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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崇新：当代西方中国文学史中的《金瓶梅》书写（首发）

金学界 金学界 2022-11-26
收录于合集 #传播与域外传播研究 35个



 




【内容提要】本文以美国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德国汉学家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金瓶梅》书写为讨论对象，探讨三部文学史《金瓶梅》书写方式之异同，分析其研究视角与方法，借以透视《金瓶梅》在当今西方世界之影响。



【关键词】 当代西方 中国文学史 《金瓶梅》 书写






 

考察西方人所著中国文学史对《金瓶梅》的书写，可以从一个方面了解《金瓶梅》在西方经典化的历程及其影响度，认识《金瓶梅》研究在西方汉学史上的地位。
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观点代表了大多数西方汉学家对《金瓶梅》的认识：

“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中国小说在质的方面，凭着上述两部名著，足可以同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1]

《金瓶梅》与《红楼梦》并跻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是西方读者与研究者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中国古典小说，
当代西方汉学界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成果也以《金瓶梅》、《红楼梦》为最多，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金瓶梅》在西方世界的影响。
早在十九世纪《金瓶梅》就进入西方文学史家的视野，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ийПавловичВасильев）的《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对《金瓶梅》做了简要概述，认为《金瓶梅》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家庭矛盾和世态现象。
英国汉学家翟里斯(Herbert 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1901）、德国汉学家格鲁伯（Wihelm Grube）的《中国文学史》（1902）皆对《金瓶梅》做了介绍。
陈绶颐(Shou-yi Chen)的《中国文学史述》（1961）评价《金瓶梅》：

“作品以异常迷人与颇具说服力的风格忠实描绘了十六世纪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状况，可以把它当做记录社会历史的著作来阅读。”[2]

赖明(Ming Lai)的《中国文学史》（1964）称《金瓶梅》为“第一部展现人们生活的现实作品，代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3]。
柳无忌(Wu-chi Liu)的《中国文学概论》（1966）称赞《金瓶梅》是中国小说的杰作，将《金瓶梅》置于世界文学之中而衡量其价值，称《金瓶梅》是“第一部社会现实小说，要早于法国同类小说两个多世纪。”[4]
西方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对《金瓶梅》的介绍与评价，推进了《金瓶梅》在西方经典化的过程。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

王丽娜编著


进入21世纪，西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进入新阶段，出现了三部各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史：
美国汉学家梅维恒(VictorH. 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2002），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Owen)、孙康宜（Kang-i Sun Chang）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2010）[5]。
三部文学史编纂体例不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以文学类型为主，兼取年代与主题，第四编为“小说”，《金瓶梅》的撰写者为哈佛大学李惠仪（Wai-yee Li）教授。
顾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十卷本大型文学史，德国汉学家司马涛(Thomas Zimmer)撰写的《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独立成书，专论明清长篇小说，《金瓶梅》为其中一节。
《剑桥中国文学史》为编年体文学史，按时间顺序与历史朝代叙述文学的发展，《金瓶梅》的撰写者是耶鲁大学吕立亭(Tina Lu)教授。
三部文学史编纂体例不同，对《金瓶梅》的叙述方式与评价也呈现差异。
本文重点探讨三部文学史对《金瓶梅》书写方式与价值评判之异同，阐发其中所反映的西方《金瓶梅》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借以透视《金瓶梅》在当今西方世界的影响。
因撰写体例与叙述方式不同，三部文学史对《金瓶梅》的处理方式与叙事视角也存在差别。
司马涛撰写的《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将明清长篇小说按题材类型分类，第五章将艳情小说、爱情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家庭小说等皆纳入一类，名之为“情感世界——联系万物的纽带”，
《金瓶梅》、《红楼梦》与《肉蒲团》等小说被列为同一类别，在《金瓶梅》之前讨论的是《浪史》、《绣榻野史》，《金瓶梅》之后讨论的是《肉蒲团》，作者似乎有意识地将《金瓶梅》与艳情小说相联系相比较。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将小说分为一编，章回小说单独列为一章，下不分节，连贯叙述。
李惠仪比较关注长篇小说的发展进程以及每部小说之间的前后继承关系，《金瓶梅》接着《西游记》，之后连接着《续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意在将《金瓶梅》放在章回小说“史”的节点论述。
《剑桥中国文学史》倡导“文学文化史”的编纂理念，《金瓶梅》被安排在下卷第二章“晚明文化”之第二节“小说与商业精英”部分，与冯梦龙、凌濛初并列叙述，
作者比较关注《金瓶梅》所产生的商业文化、市民文化与书籍文化的时代背景，以及这种文化背景与《金瓶梅》的关联性。
与国内文学史强调《金瓶梅》作为小说经典的重要性、彰显“经典化”的文学史观念不同，
三部西方文学史比较关注《金瓶梅》在文学史中的创新性，有意淡化包括《金瓶梅》、《红楼梦》在内的文学经典的比重，以避免文学史成为经典作家作品的排行榜。




