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洲：《金瓶梅》文人集体创作说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作家独立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鲁迅先生在北大讲小说史时显然将它视为文人所作，只是“作者不知何人”。[①]

《金瓶梅词话》发现不久，郑振铎先生发表了《谈金瓶梅词话》，对其作者及时代作过推测，“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②]

吴晗先生虽然驳斥了《金瓶梅》是嘉靖年间的小说，认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③]

还是承认《金瓶梅》为万历十年至万历三十年之间某个文人所作。

这种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并被作为定论写进了多种通行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不少学者努力找出这位文人作家，先后提出了数十位候选人，影响较大人选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等。

20世纪50年代，潘开沛先生提出，《金瓶梅》“不是哪一位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④]

此后，徐朔方、刘辉等先生又作了补充论证。

文人独创说的主要证据有，明代文人大多相信是某个文人创作的，《金瓶梅》的出现很突兀，让当时的文人惊讶不已，小说的语言和风格比较统一，情节结构浑然一体。

艺人集体创作说的主要证据有，现存最早的版本为《金瓶梅词话》，词话就是说书人编的演唱本，书中可以看出说话的特点。

书中讹误、错乱、重复、破绽俯拾即是。

元明两代的章回小说大多是在艺人流传的基础上再由文人写定的，《金瓶梅》也不例外。

两种观点都提供了于自己有利的证据，同时又都有解释不了的问题，如果说《金瓶梅》是文人独创，那么为什么书中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的错乱、情节的重复、事件的矛盾？

如果说《金瓶梅》是艺人集体创作、世代累积型作品，那么，为什么在小说《金瓶梅》出现之前，没有任何关于《金瓶梅》演唱的记载呢？上述两个问题，双方论者都不能就对方的质疑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这说明《金瓶梅》的成书与作者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在讨论《金瓶梅》的成书与作者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即崇祯本才是《金瓶梅》的定本。

它更换开篇，变动情节，修改回目，调整韵文，提升了小说的文学性，使之成为最适合读者阅读的本子，流行二百多年（第一奇书本实际上就是崇祯本的评点本），几乎让词话本失传。

我们讨论《金瓶梅》的作者，应该以崇祯本为对象。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金瓶梅》既不是某个文人作家的独立创作，也不是许多艺人的集体创作，而是由嘉靖末年至崇祯初年六、七十年间一批文人集体创作的。

其创作过程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代嘉靖末年，某个下层文人根据《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写出了《金瓶梅》的原本。

明代万历年间的文人谈到《金瓶梅》都认为该书为嘉靖年间文人所作。

屠本畯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⑤]

谢肇淛云：“《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⑥

]沈德符云：“闻此为嘉靖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⑦]

直到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吴晗撰文提出异议，论证该书作于万历年间，尤其是吴晗先生从《金瓶梅词话》中找出不少内证，如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的盛行和小令、太监、皇庄、皇木等，证明这些史实发生在万历年间而非嘉靖年间，进而判断《金瓶梅词话》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⑧]这一结论为不少学者所接受。

吴晗先生证明《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用的是万历末年刊刻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材料，而最早谈到《金瓶梅》为嘉靖文人所作，说的是《金瓶梅》的抄本。用刻本中的内证来证明抄本的年代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再说，万历文人肯定比现代学者更加熟悉本朝制度、风俗和事件，如果他们看到的《金瓶梅》抄本所写的均为万历朝的事情而非嘉靖朝的事情，那么，他们为什么还相信该书为嘉靖年间的小说呢？

如果他们明知《金瓶梅》为本朝人所作，完全没有必要把它说成是前人的作品。

显然他们看到的《金瓶梅》抄本与传世的万历年间刊刻的《金瓶梅词话》有很大的不同。

吴晗先生对明人关于《金瓶梅》为嘉靖年间文人所作的记载，没有给予必要的解释。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万历文人记载的真实性。

我认为，《金瓶梅》最早应该作于嘉靖末年，用《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演义而成，很可能和《西游补》增插《西游记》的性质差不多，为某个下层文人所作，并在下层文人中传抄，当时并没有引起著名文人的关注。

全书大约六十回左右，不是现在词话本的一百回。

最早记载《金瓶梅》抄本的袁宏道，得到《金瓶梅》的前段，袁中道说为“此书之半”，[⑨]谢肇淛得到两个抄本，“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⑩]

认为袁宏道所得到的抄本只有全书的十分之三，如果按后来的全书一百回计，袁宏道只得到抄本三十回左右，三十回为“此书之半”，那么这个抄本全本只有六十回左右。

这个本子肯定没有现存词话本中的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11]

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从语言学的角度证明这五回确实与其它各回不同，为他人补作。[12]

第二阶段是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三年间。

万历二十年前后，《金瓶梅》原本传到上层文人与官吏手中，就现有资料来看，在《金瓶梅》刻印之前，收藏和借阅《金瓶梅》抄本的共有十七人，他们是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刘承禧、徐文贞、冯梦龙、马仲良、沈德符、王世贞、王宇泰、王百谷、谢肇淛、文吉士、薛冈、丘志充、沈伯远、屠本畯。

