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卷首有[行香子]词四首[①]，自魏子云、梅节、徐朔方等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关注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撰文探索其来龙去脉及研究其与小说、作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2016年10月，在第十二届（广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杨国玉先生提交的论文《<金瓶梅词话>卷首[行香子]词源流琐考——兼及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系初刻本新证》一文[②]，列举了元、明、清三代中刊有[行香子]词的十六种文献，最为详细地梳理了它的源流与比较了它们与《金瓶梅词话》所引的异同。在载录《金瓶梅》四首[行香子]词的各种文献中，天启四年（1624）初刊本《福寿丹书》属于最为特别的一种。二者相较，有着惊人的一致：同样无词牌，无作者，次序也一样，甚至如上文简要校勘中所述，明显的讹、夺亦完全相同；区别仅仅在于：《金瓶梅》称“词曰”，《福寿丹书》则题《自乐词》；另有两字之差[③]。二者之间可谓毫发毕肖，何其相似乃尔！《金瓶梅》四首[行香子]词中的误字，与正文中的大量误字一样，大都是由底本中行草形讹所致，这是万历刊[④]《金瓶梅词话》的“特色”。因此，这些误字原原本本地出现在《福寿丹书》中，只能说明一点，即《福寿丹书》中的这四首词不是出自另外的一部什么书，甚至也不是来自《金瓶梅词话》抄本，而是直接抄录自《金瓶梅词话》刊本。至于《自乐词》，只是编者龚居中为本来无题的四首[行香子]自取一个题目罢了。正是在这基础上，他推定：“从（《福寿丹书》）敖祜序作时间天启四年五月上旬至少上推二、三年，这与《金瓶梅词话》的最早刊本的面世时间已非常逼近。这也就是说，龚居中据以抄录四首[行香子]词的《金瓶梅词话》刊本与沈德符、薛冈所记的《金瓶梅词话》的最早刊本实际上应是同一种书，即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
另据现存的几部《金瓶梅词话》系同版，“没有迹象显示这个本子曾经刊刻过第二次。因此，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仅是《金瓶梅》的初刻本，也应是惟一刊本。”应该说，他的结论是与我在2008年10月出版的《金瓶梅讲演录》中的第二讲《<金瓶梅>的问世与版本》中的第一、二、三节所讲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至天启初年完成刊印工作，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新刻”即是初刊，而不是重刊[⑤]。杨先生与我不同的是，他的立论主要依据，是运用了新发现的天启四年序刊的《福寿丹书》，认为书中的《自乐词》就是来源于《金瓶梅词话》卷首的[行香子]词。与杨国玉先生的立论不一样的是，最近读到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上的发表的杨琳先生的《<金瓶梅词话>刻印于天启之后新证》一文。该文也是运用了他“最近发现”的《福寿丹书》的同样材料，却是倒过来“新证”出《金瓶梅词话》卷首四词是抄自天启4年《福寿丹书》的《自乐词》，而不是如杨国玉先生所说的《自乐词》出自《金瓶梅词话》，从而得出的结论也相反：《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4年以后，用他的话来说，即“传本《（金瓶梅）词话》刻印的上下限确定为1625—1644年之间”，也就是在天启5年至崇祯末年之间。
诚如杨琳先生说的，目前关于《金瓶梅词话》的刊印时间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所谓“万历说”，实际上并不如杨琳先生所说的“占上风”，而都是据东吴弄珠客序署“万历丁巳年”而简单的沿用而已，好像未见过像样的论文来论证过这个问题。倒是说印行于天启、甚至至清代的论文有一些。我是主张《金瓶梅词话》“刊刻在万历末至天启年间”的。我的论证是用了三条外证和一条内证。三条外证是分析了当时谈到《金瓶梅》刊刻的三个人的三句话：一是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此跋当写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后，因这一年袁中郎曾写信给他要书：“《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此跋收在谢肇淛的《小草斋集》中。