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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科:《金瓶梅》与明清家庭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

王 建 科 金学界 2022-11-26







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家庭家族类小说戏曲创作形成的历史基础。
家庭家族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作家、读者、观众每天生存其中,对其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社会的变化往往迅速、敏感地反映在家庭家族问题上。所以,描写家庭家族也就是描写人生社会。
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是作家对社会人生进行生命体验的产物,它与作家心灵、读者心灵相契合。



叙事结构及其小说戏剧的叙事艺术表面看起来是外在形式技巧问题,实际上与人的生存体验紧密相连,与叙事内容息息相关。
家庭家族是人生存的具体环境,对人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法国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庭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1]
家庭家族与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叙事模式存在着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



一、中国社会的家庭家族及其表现



中国文化是政治伦理型文化,它是一个有机整体。
作为中国叙事文学之主体的古典小说戏曲,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因而必然染上中国文化之特色。
因此,要理解中国古典叙事文学及其相应的叙事模式,应先理解中国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理解中国文化之基础和核心。
从世界范围看,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依国别而论,则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法国文化、美国文化等。
钱穆先生认为,各种文化精神的不同,最先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区别,从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2]



冯天瑜先生认为“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类型的铸造奠定了物质基石,各种文化类型因而都若明若明若暗地熏染了地理环境提供的色调”,“地理环境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风俗习惯、性格面貌”。[3]
中国文化的诞生地领域广大,气候多样,但中国文化的摇篮是黄河流域及其支流地区。
从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的角度去看,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建立在农耕这一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则重秩序、重等级、重血缘。
“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膠著而不能动,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世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中国文化“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4]形成一种现实人生的和平文化。家族意识,家国同构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



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柱石,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度,是中国文化类型形成的重要因素。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过种种变迁,然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迁却长期保留着。在中国传统的宗法意识里,宗与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族”指全体有血统关系的人,并无主从之别;“宗”则指在亲族中奉一人以为主,《白虎通义》说:“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宗有根本,主旨之意。
由宗族长者,直接引申为政治统治者。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以母系为中心、由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母系大家庭。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父权制取代母权制,夫权家长制家庭随之而生。而父权制家庭也经历了种种变化。
史凤仪先生说:“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家庭,实际经历了宗—族—家三种形式的历史演变,而宗与家、族与家则是长期想伴存在的。”[5]





西周宗法制度是血亲族权和政治权力的双重结合,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
虽然典型的严格意义上的宗法制度在西周末年已开始瓦解,但构成中国社会基石的,始终是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性组织——家族。
即是说,由血缘关系维持的宗法制度的遗存和变种却长期存在着。先秦的宗法制度,在秦汉以后的几千年中一直有遗迹存在。
由汉到唐到宋明清,崇尚祠堂祭祀,修继家谱、门阀、谱系,就是显著表现。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族权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强大影响。
族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在西周宗法制度下,族权与政权完全合一,秦汉以后,国家权力以下的政权与族权渐趋分离。
但宋明以后,家族制度日趋完善,族权在社会生活中作用日益深刻。由汉到唐崇尚门阀谱系。
宋代理学家多提倡恢复宗法,张载说:“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自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统系来处,古人亦鲜有不知来处者。宗子法废,后世尚谱牒,犹有遗风。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张子全书》卷四《宗法》)




南宋以后,家谱之学又盛行起来。家谱详细记载全族的世系源流、子嗣系统、婚配关系、祖宗墓地、族产公田、族规家法,它主要用于从精神上引导族众的“尊祖敬宗”。家谱体例和视角对中国小说有很大影响。
家庭、家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家庭在社会上处于真正的中心地位。
朝代可以变迁,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但家庭却可以跨越朝代,历经社会制度变迁而以基本常态的面貌流传下来。
在中国古代,家庭成为社会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结构,家庭满足人们在性、情爱、生儿育女等物质、精神方面的需要,具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共聚于一个村落,成为一个家族结构。
历史上对家庭作过改革试验,但大都又回复到传统的家庭模式与功能上去了。
如柏拉图提出要取消家庭,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以色列的集体公社,甚至中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大食堂,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的小型公社,都企图取消家庭,但基本上以失败告终。[6]




