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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强:论金瓶梅对明武宗影射

金学界 金学界 2022-11-26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它的批判性、揭露性是前所未有的。
对封建礼教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对现实社会表现出的赤裸裸的揭露,其矛头直指皇权,展示出16世纪中叶中社会的风俗世情。
作者以一个小城镇,以一个发迹的商人及他家庭,拉开了中国社会黑暗的帷幕,让读者看清这是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
作者把书中核心人物西门庆塑造成当时中国昏君、贪官与不法奸商的集合体形象。
众多学者普遍认为《金瓶梅》不仅仅是一部小说,它其实具有社会的深层含义。
故此,笔者认为西门庆这个人物是有所指的,即《金瓶梅》是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影射。
 


皋鹤堂本书影



一、唯我独尊西门庆


西门庆是“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有名卖生药,放官吏债西门大官人。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近日又与东京杨提督结亲,都是四门亲家,谁人敢惹他。”(第7回)
他开中药铺、当铺、缎子铺、细绒铺,总资本九万两银子,另加家产、家什、古玩等财产不下一、二十万两银子,家产不可谓不厚;
他又勾结权贵,包庇官司,鱼肉百姓,为虎作伥,上可通天,下可触地,权利不可所谓小;他醉心色欲,奸骗妇女,耽于男风,不可谓不淫不恶。
总之,他是一个典型的无恶不做的官僚、恶霸兼巨商。
西门庆仰仗权势,无法无天,凭他一张便条,税关官员要对他的货物格外放行,三停税银只收两停;他的一句话,可以代人消灾,更改生死薄。
黄四小舅子大死人,苗青杀主,全仰仗西门庆大官人逢凶化吉。
他曾说:“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纺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第57回。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下同)
闻其言,观其行,人们感到,西门庆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财主兼官僚,作者塑造这一形象是有所指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已经指出,西门庆在书中,写得象个皇帝。[1]

没错,西门庆挥金如土,唯我独尊,的的确确是个“皇帝”。中国历史尤其是正历史,一向以皇帝为主轴,《金瓶梅》以西门庆为主轴,描摹他及其家庭,以此折射社会,这是作者的用意所在。

《金瓶梅》连环画



书中许多情节是围绕西门庆唯我独尊展开的。
西门庆出场时不过是个财主,第34回升为金吾卫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从品秩上讲也只是个五品官员。
古代等级制度森严,低品级官员要拜见高品级官员,绝对不会由尊就卑,但是西门庆却好是例外。
天子门生、新科状元蔡蕴(当朝太师、鲁国公、左丞相、崇政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蔡京的义子),巡抚御史宋乔年(蔡京长子蔡攸妻兄)等显赫官员经过清河,均要拜会西门庆,还要送礼;
工部安主事(宰相安之弟)、管砖厂的黄主事,“为钦差督运皇木”,路经清河,也要专门拜访西门庆,称“道经此处,敢不奉谒”(第51回),何等恭谦,何等惶恐。
朱太尉当钦差巡视东昌地方,山东境内官员闻风而拜,“人马过东平府,进清河县,县官黑压压跪于道旁迎接”,连巡抚、御史都要躬迎,气势显赫、威风凛凛。
尽管如此,可也要在西门庆家接风洗尘,“随路传报,直到西门庆家中门首”。(第65回)大小官员更是必须唯西门庆马首是瞻。
说西门庆是个五品小官,这与他身份极不相称。
诚如王启忠先生所说:“这种状况在礼仪威严、尊卑有序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不正常的,几乎是不应有的,一位堂堂正正的殿前大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到一个小小副千户家‘落座’。”[2] 
确实,等级有别,这正说明西门庆身份的特殊性。




