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阶层而言，中国自西周时已有平民阶层，如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国人”中的中下阶层，可以称为平民阶层；如唐宋时期的农民（包括无权力的地主）、市民也是平民阶层；到明清，平民阶层则发展得非常快，不仅因为包括农民和市民的相对、绝对人数增长更快，更重要的是农民和市民的平民意识已经觉醒。
平民文化就是建立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平民阶层基础上，具有与平民阶层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意识，且能在社会中鲜明地表现本阶层要求的生存状态。
平民阶层的形成是平民文化的基础，但是要形成平民文化，还需要在社会平民群体构成的基础上出现平民意识的觉醒。
因此，上古时期有平民阶层，但平民文化还未形成；中古时期平民阶层有了发展，但平民文化并不突显。
而到明清时期，平民阶层不仅大大发展，平民意识已然觉悟，平民文化在文学中才会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
我们在研究纵贯中国古今文学发展的脉络时，有一个共识，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是板块式的连结，而是多层板块在一个最基本的平台上进行交错式地兴衰接替，每一个时期都有一种文学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成长，又有另一种文学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成熟，也有另一种样式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衰微。这个平台很像是孕育文学的土壤，有了这块土壤，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表现得如此丰富多姿。
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化的文学体现，其中有着因时代不同而程度不同的平民大众情感和平民大众意愿。当社会上平民群体自觉表现出浓厚的平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平民文化随即也就会突出地表现出来，平民文学也随之发展，以认同和反映社会平民群体的构成和平民意识的觉醒。由此而论及兴盛于明清两代的通俗文学的发展，在形式上，是传统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相结合的结晶，而在文化精神上，则首先是平民文化发展的结果。明清通俗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来自于当时较为发达的东部各省。东部各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市民队伍的扩展使平民阶层得以迅速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平民阶层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以城市市民、商贾和手工业者为主要队伍的城市平民的平民意识不仅觉醒，而且顽强地表现出来。他们不仅消费通俗文学，而且积极参与表现平民欲望的文学创作。明清通俗文学及时地把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平民文化再现了出来：平民的经济行为和日常生活成为通俗文学主要表现的对象。平民的人生态度和审美趣味成为通俗文学优劣的评品标准。平民文学正是平民文化成熟之果，平民文化促进着中国的文学由古代进入近代和现代，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金瓶梅》是最有代表性的世情通俗小说，其平民文化特征也是最有典型意义的。
二、从经济活动上看，《金瓶梅》是16世纪中国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体现出中国东部地区平民大众生存发展的经济文化的丰富内涵
1990年，我曾经提出《金瓶梅》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这一命题，主要是从小说的题材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来分析《金瓶梅》的，并试图解释当时学界久辩不决、越辩越多的作者问题和方言问题。现在我想调整一个视角，来认识《金瓶梅》反映的这种运河经济文化的实质是平民文化的经济状态。①关于《金瓶梅》作者和成书时间的研究虽然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众多的研究成果都基本确认了小说产生的时间范围，即明代嘉靖中期经隆庆至万历中期，大约为1550至1610前后60年左右；也确认了小说产生的空间范围，即山东临清州，今为山东临清市。
