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连：《金瓶梅》方言研究及其他

一

《金瓶梅》在语言运用上的特色，其实早在它刚刚问世之际就被发现了。较早透露出《金瓶梅》信息的明代万历年间的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中说：“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

所谓“时作吴语”，显然是指补刻的这五回，言下之意大部分原作则非以吴语创作，此理甚明。

此外，这段话还告诉我们，《金瓶梅》在语言上的地方特色是很明显的，否则，沈德符不会特地将“吴语”作为后补的这五回与原作的重要区别。

不过，他为我们留下了悬念，既然不是吴语，那是以何种方言而作呢？

《金瓶梅》问世百余年后，陈相在为第一奇书本《金瓶梅》作跋时就发现书中有山东土白[1](序言引)。

到了近代，黄人确认《金瓶梅》中用的是山东话：“小说固有文俗二，然所谓俗者，另为一种言语，未必尽是方言。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石头记》仿之，而尽用京语。”［2］（P678）

他不但认为《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而且肯定它是最早以方言进行创作的古代长篇小说。

进入现代，郑振铎先生对《金瓶梅》的方言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其间的。”[3]

他在解放后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仍然坚持这个观点：“《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云：‘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为今山东峄县；和书中之使用山东土白一点正相合。”［4］（第六十章）

吴晗先生也说：“《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5］

鲁迅先生也说：“还有一件是《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6］（P108）

此后，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山东说”一直是主流观点[①]。颇耐人寻味的是，鲁、郑、吴都是浙江人，但他们都坚持《金瓶梅》用的是山东方言。

但也应该看到，他们的结论都缺乏具体的求证过程，只能算是阅读后的一种直感。

进入八十年代，又有赵景深先生仍坚持山东方言说：“这部书绝大部分是山东峄县话，而不是常州话。”[7]

吴晓铃先生也说：“书中大量出现山东方言（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至于南方方言，经分析均由《水浒传》转引而来。”[8]

而后张远芬先生用力最勤，他在推出《金瓶梅》作者“贾三近说”的同时，以多篇论文论证《金瓶梅》中的方言是山东峄县方言。

他首先承认有些词语如胡博词、走百病儿、没脚蟹、不伏烧埋、鬼胡油等，峄县人并不懂，这样的词约不到200个，在他选出的800个方言词中不到1/4。

但更多的如大滑答子货、咭溜格剌儿、涎缠、戳无路儿、迷溜摸乱、啻啻磕磕、茧儿、掴混、格地地、猎古调儿等600多个词语，则是峄县人都懂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些方言是峄县所独有的，他甚至还挑出十几个词念给峄县邻近的人听，据说他们都听不懂[9]。

此后，陆续有张鸿魁、傅憎享、鲍延毅、王莹、张鹤泉、许进等支持山东方言说。

在这种观点的内部也有分歧，有的主张是鲁南话（张远芬、鲍延毅、许进），有的主张是鲁西话（张鸿魁、王莹、张鹤泉）。

需要说明的是，持山东方言说者大多并不否认书中也有少量吴语，并认为这些吴语是在传抄、添补、刊刻过程中后加上去的，不为原始抄本所有。

比较早提出《金瓶梅》所用语言为吴语者为清末陈蝶仙，他在《樽边录》中谓：

“《金瓶梅》及《隔帘花影》等书有呼‘达达’字样。‘达达’二字，不知所出，友人尝举以问余。余笑曰：此二字盖越谚，今犹习闻之。越人笑骂，尝有‘妈同我达达’之语，是其‘达达’之意，即犹‘云云’之谓也。”［10］

到了四十年代，姚灵犀在他的《瓶外卮言》中就也对山东说提出怀疑，他说:

“……兹有质疑之处，全书用山东方言，认为北人所作，实不尽然。既叙述山东事，当然用当地土语。京师为四方杂处之地，仕官于京者多能作北方语，山东密迩京师，又水陆必经之路，南人擅北方语者所在多有。《金瓶》之俗语，亦南人所能通晓。为南人所作抑为北人，此可疑者一。”[11]

进入八十年代，朱星先生重提王世贞作《金瓶梅》的旧说，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也涉及书中的方言问题，认为山东方言说并不准确。他说：

“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吴晗都被蒙过了”，“《金瓶梅》只有潘金莲等人在口角时才多用山东方言。西门庆说话就用北方官话，有的官场客套话还用文言。至于一般叙事，都是用的一般的北方话，即所谓白话文”；

“山东方言也很复杂，胶东、淄博、济南就有显著差别，因此笼统说山东方言，实是外行话。应该说《金瓶拖》中写妇女对骂用的是清河县方言。”[12]

他同时还举出一些词语如达达、鸟、忒、倘忽、一答里等，认为这些都是“吴方言”。

戴不凡先生也明确持吴语说，认为：“改定此书之作者当为一吴侬。此可于小说中多用吴语词汇一点见之。”