美国社会学家W·古德认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传统家庭或许已动摇不定,但家庭机构却可能比现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历时更长。
家庭机构不像军队、教会或国家那样强大,但它却是最难征服的,也是最难改造的。
任何一个具体的家庭可能是脆弱而不稳定的,但家庭制度就其整体而论,却是坚不可摧、富有活力的。”[7]因此他认为家庭在社会上居于中心地位。
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家庭在古代社会有何重要意义和社会职能呢?
中国古代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都建立在家庭基础上,家庭、家族是古代社会的细胞与基石。具体说来:
首先,家庭、家族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单位、经济实体。
其二,家庭是生儿育女、生命体验、休养生息的重要场所。
其三,家庭、家族是传播文化知识、生产技能和伦理道德的教育场所。家庭教育在古代人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四,家庭是封建伦理、规范的执行单位。




综上所述,中国是血缘伦理型文化,家庭、家族在古代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文化教育、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家庭、家族的重要角色是与中国宗法制度、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特征分不开的。
钱穆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中的家族观念时说道: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
中国的家族观念更有一个特征,是父子观之重要性超过了夫妇观。家庭缔合之终极目标应该是父母子女之永恒联属,使人生绵延不绝。短生命融入长生命,家族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8]

对以汉族人为主的中国人来说家庭、家族的延续已成为许多中国人生存价值的底线,是一种不可再向后退的生存限度。中国人在获得家族的持续生存后,就要谋求家族的不断发展。
从传统角度说,这种发展有这样一些层次:丰衣足食以立身,达官显贵以立功,书香门第以立言,最后是帝王世家以立天下。
最后一个层次是家庭、家族发展的一个特殊极限状态。
家族的繁衍与繁荣,是中国人最为基本,最为持久的生活欲望,是许多人念念不忘的生存目的。
这种家庭、家族意识经世代相传且不断演化而成为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沉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中国社会的运转也正是以家庭、家族关系为中轴的,家族、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真正核心。




家庭家族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作家、读者、观众每天生存其中,对其有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社会的变化往往迅速、敏感地反映在家庭家族问题上。所以,描写家庭家族也就是描写人生社会。
中国社会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是中国文学特别是明清家庭家族类小说戏曲创作形成的历史基础。
叙事结构“意味深长地暗示出人对生活和宇宙的观照角度,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思维模式。换言之,我们不仅应当弄清作品是怎样结构的,而且要进一步探明他为何这样结构,到此,我们才算真正理解了结构。”[9]          中国文化样态和社会结构模塑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叙事结构及视角。中国人的家国意识、中国社会的家国同构特征与明清戏剧小说的叙事模式存在着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



明·市井图·灯会



明清小说戏曲大多表现出一种结构模式,即家庭家族兴衰史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被广泛采用的深层原因是:
其一,这种结构与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相契合,与中国人恋家思国的情感相一致;
其二,这种视角与中国人长久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相联系;
其三,家庭家族式结构和视角便于叙事,由个人—家庭—家族—社会—国家,既微观洞察个人生活的一食一饮、一情一爱,又可宏观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个人家庭活动的大背景;
其四,家庭家族式视角和结构形成三种具体结构形态:家庭中个人串珠式(大多用于短篇中篇)、家庭半网状式、家庭家族社会全网络式。
家庭家族及其相关的婚恋问题在中国文学中有较为充分的表现。




《诗经》中的《生民》讲的是履帝迹生子的神话,可以说是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社会的曲折反映。[10]
《卫风·氓》是一篇结构完整、具有浓厚抒情意味的家庭问题叙事诗。诗中以女主人公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叙述了自己恋爱、结婚、负心、被弃、怨怒、坚强面对的全过程。
《左传》是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中虽叙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但作者着笔最多的是以家族为中心的贵族群体,家族人物群像成为作者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的主要载体。
《左传》展示了春秋时期各个家族的演变过程,描写了外交世家、军功世家、内政世家等不同的家族类型。