临清是当时南北向的京杭大运河与东西向的卫河相交的枢纽之地，嘉、隆、万三朝是商业经济最为发展的时期，适应当时商业经济发展，大运河也是最繁忙热闹的交通要道。尽管我们现在还难以确定谁写出了《金瓶梅》，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以描写大运河畔商人及其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的《金瓶梅》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元代完成了京杭大运河的修浚，但是真正解决运河水源和黄河泛滥影响河道两大难题从而使运河得以南北畅通则是在明代的永乐后期，从此，中国有了一条南北向的黄金水道。这条交通要道不仅保证了朝廷所需的每年三、四百万担的漕粮北运，也疏通了中原东部数省与南方手工业城镇、商埠和京城的经济关系。运河上行走的当然不只是漕船，更多的是南来北往的商船和客船。交通运输是商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大运河使由来已久但并不强大的中国商业在沿运河地区首先得以迅速发展。交通促进商业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一起促进运河运输线上的城镇的发展。由漕运引出的仓站、闸站和漕粮支运、兑运的交接处，是人口集中之地；江河交叉之口、州县水陆相会之所，是车马会聚之区。
既有人口车马之聚，当有车马人口日用之需，酒楼饭馆、客舍旅店、商铺货栈、码头驿站等等配套的经济行业随之而兴。
成千上万的普通平民在运河之上、两岸之旁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于是，过去的荒丘野地变成了繁荣的小镇，小村僻庄成为了重镇都会。运河两岸河埠商镇很快连接成片，有的由村而镇，由镇而市，人口在此聚集，商货在此集散。临清是最为典型的因运河的开通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商业重镇。“临清有县自后魏始，隋唐以来，废置相寻，未为要地。至元始创开会通河……至县境与卫河合流，置闸河浒以通漕运。永乐迁都北平，复加疏凿。……于是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集杂，商贾萃止，骈樯列肆而云蒸雾涌，其地随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②为此，弘治二年，明廷“升山东临清县为临清州以馆陶县及邱县隶之”。③《金瓶梅》在叙述西门庆的故事中，直接点明的临清，就是这样一个运河线上的商业重镇。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运河的疏浚，最大的动机是为了朝廷的漕运，但兴盛起来的却是区域经济，发展起来的是有成千成万的普通平民参与的交通、运输和商业等经济活动。运河经济就是主要由平民参与的经济活动，运河经济文化是平民文化的经济体现，《金瓶梅》再现运河经济文化，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也即是平民文化的产物。
在通俗文学与经济之间常需要有一个或若干个中介才会发生关系，文化就是最有意义的中介。
在运河交通和商业经济与《金瓶梅》之间，出现的文化中介是“城镇→市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需求→市民审美情趣”，由此而发生“市民审美情趣→通俗文学”的关系。所谓的“市民”，就是生活在城镇中的普通人，即“平民”。当然，“市民”与“平民”又是有区别的，“市民”强调的是职业或居住地的特征，而“平民”强调更多的是社会身份。由此而观，通俗文学与经济之间的文化中介，是平民意识、平民文化需求和平民审美情趣。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由运河交通推动的以平民商业活动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发展演变出的运河经济文化与传统自然经济文化有不同之处，这种模式包括生活在运河边城镇中的一些平民的经济生活、言行举止、穿着打扮、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尽管这种文化模式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围，但是其中新的行为规范、伦理准则、价值观念就会被认为是有背传统的，有背道德的，是“恶”的。
作为运河经济文化产物的《金瓶梅》展示了这种文化模式，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陈经济、花子虚等人，都是这种文化模式中生活的道德“恶”者。
所以，我们说《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是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值得一说的是，《金瓶梅》的创作虽然在动机上是对这种文化模式进行批判，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很多与动机不和谐的内涵：作品并没有使所有的接受者都持批判的态度，作者自己也由于采取了写实的创作手法而在批判中常常会不自觉地溜到批判的对立面，作品的客观效果并非如批判者所预期的那样会让人们都受到深刻的传统正统道德教育，这也正说明作品中平民文化的成熟。 三、从宗教意义上看，小说生动而又十分丰富地展示了民间宗教的活动场 景与信仰状态