所举词语有“掇、杌子、床、事物、黄汤、挺觉、花黎胡哨、小后生、劳碌、事体”等；不过，他也承认有些吴语词如“达达、安置、撂、哗哩礴剌”等，苏州人并不使用，所以他“颇疑为此书润色加工之作者并非苏州一带之吴侬，而是浙江兰溪一带之‘吴侬’”。[13]

其后，黄霖在比较了《忠义水浒传》和《金瓶梅词活》的文字异同后指出，《金瓶梅》的作者“习惯于吴语”[14]，“《金瓶梅》的语言相当驳杂，其方言俚语并不限于山东一方，几乎遍及中原冀鲁豫以及苏皖之北，甚而晋陕等地，都有相似的语言与音声，中间又时夹吴越之语。”

他举出的“小顽、吃(茶、酒)、家火、呆登登、馋劳痞、鸭、不三不四、阴山背后、洋奶、合穿裤、做夜作”等，认为“似乎都是吴语”[10]。

张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一文中首先指出有些日常用语，虽然山东话里常用，但河南、河北话里也有，所以这些只能算是北方话通语。

如达达、花里胡梢，这咱晚、那咱晚、多咱，扯淡、拾掇、扁食等；她还认为另外的一些日常用语，可能也不是山东话，如库、拔步床（白步床、八步床）、毛司、黄芽菜、肉圆子、卵、厨下、老娘、抹牌、斗牌等。

她还举出的吴语词并不太多：田鸡、常时、丁香、人客、房下、原旧、膀蹄、白渫（左火）、下饭、扌扉（石扉）。

她的结论是：“《金瓶梅》的语言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方言，其中，吴方言特别是浙江吴语显得比较集中。我们不妨称之为南北混合的官话。”[15]

应该说明的是，所谓“吴语说”的持论者大多只是证明《金瓶梅》中有吴语，并不认为此书主要是以吴语写成的，这与“山东说”的观点有所不同。如戴不凡、张惠英都是如此。

除上述几种主要说法，其他还有山西方言说、河北方言说、河南方言说、江淮次方言说、东北方言说、徽州方言说，乃至远至陕西、兰州、内蒙西部、福建、湖南平江、江西临川、云南、伍家沟等。

综观诸家说法及其争论，笔者有如下印象：

其一，大都将方言研究与作者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方言的目的或隐或显地带着功利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要为提出作者新说找根据；

其二，这些研究大都缺乏科学的方法，没有严密的考证而轻率地下结论，且各说各话，互不服气，颇有点“混战”的味道。

当然我们也看到，与这种“瓶外学”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确也有部分语言研究者，以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以《金瓶梅》方言为对象，进行着真正的语言学研究。

二

面对如此众说纷纭的局面，让人喜忧参半。

一部四百年前的小说，还能激起后世如此多的共鸣，引起大家如此热烈的争论，这显然是一件好事，表明了《金瓶梅》在创作上的成功，体现了文本自身的艺术生命力。

人们对《金瓶梅》的巨大兴趣，固然与其独特的内容有关，更与它的写法，尤其是在语言上创新有关。

试想，我们竟然在一部数百年前的古代小说里“听到”了熟悉的“乡音”，“看到”了一些似陌生又熟悉的面孔，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感受啊！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循环的怪圈，照此下去永远也不会有实质性的研究结果。

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不是出了问题？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

作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把方言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并为解决某些文学研究的课题服务不是不可以，事实上，如果运用得好，它会在某些问题上显示出很强的科学性来，其结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起码对人是有启发性的。

但就目前的《金瓶梅》方言研究的状况而言，显然是热情有余，科学性不足；外行人太多，专业人士不足。

那么多人兴趣十足地进行着有关方言的争论，那么什么是方言？如何确定一种方言？我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可能不少研究者并没有搞明白。

我们不妨重温语言学家的说法：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是共同语的分支。……一个大的区域方言，包括大体上近似的而有个别差异的许多地点方言。例如，官话方言是个区域方言或叫地区方言，天津话、济南话、武汉话、成都话等就是地点方言。[16](P1)

方言与那种方言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的差别表现在哪里？

近人研究汉语方言，着重语音系统的分析和比较，虽然不够全面，但在草创阶段还是切实可行的，因为长期的书面语言的统一对各方言有很大的约束力，方言间的词汇语法差并往往是细微的，不是十分显著的。[17](P7)

所谓语言的要素是指：语音、词汇、语法。

就是说，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差别要从这三个方面表现出来，虽然三个方面的表现不是完全均衡的。

方言作为共同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如此。就汉语的各地方言而言，最一致的方面是语法。

