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现俊：《金瓶梅词话》的主旨及其表达的特殊方式

从万历丁巳( 1617年) 《金瓶梅词话》问世到 20世纪末的近四百年间, 关于它的创作主旨, 言人人殊, 有所谓“ 指斥时事的政治寓意说” 、“ 劝惩说” 、“复仇说” 、“ 苦孝说” 、“ 世情说” 、“ 新兴商人说” 、“ 性恶说” 、“ 变形说” 、“ 黑色小说说” 、“ 愤世嫉俗说” 、“ 人性复归说”等十几种。

从某种角度上看, 这固然不错, 但我认为, 《金瓶梅词话》的最根本主旨则是讽刺辱骂嘉靖皇帝, 换句话说, 这是一部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谤书。

《金瓶梅》的确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它的主旨表达和一般小说不同。

一般小说，通过对主要人物的描写来体现主旨，而《金瓶梅》则不然，它的主旨却是间接地通过对主要人物的描写反映出来的。其关键在于西门庆的原型和宋徽宗究竟影射何人。

骂武宗的目的在于骂世宗，这才是作者的真正目的。《金瓶梅》的“奇”也就“奇”在这里。

作者使用的艺术手法的确是很高明的。那么，《词话》的作者是如何将两者联系起来的呢？

试析如下：

西门庆的正妻吴月娘所生的儿子叫孝哥儿，这是一个暮生儿。

《词话》第七十九回写西门庆死的同时，吴月娘便生了孝哥儿。

西门孝哥儿这一名字在小说十五个回目中出现过，虽然作者不曾写他有什么活动，但他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开始都是奶子如意儿抱着他露面的，《词话》最后一回写吴月娘因金国侵犯，“领着十五岁孝哥儿”，恓恓惶惶，男女五口人前往济南府逃难。

 这是突兀之笔，孝哥儿一下子变成了十五岁，真是“小说家言”。

 孝哥儿、吴月娘等人在半路上遇见了普静和尚，把孝哥儿“度脱”了。

普静对吴月娘说：“当初你去世夫主西门庆，造恶非善。此子转身托化你家，本要荡散其财本，倾覆其产业，临死还当身手（首）异处。……”

 接下去写孝哥儿还睡在床上，“老师将手中禅杖，向他头上只一点，教月娘众人（看），忽然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

 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身。

 月娘养活孝哥儿到十五岁，被普静“幻化”而去，法名唤做“明悟”，“化阵清风”，作辞月娘而去。

从作者设计的意图来看，孝哥儿显系一个“幻化”的人物。

 何谓“幻化”？简言之，所谓“幻化”就是变化、奇异地变化的意思。

    《列子·周穆王》：

          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

      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幻。……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与学幻矣。[②]

 幻化也是一个佛教用语。

《景德传灯录》卷三十《一钵歌》：“也曾策杖游京洛，身似浮云无定着。幻化由来似寄居，他家触处更清虚。”

 虚幻不实、变化无常，即万物了无实性，这是佛家对万事万物、人身人生的认识。

 通俗地说，作者在《金瓶梅词话》中所谓的“幻化”，实即佛教中所说的“转生”、“生死轮回”的意思。

孝哥儿的幻化，还不是说去当和尚，实质上是“转生”、“转化”了。

 “转”成了谁？转成了明世宗朱厚熜。

 朱厚熜是十五岁时登基的，孝哥儿的“幻化”也恰好是十五岁。设计这样一个年龄，目的就是用来影射嘉靖。

 明武宗和明世宗都是十五岁时登上皇帝宝座的，作者也让孝哥儿在同样的年龄幻化，显然是用心良苦，有针对性的。

 这里涉及到孝哥的年龄问题。按西门庆死，孝哥儿生，是在同一个时间，纪年为宋徽宗重和元年戊戌（公元1118年）。

 《词话》写到宋钦宗靖康二年丁未（1127年）止。从1118年到1127年不过十年，可第一百回却写的是“领着十五岁孝哥儿”，许多“金学”研究者指责此处不合情理，属于明显的漏洞。

 殊不知，这是作者的有意安排，而绝不是作者的疏忽大意，这就叫“幻化”，奇幻莫测的变化。

 如果你硬要依据常理去辨析这一问题，反倒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换句话说，如果让孝哥变成十岁，这个人物就成了“多余”的人，没有任何意义了。