一方面，佛、道二教中人多主张与儒学名教融合。如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四位著名大师：真可（达观）、祩宏（佛慧）、德清（澄印）、智旭（蕅益），无一不赞同调和儒释，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以佛教释理学名教，又以儒家经典印证佛教教义。道教在明中叶后不得不向民间俗众谋立足之地，在贩卖炼丹养命之术，为人卜卦相命时，也将天理天道向世人鼓吹。另一方面，民间宗教更为活跃，特别是产生于南宋绍兴年间的白莲教，虽然在明初时遭禁，到明中叶时，又分化出数十种派系，如嘉靖时兴起的无为教、龙天教、大乘教，此后又有弘阳教、黄天教、八卦教、在理教等等。各教派都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由于信男信女们的实用动机和本土传统道教对于民间信仰的巨大作用，以及社会伦理以理学为纲，“宝卷”内容既丰富又复杂，存在着儒、道、佛三教混合的内涵。
广大民众对宗教的信仰主要还是出自实用的动机，在对“三世”（往世、现世、来世）的理解中，看重现世的有用：
禳灾、避邪、祈雨、治病、息祸、多子、发财、养身、保命、长寿、走好运等等。他们可以对着如来、观音下跪，也可以朝着玉帝、灶王叩头，还会祈求孔夫子显灵。产生于嘉靖初期的无为教是白莲教支派中最大也最有影响的一系，信徒几遍中国东部地区。创始人罗祖用浅显通俗的文字韵语，写出了无为教宝卷《五部六册》，所引经典有儒家的《大学》《中庸》，道家的《道德经》《悟真篇》，佛家的《金刚经》《华严经》等等。正因为如此，民间宗教旨在修性明心，劝人弃恶向善，原是会通了儒、道、佛三家之理的，虽然途径不同，但善恶标准往往与纲常伦理相合。民间宗教最能震慑人心的是在轮回理论下强调的因果报应之说，其中最令人恐惧的是地狱系统，罗祖的《叹世无为宝卷》第六品就突出了这种说教。
《金瓶梅》表现出来的宗教意识，无论是作者创作动机中的还是作品所反映的现实中的，主要还是民间宗教的特征，其中又穿插了佛、道二教的活动，但也带有十分鲜明的平民信仰色彩。
这种选择，主要是由作品所要表现的平民生活的题材所决定的。首先，在作者的创作动机中，主要贯穿着这么一条思维逻辑：贪者纵欲→纵欲者贪→贪欲者恶→恶者自有恶报，贪欲与恶报构成了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思维逻辑在卷首的《四贪词》和各回的评论诗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次，在作品反映的现实中，多有平民的佛教信仰，或者说是以佛教教义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宗教信仰。吴月娘多次主持全家妇女听数个尼姑来家演讲经卷，僧尼募捐修寺印经的活动也多次出现，瓶儿死前求念《血盆经》，小说最后是由普静禅师超度已死魂灵以表轮回之果。也有好几处道教活动，或者说是民间的以道教形式表现出来的民间宗教信仰。如西门庆到玉皇庙打醮，西门庆请潘道士为瓶儿解禳祭灯，吴神仙相面说命运等。这些生动的民间信仰故事都在说明民间信仰的功利特征，西门庆、吴月娘等人的实用意图多有表白。如西门庆到玉皇庙打醮全是为了官哥儿一生平安无事；吴月娘经常听经吃斋，一是保夫主早早回心，二是保自己早得一子，三是为自己解闷养心。如永福寺道长老的募缘疏簿中着力宣传的是“福禄寿永永百年千载”，“父子孙个个厚禄高官”；薛姑子劝西门庆捐印经卷也有“获福无量”，“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从此发心，方得易生易养，灾去福来”。所以，借着信仰的功利动机，西门庆才敢说出那段胆大包天的话来：“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宝贵。”民间宗教中的善恶观与名教伦理纲常密切相关，违反伦理纲常者即为恶行，当得恶报。小说在第二十九回就借吴神仙相面算命之口，解释了《金瓶梅》主要人物的道德特征及其结果，可以看做是全书的大纲所在。潘金莲纵欲乱伦，终被武松所杀，死之悲惨，可令乱伦者毛孔悚然；李瓶儿、陈经济、庞春梅皆为恶行者，皆得恶报，可令有相似行径者止步。这些人物的命运设计，都表现出作者借用民间信仰进行道德说教的功利动机，也说明这种说教在民间可以获得的有效反响。
作品在进行宗教选择时，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吴月娘笃信佛祖，所以吃斋念佛听经卷；西门庆尊敬道教，所以打醮解禳请相面。
虽然还不能说《金瓶梅》中的女性只信佛不信道，也不能说男性只信道不信佛，但大致如此。这种现象正反映出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中的常规，主要就是佛门有众多女尼，又强调内修心性，还可以在家出家，都是民间女眷们可以接受的。
四、从哲学思想上看，它以各种方式阐述了民众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关系