《史记》、《汉书》作为我国纪传体历史著作,在叙事写人时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
《史记》以前,“《世本》谱牒之类的著作已经存在”[11],司马迁写作时参考了大量的家谱族谱。
这使得《史记》从思想内容到叙事方式,都受到家族意识的影响。[12]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列异传》中的“谈生娶妇”和《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都是描写家庭爱情的名篇。
唐代传奇里已涉及家庭生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爱情婚姻的篇目获得了很高的成就。
但家庭亦只是作为故事矛盾冲突的背景,没有专门展开家庭内部的描写。《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都是写情爱的名篇。
《莺莺传》中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崔氏是高门大家,张生没有功名,但并不是专门描写家庭生活,只是作为故事背景来写。



宋话本中写家庭的多一些,是对六朝志怪、唐传奇的继承和发展。
有些小说已具备家庭生活的雏形,如《快嘴李翠莲》、《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刎颈鸳鸯会》等。
但宋元话本并没有展开对家庭生活的连续描写,只是一些家庭片断。
元杂剧和宋元南戏中的家庭剧已较为成熟,对家庭问题的思考和展现要比小说深入,时间上要比明清小说早,但对这一问题小说史家和戏曲史家关注不够。
在现存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反映家庭问题的南戏。
元末明初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是家庭叙事典范性作品。[13]
元杂剧现存150多种全本剧作中,有关家庭家族类的作品占2/3强。[14]




按内容及母题分,元杂剧中的家庭戏有以下九类:
第一类是反映与家庭紧密相关的男女性爱情爱纠结和家庭中男女悲欢离合的作品,这类作品有四十多种。如《拜月亭》、《谢天香》、《望江亭》)、《破窑记》、《潇湘夜雨》。
第二类作品是反映子女教育、家业传承和亲人(父子、母子、兄弟)之间情感的作品。如《陈母教子》、《东堂老》、《九世同居》。
第三类剧作涉及母慈子孝、兄弟相亲等家庭伦理问题。
如《赵礼让肥》,《蝴蝶梦》、《救孝子》等。
第四类是反映家庭血亲的嫡庶、亲疏成员财产纠纷与继承问题的作品。《老生儿》、《灰阑记》。
第五类是反映青楼女性与婚姻家庭关系的作品。现存元杂剧中表现妓女生活的作品有十多部。
它们多方位、多视点、多层次的展现了元代青楼女子的生存抗争和悲剧命运,显示了元代剧作家对于这一社会群体的认识和关注。
第六类是反映书生家庭生存困境和命运穷通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把书生的生存困境与他们的功名焦虑结合起来,展现他们在具体家庭的人生状态和命运穷通。
第七类是家族复仇故事。家庭家族及其相关的血亲复仇,是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常见母题。
元杂剧也不例外,并且具有民族的、时代的特点。复仇故事有多种多样,而源于血缘亲情的复仇在文艺作品中最为彰著。
第八类是通过家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来反映社会问题及场景。此类大多以公案戏的外壳,或声讨权豪势要破坏良民家庭幸福,或反映地痞流氓横行的不法社会。
第九类是展现作家对家庭兴衰和人生命运的宗教思考的作品。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记》(简名《忍字记》)一般认为是神仙道化剧,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品把家庭、子女等问题提升到宗教的层面加以思索。
《桃花女》是一部较多反映婚俗的作品。





二、《金瓶梅》家族叙事的艺术成就



如果说中国古典戏曲在宋元时已出现了成熟的描写家庭家族的作品的话,那么《金瓶梅》则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中家庭家族类作品从内容到叙事结构的成熟。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写家庭为中心的长篇小说的典范之作,它的叙事结构在中国长篇小说史上也具有开创新结构模式的近代意义。
郑振铎先生曾敏锐地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15]
但美籍学人夏志清先生认为《金瓶梅》的叙事结构是凌乱的,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第五章论《金瓶梅》时写道:
 
它包括许许多多的词曲和笑话、世俗故事和佛教故事,它们经常损害了作品的自然主义叙述的结构组织。因此从文体和结构的角度来看,它当被看作是至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16]
 

在同书的后面夏先生继续写道:“一部文学作品在结构上显得如此凌乱,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它会具有思想上或哲学上的连贯性了。”[17]




笔者不同意夏氏的观点,反倒认为《金瓶梅》在叙事结构方面是完整的,兰陵笑笑生在构思上有整体的思考。

《金瓶梅》在叙事模式方面的创造和成就有以下几点:

第一,选择和描写了一个具有很强叙事张力的西门家庭。
西门庆由破落户财主,到开生药铺的商人兼流氓,再到官僚兼商人,他是富商、官僚、恶霸三者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人物。
由于他身份的多面性,生平的传奇性,家庭的复杂性,生活方式的独特性,使得这一人物本身就富有“故事”。
而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他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交际圈,使得他及其他的家庭具有极强的叙事张力。
《金瓶梅》的故事由《水浒传》中第23至27回“武松杀嫂”等情节演化而来,但西门庆及其家庭已有许多不同:
(1)家庭所在地由阳谷改为清河,地点的变化有利于展开西门庆的活动,便于扩大西门家族的社交圈。
韩南认为清河有皇家砖厂,在《金瓶梅探源》中说“清河县同它附近的城镇,特别是繁荣的运河码头临清,在小说中占有相当重要性。”[18]
在同文注释第六说:“明代临清有一所大规模的砖厂。见宋应星《天工开物》第一三七页,一九五四年上海版。现代读者可能从小说所写两太监主管的砖厂中辨认出来。”[19]




芮效卫认为清河是黄河清,在《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中写道:

“顾名思义,清河意指清澈的河。古代中国人有一种说法,黄河之水只有到圣人在位时才会变得清澈。《荀子》卷十二《君道》篇对这种信仰作了明确的解释,那里写道: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20]

台湾魏子云认为清河是重要地方,许多朝代在这里设郡。
据一些学者考证,清河远比阳谷繁荣,由于临近运河,交通也十分便利。把西门庆安排到清河这一通商大县,便于塑造这一商人兼官僚形象。
(2)家庭人口结构有所改变。
《水浒传》中西门庆家只有“三五七口人吃饭”,人不是很多,《金瓶梅》中西门庆家人口有一妻五妾,女儿儿子以及众多的丫环使女仆人,大约有四十多个。
(3)西门庆身份地位有所不同,两书的着眼点已有不同。[21]
《水浒传》中写西门庆“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金瓶梅》中写“满县人都惧怕他”,“人多不敢惹他”。西门庆在《水浒传》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较为富足的小商人兼恶霸,到了《金瓶梅》中,他以财渔色(如与潘金莲、宋惠莲之关系),又以色渔财(如娶孟玉楼、李瓶儿);以财渔官(如与蔡京、宋巡按、李邦彦等人的交往),又以官得财(如交通官员得到三万盐引),成为上交朝中显宦,下连地痞流氓的官商。




第二,由一家而及天下。
《金瓶梅》不仅仅描写和复制了明代的一个妻妾众多的官商家庭,而且通过西门庆家庭的广泛社交圈,涉及并描写了清河县以及天下国家的社会现实。
张竹坡在《第一奇金瓶梅读法》中写道:

“《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吁!一元恶大惇矣。”[22]

实际上,小说中通过西门庆与蔡京、蔡状元、宋巡按等人的联系和交往,由“西门一家而写及了天下国家”。[23]
萧相恺先生对此深有心得:“一部《金瓶梅》,以清河县里的西门大官人一家为中心,向外辐射,几乎写了整整一个社会,涉及到八百多人,有名有姓的也近五百人。”[24]



《金瓶梅》连环画·序



具体说来,西门庆的社交圈是以家庭网为中心,基本上由七个交际圈组成:
(1)家庭交际圈。由西门庆和他的妻妾构成:陈氏已故,一房吴月娘,二房李娇儿,三房卓丢儿,死后孟玉楼续补,四房孙雪娥,五房潘金莲,六房李瓶儿。还有西门大姐、官哥。家庭交际圈的叙事焦点在于展示妻妾争宠和作者对情欲的思考。
(2)婚外女人圈。主要描叙西门庆与婚外女性的交往,叙事焦点在于展现西门庆强烈的肉体占有欲,展现西门庆的情欲状态。
(3)亲属交际圈。因为西门庆父母俱亡,西门庆的亲属圈主要由西门庆的妻妾引出了一系列人物。
亲属圈在叙事文学中的意义不仅在于亲属本身,而且还在于它具有强烈的辐射性,形成纵横交错的人际关系网。