该集卷首叶向高序作于天启丙寅（1626），故一般说来，谢肇淛到此时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二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曰：“……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療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篋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马仲良“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时由冯梦龙开始怂恿书坊刊印，未果，但“未几时”，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是个不确定说法，又我们无法考定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具体时间，只是知道当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宁知府之后，因为文中提到“邱旋出守去”一语。换句话说，多数是写在天启年间。三是薛冈的《天爵堂笔馀》卷二说到“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从薛冈的这段话中，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从“往在都门”万历二十九、三十年间（1601-1602）到 “后二十年”，当在天启一、二年间（1621-1622），换言之，这个初刊本当在天启年间收到；第二、从字里行间来看，薛冈于“后二十年”看到的《金瓶梅》与当初从文吉士那里看到的“抄本不全”的《金瓶梅》没有什么两样，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应该说是一致的。至于有人认为，薛冈在这段话中引了东吴弄珠客的一段话，以此来证明他前后读到的是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而不是词话本系统的。这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1986至1987年，笔者和鲁歌先生一起进行了一项繁琐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汇校一遍，发现这个词话本为避皇帝名讳，改字的情况很突出。我们统计，从第14回到61回，刁徒泼皮“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62、63、77、80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由此可窥，从第62回起，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历九月初六日以后。[⑥]在马征先生的文字后，我接着说：
这一事实，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
假如这一百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所以正文中“强奸了常娥”之“常”字还没有避讳，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⑦]
我的这些论证，现在杨琳先生看来，“都是没有多大证明力的”。他回避了有关薛冈《天爵堂笔馀》的一条论证[⑧]，而是选择了其他二条相对宽泛的外证和一条内证来一一分析的。的确，我的论证是有粗糙之处，特别是第一条外证与一条内证，但杨琳先生的分析还是可以讨论的。
谢肇淛说“此书向无镂版”的时间，我当时是用了最宽松的上下限时间。对于上限，我是用了袁中郎借十分之三书给谢肇淛的时间，说是“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后”。
这比之马泰来先生用稍后丘志充借十分之五书给谢肇淛的时间“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616—1617）间”前了十年。应该说马先生因此而他认为谢肇淛写跋的时间“约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⑨]更为确切。万历四十八年也就是泰昌元年，这比我用袁中郎借书给谢肇淛的时间更向后，实际上更符合我要论证的《金瓶梅词话》刊印于万历末年至天启初年的推断。至于下限，本是据谢氏去世或收有这篇《金瓶梅跋》的文集问世的年限来考察，都是有可能的。谢氏写定《金瓶梅跋》后，过四年“天启甲子（四年，1624年）冬入觐行至萍乡卒于官舍”，比较突然[⑩]，假如已知《词话》镂版，也是来不及修改的。况且当时他可能也无编集的想法，故也不会去考虑修改的。但过几年后由谢的亲戚、好友徐【火勃】、叶向高辈帮他整理文集出版和写序时，应该还是存在着《金瓶梅》刊本未曾面世，或已面世而徐、叶辈尚未见到，或他们已见镂版而未改跋语的三种可能，话是不能说死的。正因为谢说的“此书向无镂版”话，我们毕竟是见于出版的文集，所以用文集的序的时间来说明其书下限，还是存在着一种可能的，怎么能说“扯不上”关系呢？当然，我这里只是就事论事，仅就这一句话来讨论其上限与下限的可能性，假如结合下文沈德符、薛冈等话来看，真正的下限显然应该往前推，恐怕推到天启四年以前还是合理的。