《金瓶梅价值论》


对西门庆的家屋宅院的描写也可以看到皇室后宫的影子。
第27回,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就是注脚。西门庆与潘金莲肆无忌惮地在花园中宣淫,演出一幅春宫图。
这与皇帝行幸,从不回避亲近太监、宫女,习以为常,无所顾忌是异曲同工。
太医是皇室御用大夫,一般官宦人家不可能请太医诊病。而西门庆家则隔三差五邀请太医去府上诊断。
第54回,任医官为李瓶儿问诊,竟“浑身恭敬,满口寒温”,维维诺诺的样子,哪里是为官眷看病,分明就是为皇后、嫔妃把脉,惟恐稍有差池,自己的脑袋搬家。
宫中嫔妃一向是母以子贵,李瓶儿为西门庆生下官哥,地位顿时由卑为尊,西门庆宠爱有加,自然冷落了其他妻妾(嫔妃),
一向以肉体媚术得宠的潘金莲忿忿不平,一语道破天机:“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
吴月娘、孟玉楼等西门庆众妻妾佳人元宵观灯,衣著锦绣,光彩照人,引得游客住足观看,有观众发问:“贵戚皇孙艳妾来此看灯,不然,如何内家妆束?”(第15回)问的好。
古代服饰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什么人什么场合穿什么服饰是不可僭越的。[3]命妇各依丈夫的官秩而定服饰。
众妻妾是皇亲国戚皇妆扮,她们的主子西门庆还不是顺理成章的“皇帝”吗?


明代官员出游图(局部)


又有应伯爵在西门庆家招待小优李铭吃鱼有道:

“你每那里晓得,江南此鱼,一年只过一遭儿,吃到牙缝儿里,剔出来都是香的。好容易!公道说,就是朝廷还没吃哩。不是哥这里,谁家有。”

古代天下最好的物品,一向是要进贡给皇帝的,所谓贡品,鲥鱼有天下第一鲜之美誉,一年不过一遭,地处北方的西门庆家先于朝廷品尝,而且就是这样的稀罕之物品,
西门庆也并不希奇,竟用于赏赐给小厮,何等派头?除了皇帝,谁人有此气派?
西门庆象个皇帝,这已确定无疑。
那么,这个所指是谁?笔者认为这个皇帝便是历史上以荒唐荒淫著称的明武宗朱厚照。

明武宗肖像



二、全方位审视明武宗



通过明史典籍和《金瓶梅》中的文字勘照,可以认证上述观点。
1505年9月19日,朱厚照登上皇位,成为明代的第十个皇帝,年号正德,史称正德皇帝。庙号武宗。
 
荒唐的明武宗   
武宗虽贵为天子,却不拘礼节,喜与臣下混在一起,饮酒作乐,视“君君臣臣”伦常如儿戏。
宫中虽有佳丽三千,却偏偏喜欢换上平民服装在民间寻花问柳。
1519113日,明武宗离开榆林,到太原访问晋王,将他151810月在偏头关遇到的一个歌女接来与他同居,人称“刘娘娘”(“娘娘”通常只用于皇后妃子)。[4]

1517年鞑靼侵边,明武宗率兵迎击,化名总督威武大将军朱寿。
又命礼部加封朱寿为太师,派遣朱寿前往京师和山东巡查,遭到大臣反对,一个皇帝放弃万人只尊,执意要做一个带兵打仗的总督官,让大臣不可理解。
在明武宗的眼里皇帝虽贵为天子,有臣民顶礼膜拜,但是深居内宫,毕竟寂寞无聊,那及总兵官缨枪夹道威风。
疆场厮杀,征尘裹袍,得胜还朝,万人敬仰,岂不更具刺激性?明武宗一向不安分守自己,他认为礼法是人制定出来的,为皇帝、为皇权服务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
1514年正月乾清宫失火,武宗见到竟戏笑说:“好一棚大煌火”。[5]烧掉一个宫殿算什么?博君一笑实难得。