《金瓶梅》绘画·西门府的女人



(4)帮闲篾片圈。以应伯爵、常时节等十兄弟为代表,这一交际圈展开了对市井生活的描写,通过十兄弟把西门庆的家庭生活与家外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把家庭场景与妓院、酒馆、茶馆等场景贯通起来。
(5)商业交际圈。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是商人,他不同于父亲的是,靠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来迅速发财。
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从一间生药铺到开了许多商铺,做着各种各样的买卖,成为拥有几万两家资的豪商。
这一交际圈与官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中晚明甚至明清中国商人的独特的生财方式。
(6)官场交际圈。西门庆由一个商人,靠散漫使钱,拉上了与当朝宰相的关系,最初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后又升为正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官商结合,狼狈为奸是西门庆官场交际圈的最大特色。
(7)僧道交际圈。这一交际圈展现了明代中国宗教对西门家族精神生活的影响,“它既展示了僧俗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展示了人神之间的信仰关系,既扩大了作品主要人物的活动范围,也展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25]



明·市井图·算命


最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与胡僧的交往,对人物命运、故事结局都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写西门庆沉溺性事、荒淫好色,另一方面淫极生悲,潘金莲使他服药过量,脱阳而亡。作者对情欲、命运、因果报应等人生思考在这里加以体现。
第三,与西门庆广泛的交际圈相联系,《金瓶梅》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网状叙事结构。
与以前单线结构、串珠型的《水浒传》、《西游记》不同,《金瓶梅》以西门庆为中心,但又具有多头叙事线索。
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陈经济等人既是书中的重要人物,又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它不再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而是按照生活的错综多变的样态,一回之中多线交叉并进,形成网状叙事结构。
第四,聚焦西门家庭的同时,写出这一家庭的发迹和变化的过程,具有叙事的历史感。
具体有四个阶段:第七回西门庆娶孟玉楼,第十九回娶李瓶儿,娶妇而得横财,这使得西门庆在财富上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是第一阶段;
第三十回西门庆向蔡京行贿,西门庆加官,同时李瓶儿生子官哥,这是西门家族的第二阶段;
第七十回西门庆为蔡京心腹,因此受到皇帝加赏,升迁为正千户掌刑,这是第三个阶段,亦是西门家族最为兴盛的时候。



《金瓶梅》绘画·西门庆之死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贪欲身亡,妾李娇儿趁乱偷元宝,被打发回妓院;后来,应伯爵等帮闲投靠新主人张二官,仆人韩道国和其妻王六儿拐银千两逃走;
伙计来保偷盗价值八百两银子的货物;春梅被卖给周守备为妾,潘金莲被王婆领出待嫁,孙娥多经坎坷,被变卖为娼;吴月娘所生、西门庆的遗腹子孝哥出家为僧。
“树倒猢狲散”,这是西门家族的衰败阶段。需要一说的是,有学者认为后二十回与整体故事和结构是游离的,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从家族兴衰式叙事结构看,后二十回是前八十回的自然延伸,描写的还是从西门家走出去的人物。
西门家族七个交际圈的中心是家庭亲属交际圈,其它五个交际圈也是由西门庆和家庭亲属交际圈延伸出去的,家庭是叙事的中心,家庭场景是主要场景和“聚焦点”。
家庭网与社会网相连,形成点面结合,家国一体的叙事格局。



戴敦邦绘《金瓶梅人物》



西门庆就生存在这一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依赖于这个关系网络而真实地生活。
他的生存交际圈也就自然地成为兰陵笑笑生的叙事线索,并以此构成他的小说结构。
李时人先生说:“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仅仅是作为作品描写的结构中心,而非作品内容的全部,作者通过这一家庭成员的种种社会活动,实际把我们引入了一个时代生活的大千世界。”[26]
李先生的文章指出了西门家族及其交际圈的结构叙事作用。



三、家族叙事的典范之作——《红楼梦》


受《金瓶梅》的影响,明末清初出现两类《金瓶梅》的异流。

一类是艳情小说,专注于男女情欲的描写,基本不涉及人物生存的社会;一类是才子佳人小说,着眼于青年男女的情感世界,也不关涉男女之外社会人生。

实际上,这两类小说并未理解和领会《金瓶梅》以一家而及天下的叙事结构之匠心。

在长篇家族小说《金瓶梅》之后、《红楼梦》之前的近二百年中,“《玉闺红》、《醒世姻缘传》及稍后出现的《林兰香》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成为联结这两部煌煌巨著的‘链环’。”[27]