孝哥儿的年龄，很有点像现代的模糊数学，在叙述中，模糊与精确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模糊之中有精确，

 精确之中搀杂着模糊，或者说是多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往往蕴含着变化的因素。

 作者是借孝哥来诅咒嘉靖帝的，最终也要叫这位“皇帝”掉下脑袋，虽然是种虚幻的结局，但复仇的心理总算得到了平衡。

 你看吴月娘在梦中的情景：云离守大怒，骂到：“贱妇，你哄的我与你儿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杀不得你的孩儿！”

 向床头提剑，随手而落，血溅数步之远。月娘见“砍死孝哥儿”，不觉大叫一声。却原来是南柯一梦。

借武宗骂世宗，《金瓶梅》的作者巧妙地缝缀了一条联系的“纽带”，这条纽带是什么？

 就是上面提到的孝哥儿。通过孝哥儿这条纽带，借武宗骂世宗的答案，就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你的面前。不然的话，说指着甲来骂乙，总是没有充分的根据。

这个奥秘的极巧妙处还是在于孝哥的年龄。上文提到，孝哥儿是个暮生子，西门庆死，孝哥儿生，一头是呜呼哀哉，一头是呱呱坠地，时间为宋徽宗重和元年戊戌年，即公元1118年。

 按十二生肖来说，戊戌年是狗年，孝哥儿的属相当为狗。孝哥儿通过幻化，“转化”成了明世宗。

 孝哥儿属狗，明世宗自然也就是“属狗”了。狗有了“定性”，作品骂的对象也就对准了标的。

借武宗骂世宗，世宗这一头算是落实了。武宗呢？还得从年龄上来寻找答案。明武宗的生辰，《明史》上没有说，但《武宗实录》卷一却记载得非常清楚：

武宗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宏文思孝毅皇帝，讳厚照，……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③]

 弘治是明孝宗的年号。

 弘治四年，查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为公元1491年，这一年的干支是辛亥。

  戌狗亥猪，可见明武宗朱厚照的属相是猪。“猪”也有了，“狗”也有了，《词话》的作者又是怎样把这二者联系在一起呢？

 请看作者绝妙的设计：

 《词话》第十一回：“那春梅只顾不动身。金莲道：‘你休使他。有人说我纵容他，教你收了，俏成一帮儿哄汉子。百般指猪骂狗，欺负俺娘儿们使。’”

作品第一次出现了“指猪骂狗”这个词。

 《词话》第二十五回：“金莲道：‘你有甚事，只顾说不妨事。’来兴儿道：‘别无甚事，叵耐来旺儿，昨日不知那里吃的稀醉了，在起边大喓小喝，指猪骂狗，骂了一日。’”

这是第二次出现“制猪骂狗”这个词。

“指猪骂狗”在《金瓶梅》中具有特殊的含义，“猪”就是明武宗，因为他生肖是猪；“狗”就是孝哥儿，因为他的生肖是狗，同时也就是明世宗，孝哥儿经过“幻化”，变成了这位帝王。

 “指猪骂狗”的内涵就是借武宗骂世宗，它是把二者拴在一起的纽带。

《词话》的作者在众多的人物中添了一个孝哥儿，让他的属相是狗，真正的用意就在这里。

 借武宗骂世宗，在小说中就是借西门庆的形象来骂世宗。西门庆有一妻五妾，这一妻五妾也是有来源的，没有写成六妾或四妾，作者多方影射，人物、情节的设计都是为表达主旨服务的。

 查《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九月，辅臣建议，“慎选贞妃，以充妃嫔，用广嗣续”，因此，一天之内就进封了五位妃子。

 而《武宗实录》没有同日封“五妃”的记载。《词话》为什么写西门庆有五妾，这不是明显的影射吗？ 

明武宗是“猪”，“猪”“朱”音同，“朱”又是明王朝的国姓，所以明武宗特别忌讳“猪”，

 《明武宗实录》载，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上至仪真，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是岁仪真丁祀，有司以羊代之。”[④]