《剑桥中国明代史》


西门庆何尝不荒唐?
西门庆狎李娇儿、李桂姐姑侄女;与仆佣老婆惠莲(来旺媳妇)、贲四嫂(贲四媳妇)、惠元(来爵媳妇)通奸;
又与义子王三官的母亲林太太勾搭;在义弟花子虚在世时候,就与义弟媳妇李瓶儿有苟且之事。
管什么辈份?管什么纲常?西门大官人一人独尊,只要快活,礼义廉耻,全都被踢到一边。
伦常是什么?是社会制定的一种礼制标准,以此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当时社会风尚不以违礼逾制为忤,大家都追求奢侈,无视伦理道德,正德帝身体力行,西门庆亦身体力行。
西门庆风流成性,他的妻妾潘金莲之流,继承他衣钵的女婿陈经济又岂甘落后?在西门庆家中,长幼失序,尊卑混乱。
人伦失序尤其表现在性的乱伦上。
潘金莲不甘寂寞,偷养琴童;女婿陈经济与小丈母潘金莲在西门庆生前多次偷欢,死后更是大胆行奸,又将春梅拉入圈内,三人连坐一床公然宣淫。“
为追求性欲丧失廉耻之羞,忘掉人伦之限,不论纲常门第之规”。[6]这一切都与西门庆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历代帝王录》


荒淫的明武宗
   在历代皇帝中,明武宗的荒淫也是出名的。
为了淫乐建有豹房,内藏美女,日夜作乐。
《明通鉴》记载:“丙戌作豹房,上为群奄蛊惑,乃于西华门别构院御,建筑宫殿而造密室,与两厢勾连栉列,命曰豹房”。
武宗对女人一向巧取豪夺,他看中的女人就非要弄到手。
《明通鉴》曰:

“九月甲戌朔,车驾驻宣府,江彬营镇国府第,悉辇豹房。珍玩女御实其中,上遂忘归。时夜出,见高门大户,即驰入或索其妇女。
富民率厚赂彬,以求免。军士樵苏不继,辄毁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萧然,白昼户闭”。为了自己的消遣,武宗可能闯进有钱人家,掠夺妇女以充后宫,[7]

极其霸道。以致民怨沸腾,良家妇女不敢上街,为恐被武宗掠去。
西门庆与武宗如出一辙,对女人威逼利诱,哄骇诈骗,巧取豪夺。
譬如一面许诺宋惠莲钱物,霸占了她;一面又对她的丈夫来旺设计陷害,最后数顿栲拶遣还原籍徐州。


戴敦邦绘·宋惠莲


对李瓶儿,先是骗取钱财,再是遗弃,当李瓶儿嫁给蒋竹山后,醋意大发,指使两个捣子冲砸药铺,逼李瓶儿就范,娶回李瓶儿却又冷落一旁,导致李瓶儿上吊自杀。
为了霸占潘金莲,害死武大,贿赂官府,发配武松,手段极为狠毒。
据统计与西门庆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有数十人,[8]他还好男风,他的荒淫不比武宗逊色。
西门庆家中的妻妾关系,呈现出“以乱尊卑”的状态,“西门庆对妻妾的宠爱的天平砝码的支撑点有两点:即利欲的获取和性欲的满足”。[9]
潘金莲与王六儿都是以肉体媚术取悦西门庆的。
这点与武宗宠爱女人的出发点是一致:女人只要有情趣,管她结过婚的,怀孕的,他都喜欢。

《金瓶梅》连环画

 
好乐的明武宗  

明武宗总是个不安分守己的皇帝,极好游乐。

武宗继位第二年(即1508年8月)立皇后不久,他就不与皇后住在一起,反而宁愿和他的太监伙伴四处走动,骑马、射箭、角羝和音乐都曾让他高兴一阵,但是不久他就玩腻了,他开始化装离开皇城在民间寻花问柳。

《明通鉴》有曰:

“造作巧伪淫荡,上心系逑,走马放鹰、追逐犬,  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     亵无复礼。日游不足,夜以继日,劳耗精神,亏损志德”。