有的语言学家甚至认为，除了某些小差别，例如在吴语方言和广州方言中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边（官话方言里次序相反），某些南方方就中否定式可能补语的词序稍微不同外，汉语语法实际上是一致的［18］(P13)。

至于词汇，它的变化虽然比语法快一些，也还是基本一致的。这就是说，汉语各地方言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上。

比如吴方言与北方话，尤其是同属北方方言的山东话、河北话、天津话、北京话等，它们在词汇和语法上都大同小异，所不同的主要是语音。山东人学普通话，并没有多少新的词汇要学，一般来说主要在声调上作相应的变化，如“我们”在山东话里是第二声和第一声（wo2men1），只要变成第三声和第二声（wo3men2）就行了。所以，判断方言的主要根据应该是语音，而非词汇。

令人遗憾的是，大部分所谓《金瓶梅》方言“研究者”都不明此理，功夫恰恰都用在词汇的搜集与解释上，只要发现一个“面熟”的词汇，不论“口音”对不对，就毫不客气地归入自己的方言内，将之视作自己的“研究发现”。

显然，这是很荒唐的，当然也是非科学的，这也是造成同一个词汇，有人说是山东话，有人说是河北话，还有人说是吴语的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

比如“一抹儿”这个词汇，在山东、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口语中都存在，而且含义也大同小异，但读音并不相同，当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它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根据把它说成是山东话、河北话或者山西话呢？

虽然在字面上我们似乎“认识”它，但它的声调是北京话的两个阴平呢，还是山东话的两个上声呢？这无从判断，所以也就无法确定它到底是哪一种方言。

实际上，对某一方言的确定必须具有排他性，确定《金瓶梅》的方言当然也是如此。就是说，你除了要证明《金瓶梅》中的语言与某方言相符，还必须证明它与其他方言都不符。

但直到如今，没有一个研究者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人力图做到，最终还是无法说服人。

如有的学者为了证明《金瓶梅》语言确属山东峄县方言，曾找了十几个方言词读给邻县人听，据说他们都不懂。

而反驳者马上说，这些词语“看起来很有挑战性，但笔者请专门研究语言的同志协助调查，发现这些词语不仅和峄县同属淮北土语群的峄县邻邑如徐州人懂得，甚至不属于淮北土语群的其他华北次方言区的同志也懂得不少”[19]。

有人从《金瓶梅》中找出一百个词语，当成所谓“东北方言词”加以释义[20]，却被别人指出在这一百例中，至少有四十六例并不是东北方言，而是广泛通行于北方的词语，且在《现代汉语词典》上都是可以查得到的[21]。

《金瓶梅》方言的研究者们似乎都在不断重复着这个错误，这也正是他们的结论难以服人的根本原因。

试想，当你不厌其烦地以自己的理解为那些各地都有的常见词语释义，并说这是你们家乡方言的时候，人们如何能相信你？

这种情况不止《金瓶梅》研究存在，其他古代小说的研究中也出现过不少。

如王古鲁先生注《初刻拍案惊奇》，就常注某词某词为“吴语”，如“转来、转去”注云：“吴语，同回来、回去。”“后生”注云：“吴语称年轻人做“后生”或“后生家”。

后来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就此指出：“其实闽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皖南也说‘转来、转去’。晋语、密语、闽语、客家话、赣语、皖南也说‘后生’。”[22](P321)

像这样一些使用范围颇广的词语，本来就是通用语，不能只根据它们在吴语中使用，就称之为“吴语”。

再如《红楼梦》的方言，公认是北京方言。但也有人提出《红楼梦》是“京白苏白夹杂”，“纯粹京语和地道吴语并存”的作品。

所举吴语有惫懒、狼抗、物事、事体、事务、挺尸、下作、人客、黄扬、小菜、滚水、面汤(洗脸水)、麵子(粉状物)、杌子、齐整、痴子、獃子、闹黄了、老货、灌丧[23]。

反驳者马上将这二十个所谓“吴方言”词加以分析，证明这些词也广泛应用在其他古代戏曲小说中，如元曲、《醒世姻缘传》、《儿女英胡传》中就有惫懒、物事、人客、黄汤、小菜、齐整；《儒林外史》中也有事务、下作、灌丧、挺尸；《水游》、《西游记》、《金瓶梅》中也有狼犺、事体、滚水、面汤、杌子、老货；直到现在，“面子”、“闹黄了”还在北方口语经常使用[24]。

看来某些还保留现代吴语中的词汇，明清时很可能是通语，是小说家们所共用的词汇。

语言学界有一句名言：“说有易，说无难。”仅知道某个词汇在自己熟悉的方言里有还不行，还要进一步知道它是否还存在于其他方言里；而要知道后一点，不进行全面的方言调查，不掌握丰富的方言资料是做不到的。