《玉闺红》产生于崇祯年间,小说命名仿照《金瓶梅》,取书中三人姓名中的一字组成,三人是监察御史李列年之女闺贞、丫环红玉、尚书府公子金文玉。

《醒世姻缘传》一名《恶姻缘》,成书于顺治年间,以一对夫妇的两世姻缘为中心,叙事眼光上至当权太监、朝中官员,下至州县官吏、商人、地主、农民、僧道,展现了一个纲常颠倒的世界。

在作者看来写家便是写国,“家纲”不振,“国纲”也就无从谈起,承继了《金瓶梅》的构思和写法。

鲁迅评论《醒世姻缘传》时说:“就其大意而言之,则无非以报应因果之谈,写社会家庭之事,描写则颇仔细矣,讥讽亦或深刻矣。”[28]



《林兰香》大致成书于康熙中期。书名由三个女主人公的姓名组合而成,“林”指林云屏,“兰”指燕梦卿,“香”指任香儿。

故事从明洪熙元年(1425年)开始到嘉靖八年结束,历经一百年。

这是一部以家庭盛衰为叙事框架的小说,写勋旧之家耿郎与五个妻妾的故事,并通过家庭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

《歧路灯》假托明嘉靖年间,实写作者生活的康乾之世。

《歧路灯》大约始作于作者42岁那年,71岁脱稿于新安,以抄本流传。《歧路灯》创作时间稍晚于《儒林外史》,又较早于《红楼梦》。

这部小说也以谭绍闻之家来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小说的叙事视角也是从谭家的社交圈来展开的。




《红楼梦》的叙事结构较为复杂,但主体是家族兴衰式结构。
《红楼梦》比《金瓶梅》有所发展,成为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叙事结构的典范之作。
曹雪芹抓住家族这一联系社会和个人的中间环节,在叙事上可放可收。向贾府以外,可以通过家族网透视和联结整个社会;向贾府以内,可以细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青年女子的青春悲剧,苦闷社会的人生悲剧。
《红楼梦》家族——社会立体网络式结构由以下几方面组成:
第一,基本框架为家族兴衰式模式,展现了贾府由盛到衰的过程。
通过一些大的事件和场面展示了这一过程,如秦可卿之死(第13—14回)、元春省亲(第17回—18回)、两宴大观园(第39—41回)、贾府过年(第53—54回)、抄检大观园(第74回)、中秋夜宴(第75—76回)、黛玉之死(第98回)、查抄荣国府(第105回)、贾母之死(第110回)、王熙凤之死(第115回)等。



《红楼梦》人物·剪纸



《红楼梦》通过家族盛衰故事的描述,一方面自然而然地找到了联结日常生活与社会时代大事沟通的桥梁,另一方面为众多的人物故事、纷繁的情节线索方方面面的矛盾冲突,建立起符合作者、读者生存体验的叙事结构。
第二,《红楼梦》中的贾府人口众多,交际圈更为广泛,具有更强的叙事张力,以一家而及天下的特点越加明显。
贾府的交际圈和叙事张力主要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来展现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元春、刘姥姥、湘云、妙玉等人具有很强的叙事张力,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王熙凤、刘姥姥的叙事作用很值得研究。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在叙事结构上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设计。在人物叙事中,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又是贯串始终的叙事中心。
贾府既是一个大家族,更是一个大社会,而作者还通过元春、刘姥姥等人物的叙事功能,展示了一个更大的社会,并和大观园形成对比。



《红楼梦》绘画



第三,《红楼梦》在开始贾府故事以前,先有一个叙事总纲。
关于《红楼梦》的总纲,以前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在第四回的“护官符”上,有人认为是在第五回的太虚幻境里,还有人认为是在第一回。
笔者同意刘上生先生的观点:“前五回是《红楼梦》的叙事总纲”[29]。第一回相当于楔子,交代创作意图,基本写法,总体构思;略述了艺术主张,创作过程。
第二回到第四回一方面说黛玉母亲仙逝扬州城,黛玉进贾府,宝黛见面;另一方面又由贾雨村判案引出“护官符”,交代贾府的社交圈。
第五回通过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以十二钗判词和《红楼梦曲》,暗示人物命运以及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红楼梦》人物·绣品