又有:“庚子,上始微行,夜至教坊观乐”。
又有:“日召教坊乐工人新宅承应,久之,乐工以承应不及,请檄取河南诸府乐户精技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计,群小见幸者趋承。自便,不复入大内矣”。
西门庆亦与武宗一样:家里妻妾玩腻了,他要去行院嫖宿;
妓女玩腻了,又要与官府家眷偷情,他走街逛巷,不断寻找新的刺激,亦念念不忘邀娼妓唱一曲剧目,再与小厮小优赏男风。
第68回,西门庆、应伯爵到丽春院郑爱月儿家中玩耍,唱曲,极其淫乐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明通鉴》


西门庆下了轿,进入客位内。西门庆分付不消吹打,止主鼓乐。……须臾,四个唱《西厢》妓女,多花枝招展、绣带飘飘出来。
与西门庆磕头,一一多问了名姓。……安下乐器,吴银儿也上来,三个粉头,一般儿坐在席傍, 足丽(li)着火盆,合着声音,启朱唇,露皓齿,词出佳人口,唱了套《中吕·粉蝶儿》
“三弄梅花”,端的有分裂石流云之响。唱毕,西门庆向伯爵说:“你落索她姐儿三个唱,你也下来酬他一杯儿。”……西门庆与吴银儿用十二个骰儿抢红,下边四个妓女拿乐器弹唱。
饮过一巡,吴银儿却转过来与温秀才、伯爵抢红,爱月儿却来西门庆席上递酒猜枚。须臾过去,爱月儿近前与西门庆抢红,吴银儿却往下席递李三、黄四酒。

(西门庆与郑爱月去室内行事)

当下伯爵拿大钟斟上暖酒,众人陪西门庆吃。四个妓女拿乐器弹唱。……这西门庆也不坐,陪众人执杯立饮,分付四个妓女:“你再唱个‘有见娇羞’我听”。那韩消愁儿道:“俺每会唱。”于是拿起琵琶来,款放娇声,拿腔唱道。
 
与一群帮闲人物,狎妓喝花酒,唱曲娱乐,酒助淫兴、淫借助劲,放荡无拘,这才是西门庆的酒色一体的本色。


戴敦邦绘·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喜商的明武宗
《明通鉴》记载:

“上令内侍仿设廛肆,身衣估人衣与贸易,持簿握筹,喧嚷不相下。更令作市肆者也。坐当垆妇其中,上至杂出牵衣,蜂拥簇而入,醉宿其处。杨守随前疏所谓亲商贾者为之者以此至是既作豹房,朝夕处其中,称之曰新宅”

武宗还“造皇店酒肆”。[10]
明代,国家和皇室不仅掌握和经营大量土地,即皇庄、宫庄之类,同时也掌握大量店铺,即官店、皇店。[11]
官店自明初即已设立,明代的观点和官田一样,可以由皇帝任意赏赐给皇亲贵族,
或是将某些官店委托亲信太监掌管,正如《宛暑杂记》所记述:“各廊店房类属勋戚家中及中常侍”。
明代的官店到了武宗期间,大多改为皇店。武宗时设置皇店的范围相当广:
东北包括山海关、广宁、辽阳等处,西边则包括大同、宣府,此外,京师九门外,通州张家湾、芦沟桥、河西务、山东临清一带都有皇店。[12]
皇店的设立始于正德八年(1513 ),徐学聚《国朝典纪》云:“八年四月,诏开设皇店”。
皇店的设立出于太监于经的倡议,后经武宗同意实行,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乙酉,“太监于经等得幸豹房,诱上以财利创开各处皇店,榷敛商货”;
至正德十六年(1521),“每岁额进八万(两),皆为己有,创寺置庄,动数十万,暴殄奢侈,乃前此所未有者”。


明代城市商贸图(局部)