诸人都说《金瓶梅》有道德说教，《金瓶梅》的哲学命题就寓于这种道德说教之中。《金瓶梅》不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其道德说教以中国哲学的传统命题作为自己的基础。《金瓶梅》的道德说教是通俗的、大众的、功利的、辩证的，也有相当多落后的、消极的，作为一种经历了长时期民间积累的文化思考，其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仍不失其重要的启迪价值，这正是平民哲学的典型表现。《金瓶梅》成为传世杰作，不仅在于它对中国16、17世纪社会世情作了真实的反映，也在于它以小说这一特殊的方式讨论了一种对人自身来说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难题，在于它对这个难题的解释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它的说教的目的不在于维系或弥补或重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而在于关注人，关注人自身的命运。所以，这部作品虽然通俗，有些部分甚至低俗，但却具有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和哲学意义。
《金瓶梅》的作者面对的不仅是由于理性压抑而扭曲了人性的现实，更是由于经济发展而膨胀了的欲望发泄的现实，传统的伦理秩序受到了冲击，传统的道德规范也失去了曾有过的约束人心人行的力量。作者的道德说教既不可能以宋代理学作为标准，也没有照搬明代官方伦理的文本，而是从平民百姓自己的理解层面上，以民间宗教和民众所能接受的关于生命和欲望之间关系的辩证说法，反贪酒贪色贪财使气以节欲，节欲以保身，以达到生命与欲望的和谐。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生就一副可以承受任何欲望摧残的金刚之身，人的肉体的形成、成长、死亡，是自然的规律。人不仅生命有涯，而且肉体的承受力也有限。人的欲望是意识活动，不仅无涯，而且会不断膨胀。以有涯、有限的自然生命之体去抗争无涯、无限的欲望追求，必然导致肉体的崩溃。若要阻止这种崩溃，就必须把无涯、无限的欲望追求限制为有涯、有限的欲望实现。节欲、寡欲的意义正在于此。生命与欲望之间关系的合理性，就是合乎自然规律性。
《金瓶梅》在敷演第一号人物西门庆的一生时所从事的道德说教，正是要说明这么一种人生观、价值观。说西门庆占人妻女，腐蚀官吏，得财枉法，还是属于表层次的道德批判，深层次的批判在于他的自我毁灭。
他那难以抑制的纵欲在破坏社会伦理的同时，也在消耗他自己。他要求胡僧给他那百十粒春药丸如同他以肉体生命为赌注的筹码，以纵欲来消耗自己生命的赌博，每一次都是失败的，用去一粒春药，就是失去一个筹码，最后必然药尽命丧。作者为了强调这一点，对西门庆临死时的惨状作了突出的渲染。我们在讨论西门庆之死这种恶报结果时，必须客观地肯定这种死对生命与欲望关系作出的合理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包括西门庆、东门庆、南门庆、北门庆身上都是合乎事物的规律而具有积极的普遍的意义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哲学命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人与动物世界、植物世界，与山地河流、海洋极地之间符合自然规律的共生共存，也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欲望的人与肉体的人之间合乎规律的生存与发展。人本身就有自然属性，人就是自然中的一员，人应该通过自己的理智控制自己超越自然之体的承受限度的欲求行为，实现良好的健康生存。尤其是在一种束缚人的自由发展、完全扼杀人的自然欲求的时代行将结束，而新的伦理道德尚未成熟之时，人的欲望在财富与权力的支持下，必定会无忌惮地喷涌出来，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命题就更为重要，肯定人的生活欲求与自然生命的和谐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四百年前的明代社会，不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深刻的认识，但是《金瓶梅》道德说教提出来的问题和对人们的告诫，正是在阐释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尽管书中的节欲观带有浓厚的传统道德色彩，但节欲并不是禁欲，道德说教不等于扼杀人的天性。我们不否认明清时期以官方理学为武器的道德说教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束缚，具有压抑人性解放和个性发展的弊端，但是针对一个在金钱、权力和肉欲的支配下，人可以失去理性的时代，不能把人应有的自我约束和社会应有的理性都看作是封建的枷锁。
强调享受生活的权利，是现代观念，以此观念去批判中世纪西方的禁欲主义和东方的以维系天命纲常为目的的明代禁欲理学是对的、进步的。但即使在现代社会，享受生活的权利也并不等于无节制的纵欲。