《剑桥文学史》

【美】 孙康宜   宇文所安     主编

刘 倩 / 等译


关于《金瓶梅》的成书、作者、时代、版本等问题，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迄今无定论。
西方学者则很少纠缠于这些问题，自韩南(Patrick D.Hanan)的《金瓶梅》版本与探源研究之后，很少有人专门探讨此类问题，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优劣虽然存在分歧，大多认为词话本是更接近作者的原本。
至于作者问题，除了芮效卫（David Tod Roy）论证作者为汤显祖之外，很少有人去考证作者是谁，他们更关心的是《金瓶梅》的文本意义与价值。
上述三部文学史谈及《金瓶梅》产生的时代、作者与版本，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学术界的共识，即认为《金瓶梅》产生于十六世纪中后期，是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
或许他们觉得与其花费精力做关于作者的无效考证，毋宁探测作者所属的文人阶层，或可对理解文本有所帮助。
司马涛“猜测作者也许是位富家私塾的教师，此人有机会通过自己的教书生涯窥见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情。作者要真是这样一个人，倒是与小说提供的视角比较一致。”[6]
这种猜测最早来源于袁中道的《游居柿录》，司马涛接受的是美国汉学家夏志清(Hsia Chih-ching)的影响。
吕立亭根据《金瓶梅》的早期传播大多与公安三袁的交友圈有关，猜测作者可能是公安三袁社交圈中的精英文人，

“他在这些社交圈中游历，于1596年前不久才开始提笔创作。如果可以确认此人的身份，一定能够发掘出他的不少生平信息。”[7]

李惠仪不愿意在作者问题上多费笔墨，用一句话作了谨慎交代：

“作者用的是兰陵笑笑生这个笔名，真实身份至今未有定论。”[8]

三位撰写者不太关心国内学者关于《金瓶梅》作者的种种具体考证与指认，他们感兴趣的是具备何种身份的文人才会写出像《金瓶梅》这样独树一帜的作品。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美】梅维恒  主编

 马小悟 / 张治 / 刘文楠   译


关于《金瓶梅》的总体评价，三部文学史也有所不同。
吕立亭称赞“《金瓶梅》——还有《红楼梦》，二者无疑都是最伟大的作品——是第一部几乎只以家庭领域为关注重心的小说。”[9]
将《金瓶梅》与《红楼梦》并置为最伟大的小说，开创了家庭题材小说的先河。
司马涛说“事实上《金瓶梅》是一部完全独立创作的艺术巨著。”[10]强调的是《金瓶梅》的独创性与艺术成就。
李惠仪对《金瓶梅》的评价则有所保留，只在讨论《金瓶梅》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时含蓄地说：

“这部小说在二十世纪被誉为现实主义杰作，即缘于在真实可感的物质环境中不懈地营造出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关系。”[11]

三部文学史对《金瓶梅》的评价透露出西方《金瓶梅》研究中的多元价值观。
西方长篇小说一般具有线性结构、主题单一的文体特点与叙述方式，《金瓶梅》则是多种文体混杂、叙述结构繁复，思想内容复杂，
给习惯于西方小说的读者与研究者带来困惑或新奇感，由此也引起研究者对《金瓶梅》文体、叙述结构乃至思想的不同评价。
夏志清基于西方小说的评价标准在《中国古典小说》（1968）中对《金瓶梅》评价甚低，称之为“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12]
“这本小说已经不可思议地沦为一个互无关联的故事的堆积了。”“一部文学作品在结构上表现得如此凌乱，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它会具有思想或哲学上的连贯性。”[13]
夏志清的观点引发了西方汉学界的讨论与争议。
韩南认为《金瓶梅》对其他文学形式与故事的引用，“重要的不是引用本身，而是它的性质和目的”。
“只有当我们探究他们怎样和为什么这样被运用时，它们才会有助于对《金瓶梅》的理解”。[14]
肯定了《金瓶梅》文体内在的一致性与叙述的严密性。
浦安迪则称赞《金瓶梅》是十六世纪中国小说文体的代表，其结构之严密整饰创立了文人长篇小说的普通模式，它大量吸收其他文体与故事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