皇店大多设在交通要道,“起盖房屋,驾搭桥梁,擅立关隘”,“假之以罔求市利,则名其店曰皇店”。[13]
当时皇店每年尚以“额进八万”或“岁征数万两”的巨额剥削,榷利扰民。另外,“开皇店,放皇债”,用放高利贷的方法“贻害于地方”,获取暴利。
西门庆以经商而暴富,他精于买卖,不仅开生药铺,又陆续开了缎子铺、绸缎铺、当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生意越做越大,
由一个破落户,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成为一个拥有万贯家私的巨商,西门庆致富,一是他的商业经营术,他用的是长途贩运和设店经营,即行商和坐贾兼而有之的方法,直接从产地采购,中间不经过客贩,获利就更可观。[14]
二是西门庆商店具有皇店性质,巧取豪夺,他开设生药铺,独家经营,也不容他人染指,砸蒋竹山药铺就是一例。
贩盐引,低价进货,高价出售。而且,他所购置的货物,一向得到官家的开恩,十税只须交纳一二,逃税漏税,其商品成本大大降低,比一般店家更具竞争力。
三是西门庆通过婚姻等手段,从妻妾手中得到了巨额的陪嫁,家产富有。
四是西门庆具有特殊权势,专横跋扈,与武宗一样,“放吏债”(第7回),谋取暴利。


《明武宗实录校勘记》



崇佛的明武宗  
《万历野获编·释教盛衰》云:“武宗极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
《明通鉴》卷四六亦曰:“上崇信西僧,常袭其衣服,演法内厂,有绰吉我些儿者,出入豹房,有宠,遂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还乌斯藏,请给国师诰命”。
卷四五曰“今乃于西华门豹房之地,建护国佛寺,延请番僧,日与起处”。
卷四六曰“已酉命司设监太监刘允往乌思藏,赉送番贡等物。时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上谓之活佛。上欣然欲一见之,命查永宣间候显入番故事,遣允乘传往迎”。
武宗崇佛,广置佛寺,招番僧入后宫,淫乱秽恶之事无所不为。因此,在正德朝,佛教盛行,市井巷尾纵谈房闱之事,不以为耻。
佛教在《金瓶梅》这颇多反映。
吴晗先生曾指出:“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15]
日本志村良治先生也认为:《金瓶梅》故事情节是“根据恶有恶报这种佛教的因果之理来构筑的”。[16]

《中国小说世界》


佛教思想与意识贯穿全书,第39回、51回、74回、100回的佛教“宣卷”(讲述因果的说唱故事)第57回、88回,进行布施,修筑寺院等情节,无一不反映出佛教的盛行。
不过,周钧韬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金瓶梅》反映的是道教得势,佛教被贬的情节,举例书中佛教和尚受到贬骂,[17]笔者不敢苟同。
书中确有烧夫灵和尚听淫声的章节,对和尚有讥讽,但是更有道士金宗名是同性恋,有鸡奸行为;
碧霞宫道士石伯才是贪财好色之辈,“专一藏奸蓄诈”,“赚诱妇女,任意奸淫”的情节,说明道士比和尚要坏的多。
再者作者骂佛咒道,只是作者的个人好恶,并不一定等同于得势被贬的标志。
《金瓶梅》书中更多的章节和情节是对道教和道士的无情批驳。《金瓶梅》中屡有番僧出现。
西门庆在永福寺见到云游的一个和尚,“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乃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第49回)
永福寺的长老,原来是西印度出身的和尚。(第57回)
李瓶儿出殡更是青睐西门外宝庆寺的赵喇嘛,请来念番经。(第65回)
胡僧、番僧的一再出现,说明西门庆确实是常常与这些外国和尚来往,暗合武宗。
“今乃于西华门豹房之地,建护国寺,延请番僧”。[18]
设佛教为国教,国佛也即武宗之佛,“西门外宝庆寺”,不是可分解为“西门庆宝寺”吗?难道是偶然巧合?
西门庆将胡僧引至家中,盛情款待,求取房中之药,以身试用,与武宗屡将番僧请入后宫,演习房中术,何其相似。