恰恰相反，享受生活更重在对生命的珍重。因此，我们在批判明代理学对人的正当生活欲求无情遏制时，不能把人的纵欲行为说成是积极的、进步的、合理的，否则，就等于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否定了我们自己作为人的意义。强调个性的解放，褒扬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不能等同于颂扬娼妓和一夫多妻行为以及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伦理的行为。否则，悖论的价值观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使新的文学和新的文明陷入到一个新的否定怪圈之中，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不利于人自身合乎规的发展。这不妨看做是由《金瓶梅》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引发的更有意义的讨论。
欣欣子在他的序中，把这种哲学命题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故事也把哲学命题演绎得十分深刻和生动，我们再认真地读读穿插于书中故事的那些在现代读者看来不耐烦读的诗词，实际上大部分都是表达平民百姓观念道理的打油诗、顺口溜，我们应该认识到通俗后面的深刻与丰富。 五、从政治态度上看，小说以平民百姓的视角，通过对政府官员故事讽刺性的叙述和评价，表明了平民大众对政治的鲜明看法
《金瓶梅》是一部长篇世情小说，长篇世情小说反映的是现实，很难避开政治。问题在于反映什么政治和如何反映政治。
在作者的创作中，在接受者的肯定中，作品的形象和故事实际上就成了作者和接受者的态度。
我们说《金瓶梅》表现出来的平民政治态度，就是根据作品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及其审美效果来实现的。
《金瓶梅》有很丰富的政治描写，它主要是通过平民百姓的视角，看西门庆与众官员的关系，看西门庆自己的政治生活，看官场的种种状态，生动展示了平民大众的政治表态。
作品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和当时许多小说反映的差别不大，那就是对贪官、庸官、昏官、坏官的不满，对勤官、清官、廉官、好官的期盼。深一步讲，也有对由这些人数众多的贪官、庸官、昏官、坏官构成的腐败堕落的官僚体系的不满。
作品有一种十分明确的政治态度，那就是皇帝没有问题，官员却没有几个是好的。这种态度，或者说是倾向，与《水浒传》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在明代乃至清代，“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态度是平民百姓的常见的思想倾向。在当时的社会条件、生产条件和思想认识水平下，平民大众既不可能去认识皇帝，也不可能去反对皇帝，甚至不可能去推论上天派来管理百姓的皇帝。而官员，却是他们有可能接触的管理者。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很少有人会去从制度层面找原因，往往是从官员的品德、人格去追究，从官员的作为上去批判。一旦这种观察和追究在官员个人的量上和官僚群体的量上不断累加，就会构成对整个官僚体系的追究与批判。这样来看平民大众的政治态度，更为客观和现实。整个一部《金瓶梅》，数十名各级官员中，除了一位半位，几乎没有一个是平民认定的勤官、清官、廉官、好官。所谓的“一位”是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他坚决参劾包括西门庆在内的一帮有“贪鄙之行”的“不职武官”，而且敢与蔡京争论。但是这样的官员不容于朝，不仅参本根本就到不了皇帝那儿，自己反遭暗算，先黜为知州，再遭冤狱，除名流放。（第四十八、四十九回）另“半位”是“极清廉的官”东平府府尹陈文昭，说他好的“一半”，是因为在审查武松杀李外传命案时，发现其中另有隐情，要再审案犯，改判此案，这人有正义感，不糊涂；说他不好的另“一半”，是因为由于自己是蔡京门生，奈西门庆等人上下打通，蔡京下书说情不何，只好将正义做了人情，不再重审，只是把武松的死罪免了，刺配充军。（第十回）勤官、清官、廉官、好官少，昏官、庸官、贪官、坏官多，书中官员形象的道德结构就是平民大众政治态度的表现。
第十八回，来保上东京跑关系，为西门庆解脱党案。来保的机敏当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关键还在于杨提督与蔡太师的关系，在于“白米五百石”的揭帖，才有蔡攸给李右相的条子，才有李右相把“西门庆”改成“贾庆”，让西门庆脱了干系。
中央朝廷重臣竟然如此把重案当儿戏，随意卖人情得实惠，政治之清与浊，可谓一目了然。此后，官员们的故事，官场上的故事，都是这条路子走下来。西门庆为蔡太师送礼，礼的价值之重，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蔡京也不好意思。蔡京不仅让平民布衣的西门庆当上了从五品的山东提刑所理刑，最终竟接纳成了自己的干儿子；西门庆与蔡状元即后来的两淮巡盐御史蔡蕴的结识，与监察御史宋乔年的交往，付出不仅是金钱，也有真情，西门庆真是倾情付出，于是西门庆所得之好处不只是金钱，还有官场上的袒护和支持。在全书中，西门庆与各类各级官员的交往，从当地的地方官员、皇庄太监到路过的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纷纭不绝，大多是吃喝玩乐，礼尚往来。