“作者在挑选、加工和最后改写这些材料，使之成为一部卓越的独创文学作品这一点上所倾注的心血倒是至关重要的。”[15]

这些观点的差异也反映于三部文学史对《金瓶梅》的评述。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美】蒲安迪   著

沈亨寿   译


司马涛不同意夏志清的观点，明确表态：

夏志清指责小说《金瓶梅》结构混乱无序，我们不敢苟同。相反，我们倒觉得作者
对小说的描写有高度的把握，正因为每一个生活琐事的描写对人物塑造起了重要的作用，
使小说达到了有机的统一。夏志清批评这部小说得出结论说，整个小说由于结构方面的
缺陷不具备思想和哲学上的连贯一致。这里，我们倒要实话实说，《金瓶梅》与《西游
记》相仿，是一部“复调”小说，无法简单归于某一种特定的思潮。[16]

司马涛与夏志清针锋相对，认为“在布局方面，《金瓶梅》具备中国早期长篇小说中少见的完整结构。”
不仅结构完整统一，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与象征意义。吕立亭称赞《金瓶梅》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小说对这些文本的引用不像口头传播那样取其大概，而是精确地引用，并且总是以反讽的态度对待它们。”[17]
小说作者将自我意识植入先前的小说之中，通过这种植入非常巧妙地指涉了晚明文学生活的丰富多样性。李惠仪指出《金瓶梅》

“文体水准上的根本提升，陷于插科打诨或狂欢恣肆之中的内容，对套曲、韵文、佛教布道故事（宝卷）、说书人修辞方式及戏剧套路（例如，一个常见角色出场时以诙谐、贬损的打油诗进行自我介绍）自如运用，这些特点使得夏志清称此书的整体风格损害了现实主义。”[18]

李惠仪比较倾向于夏志清的观点，认为《金瓶梅》结构散漫、文体混杂。




《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

顾 彬 主编 / 司马涛 著

顾十渊 /  等译


讨论《金瓶梅》，性描写是绕不过的话题。
比之国内学术界，西方汉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比较通达，他们能够跳出色情、道德、美丑的概念，转而从修辞策略、叙述功能、性别政治、人性欲望等角度探讨《金瓶梅》性描写的意义。
李惠仪从人性欲望与家庭关系视角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称性描写是

“《金瓶梅》开拓的一块新境地。道德说教和对于纵欲的劝惩和批判，在晚期帝国时代的色情文学中是司空见惯的内容，但是唯独《金瓶梅》是将欲望与死亡以最为生动和令人惊怖的画面联系起来。”[19]

