同炳千秋可也。从这段话中，可知刘承禧死后，家中之物确实被人“攫去”不少（我们无法知道刘承禧是如何死的，死时家中有些什么人，被什么人“攫去”等等），所以吴廷初入门时有一种“惟空屋壁立”之感。他明天去正式祭奠时，刘家一下子就拿出了价值“千金”的东西来还给吴廷，这还是刘承禧临终前关照好的。可见，能一时间立即拿出“千金值”的刘承禧家还是有底气的，不可能真的是“家徒四壁”。吴廷一时所见的只是客堂等表象而已。总之，刘承禧家里的人，是不可能、也就是没“资格”葬入“漏泽园”“义冢”之类的。李瓶儿、卓丢儿一类是只可能归葬“祖茔”，而不可能埋入“义冢”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本公众号首发，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