 《词话》的作者“指猪骂狗”，还不是单单抓住明武宗属相是猪，而是还有如此的史实根据。你越忌讳“猪”，我就越拿“猪”来开刀。

    作者设计孝哥的年龄属相或许还有更为深层的寓意。因为据《世宗实录》载，朱厚熜生于正德二年丁卯年，属相为兔，而孝哥属狗，用老百姓的传统话语来说，这叫做“狗撵兔子”。

 《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借宋徽宗骂明世宗，使小说的主旨达到了明朗化。

 宋徽宗和明世宗的相似有如下五个方面：

二人都崇尚道教；都好舞文弄墨；都缺乏治国能力，朝政腐败；都有禅位于太子的举动和念头；二人的帝位都是兄终弟及的。

以宋徽宗比明世宗，不但从作品本身能够看出来，而且从历史事实中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明世宗统治时期，许多人都说他像宋徽宗，明世宗自己也非常清楚这种说法。

 嘉靖三年十月，六科十三道赵汉、朱衣等，交章弹劾给事中陈洸之奸。

 御史蓝田上言：陈洸本来是（礼部）尚书席书之党，席书以自己资望浅，躐等上升，因此交结陈洸等，作为羽翼，植私市权，罪恶暴著。席书曾经上疏陈时政得失，把皇上比成是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

 嘉靖像宋徽宗，在他登基才三、四年，人们就看出了这个问题。

 嘉靖二十一年十月：

癸未雪，百官表贺。上报曰：……朕为民祈祷，非梁武、宋徽比。卿等宜益竭忠诚，上承帝眷，庶不负朕保民之意。[⑤]

 这真是不打自招，欲盖弥彰。明世宗是个宋徽宗，他自己也清楚自己。

 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三十二年正月，《实录》上都有把他比做宋徽宗的记载。

 现在的问题已经很清楚，如果明世宗没有宋徽宗的行迹，为什么臣民说他是个宋徽宗，他又何必不止一次加以掩饰呢？

 “与宋徽、梁武大不同”，的确有不同，朱厚熜崇奉道教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赵佶比他，恐怕是“自愧不如”的。

 我们说《金瓶梅》是借宋徽宗来骂明世宗，这里我们引了《实录》中的四条证据，证明明世宗就是一个宋徽宗，别人说他不算，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作为证据来说，还有比这更有说服力吗？

宋哲宗赵煦死后无嗣，由其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明武宗死后也无嗣，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都是“兄终弟及”。

 宋徽宗生前禅位于儿子赵桓（宋钦宗），明世宗虽然没有这样做，但产生过这样的念太：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父子得罪去位，朱厚熜“意忽忽不乐”，对大学士徐阶等说，欲传位，退居西内，专祈长生。

 徐阶等极言不可，于是作罢。宋徽宗统治时期，任用蔡京、童贯等人，贪污横暴，吏治腐败，穷奢极欲，掊克下民；

 农民起义，金国入侵，北宋灭亡，当了俘虏，死于异域。

 明世宗在位期间，深居内宫，二十余年不见朝臣，重用严嵩等，也是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赋役苛重，帑藏匮竭；南倭北虏，终无宁岁；虽不是亡国之君，但危机四伏，也是灭亡的前奏。

  我们再结合《词话》中的具体描写，看看作者是如何借宋徽宗来骂明世宗的。

 作品中这样的描写非常多，如第一回、第十八回、第七十回、第七十八回等等。

 但最集中、最强烈、最明显的，莫过于第七十回“提刑官引奏朝仪”中的一段：

这帝皇果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若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

明世宗笃信道教，自称是“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通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见《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传”，又见《弇山堂别集》卷六、《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

 “帝皇”就是“帝君”。

 《尔雅·释诂上》：“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郝懿行《义疏》云，“《诗》‘有皇上帝’，毛传：皇，君也。”[⑥]

 “帝皇”是“帝君”的对译，正是对着明世宗来说的。宋徽宗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是“皇帝”而不是“帝皇”，颠倒一下，意思全变。

传统上都把《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看待，这固然不错，但《金瓶梅》把矛头指向了嘉靖帝，则显然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的，

 也就是说，它的指向不仅在于“世情”，而且还指向了最高统治者。

如果把它仅仅视之为“世情小说”，那会大大降低它的社会和文化批判价值的。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文艺研究》，2003，第2期。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