《金瓶梅》的性描写揭示的是无节制的欲望、内心的缺失等所导致的人生毁灭与死亡，欲望的商品化侵入西门庆家庭，性爱关联着家庭中的阴谋和权力争夺，成为家庭日常生活描写与人际关系的组成部分。
吕立亭从性与儒家伦理的角度评论《金瓶梅》的性描写，提出性是小说处理儒家伦理的核心，也是社会批判的核心。
小说的性描写不仅偏离了儒家伦理的孝道，也编织了一个罪恶之网，使所有关联之人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人物之间的关系甚至变成了肮脏的乱伦关系，这是对儒道衰微、社会堕落的反讽与批判。
司马涛认为《金瓶梅》的性描写只有片刻的欢娱而缺少柔情与相爱，无法给人愉悦的感受。
作者通过性描写意在强调一旦放弃简朴和节制会造成严重后果，对无止境欲望的追求已经使人步入歧途，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具有警世意义。
他们尝试从不同的视角探讨《金瓶梅》性描写的社会意义与批判功能，从而避免了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作现象性的简单判断。
三部文学史对《金瓶梅》的书写既有共同的话题，也有各自的关注焦点与诠释方法。
司马涛比较关注《金瓶梅》的人物描写，指出《金瓶梅》的中心人物是西门庆与潘金莲，二人之间存在着危险的生死恋关系，组成了一个罪恶的联盟，西门庆家庭的许多罪恶源自于二人的淫欲，决定了西门庆家庭的命运。
但“西门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满脑子邪恶的坏人，在小说中他的形象并不是很坏，没有受到作者的任何嘲讽。表面上看这位主人公还是一个乐天、大度又率真的人，他的乐善好施给人的印象也颇深。”[20]
指出西门庆是一个恶中有善的复杂人物。司马涛认为小说对潘金莲性格的描写有前后相悖之处，前八十回的潘金莲聪明奸猾诡计多端，后二十回的潘金莲则变得头脑简单，并据此猜疑前后文稿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
司马涛还注意到作者对次要人物往往予以毫不留情的嘲讽，但在小说的最后，一些次要人物如春梅、玳安都发生了地位与身份的转变，王六儿与韩捣鬼也改邪归正。
这些信息似乎透露出作者的希望与信念。司马涛称作者对西门庆完全没有嘲讽，将春梅作为次要人物，并不完全符合小说文本的实际。
李惠仪对《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手法更感兴趣。
她认为《金瓶梅》作者对家庭内政与日常生活有着无与伦比的好奇心与热情，体现出作者对日常生活中感官触受细节的迷恋，如性描写、食物、衣饰、建筑、饮宴游戏、笑话、金钱等，
但这种描写多停留于生活表象的细节而没有深入生活内部或人心深处，“根本没有什么余地用以内心描写或所谓‘心理现实主义’（psychologicalrealism）。”[21]
批评这种庸俗化、去浪漫化以及对人类低级活动和动机的专注，是现实主义老套手法，小说中过多的插科打诨与多种文体的混用损害了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
李惠仪对一些学者所称赞的《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方法与风格存在疑问，认为《金瓶梅》的现实主义仅停留于对生活表象的描述，而没有达到“心理现实主义”的深度。
吕立亭则与李惠仪的观点相左，称赞“小说细致详尽地描写这个家庭的实际环境，同时也以前所未有的心理写实主义描写了人物之间的互动，”[22]这正是《金瓶梅》的创新之处。




《金瓶梅》英译本全五册封面

【美】 芮效卫  译


对于《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或曰写实主义手法与风格，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争议，见仁见智，各是其是。
李惠仪与吕立亭的不同观点，是学术界争议在文学史中的反映，呈现出西方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学术开放性与个性自由度。
吕立亭强调《金瓶梅》“最为重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写实笔法与精心结构的情节。”[23]
小说对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命运做了精心设计，叙事情节也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前《水浒传》、《西游记》的人物故事与情节很容易拆解成相对独立的情节段落或节选，
《金瓶梅》则因人物故事与叙事情节的密切关联性，无法进行拆解与节选，整部小说体现出作者严密构思的统一布局与精密结构。
甚至认为《金瓶梅》作者对结构的精心设计完全预料到了晚明批评者的癖好，叙事结构成为晚明批评家关注的重心，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叙事结构的“前见性”。
吕立亭也指出《金瓶梅》作为一部篇幅浩繁、错综复杂的长篇小说，在叙事上也存在一些前后矛盾之处，但紧接着又为其辩护，
认为这些问题与小说写作、传播的方式有关，也与当时与今日读者的阅读期待不同有关，
乃至认为这种“不完整性”是刻意为读者、编者、评点者留下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由此可见其对《金瓶梅》结构艺术之偏爱。
当代西方的《金瓶梅》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突出特点是从西方视角用西方理论研究《金瓶梅》，身处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研究者习惯用西方理论阐释《金瓶梅》，
诸如精神分析、叙事学、新批评、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性别诗学、解构主义、反讽理论、欲望诗学等皆被应用于《金瓶梅》研究，《金瓶梅》成为诸多西方理论的试验场。
西方学者的理论应用给《金瓶梅》研究带来新视角、新成果，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误读与过度诠释。
三部文学史的《金瓶梅》书写，吸收了当代西方《金瓶梅》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反映出西方《金瓶梅》研究的学术传统。
李惠仪对《金瓶梅》结构散漫与现实主义方法的批评，受到夏志清的影响，夏志清批评《金瓶梅》的视角与观念则来自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与新批评的方法。
李惠仪虽然继承了夏志清的观点，但表现出的批评态度与对《金瓶梅》的评价则不乏同情理解之处，比夏志清有所宽容。
吕立亭对《金瓶梅》的评价受浦安迪影响较多，如《金瓶梅》以十回为一段的发展结构、反讽手法、叙事模式所体现的“形象迭见”，以及儒家的“反乌托邦”寓意等，皆可以从浦安迪关于《金瓶梅》的论述中找到来源。
吕立亭与司马涛都肯定了《金瓶梅》以家喻国、家国一体，家国互为镜像的隐喻手法。
吕立亭认为西门庆家庭功能的失调隐喻了万历宫廷的昏乱，西门庆与妻妾之间的关系，影射了皇帝与内阁大臣的关系。
司马涛认为《金瓶梅》对西门庆及其家庭的描写隐喻了身、家、国三者之间的关系，整部小说看作是“一部儒家自我修养理想的反面教材”。
甚至认为西门庆很像虚弱的末代皇帝隋炀帝。
美国汉学家柯丽德著有《<金瓶梅>的修辞》（1986）一书，主要从反讽修辞与家国隐喻方面研究《金瓶梅》的艺术思想，
认为《金瓶梅》隐喻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西门庆家庭与皇朝政治存在对应的暗喻，西门庆象征皇帝，其六位妻妾象征中央六部，西门庆家庭的衰亡象征着国家灭亡。
由此不难看出柯丽德的方法与观点对吕立亭、司马涛的影响。
司马涛作为欧洲汉学家，既继承了欧洲汉学的传统，又大量吸收了美国汉学的研究成果，其以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称《金瓶梅》为“复调小说”的观点与芮效卫一致，
认为《金瓶梅》是儒家自我修养理想的反面教材来自浦安迪，《金瓶梅》以家喻国的观点来自柯丽德，他对夏志清的观点有反驳也有吸收。由此可以看出欧美汉学在《金瓶梅》研究领域的学术互动。