至于杨琳先生说“沈德符所谓‘悬之国门’是《金瓶梅》，没说是《词话》”，认为我是将现在普遍称作“崇祯本”的《金瓶梅》与“传本《词话》”“混为一谈”了。这显然是他缺乏《金瓶梅》流传的基本常识而作了误判。将《金瓶梅》专指崇祯本而与“词话本”的《金瓶梅词话》明确区分开来，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山西发现了《金瓶梅词话》后的事。明人在谈《金瓶梅》时基本上都是将词话本与崇祯本“混为一谈”的。《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廿公跋等，之所以一会作称之为“词话”，一会儿又称之为“传”，一会儿就直接称作《金瓶梅》，这只能说明当时的“小说”概念十分模糊，并没有将这几个概念细加区分罢了。它正像嘉靖年间有的《三国》，一会儿称之为《三国志演义》，一会儿又称之为《三国志传》，以及《水浒传》又称作《宋江演义》，《西游记》也称作《西游释厄传》一样。明代唯一在《词话》本之外，说到《金瓶梅词话》的，也是与《金瓶梅》混说的，这可见于崇祯二年的《幽怪诗谭小引》。该文一会儿说“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一会儿又说“《金瓶梅》，一部世说也”。这不但可证早在汤显祖于万历44年（1616）年逝世之前确实存在着词话本的抄本，且《金瓶梅词话》《金瓶梅》等，当时都是混说的。再说《金瓶梅》本来就是主要写金、瓶、梅三人的“传记”故事的，所以一时称它为《金瓶梅传》，当时人觉得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们是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要求古人的。且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也从未发现过这篇序为其他什么《金瓶梅》写的任何证据，也没有发现过有什么真正的《金瓶梅传》的存在。
至于沈德符说的《金瓶梅》究竟是“词话本”还是“崇祯本”，还是要看他说的：“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其赝作矣。”第三条，我引用马征、鲁歌两位有关“花子油”避讳问题的论证来作为内证，因当时没有亲自复核，的确存在问题。现在看来，《金瓶梅词话》第39回就出现了“花子油”，而到第62回之前的第61回又是用“花子由”的，所以马、鲁两位描述的过程本身是有纰漏的。不过，杨琳先生的这篇文章关注了《金瓶梅》的避讳问题，包括文章后面讨论崇祯本的问题时也涉及了避讳问题，倒是值得重视的。在杨先生的启发下，我翻检了一些明代通俗小说，看来它们对于避讳大都是漫不经心的。比如刊于万历20年的《水浒志传评林》、38年的容与堂本《水浒传》及42年的袁无涯本《水浒传》都没有避万历皇帝朱端钧的“钧”字。这或许与明代前期大都不太注意避讳的风气有关。但到天启、特别是崇祯年间，避讳问题就强调了，胡适当年就注意到“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日知录》卷廿三）”，所以，刊于崇祯14年的金圣叹刻的《水浒传》“处处严避明朝皇帝的名讳，可以说是明末刻书避讳的一种样本或范本”[11]。的确，金圣叹将“常”、“由”、“校”、“检”等字基本上都改成了“尝”、“繇”、“较”、“简”等了。但是，假如要学杨琳先生那样找一些例外来，还是不难捞到一些漏网之鱼的。胡适当年就注意到了“全书用‘钧旨’‘钧帖’凡几十处，如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七、卷二十一、卷二十二，都不避讳换字。这一点颇不可懂。”[12]事实上，此书“钧”字不避讳的共有31处之多。其他如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的“厚”字，全书就出现了16处；明穆宗朱载垕的“载”字更有40处之多。这些皇帝或许离金圣叹时代略远些，相对放松还可强作说明的话，那明光宗朱常洛的“常”字，金圣叹小心翼翼地改成了192个“尝”字，却在第29回还是有“常言道：众人好度，人难度”，第35回也有“李俊往常思念”，未避讳。朱常洛的“洛”字，在第36回也有“小人祖贯河南洛阳人氏”的文字。
作为避讳的“样本或范本”尚且如此，其他明确在崇祯年间刊行的小说既注意用“简”“捡”等来避讳的同时，也还是可以摘出相当数量未作避讳的例子，如刊于崇祯五年尚友堂的《二刻拍案惊奇》卷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会分》有“忙忙未及简勘”句，