我们仔细考察这些传抄者和收藏者的具体情况，发现藏有全本的刘承禧、徐文贞、王世贞，收藏者本人都没有记载，也没有其他人目验，更没有人传抄。

刘承禧、徐文贞藏有全本，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今惟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沈德符是听袁宏道所说，袁宏道从何处得知就没有记载了，也没有其他文献佐证。

王世贞藏有全本有两人记载，一是谢肇淛，其《金瓶梅跋》云：“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一是屠本畯，其《山林经济籍》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

两人的记载明显有矛盾，显然都是道听途说。当时是否真的有所谓的全本传世，根本就靠不住。

其他人传抄或借阅的都不是全本，传抄的线索有这么五条：

第一，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冯梦龙、马仲良（袁宏道《与董思白书》云：

“《金瓶梅》从何处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13]

袁中道《游居柿录》载：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袁宏道——谢肇淛（谢肇淛《金瓶梅跋》云：

“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沈德符——沈伯远——李日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

“五日，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而锋焰远逊《水浒传》。”[14]）

第二，丘志充——谢肇淛（谢肇淛《金瓶梅跋》云：“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        

第三，王宇泰——屠本畯（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

第四，王百谷——屠本畯（同上）

第五，文吉士——薛冈（薛冈《天爵堂笔馀》：“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15]）

上述传抄的五条线索中，以董其昌的抄本流传最广，其它线索传抄有限。流传区域主要在江浙一带，这与后来的刻本出现的地区一致。

传抄时间在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三年间，请看每个文人见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

袁宏道看到《金瓶梅》在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

董其昌看到《金瓶梅》应在万历二十四年之前。

袁中道见到《金瓶梅》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二十六年间，袁中道“从中郎真州”即在此时。

谢肇淛见到《金瓶梅》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之前，袁宏道《与谢在杭书》云：“《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16]此信写于万历三十四年。

沈德符见到《金瓶梅》为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袁中道“上公车”在万历三十八年，沈德符从袁中道借抄此书。

马仲良见到《金瓶梅》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据《吴县志·职官表》，马仲良“榷吴关”于是年。

李日华见到《金瓶梅》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李日华日记中有具体的时间记载。

《金瓶梅词话》刊刻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作于是年。

排比了明代文人见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他们见到的《金瓶梅》的回数。

袁宏道只说他看到《金瓶梅》的前段，袁中道认为是“此书之半”，谢肇淛见到两个抄本之后，认为袁宏道的抄本只有十分之三，如果全书为一百回，袁宏道只有三十回。

丘志充则藏有十分之五，为五十回，而谢肇淛抄到了《金瓶梅》的十分之八，为八十回，沈德符则得到了抄本的九十五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

最后刻本问世，为一百回。

考察万历文人得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和回数，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得到抄本的时间越早，则回数越少，得到抄本的时间越晚，则回数越多，这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应该是明代文人在传抄的过程中，传抄者在不断增补加工，因而篇幅不断增加。

在这些文人中，谢肇淛明确地说，自己对抄本作过加工，“稍为厘正”，他得到袁宏道抄本三十回，丘志充抄本五十回，不可能正好接榫，中间可能缺几回，或者是重合几回，两个抄本甚至可能还有人物和情节的不同，谢肇淛只有做增删加工，语言润色，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抄本。

谢肇淛在《金瓶梅》的成书过程中，起过较大作用。

刘辉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

“前八十回和后二十回是两种不同的抄本。”

“首先是文字风格不同，前八十回活泼、老辣，后二十回则工整、文雅。”

“其次，从时间上说，后二十回的抄本较为晚出，不少情节与前八十回多有雷同。”

“在重要情节上前后又不免发生抵牾，最突出的是周秀竟然不认识陈经济。”

“再次，后二十回应该是在南方流传的一个抄本。作者对山东地理位置非常不熟，现在读来，已成笑柄。”[17]

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前八十回与后二十回出自不同的文人之手。

谢肇淛得到八十回抄本，缺二十回，这八十回有大约三十回抄自袁宏道，说明当时袁宏道还没有抄到后段，按人之常情，谢肇淛抄到八十回之后，也会投桃报李将八十回借给袁宏道。

沈德符从袁中道处抄到九十五回，所缺的是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说明此时《金瓶梅》后二十回已经补齐，这位增补者应该是谢肇淛、袁宏道、袁中道中的一人，谢肇淛的可能性最大。

第三阶段是万历四十五年，吴中文人将《金瓶梅》抄本增补五回，已达一百回，并略作修订，刊刻出版，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初刻本。