《明经世文编》


三、太监得势权倾一时


《金瓶梅》反映的年代正是太监得势的明代。武宗正德朝,宠幸刘瑾、谷大用,权倾一时,炙手可热。
武宗即位不久,刘瑾就被委以全面负责宫廷娱乐,宫中的舞蹈、角低、乐队等,使年轻的皇帝对国事不感兴趣,他渐渐将国事托付了刘瑾。
正德元年(1506)六月,刘瑾被授予检查监督京师守军的职权。[19]刘瑾权盛之时,内阁大学士都要跪在他的面前办公。
在刘瑾眼中,内阁大学士是皇帝的奴仆,也是大太监的奴仆。
西门庆为金吾卫副千户,宦官刘公公、薛公公前来道贺。

“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子,穿过肩蟒服,缨枪队,喝道而至。
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落后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众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僚掾跟随”。

西门庆先把盏让坐次“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
于是,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


绣像本与词话本


缨枪,在明中叶是一种先进的武器,只有重要兵镇才配备,如蓟镇总兵戚继光。
万历年间首辅、三朝元老张居正,于1578年回江陵办理父亲张文明丧事,坐了32人的大轿,总兵戚继光调枪手护送,才享用了“缨枪夹道”之待遇。
刘公公、薛公公不过是管皇庄、管砖厂木的低级太监,却也如此耀武扬威。
这说明:
(1)众武官尽管“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大摆威风,却仍不及太监“穿过肩蟒服,缨枪队,喝道而至”气派。
(2)众武官对太监的态度也十分恭谦,近乎肉麻,“一个管皇庄和造砖的内使,声势便煊赫到如此,在宴会时座次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20]小太监尚且如此,大太监的威势可想而知。
(3)西门庆一向唯无独尊,天不怕地不怕,见了太监却客气多了,可见太监权势之大。
宦官是皇帝的内当家,宫中大事小事去仰仗他们,他们可以穿越深宫,日夜陪伴君王,因此,他们对皇帝的影响最大。
以致宦官得势时可以左右皇帝。明武宗是靠太监的帮助登上皇位的,他对太监就尤为依靠。
宦官专权,太监招摇过市,在正德朝就不足为奇了。


《吴晗史学论著选集》


四、社会不以贪污为耻


明代的贿赂,贪污现象非常严重。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嘉隆以后,则社会指斥不贪污为无能,明中叶以降,君纲日坏,贪污贿赂屡见不鲜。
武宗正德朝刘瑾、江彬、焦芳彼此勾结,公然纳贿,权害天下。[21]
武宗信任刘瑾,上下交征,竟成贿赂世界,“瑾故急贿,凡入觐见使者,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堪事归,以无金自杀”。
“今天下巡抚入京受敕瑾贿,延绥巡抚刘宇不至,逮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后至,几得罪。既赂乃令试职试事,边将失律,赂入即不问,有反升擢者”。[22]
无钱贿赂者被逼自杀或被逮捕,行贿赂者则可免罪,甚至升官。
贿赂、贪污在《金瓶梅》中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第17回,北俘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失误军机,累及东京十万禁军提督杨戬,被科道官参劾,拿下南军监禁,合同三法司审问。
西门庆亲家陈洪等人亦要发边卫充军。西门庆打点金银珠宝,派人到东京打听消息,走蔡太师门路,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将他的姓名划掉,逃脱了一次劫数。
苗青杀主,托王六儿行贿西门庆。
西门庆贪赃枉法,会同夏提刑只将陈三、翁八问成了强盗杀人斩罪,真正的元凶苗青却逍遥法外。
黄四小舅子杀人,是通过向西门庆行贿,得以逃避法律制裁。
法律是他们交易的筹码,有钱有势就可以左右法律天平的倾斜,为他们肮脏勾当充当保护伞。
宋御史、蔡状元,以及右相李邦彦、太师蔡京,哪个不是纳贿高手,枉法行家。
蔡太师寿诞之日,贪官污吏齐集太师府争先恐后将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孝敬太师,谁的礼厚,谁就能得到太师的垂爱,青云直上,
西门庆就是在这种场合下,成为蔡太师的义子,开始了他更加为所欲为,鱼肉百姓的行为。
1508年,刘瑾开始对任何触犯他的官员科以大量罚款,“连那些普遍被认为很有节操的人也开始贿赂他,以便避免罚款”。[23]
正不压邪、污吏一手遮天,索贿行赂,贪污腐败,已成为正德朝的一种社会风气,侵入了社会的整个肌体。