卷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有“简出贡生赴京文书”句，卷十三《鹿胎庵客人作寺主，判溪里旧鬼借新尸》有“区处家事，简较庄租簿书，分毫不爽”句，这三句中的“简”字都应是避讳，但同书卷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有“这是二哥欠检点处”，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有“可检他来算”，都是不避讳的。另外如刊于崇祯年间的《型世言》第2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国法》有“况且到那捡验时，如今初死还好”，第13回《击豪强徒报师恩，代成狱弟脱兄难》有“买求银两，尸不须再捡”等，都将“检”刻成了“捡”字，但也有如第16回《内江县三节妇守贞，成都郡两孤儿连捷》有“选了一个湖广湘阴巡检候缺”，第19回《捐金有意怜穷，卜屯无心得地》有“便箧中去检此银”等不避讳的。如此等等，难道仅仅用一些未成避讳的例外就可以反证小说中确实避讳的不存在吗？难道就此可反证这些小说不是刊行于崇祯年间了吗？胡应麟的“辨伪八法”中有一条：“核之事以观其时”。我想这原则也适用于辨真。不论考察其真还是假，我们在将各种各样的事物与现象，包括事件及器物、地名、避讳等等与时代相核时，首先当注意两种情况是否同时存在，不能只睁一只眼睛盯着一种现象，而不睁另一只眼睛注意另一种相反的现象。在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时，当更关注与发现其在这个时代中新出的、特有的现象呢，还是抓一把前后时代都有的现象来比对更有价值？一部疑似刻于天启、崇祯年间的书，当出现了避“由”“检”等讳的现象，又同时存在着不避讳的现象，我们的兴奋点当放在哪里呢？难道在天启年前或清代以后会避天启、崇祯的讳吗？上面这些文字只是回应了杨先生批评我的一些意见，提出来讨论，至于杨先生的“新证”究竟能否成立，关键还是在如何看《金瓶梅词话》与《福寿丹书》两书的关系，也即究竟是谁抄了谁的问题？
两书“都抄录自它们之前的同一种书”；《福寿丹书》抄自《词话》；或《词话》抄自《福寿丹书》。关于第一种可能，杨先生认为目前没有发现两书抄录的“同一种书”，所以是“查无实据”， “其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但这两书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下详），有可能抄“同一种书”，也有可能抄的不是同一种书，因为毕竟在元明两代流传着多种大同小异的[行香子]，在没有充分的材料证实之前，还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在下文具体讨论两书谁抄谁的问题上，杨先生为了证明不是《福寿丹书》抄《词话》，而是《词话》抄了《福寿丹书》，就将目前唯一存世的一种有“万历丁巳”年序的《词话》，在笔下变戏法似的一会儿将此序说成不是为此《词话》本写的，一会儿又说就是为这个刻本写的，一会儿又将有此序的本子新证为刻在天启五年以后了，将一本《词话》变成了两次刊刻似的。本来，学界公认的所谓《词话》就是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唯有此书卷首的东吴弄珠客序后署有“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一行字，其他有“东吴弄珠客序”的明刊本都简化成“东吴弄珠客题”了；二是唯有此书开卷第一篇序题作“金瓶梅词话序”，全书的书名及版心都刊印为“金瓶梅词话”（也有个别册的封面书名印作“金瓶梅词”者），而其他明本《金瓶梅》版心都仅刻“金瓶梅”三字、每卷卷首除个别几卷留有修改《词话》时不慎留下“词话”两字的痕迹外，绝大多数都题作“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下无“词话”两字。正因为《词话》有此两个“唯一”，故人称此书为“词话本”或“万历本”（此年序刊，不等于此年即印成流行）。杨先生为了让万历丁巳（1617）序刊的《词话》抄天启四年（1624）序刊的《福寿丹书》，除了否定万历年间时一些学者谈到的《金瓶梅》就是“词话本”外，主要就是致力于否定这本《词话》是在“万历丁巳”序刊的。为此，他就把该书卷首明明为“词话”而作的欣欣子序、明确题刊印于“万历丁巳”的东吴弄珠客序以及廿公跋统统说成“不是为刻本《词话》写的，是刻印《词话》时刻印者将前人为其他版本写的序拿来放在前面的”。
这里说“不是为刻本《词话》写的”，也就是说不是为这个丁巳年序刊的本子写的。那为哪个本子写的？这个本子不是《词话》又是什么本子呢？难道真有这个本子吗？
但接着又说“是刻印《词话》时刻印者”如何如何，那这个当下的“刻印《词话》时”又是什么时候呢？难道不是这个“万历丁巳”序刊的《词话》之外还有什么刻本刻于丁巳年吗？总之，第一步是要将“丁巳”序刊与《词话》分离开来，虚构出一个说不出名堂的或不是“丁巳”序刊的、或不是《词话》的本子。妙的是，下面文章却又反过来说：“东吴弄珠客的序是为丁巳年刊刻的《金瓶梅》写的，说明丁巳年已有刻本。”一会儿说是前人为“其他版本写的”，一会儿又承认是为“丁巳年刊刻的《金瓶梅》写的”。说为“丁巳年刊刻的《金瓶梅》写的”，实际上就是承认为唯一署“万历丁巳”年序的《词话》写的，自己否定了自己前面的说法。这不但与前面的话产生了矛盾，实际上又与后面说十年后抄《福寿丹书》的才是现在见到的《词话》，也是对不上榫的，既然十年前就刊刻了，怎么又成了十年后的“新刻”呢？总之，杨先生的基本逻辑是，先将万历丁巳序与《词话》予以分割，从而否定《词话》序刊于万历丁巳年或此年序刊的不是《词话》，然后“新证”出十年后“新刻”的才是真正的《词话》。在整个过程中，他有时面对事实，不得不承认丁巳年序刊的即是《词话》，但为了“新证”天启四后出的才是《词话》，又竭力否定丁巳年的序刊本不是《词话》，所以前前后后，充满着矛盾，把人搞得稀里糊涂。实际上，丁巳序刊本与词话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丁巳序刊本即是词话本，词话本即是丁巳序刊本，要将万历丁巳年序刊与《词话》分离开来，否定万历丁巳年序刊的《金瓶梅》不是《词话》，正像要拨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目前所知，“万历丁巳”与“词话”是密不可分的，天下就是这一部书，不可能有第二部《词话》，不可能万历丁巳刊的《词话》又是天启四年后抄引《福禄丹书》的《词话》。
