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金瓶梅》和《红楼梦》
从中国文学史上爱情题材的发展来看，继《西厢记》《牡丹亭》之后，《红楼梦》取得封建时代文学所能到达的最高成就，以致它不为爱情题材所局限，成为当代社会现实的广泛而深刻的史诗式的反映。
然而前两者是戏曲，后者是小说，体裁不同，语言有别，在艺术技巧上的先后借鉴受到较多的限制。
《红楼梦》还不及问世，脂砚斋就指出它和写定于一个半世纪前的小说《金瓶梅》的关系。
这两部书都是剥削家庭的兴衰史，都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不厌繁琐地写到庆寿、出丧、斋醮、病痛、嫁娶、起居、饮食等细微末节，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后来不少评点者和研究者都对此有所论列。
（清）曹雪芹 无名氏 著
《金瓶梅》是十七世纪初以家庭和商业城市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新颖作品。
在它之前，《三国演义》以半传说半真实的帝王将相等统治阶级头面人物为主角，《水浒》则为传说中的农民起义英雄作写照，《西游记》写的是神怪，《封神榜》则是大半传说小半真实的帝王将相和神怪的混合。
这些作品借用帝王将相、英雄和神怪的形象曲折地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愿望。
一般劳动人民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未被长篇小说采用为作品的题材。他们限于作短篇话本的主角，在长篇小说中却只能当配角。
尽管《金瓶梅》所刻画的劳动人民多半是被扭曲的不真实的，但毕竟是对传统的突破，理应在文学史上记下一笔。
《红楼梦》以一个封建大族及其周围内外不少下层人物的真实生活为题材。
即使其中的王公贵妇、高官显宦，作者所渲染的也不是他们头绕光环、身处彩色聚光灯下的显赫气象，而是卸装后在后台的真情实景。
《红楼梦》在现实主义地描写各阶层人物，特别是下层人物的日常生活时，跨出了难能可贵的一大步，没有《金瓶梅》的已有成就作为它的起点是难以想象的。
绣像本与词话本
《金瓶梅》所描写的人物和生活风习特别和商业城市有关，他们的生活方式、享受、娱乐、恋爱婚姻观以至伦理道德观念，无不带有明代嘉靖、隆庆之际新兴市民阶层的烙印。
后出的《红楼梦》反而以封建大族的家庭生活为题材，较少地涉及荣、宁二府以外，这和明代以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在清朝统治下重又萎缩有关。
虽然《红楼梦》所描写的社会生活偏于地主阶级上层，它所描写的下层人物却已经从《金瓶梅》不时所施加的歪曲和丑化中解放出来了，这是小说艺术中现实主义的一大进展。
在《金瓶梅》之前，《三国演义》如同它书名的后二字所提示，小说只就历史事实依次敷演或铺叙，说不上严整的结构。
《水浒》如“武十回”“宋十回”等大段构成所表示，全书可说由若干较短的英雄传奇联缀而就，缺乏有机的组织，缜密的安排。
《西游记》则因大闹天宫和取经途中七十二磨难使人感到前后两截，天衣有缝。
以上作品都有人所莫及的独到之处，然而他们所采用的小说艺术手法比较原始。
明清四著
旧小说评点家所说的层峦迭翠法、山断云连法，或所谓人物影子、情节伏线，都和小说的艺术结构有关。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逐日献艺的章回话本容易形成单一线索的简单延伸。
象《金瓶梅》那样结构严密，浑然一体，可能和它起源虽早而写定则在话本小说的最迟、最成熟的阶段有关。
《红楼梦》是个人创作，不受章回逐日分解的限制，苦心孤诣，惨淡经营，又比《金瓶梅》更进一步。
脂砚斋不仅是《红楼梦》最早的评注者，他的某些意见在写作过程中曾为曹雪芹所采取或重视，他在评及《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时，曾特别强调后者对小说情节结构的重视。
《红楼梦》第十三回贾珍为亡媳秦可卿采购名贵棺木一段，显然和《金瓶梅》第六十二回两小段、第六十四回一小段雷同。
脂砚斋的批语是“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原批抄本误作壶)奥”。
壸奥，比喻作品的独到之处。否则，一处小小的细节描写不管仿效得多么巧妙，甚至超过原作，也没有多大意义。
曹雪芹把采买棺木一节组织进秦可卿之死的事小而意境阔大的场面里，意在借此观察并刻画种种人物在这特定环境中特定反应：
凤姐梦见死者前来诀别，以贾府的后事和远虑相叮嘱；
贾宝玉听了凶信，心中似戳了一刀，吐出一口鲜血；
尤氏正犯胃气痛旧疾，既有隐情，又为凤姐治丧作伏线；
贾珍为媳妇之死哭得泪人一般，和他父亲贾敬自以为即将升天而不在意，恰恰成为对照；
由此又引出瑞珠殉葬，宝珠在灵前作义女，太监乘机敲诈等情节；
对待棺木，薛蟠在阔绰中带有呆气，贾政则显出他的迂腐。
剪纸作品·熙凤弄权
一石落水，激起层层涟漪，自近而远，久而不尽。
秦可卿之死一时成为人们活动的枢轴，种种世间相的焦点，而真正的意义不在它本身，而在于“个个皆到”，这才是脂砚斋所说《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的真谛。
《金瓶梅》第二十五、二十六回来旺儿女人的故事同《红楼梦》第四十四回鲍二妻的遭遇相象，她们都为了同主人（一是西门庆，一是贾琏）私通，得罪于泼辣的妻妾（一是潘金莲，一是王凤姐），因而自尽。
《红楼梦》着墨不多而恰到好处，作者善于精工刻镂的铺叙，而尤其善于在笔墨疏朗处以至空白处传神，有余不尽，意在言外。