《明史》



五、衰亡的王朝,没落的家族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纵欲而死,年仅30岁。
明代朱元璋打下的江山,经过明武宗的一番折腾,元气大伤,此后虽然出现了张居正一代名相,又维持了一百多年,明代王朝毕竟已经日暮穷途了。
西门庆也因纵欲而亡,年仅33岁。西门庆死了,辉煌的大厦被抽掉了擎天柱,树倒猢狲散,西门庆家族走向了没落。
孟玉楼、李娇儿改嫁,潘金莲被逐,庞春梅外嫁;狮子街丝锦铺关了,段铺甘伙计、崔本各辞归家;
韩道国席卷货物一走了之,来保欺主背恩,只剩下正室吴月娘带着西门庆遗腹子孝哥,小厮玳安,勉强支撑。
明武宗荒淫的一生,没有留下哲嗣,殁后,皇位由兴献王之子朱厚    (即明世宗嘉靖皇帝)继承。
西门庆放荡一世,嫡亲子官哥被猫吓死,遗腹子孝哥托身佛门,剩下的家业只好由小厮玳安顶替,玳安被吴月娘收为义子,改名西门安,称为西门小官人。
衰亡的王朝,没落的家族,一大一小,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从一个家庭的兴衰,由小喻大,写出了亡国之鉴的社会世情。
《金瓶梅》对现实的不满,对社会的揭露,对皇权的抨击,“表现出‘世纪末’的最荒唐的社会景象。”[24]
自《金瓶梅》以后,传统写法被打破。
自《金瓶梅》以后,皇帝老儿也可批评。

 


本文作者       黄 强  教授









 





[注释]

[1]1983年5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召开《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有人提出了西门庆写得象个皇帝的观点。参阅刘辉:《也谈金瓶梅的成书和“隐喻”——与魏子云先生商榷》。收入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的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长春,1991年7月。

[2][6][9]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91年10月。

[3]参阅黄强:《从服饰看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刊《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转刊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11期。

[4][7][19][23][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469页、457页、442页、4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2年2月。

[5]杨仁宇:《中国历代帝王录》,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1998年4月。

[8]与西门庆发现性关系的女性,有卓二姐、李娇儿、吴月娘、孙雪娥、潘金莲、孟玉楼、李桂姐、李瓶儿、春梅、迎春、郑爱月、林太太、王六儿、宋惠莲、贲四嫂、惠元等。

[10][18][清]夏燮编著:《明通鉴》影印本343页、3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0年10月。

[11]郑克晟:《明代的官店、权贵私店和皇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5年5月。

[12]《明武宗实录》。

[13]《奉敕勘报皇庄及功臣国戚田土疏》,收入[明]陈子龙选辑《明经世文编》卷202,中华书局,北京,1987年3月。

[14]卢兴基:《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金瓶梅主题研究》,收入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济南,1988年1月。

[15][20]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发表于1934年1月出版的《文学季刊》第1卷第1期。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9月。

[16][日]志村良治:《豪商与淫女——金瓶梅的故事》,[日]内田道夫编《中国小说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2年7月。

[17]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91年2月。

[21]《明史·焦芳传·江彬传》。《二十五史》缩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2年8月。

[22]《明史·刘瑾传》,吴晗:《明代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载《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

[24]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原载《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收入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84年2月。



 




 

文章作者单位:江苏理工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第3期。由《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5,第12期收录。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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