比如，杨先生为了证明《词话》所附的所有序跋都是“前人为其他版本写的序拿来放在前面的”，就首先断定廿公跋是“针对《金瓶梅》抄本写的”。其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廿公跋中有一句话：“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对此，我感到十分奇怪。跋作者写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很清楚，就是对“今后流行此书”充满着希望和给予称赞，那么跋语是写在难以流传的抄本上合理，还是为即将刊行，能赖此以广为流行的刻本上更为合理呢？显然是后者，廿公正是在为《金瓶梅》刊刻的“功德无量”而赞颂的。再比如，杨先生认为《词话》有可能抄自《福寿丹书》的理由是：“《金瓶梅》一问世即被视为淫书，无论是正统的士大夫还是政府的高官，大都主张加以禁毁”，所以它的“流通肯定是不会是光明正大的，无论是流通的数量还是流通的范围都不会很大”，“作为宫廷太医院的御医，龚居中能接触到民间私下暗中流通且与医学无关的《词话》的机会应该是很小的，而他的《福寿丹书》作为养生保健方面的名著，《词话》作者倒是很容易接触到的，揆情度理，《词话》抄自《福寿丹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根据目前所见的纪录，当时“正统的士大夫还是政府高官”，从官至内阁首辅的徐阶、锦衣卫都督刘承禧，到王世贞、董其昌、谢肇淛、袁宏道辈，恰恰“大都”是赞赏此书的。现在能知道当官的公开提出禁毁此书的，恐怕也只有侯峒曾一例吧。当时的社会十分开放，“淫书”“淫具”的流通也并不认为不光明正大，春宫画《风流绝畅图》前有《引》一篇说：“《春意》一书，坊刊不下数十种。”《如梦录》“街市纪第六”载开封抚院诸署附近就有七家“淫店”，专售“广东人事、房中技术”。晚明直接描写性事的小说如《绣榻野史》《昭阳趣史》《浪史》《灯草和尚》《痴婆子传》等名目繁多。
就《金瓶梅》一书而言，流传至今的明本也有多种。看来这些都不是在“私下暗中流通”的。
当然，不论是光明正大的传播还是私下暗中流通，都不是肯定谁抄谁的必要条件，都不能证明谁抄了谁。又如杨先生说，“《词话》标称‘新刻’具备抄录《福寿丹书》的条件”，也是令人莫名其妙。不被杨先生认为是《词话》的丁巳年刻本，不是早就标名是“新刻”了吗？薛冈看到的刻本不也就是这部有东吴弄珠客序的《词话》本吗？为什么“要等十年左右的时间”再“新刻”出另一部《词话》呢？杨先生所见的“后十年左右的时间“新刻”的《词话》难道不就是十年前那本署有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的《词话》吗？或许，杨先生要否定万历丁巳年刊的不是《词话》，那只能是崇祯本《金瓶梅》了。然而，所有崇祯本的《金瓶梅》也都是标有“‘新刻’绣像批评”的呀。总之，标有“新刻”两字根本无法来判断孰先孰后的，当时凡是新刊的一种本子都是可以称作“新刻”的。在后文，杨先生又拿翻刻《词话》的《第八才子词话》来说事[13]，说“传世《词话》书名‘新刻’，刻印质量低劣”。读到此，我又十分吃惊。据我亲眼目验过入藏于台北与日本栖息堂的两部词话本及十馀种崇祯本的刊本来看，特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词话本不论是刊还是印，都是十分精美的。或许崇祯本的初刊本也是上等印品，但目前未见全本，从现存的其他各本来看，每一种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十分粗劣的，可以说没有一种崇祯本比词话本佳，所以臆想词话本“刻印质量低劣”来断定词话本在后，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杨先生关于《词话》抄自《福寿丹书》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有可能是《福寿丹书》抄《词话》吗？我看也不像，倒恰恰有可能是两人谁都没有抄谁的。我认为两书之间并不存在抄引对方的依据有两点：第一是两书之间的文字毕竟并不如杨琳先生说的“文本文字完全一样”。不错，在目前发现的元明清三代流传的[行香子]中，《词话》与《福寿丹书》的文字最为接近。这在杨国玉先生的文章中早就指出，连杨琳先生特别提出的“床”字与“耳”字是两书共同的“明显的讹误”，杨国玉先生早都作了“惟《福寿丹书》同误”的按语，并作了分析。但是，两书最为接近不等于完全相同，杨国玉先生根据排印本早就校出了《词话》第四首的“数竿竹”与《福寿丹书》中的“数枝竹”有相异之处。杨琳先生文章所附的国家图书馆藏金陵书林周如泉天启四年刻本的《福寿丹书》，应该有更好的校勘条件，却不知何故反而未曾校出“数枝竹”不同于《词话》的“数竿竹”？我想不可能是为了强说两者“文字完全一样”而故意掩盖吧？