《金瓶梅》则浓盐赤酱，淋漓酣透，极尽形容刻画之能事，不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
这一特点显然和词话的说唱艺术有关。
脂砚斋又在《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冯紫英请酒行令一段批云：
“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
指的是《金瓶梅》第十二回。
两者除宴席上都有妓女并作调笑外，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金瓶梅》第五十二回潘金莲扑蝶和《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宝钗戏彩蝶》倒有更多的关连。
（《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二回）
剪纸作品·宝钗扑蝶
（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十七回）
《金瓶梅》描写潘金莲和她名义上的女婿陈经济调情打俏，并借此在后文展开了他们妻妾间的倾轧；
《红楼梦》则使人亲临其境一样听到知心少女的窃窃私语，一往情深而又精细警觉，窥听者则比她们更深于知人处世，而又有别于成年妇女，逼真到象某些真人的行事一样引起人们的议论：是有意嫁祸于人呢，抑或只是保全自己所需的无害的狡狯？
崇祯本《金瓶梅》插图
《金瓶梅》这一段善于以琐细的情节显示人与人之间的纠葛；《红楼梦》的一段则以古代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大段心理描写而见长。
然而两者有明显的文野精粗之别。前者如同一支动人谣曲，没有按照和声、对位的复杂技巧加以展开，后者则如出自名家手笔的工力深厚的奏鸣曲。
从艺术技巧和文学语言来看，这样的比拟尤其贴切。两个情节最相似之处是窥见别人隐情的人故意高声呼唤以示自己初来乍到并未有所窃听。
但《金瓶梅》所写“陈经济这里赶眼不见，两三步就钻进去山子里边”，不足以点明当时情境，容易为读者疏忽。
描写不醒目，形象不鲜明，和含蓄或有余不尽的艺术风格不可混为一谈。
李瓶儿“猛叫道”，怎样和偷情的特殊情景相适应，写定者未作进一步努力。
潘金莲说汗巾子已悄悄地递给她了，那她片刻前的问话：“陈姐夫与了汗巾子不曾？”岂不是露出自己在装假。
潘金莲灵牙利嘴不下于《红楼梦》的王凤姐，何至于这样笨拙？
艺人口中的词话决不容许这样一些破绽，毛病出在《金瓶梅》写定者的笔下。
他不是对诗文词曲之外的白话文不太熟练，就是在此等处并未认真留意。
徐朔方 著
《金瓶梅》和《红楼梦》在表现技巧和文学语言上的差距之所以产生，既和两书在相隔一个半世纪中白话文学的整个水平在不断提高有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它们不属于同一类型的作品：
一个是民间词话的写定，写定处于记录整理和创作之间；一个是伟大作家曹雪芹的个人创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金瓶梅》的不足之处恰恰和它不是个人创作的词话体小说有着先天的联系。
现代人容易低估《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一个原因是没有想到现代人和曹雪芹的区别。
现代人进行小说创作不妨无视《金瓶梅》的存在，正如他不知道戴·赫·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不算什么欠缺。
现在古今中外的小说名著浩如烟海，然而两个半世纪以前在曹雪芹的视野里，《金瓶梅》是一不可等闲视之的存在，除它之外，还有什么题材类似的小说可以让他哪怕是作一对照呢？
《金瓶梅》名声太坏，而《红楼梦》在十年浩劫中则又捧得太厉害。两者之间的前后影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研究者的禁忌。
《金瓶梅》确实是色情小说，同样确实的它又是社会写实小说。
以前者而论，给它加以反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之类的恶名都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这些名词是否都很恰当那是另外的问题。
以后者而论，它为什么不可以给予《红楼梦》以积极的影响呢？
徐朔方 著
文学遗产的继承发展，不限于同样倾向、同样流派、同样成就的作家作品之间。
杜甫《遣闷》诗：“颇学阴何苦用心。”阴铿、何逊不过是三四流诗人。
鲁迅作品中不乏庄子的影响，而两者倾向不同，流派各异。
《红楼梦》向《金瓶梅》学习又何足为奇。它发扬前者社会写实的传统，而排斥其色情描写，这就树立了一个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范例。
（1980年8月）
本文作者 徐朔方教授
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
本文由作者哲嗣徐礼松授权刊发，原文发表于《红楼梦研究集刊》，1981年第7辑。收入《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齐鲁书社，1988年)、《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徐朔方<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