《红楼梦》之后的《歧路灯》,1777年左右成书,以河南祥符县的谭家为中心,围绕谭绍闻的人生道路,展现了各个社会阶层。
可以说《歧路灯》是中国第一部家庭教育小说,子女教育问题既是家庭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清末《蜃楼志》写的是商人之家,以广东十三行商总苏万魁和他的儿子苏吉士为中心,辐射官府衙门、商业活动、其它家庭,连接了整个社会。
总之,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家族小说创立了中国式的家族叙事模式。
这种叙事模式的要件基本包括以下四点:
首先,以家族家庭为中心,描写家族主要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感受,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如贾府中的贾宝玉、王熙凤。
其次,通过家族的亲戚圈和社交圈,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和人生图景,即“以一家而及天下”。
第三,与简单的线形结构不同,家族叙事形成可放可收、收放自如的网状结构。
向家庭之内,可以见微见细,详尽描叙与家庭相关的性爱、情爱、个人功名、家庭伦理以及妻妾争斗等内容;向家庭之外,可以通过家人以及交际圈反映社会的风云变幻,世态百相。
网状结构不再是一事叙完再叙一事,而是人事交叉向前推进。
第四,从时间角度看,明清家族叙事主要展现家族兴衰或者衰兴的过程,表现家族的沧桑巨变,以历史的、时间的流程传达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刻感悟。
明清家族叙事模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巴金的《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梁斌的《红旗谱》、张炜的《古船》、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属于家族叙事的典范之作,受到明清家族小说滋养



《红楼梦》人物·绘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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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王建科.元明家庭家族叙事文学研究[M

 注 释:

[1][法]安德列·比尔基埃等:《家庭史》第1卷上册,袁树仁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第2页。

[3]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著:《中华文化史》(精装1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1页。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第3页。

[5]史凤仪:《中国古代的家族与身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6]参见美国学者W·古德著《家庭》(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1页。

[7] [美]W·古德著:《家庭》(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版,第42—43页。

 [9]张跃生、阎海峰:《中国古典小说“缀合”结构与传统思维模式》,成都《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2页。

 [10]参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1版,第106页。

 [11]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76页。

 [12]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中国谱牒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一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中国谱牒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3]宋元话本和南戏中的家庭叙事本应放在元杂剧只后作详细研究,但因篇幅原因,不能在后面展开详细论述,只好先附在这里,简略论之。

[14]明臧晋叔《元曲选》和近人隋树森《元曲选外编》共收剧本162种,其中有6种为元明间作品。或谓现存元杂剧作品有150多种,约占现存剧目的四分之一,而没有剧目流传下来的,则无法统计。现存剧作,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脉望馆钞校本元明杂剧》、《古名家杂剧》、《柳枝集》、《酹江集》和《元曲选》等明刻本。明臧晋叔《元曲选》是明末以来最通行的选本,选刊杂剧一百种,其中六种为明初人作品。近人隋树森汇编的《元曲选外编》收录不见于《元曲选》的剧作六十二种。台湾台北世界书局1963年出版了杨家骆编的《全元杂剧外编》,收录了《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未录作品62种,但这些作品的成书年代并不能肯定说是元代的。

[1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36页。

[16] [美]夏志清英文原著、胡益民等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71页。

[17] [美]夏志清英文原著、胡益民等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84页。

[18]韩南:《〈金瓶梅〉探源》,见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译《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19]韩南:《〈金瓶梅〉探源》,见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译《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20]芮效卫:《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见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译《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21]参见王启忠:《古代小说中复制出的第一个家庭环境——〈金瓶梅〉家庭描写的历史价值》[J],《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6期。

[22]秦修容整理:《汇评汇校本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11页。

[2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170页。

[24]向楷:《世情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165页。

 [25]朱越利:《论〈金瓶梅词话〉中的佛道教描写》,载盛源等选编《名家解读〈金瓶梅〉》,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01页。

 [26]李时人:《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见《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第105页。

[27]张俊:《清代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55页。

[28]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1924年11月26日《致钱玄同》,编号24112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32页。

 [29]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472页。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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