当然，有一处相异，也并不能即可断定它们间没有抄引的可能，因为也有可能在抄引时一时疏忽或有意修改所成，但至少我们不能说它们的“文字完全一样”，因而也可以认为它们双方并未将对方作为抄引对象的一种可能的存在。第二，更重要的理由是，这两部书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都有编集前人文字的爱好。《福寿丹书》本身主要是编辑前人作品成集的，《词话》也好“镶嵌”前人的作品成文。在一部《词话》中不难找到有些前人作品被反复抄引过。二是两书中有关房中、养生的内容又都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假如要抄引的话，还可抄引更多的文字。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书间可以被视作抄引的文字仅此一例！这是有背常理的。所以我认为，他们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存在，不能排除它们有各自抄引前人某一作品或相近的不同作品的可能，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类书而已。当然，或许确实不存在这类书，那结合谢肇淛、沈德符、薛冈的三句话来看，《词话》肯定早于《福寿丹书》已经刊行，所以只能是《福寿丹书》抄《词话》，而决不可能《词话》在万历丁巳年后不久刊行，之后又冒出另一部到天启四年后、乃至到崇祯末抄录《福寿丹书》成书的“查无实据”的《词话》来。
注 释
[①] [行香子]词今初见于元彭致中编集的《鸣鹤馀音》，后在流传中也有改题“自乐词”“乐隐”“乐住”“幽居自适”等不同名目，且四首排序与文字多寡也不尽相同，但多数还是沿用“行香子”名，且也基本符合[行香子]词律，故本文还是用“[行香子]词”来概称《金瓶梅词话》卷首所引的四首词。 [②]黄霖、史小军主编《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页407-444。 [③]杨文校出的二处异文是第一首：“算（筭）/美”；第四首“竿/枝”。並對排印本中將“筭”字誤作“美”字作了如下說明：“按：‘算’俗作‘筭’，《金瓶梅》即作此形，其下‘廾’形又作‘大’。同形字尚有‘弄’‘弊’等，与‘美’字极近。笔者颇疑此字在原书为俗体，并不误，乃排印本校点者误识。”杨说甚是。[④]“万历刊”三字当为作者误笔。从全文的观点来看，当为“万历写定的”更为合适。[⑤]黄霖《金瓶梅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5-29。[⑥]马征《〈金瓶梅〉悬案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87。[⑦]黄霖《金瓶梅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27-29。有的地方文字过长，作了删节。[⑧]详见《〈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页53-55。此文曾较为详细地考证了当时薛冈初见抄本的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九、三十年间（1601-1602）”，而他二十年后再见刚刊印的刻本当在天启初年。这对于考察《词话》的刊行时间，窃以为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杨先生却故意避而不谈。[⑨]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 期，页205、207。[⑩] [明]徐【火勃】《中奉大夫广西左布政使武林谢公行状》，江西省图书馆藏明天启刊本《小草斋文集》卷末附录。[11]胡适《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1947年11月14日《大公报》“文史周刊”第40号。[12]胡适《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同上。[13]《第八才子词话》原书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遗失，然知金圣叹首提“才子书”名，崇祯十四年起刊《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同时代同郡毛纶又作《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可知《第八才子词话》当也作于《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前后。据《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卷首葑溪浮云客子的《序言》与毛纶的《总论》，可知《第七才子书》刊于康熙五年（1666）。从第五、六、七才子书的内容来看，都是翻刻前人的名著并加以评点，故可知《第八才子词话》也是翻刻《金瓶梅词话》的一部作品，或另加评点。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