虽然既平常无奇，也合乎人情世故，但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官官相依，同僚相护，你攀我援，你踩我踏，有益即依，无利不护。“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这就是平民百姓观念中所反对的腐败官场，是平民大众鲜明的政治态度。如何来反映平民大众的这些政治态度？作品采用的是平民百姓最常用的手法，那就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量地采用了讽刺幽默，使形象生动，也使小说好看、好读、好听，当然，也可以使作者和接受者的感情得到痛快的宣泄。在对官员政治作为的描写之中，有很多是带有讥讽特征的。蔡京受礼受到了不好意思的程度，于是随手拿来皇帝给的几张空白札付，送给了西门庆和他的家人；李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于是便把西门庆放过了；蔡状元嫖宿西门庆家，一夜风流占尽，对西门庆感恩再三，竟说出了“倘我后日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宋御史见西门庆家八仙捧寿鎏金鼎做得奇巧，夸奖不已，说是想买，只是买不到，旁敲侧击，设法索取；等等。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西门庆这位“官员”的描写，从得官到做官，再到升官，传奇中有自然，自然中有传奇。传奇是让读者有悬念，好读；自然是说明司空见惯，让人们认识到是人物所处时代的一种政治腐败的必然。西门庆当官，出乎包括西门庆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
一个因莫名其妙而当官当得措手不及的人，连官服都准备不及，又怎能准备得及当好官差坐好官位？书信邸报都看不了的西门庆，怎能办案理刑（后来又升为掌刑）？偏偏就是这个西门庆，就有胆量上岗当差，而且连审数案：韩道国家叔嫂通奸案、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盗用皇木案、薛姑子藏奸案和苗青杀主案。西门庆上岗上班，真是认认真真，但是他的道性、德性放在那里，无一桩案子不是给人以笑柄的，连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等妻妾都多次当面或讥讽、或劝教他。西门庆自己的官位来非正道，还能为自己的亲朋好友谋官求职，其手段也就好不到哪里去了。而偏偏就是这个西门庆，就能进入到蔡京的小圈子之中，就能得到朝廷的奖励，就能够一路绿灯，不仅自己官场顺利，连带他所荐之亲朋好友也能够升迁如意。作品中的这些浸透了讽刺意味的人物及其故事，是不是都是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平民大众通过人物和故事来表明对政治的看法，它们不仅通过人情世故来暴露腐败的政治，而且还通过幽默的取笑，不仅笑西门庆，也会笑给了他实权的蔡京和朝廷，来表明自己对这种政治所持的批评和反对的立场。
综上所述，《金瓶梅》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特征是平民文化。
从经济活动上看，它是16世纪中国运河经济文化的产物，体现出中国东部地区民众生存发展的丰富内涵；
从宗教意义上看，小说生动而又十分丰富地展示了民间宗教的活动场景与信仰状态；从哲学思想上看，它以各种方式阐述了民众的人生态度，尤其是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的关系；
从政治态度上看，小说以平民百姓的视角，通过对政府官员故事的讽刺性叙述和评价，表明平民大众对政治的鲜明看法。
正因为《金瓶梅》具有如此丰富和生动的平民文化内涵，它才能不仅生动地再现出中国东部地区在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成为人们了解16至17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而且标志着中国小说对现实平民百姓命运的关注，成为明代后期社会平民文化意识成熟的重要文本。
注 释：
①陈东有《金瓶梅与运河经济文化》，《萍乡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卷，1990年第四期复印；又见陈东有《再论运河经济文化与〈金瓶梅〉》，《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②（明）王《临清州治记》，见民国二十四年《临清县志》。
③《明实录》弘治二年正月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文章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本文由作者 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南昌大学学报》，2006，第2期。后收入《陈东有<金瓶梅>论稿》，2014，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东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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