这个初刻本只有东吴弄珠客序，无欣欣子序和廿公跋，对这个问题，刘辉先生的论述很充分，他说：

“首先，今人所见《新刻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其次是廿公跋，最后才是东吴弄珠客序。而欣欣子序落笔第一句：‘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盖有谓也。’如果沈德符所见就是这个刻本，那么，对于这位作者笑笑生，绝不会一句不提，反倒另出‘闻此为嘉靖间大学士手笔’一说，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其次，再看薛冈的记载：‘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也。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所引序文内容恰是弄珠客序。亦可证薛冈所见《金瓶梅》的最早刻本，‘简端’并没有欣欣子序，甚至也没有廿公跋。再次，正因为有原刻在先，所以特别标明为‘新刻’，列于每卷之首。”[18]

这种《金瓶梅词话》初刻本极有可能是东吴弄珠客增补修订的。《金瓶梅词话》中仍然保留了文人传抄增补和不同抄本拼凑的痕迹。

书中存在大量情节重复、时间错乱、前后矛盾的例证，如第十九回和第五十二回潘金莲与陈经济扑蝶调情一段基本相同，第四十八回写的是政和七年（1117）的事，官哥不满周岁，而小说第三十回却清楚地写着官哥出生于宣和四年（1122），这就出现了岁月倒流的奇迹。

第九十七回，陈经济到周守备家，与春梅假称姑表兄妹，周守备竟然不认识陈经济。这种例子还有很多，这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文人在传抄、补写过程中留下的疏漏。

另外，《金瓶梅词话》中有不少文人传抄、阅读该书时所作的诗歌与评点，也被误抄、误刻进正文中，全书末尾有一首诗：

“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这完全是一个文人读完《金瓶梅》后作的一首诗，“闲阅遗书”四个字，将诗作者的身份说得非常明白，小说的传抄者或整理者却将它作为小说的结尾诗嵌入小说中。

词话本中还有将批语误刊入正文中，如第二十八回，潘金莲丢了一只鞋子，春梅押着秋菊四处寻找，

“寻了一遍回来，春梅骂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没得说了。王妈妈卖了磨，推不的了。’秋菊道：‘好，省恐人家不知道。什么人偷了娘的这只鞋了？我没曾见娘穿进屋里来，敢是你昨日开花园门，放了那个拾了娘的鞋去了？’”

“好，省恐人家不知道。”

明显是批语，嵌入正文，根本不通，删去批语，文句就顺畅了。

这些诗歌、批语嵌入正文，不一定是东吴弄珠客所为，很可能是文人传抄时误抄，因为文人抄书，尤其是抄这种闲书，有时是请人抄写，这些抄书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误抄在所难免。

第四阶段是崇祯初年，又有文人对词话本作评改，成为《金瓶梅》的定本，这就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金瓶梅》的创作才最后完成。

崇祯本与词话本最大区别在于全书的开篇，词话本开篇第一回为《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情》，基本上是照搬《水浒传》，

而崇祯本第一回为《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两首诗开篇，紧接着便发了一篇关于贪财好色害死人的高论，财的害处有二：

一是“得势叠肩来，失势掉臂去。

古今炎凉恶态，莫有甚于此者。”人无长富，财无长丰。人情冷暖是财主们逃不脱的折磨。

二是“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里装不尽的臭汗粪土；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

积财再多，人死灯灭，一切都是累赘。张竹坡于此处有评：“看破后的财，七十九回已后之财也。”

说明后面的情节发展与改写者的认识是吻合的。色的害处亦有二：

一是“情浓事露，甚而斗狠杀伤，性命不保，妻孥难顾，事业成灰。”好色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二是“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的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罗袜一湾，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好色纵欲，只能是一步步走向死亡。

崇祯本开篇一段文字，与话本的入话完全相同，表明了改写者对《金瓶梅》主旨的认识，一部《金瓶梅》就是通过西门庆贪财好色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来思考人生，特别是财富和美色于人生的意义。

张竹坡在入话之后有一句批语：“以上一部大书总纲。”评得非常精当。

入话之后，让西门庆登场，确立了西门庆第一主人公的地位，进一步摆脱了《水浒传》附属物的地位。

另外，崇祯本改写了回目，使之对仗工整，删除了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更换了词话本中的方言词汇，修改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大大地提高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使之更适合于普通读者阅读，

因而在崇祯本问世之后，清代以后两百多年，无论是评点还是翻刻，都是以崇祯本为底本，词话本几乎销声匿迹，直到1931年才重新现世，历史已对崇祯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金瓶梅》的创作状况和当代文革后期手抄本文学很有些相似，文革中读过手抄本的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同一书名的不同抄本，内容会有较大出入，肯定是传抄者增补、改写所致。

《金瓶梅》不是某一个文人所作，也不是说唱艺人的集体创作，它是嘉靖末年至崇祯初年众多文人的集体创作，其中四个文人贡献最大，即嘉靖末年某文人、谢肇淛、东吴弄珠客、崇祯初年某文人。

文章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明清小说研究》，2005，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