《金瓶梅的修辞》

【美】柯丽德   著


三部文学史论《金瓶梅》，主要吸纳了欧美汉学界的学术资源与成果。
司马涛兼采欧美汉学成果，李惠仪、吕立亭主要吸取了美国或曰英语世界的学术成果。
他们参考最多的是韩南、夏志清、浦安迪、何谷理、芮效卫、柯丽德等人关于《金瓶梅》的著述，这些学者也是当代西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与《金瓶梅》成就突出的汉学家。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学者关于《金瓶梅》研究的丰硕成果没有进入他们的文学史叙述视野，只有李惠仪在谈及《金瓶梅》取材时提到中国学者徐朔方。
这或许因为他们的文学史面向的是西方读者，故以吸纳西方学术成果为主，但撰写中国文学史、讨论中国小说经典而忽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未免让人感到遗憾。




本文作者    魏崇新  教授






注 释

[1]海陶玮《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转引自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第130页，学林出版社1988年。

[2]Shou-yiCh’en.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Introduction,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61, pp. 489.

[3]Ming Lai.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64. p307。

[4]Wu-chiLiu.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34。

[5]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Victor H. Mair, editor.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美】梅维恒主编，马小悟等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新星出版社2016年；Der chinesische Roman der ausgehendenkaiserzeitby Thomas Zimmer 2020 by K.G.Saur Verlag GmbH,München【德】顾彬主编、司马涛著，顾十渊等译《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The Cambridge history ofChinese literature / edited by Kang-i Sun Chang andStephen Owen.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美】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本文依据上述三部文学史的中文译本。

[6]顾彬主编、司马涛著，顾十渊等译《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第32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2。

[7]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13。

[8]梅维恒主编，马小悟等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701页，新星出版社2016。

[9]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0]顾彬主编、司马涛著，顾十渊等译《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第32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2。

[11]梅维恒主编，马小悟等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705页，新星出版社2016。

[12]夏志清著，何欣等译，刘绍铭校订《中国古典小说》，第1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3]夏志清著，何欣等译，刘绍铭校订《中国古典小说》，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4]韩南《金瓶梅探源》，载《韩南中国小说论集》第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参看浦安迪著，沈亨寿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二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6]顾彬主编、司马涛著，顾十渊等译《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第328—32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2。

[17]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2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8]梅维恒主编，马小悟等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705页，新星出版社2016。

[19]梅维恒主编，马小悟等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703页，新星出版社2016。

[20]顾彬主编、司马涛著，顾十渊等译《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第33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2。

[21]梅维恒主编，马小悟等译《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第704页，新星出版社2016。

[22]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23]宇文所安、孙康宜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第13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文章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当代西方中国文学史中的古代小说叙述”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YY19ZZ8026.”。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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