正因为是方言词，其中不少在官话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所以小说的作者常常信手拈来，它究竟应该如何读，如何解，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但往往有人不懂装懂，自以为是，结果就不免出笑话。

比如最早的一位“吴语说”主张者陈蝶仙，把书中极常见的“达达”释为吴语的虚词，作“云云”解，就很可笑。

“达达”在《金瓶梅》全书中出现极多，是书中最活跃的词汇之一。其实这个称呼通行的地域十分广，西至陕西，南到江浙一带都有把爸爸称作“达达”的，只是读音稍有变化而已；都作“云云”解，会使书中的很多内容难以讲得通。

还应该指出，一些人研究《金瓶梅》方言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只是把它当成作者研究的一部分，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常常先入为主，望文生义，甚至不懂装懂，强作解释，结果是南辕北辙，离题万里。

如《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写了玳安的一段话，极言李娇儿、潘金莲之吝啬：“只是五娘和二娘，悭吝的紧。他当家，俺每就遭瘟来。会胜买东西，也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只称九分半，着紧只九分，俺每莫不赔出来！”

有人把“会胜”解为“划算”的借字，“绑着鬼”解为“碰着鬼”，“绑”是“碰”的音转，然后断言这是安徽徽州方言，别人都不懂的。

然而“绑着鬼”在书中出现了四五次，以“碰着鬼”来解释就使语感很强的句子完全不通，本来很生动的口语变成了病句。

再如第六十二回有这样一句：“递了三钟酒与韩先生，管待了酒饭。江漆盘捧出一正尺头、十两白金与韩先生，教他攒造出半身。”

句子本来也很通顺，有人自己读不懂，却故作曲解，把“江”说成“端”的徽州读音，是动词[25]。

明代方以智《物理小识》载“漆不取液则自毙，……种宜腊月。朝鲜国有黄漆树，似棕，六月取汁，漆物如金。今广漆則黄，江漆則黑。”[②]

此处“江漆”与“广漆”相对，很明显是指一种漆，“江漆盘”即用江漆髹涂的盘子。

若把“江”理解为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动词“捧”字，此句还成什么话？像这种点金成铁般的“研究”，我看还是不要的好。

语言学家有过这样的忠告：印证方言要采取慎重态度，不能随意地说古代的某词就是现代某方言中的某词。

由于语音历史演变的原因，即使那些字面上看起来与现在完全相同的词汇，它的读音与含义也未必与现在完全相同，必须运用比较的方法找出对应规律。

在这方面，要防止主观臆断的毛病，而这恰恰也是《金瓶梅》方言研究者经常犯的一个毛病。

即使我们在《金瓶梅》中发现了自己很熟悉的词汇，甚至“感到非常熟悉的乡土气息”，但在兴奋之余你也得静下心来，理性地看待你的这些“发现”，不能一厢情愿地把书中的一切都看成自己家乡发生过的旧事。

虽然某些词汇至今还活在你的家乡父老的口语中，但你如何证明这些词汇四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你的方言中？反过来说，尽管某些词汇现在已经不属于某方言，但四百年前是否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都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来回答。我们知道，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的，而语言三要素中，数词汇的变化最为活跃，试想最近十几年新词汇的出现，真有令人目不暇给之感；而回过头去看四五十年前的词汇，又不免生恍若隔世之叹！

几年几十年尚且如此，那么百年几百年词汇的变化又该如何？

当然，考虑到现代科技、交通等因素的发展，古代的变化显然不如现代如此迅疾，但受到朝代的更替、人口的迁移、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地方的方言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某地的现代方言绝对不会与四百年前的方言完全对应，多多少少要有所变化。

比如《金瓶梅》中第二十四回详细描写了走百病，主山东说的学者承认“走百病”这个词峄县人是不懂的，因为现在的峄县没有这种习俗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明代的山东也不存在走百病的习俗呢？那可不一定。

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二明明载“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游寺观，谓之走百病”，峄县正是齐鲁之乡，想来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明清时期走百病之俗遍布大江南北，南到广东、湖南[③]，西至陕西[④]，所在地域十分之广。生活中存在着这个习俗，文学作品及方志中又常常写到它，所以明清时人们对“走百病”这个词不会觉得陌生，当时恐怕连方言词都很难算得上。

再如有人针对张惠英在《〈金瓶梅〉用的是山东话吗？》中所列的“吴语词”指出：“《蒲松龄集》和《醒世姻缘传》反映了十七世纪的山东话。而张文认为《金瓶梅》中非山东话的一些词语，在这两书中有。

例如：丁香、厨下、八步床、式、太、卵、帖、下饭、老娘、堂客、田鸡、黄芽菜、（左扌右扉）、（左石右扉）、房下、韶刀、不消、走百病[26]。

可见，这些词语在十七世纪的山东话中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根据它们现在的方言归属就断言明代也是如此。

三

四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南开学报》，2005，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